學界拾遺

三、抗戰時期的中央研究院

　　民國時期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是並列於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監察院、考試院五大院的中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從1928年4月23日國民政府任命蔡元培為院長，6月9日正式成立，到“七・七”事變前夕，中央研究院已先後成立了十多個研究所，分設在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抗戰時期，中央研究院跟全國內遷高校和文化機構一樣，顛沛流離，經曆了血與火的考驗。

　　中央研究院的抗戰內遷，是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就以所為建製，化整為零，開始實施的。曆史語言所是中央研究院最大、人數最多的一個所。所長是“五四”時期舉著大旗，帶領北大學生示威遊行的傅斯年。他當時擔任史語所的所長，還兼任北京大學曆史係的教授。在北大舉行的座談會上，傅斯年慷慨陳詞，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引起社會知識分子廣泛思考。隨後史語所開始搬遷的準備。

　　日寇占領東北後，國民政府一麵發布《告全國軍民書》，要國人鎮靜忍耐；一麵將事變經過述諸國聯，請其出麵給予“合理”解決。國聯於1932年1月組成以李頓為首的五人調查組，到中國和日本調查。日本為其占領東北合法化，大肆宣揚“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為了駁斥日本人的謬論，教育國人，增進國際國內對東北的了解，史語所傅斯年聯合方壯猷、徐中舒、肖一山、蔣廷黻等學者撰寫出《東北史綱》，並將主要部分譯成英文，作為澄清事實的主要證據，呈送李頓調查團。材料之功，不可抹煞。

　　隨著日軍侵入關內，進逼平津，有人發起設北平為“文化城”，幻想建立中立區，逃避戰火。傅斯年代表史語所同仁，呈書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總幹事楊杏佛，申明嚴正立場，提醒“應早準備”。同時他領導史語所從北平北海靜心齋搬出，先後遷至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和南京北極閣。

　　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叫囂要在三個月征服中國。緊接著淞滬大戰失利，戰局頓時吃緊。蔣介石發表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四川為抗戰大後方，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中央研究院也抓緊遷移工作，讓這時已經兼代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傅斯年主持其事。傅斯年參加國防參議會，主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西遷事務。他一邊把史語所遷至長沙聖經學院，複遷至昆明；一邊組織中研院首腦機關的遷渝工作。

　　隨著大批難民湧入，中研院遷至重慶，要在城區找一處合適的房子已很困難，於是隻好在相隔並不太遠的曾家岩、學田灣、牛角沱一帶搬來搬去。而先後遷渝的各個研究所，也紛紛移往重慶郊區。先是氣象所遷至北碚，後來動植物所也遷到北碚，再後來物理所、心理所也遷至北碚，醫學所（籌備所）則設在歌樂山龍洞灣上海醫學院內。

　　遷徙到四川南溪李莊的史語所、社會學所和人類學所以及掛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中國營造學社，更是經曆了無數的折磨苦難。盡管如此，中國的學者依然熱愛這片土地。當時美國方麵邀請建築大師梁思成去講學，請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和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從北平、上海、南京拚力救出的全是國寶，裝了600多口大木箱。裏邊有殷墟發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銅器；有故宮明清大庫檔案和南京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書；還有劉半農搜集的中國戲曲、說唱、歌謠等民俗文化資料――達20多萬冊。雲南山高路險，翻車就使文物損失驚人。後來在瀘州交付民生公司水路轉運，不幸失重傾覆，書箱掉入長江。打撈上來的拓本善本已“粘滯成餅”，又迅速“開翻曬幹”，損失慘重，難以估量。

　　抗戰前，重慶學術氣息淡漠輕微，李莊更說不上，隻是長江邊上的一個不名小鎮。中央研究院各所的內遷，給它們，也給中國的文化事業，帶來了生氣。

　　20世紀的上半葉中國史學的四大發現，即安陽殷墟發掘、居延漢簡整理、敦煌石窟發現、明清檔案整理，大都是戰前就開始的工作。遷徙後，雖然現場發掘的機會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有了充裕的時間。

　　1939年，中央研究院讚助國民政府行政院在莫斯科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會”，史語所考古組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部分商代青銅器和長沙出土的漢代漆器輾轉運往，隆重展出，獲得巨大反響。後來，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合作，在彭山、新津、西康、昆明進行人類學調查和考古發掘，獲得大量珍貴文物，引起社會轟動。西部考古的興盛，是抗戰中的奇跡。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李濟、夏鼐、吳金鼎等一大群知識分子，都曾扛著鋤頭，在崇山峻嶺、茫茫戈壁中，尋找過中華民族失落的文明。

　　學者視學術為自己生命，這在中央研究院中不乏其例。1940年，中央研究院決定設立民族學所，想請史語所語言組代理主任、留美博士李方柱執掌。傅斯年勸求多次，李堅辭不就，後來李方柱幹脆衝著傅斯年說：“我認為第一流的人應當做學問，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斯年聽了起身作揖自嘲說道：

　　“謝謝，謝謝，我是三等人才。”後來又有一次，蔣介石讓朱家驊多次催促，要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民族組的留法博士淩純聲，擔任新疆省黨部執委兼研究室主任，受到淩純聲抵製後，朱家驊甚至傳話說總裁要召見，淩純聲麵對逼其就範的封封電報，不僅堅持不從，後來幹脆辭了本職，到大學教書去了。

　　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長蔡元培病逝，國民黨當局下條子想硬性指定繼任院長，受到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央研究評議委員會多數評議員的抵製。評議員們拒不投圈指人的票，最後指定的人僅獲一票。當局的專製鬧劇隻好草草收場。

　　大學者陳寅恪時在史語所，盡管患有眼疾，仍過問居延漢簡的整理和明清大內史料的研究。既指導具體問題，又點撥治學方法。陳寅恪給青年助理研究員陳述寫信說：“曆史研究，資料範圍要盡可能擴大，結論則要盡可能縮小，考證要求合實際，一屋的人穿藍的，也許有一個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類推不宜常用。”

　　由陶孟和任所長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很早就開始了戰時經濟研究，積極為抗戰勝利後談判賠償進行資料準備。青年研究員巫寶山的研究結論是1933年至1936年，中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接近8%。潘嘉林完成《抗戰三年我公私損失初步統計》，韓啟桐寫出《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這是首次使用國際通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抗戰損失寫出的專著，國民政府據此於抗戰勝利後1946年編成《中國責令日本賠償損失之說帖》。

　　抗戰勝利後，中央研究院成立了複員委員會，各將所有還都南京的器物從北碚、昆明、李莊集聚到重慶聚興村，再回到南京、上海，結束了八年的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