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四、羅家倫與中央大學

　　1941年7月7日，重慶沙坪壩鬆林坡“風雨操場”上，中央大學1941年度學生畢業典禮正在舉行。主持典禮的羅家倫校長臉上難掩內心的激動。他深知這一天、這次典禮的非常意義。

　　這是他最後一次校事主持。而這天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盧溝橋事變”四周年紀念日，又是中央大學西遷重慶、艱難辦學的首屆學子畢業。是中央大學有史以來畢業人數最多，涉及學科最廣的一屆。430位畢業同學中，每個院係都有，而且有的係還是第一次有畢業生，有的係（航空工程係、水利工程係）還是抗戰後才開辦的。畢業生中還有7位碩士研究生。

　　饒有深意的是，四年前，這批學生在中央大學遭受日機轟炸最慘烈的時候於南京錄取入校，而四年後，他們站在陪都中央大學“風雨操場”上，日機又剛剛轟炸完畢飛離重慶上空。伴隨著敵人的囂張，學生們完成了自己的學業，這種求學經曆不僅成為個人終身難忘的曆史記憶，而且成為民族抗爭的一頁史詩。

　　空襲警報聲逐漸消去，羅家倫站上講台。他用渾厚的聲音說，我們的這一屆同學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經過了艱難的跋涉，在沙坪壩鬆林坡的校舍裏，完成了大學的學業，獲得了最終的畢業證書。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師生們深知，是羅家倫校長的非凡經曆，促使他具有非凡的眼光，把國難校困的中央大學帶出黑暗的境地。

　　羅家倫是浙江紹興人，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在校時期，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與傅斯年創辦《新潮》雜誌，宣傳自由民主。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羅家倫成為著名學生領袖，並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告示天下：“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羅家倫先後在美、英、德、法的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倫敦大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研讀曆史和哲學，回國後，先後任東南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參議、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教務主任、清華大學校長。1932年9月，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

　　羅家倫曾在他上任後的中央大學全體集會上發表著名演講《中央大學的使命》，闡述了他的治校理念。他說：辦大學不僅是來辦理大學“普通的行政事務”，而且是要“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以達到一個大學對於民族的使命”，“這種使命，……就是為中國建立起有機體的民族文化”，“這種使命應當是中央大學永久的負擔”。

　　羅家倫指出，“一個民族要能自立圖存，必須具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缺乏這種文化，其國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質素”。

　　針對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四分五裂，形同散沙，羅家倫特別對構成民族文化這一“有機體”的“共同性”和“協調性”細加闡發。他說“我們已：臨著生死的歧路口頭”，“唯有努力奮鬥，死裏求生，複興我們的民族”，“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這個共同意識下來努力”，就“必須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這個共同的意識之下，成為互相協調的。”“若是各部分不能協調，則必至散漫無係統，弄到各部分互相衝突，將所有力量抵消”。

　　羅家倫治校，尤重師資建設。他剛掌校事，審時度勢，製定中大“安定、充實、發展”三期方略，即一麵竭力挽留中大原師資，一麵寬以厚遇，各方延聘專家學者來中大任教。當時大學普遍流行教師兼職，羅家倫認為教師治學執教，應“心無二用”，最好是專職為主，“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任”。他多次說：“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因此，他絕不把教學地位拿來作人情，也絕不怕堅持己見而得罪人。羅家倫這唯賢以任的用人做法，使中央大學良師匯聚，局麵大開。到抗戰爆發前，中央大學在羅家倫手中，已發展成國內辦學規模最大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中國為數不多的幾個教育家，其深邃眼光和超群智慧充分表現在抗戰遷校的超前見識和成功運作上麵，張伯苓是一個，羅家倫也算一個。

　　1935年5月，羅家倫親往成都，麵見蔣介石。因急於趕回南京主持中央大學的畢業典禮，便乘蔣介石專機取道重慶久名譽校長飛返，不料因為霧重，不得不在重慶停留，等待天氣好轉，一呆就是兩天半時間。羅家倫利用這六七十個小時，觀察得出：“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之處”，“是戰時設校的一個理想地點”。

　　有了這種觀察和思考，羅家倫回到南京，即令中大總務處趕製大木箱900口，內釘洋鐵皮，做好後存放起來。對於羅家倫的做法，學校開初還有人議論一下，以後便淡忘下來，再也無人過問。殊不知，未雨綢繆，後來戰事突發，中大幾千人大舉西遷，還真得益於這幾百口大木箱。

　　麵對陡然直下的戰局，羅家倫以中央大學校長身份，分別致函四川、重慶地方當局和成、渝有關大學，征詢認購地皮，租用校舍事宜。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接函，立即回複，表示熱烈歡迎，稱重慶大學有“相當地皮可借”，願意“迅速開工，以備應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高顯鑒院長也致函中央大學，願將該院農場提供給中央大學學生作實習試驗之用。

　　當時大批川軍正奉調奔赴前線。盧作孚的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船隊便乘運送川軍空船返渝之機，將中大遷渝之人員及設備，日夜程，滿載西運。航空工程係的一個風筒，是試驗飛機模型所必備的設備，價值20多萬美元，其中一件機器重達7噸，搬卸十分不易。最後員工們千方百計，硬是將它搬上船，運到了重慶。

　　同仇敵愾讓中大師生創造了人間奇跡。他們拆運了三架飛機和所有的設備，書籍和教學實驗所用的家禽牲口也搬遷到重慶。連剩餘的木材、鐵釘也留給南京城防司令部派作修築禦敵工事之用。人們說，抗戰後，“南開”和“中大”都是“雞犬不留”，前者是被日軍炸得“雞犬不留”，而中大則是將東西搬得幹幹淨淨，一點都不留給敵人。

　　四川和重慶的地方政府全力協助，重慶大學重義相扶。將靠近嘉陵江岸鬆林坡一帶120多畝土地全數交給中大使用，還組織了數千民工，不分晝夜，連班施工。工人們就地取材，不棄簡陋，40多天便搭建出30多間可供1000人使用的屋舍，以應上課、食宿之需。當時的報紙報道說：

　　“30多間簡簡單單的中國式房子，分布於鬆林坡的周圍，環校馬路可以直達每座教室、實驗室、寢室，鬆林裏更以縱橫交錯的石板大路相連係。飯廳是他們的禮堂，開會、做紀念周乃至上大課都在那裏。”

　　就這樣，西遷後的中央大學，鬆林坡成了它的校本部，連同又借又購的土地，麵積竟達200多畝。在這裏，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六大學院，開始了“研究學術、哺育英華、佑啟鄉邦、振導社會”的跋涉，真正是“追本溯源，從根打算”了。

　　羅家倫是一位極有思想的導師。全校剛剛安定，他又向師生員工作了《一段慘痛的校史和本大學現在的方針》的演講。他反對那些停辦大學，讓學生專做宣傳，組織民眾學習遊擊戰爭的教育理論。他用校長的權力，“維持正軌的教育與課程”。他指出，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與科學是否發達密切相關，但科學的發達，則不是靠學生的宣傳和呐喊，而是靠廣大師生埋頭於圖書館、實驗室研究和實驗。他說：敵人現在想盡辦法，摧殘和破壞我國的大學，消滅我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們隻有保存我國大學的義務，沒有停辦我國大學的權力。

　　羅家倫不愧是一位雄辯家，他的話語擲地有聲：不管別人的大學怎樣，“中央大學無論如何必須準備一批國家所需要的基本人才”。因為，“現在中國的大學不多了，平津的各大學已不存在，淞滬的各大學已被炸毀，西安臨時聯合大學已不能維持，武漢大學最近也已停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大學尤其值得寶貴。”羅家倫說：“我們正軌的教學必須維持，正軌的課程不可破壞。”

　　羅家倫時時都在激勵學生：一要奪取時間，二要奪取知識，三要奪取技能，四要奪取訓練。他說：“我們現在不要談什麽‘奪取民眾’，我們要奪取時間，奪取知識，奪取技能，奪取訓練。我希望我們在沙坪壩訓練的這支軍隊，能成為民族複興的軍隊。”正是在羅家倫訓練民族複興軍隊的思想指導下，中央大學在極其惡劣的戰時，在輾轉遷徙千裏、校園土地減少的情況下，方方麵麵不僅沒有退步，而且還有進步和發展。

　　抗戰時期，日寇對重慶進行了數年的野蠻轟炸，沙磁文化區更是成了敵人必炸的目標。為了躲避日機轟炸，中央大學在沿嘉陵江的岩石上開鑿了一排排防空洞，可供5000人蔽棲。羅家倫和師生們平時都在房屋裏辦公、學習，一有警報，趕緊鑽洞，敵機一走，馬上出來。房子炸壞了，賡即修複，硬是把八年抗戰挺了過來。

　　隨著教學步入正軌，學生日益增加。

　　中央大學在嘉陵江上遊的柏溪選下了新址，征地近150畝，創辦了柏溪分校。也是用三個月時間，建起學生宿舍、飯堂、廚房、合作社，以後又建成實驗室、教室、圖書館、防空洞。柏溪是一個小地方，不通公路，羅家倫請民生公司在兩校之間的嘉陵江上開設專輪接送師生。遇上大霧，船不能開，有的老師為了不耽誤上課，半夜就得坐滑杆從鬆林坡出發前往。

　　擴大辦學規模，鑄成了戰時教育的輝煌。在戰爭的條件下，輾轉遷徙幾千裏路，借用重慶大學一塊地皮建成的中央大學，又麵臨資金短缺物價飛漲和日機數年狂轟亂炸，其辦學之艱難可想而知。鬆林坡有十幾座教室裏，常年不設課桌，學生座位全是靠手椅。學生寢室密密麻麻擺滿了上下鋪，根本談不上放其他擺設，夏天，蚊蟲叮咬，酷熱難耐，冬天，寒風透骨，學生隻有用麻袋報紙裹緊，抵禦寒氣。戰時夥食也是很差的，能有果腹食物就不錯，早上是稀飯饅頭，中晚餐是“八寶飯”，裏麵的石子、砂子、稗穀，總難撿淨，下飯菜總是蘿卜、白菜、鹽水豆腐湯，半月一次的“牙祭”就是幾塊回鍋肉。能夠到磁器口去吃上豆花飯、牛肉麵已經是學生們很難得的盛宴了。男學生一年四季都是敗色的中山裝或洗得發白的長衫，女生則是舊旗袍，窮學生把補丁縫綴得熨貼合適，也不難看。

　　艱難環境中，師生們都奮力上進，各有所獲。中央大學的各年級學生，都爭著聽校內外著名專家學者的大課、講座，積極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和課外活動。沙磁區連續幾年，而且每周數次，在中大、重大、南開、柏溪分校舉辦各界名流學者的學術演講，吸引了大中學校的許多學生前往聽課。正是這種極其活躍、極其寬鬆的學習環境，使包括中大學生在內的陪都學子，得到了迅速成長的機會。1940年5月，國民政府舉辦大專以上學校的學業競試，中央大學的學生參加所有的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和論文競試，獲得了甲、乙、丙三組團體總分第一名。抗戰期間，中央大學先後培養畢業的數千名學生，後來散布在中國大陸、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為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抗戰時期，國內一大批學養深厚的著名學者教授，都被中大延聘為師。除了教課、研究，他們還辦雜誌、作演講、編教材。這些雜誌成為學術的交流平台，教材成為部頒的大學用書。抗戰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範圍內每個學科推舉一名最傑出的教授，作為部聘“首席教授”。中大的胡小石（中國文學）、樓光來（外國文學）、柳詒徵（曆史學）、孫本文（社會學）、胡煥庸（地理學）、常導直（教育學）、艾偉（教育心理學）、高濟宇（化學）、梁希（林學）、蔡翹（生理學）、徐悲鴻（藝術學）、戴修瓚（法律學）等12人在眾多名教授中被推舉出來，當選為“部聘教授”，占當時全國45名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強，足見中央大學已成為全國的學術研究中心。

　　羅家倫深知學術文化的貢獻才是大學最當著重的任務。

　　他不斷推進中大各院係、各研究所同社會各界以及與盟國如英美等國著名學府之間的交流聯係，以此來提高中大的學術地位，增強師生的榮譽感和凝聚力。他親自身體力行，加強研究，探尋比較北大清華等名校的傳統精神和辦學特色，不斷通過演講、撰文予以推介。他的演講、文章不但中大師生愛聽愛看，而且引起其他高校、社會學人的廣泛關注。人們評說羅家倫的思想，閃耀著“曆史的先見”。

　　羅家倫在中央大學校長任上，雄心勃勃地要把這所中華名校辦成世界著名的一流學府，來抗衡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他最後的一次的校事主持，是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大1941年度學生畢業典禮。這一天是7月7日，意義不同一般。羅家倫的講話一次次激起師生們的掌聲，而大家記憶最深的，是他像雷鳴般驅趕敵機的鏗鏘話語：“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資，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誌！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結果，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