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三章 弗裏德裏希大街的正午

　　除了嘈雜的柏林，世界照常運轉。當然，西德那充滿惡意的競選活動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約翰遜副總統離開那天，也就是8月22日，阿登納總理也在西柏林露麵。很自然，出於禮貌，勃蘭特市長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在職總理。從他們的合影可以看出，兩個人看著不同的方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這位萊茵蘭老人視察勃蘭登堡門旁關閉的邊界時，聽到的是一片噓聲，這片噓聲來自西邊。

　　8月13日發生的事情給阿登納和他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德國重新統一，是總理當政12年來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的；然而邊界封鎖讓他的這個政策徹底破產。通過所謂的霍爾斯坦主義，阿登納一直都在努力孤立東德那個共產主義政權；霍爾斯坦主義確定，西德不與任何承認東德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蘇聯是唯一的例外）。通過堅持西德才是唯一合法的德國以及柏林將是德國的首都，阿登納一直都在讓統一德國這個觀念保持鮮活；他還提出所謂“磁鐵理論”，這個理論說，從長遠來看，東德將被引入更富裕、更有活力、更強大的西德軌道。阿登納通過這個理論向西德人民承諾烏布利希政權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烏布利希、赫魯曉夫決心在柏林采取效果明顯的邊界封鎖行動，而“三大”西方占領國對這個行動的反擊明顯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阿登納和他的部長們失去了最後的遮羞布，感到非常無助。或許就因為這一點，總理的西柏林之旅十分倉促，而且相當不光彩。

　　競選還在繼續進行。阿登納繼續宣揚保守的愛國主義，並鼓吹持續的經濟成就，他的目的是要獲取廣大中產階級的有力支持。因為中產階級從戰後的“經濟奇跡”中獲益良多，而他的政府對經濟奇跡的出現功不可沒。然而這一次，這隻老狐狸並未使用他的慣用伎倆，比如那個臭名昭著、廣受恥笑的“勃蘭特原名弗拉姆”的演說。在哈根的威斯特戈利亞鎮，阿登納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爆發，他把柏林牆描述成“赫魯曉夫為支持社會民主黨的競選故意修建的”。

　　在9月17日舉行的選舉中，勃蘭特未能擊敗阿登納。這位西柏林市長及其支持者們原本希望柏林牆危機超越黨派政治，成為影響國家形象和地位的大事件而幫助社會民主黨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因為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社會民主黨都沒有得到過工人階級的支持。

　　然而，勃蘭特的社會民主黨隻得到4%多一點的選票。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近5%的選票，從而失去了在議會中的多數派地位。最大的贏家是以商業為導向的自由民主黨，獲得了中產階級的大力支持。中產階級見證了老總理政策的破產，因而對全麵的左派傾向心存疑慮，又不願把票投給勃蘭特的“赤色分子”。自由民主黨幾乎獲得全部選票的13%，所以它的決定至關重要。問題是，自由民主黨早前曾宣稱，不願意和阿登納領導的政府聯盟。

　　1961年9月17日以後，西德進入混亂的新舊政府過渡期。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持續了兩個月，最後終於達成一致協議，條件就是85歲的阿登納從政府4年任期中退出，把機會留給年輕人。

　　烏布利希在東柏林悠閑地關注著西德的混亂和西方盟國的局勢，心裏十分滿意。他幾乎心想事成。現在，東德已經牢牢地存在於蘇聯集團之中；邊界局勢一下子就穩定下來，隨之，東德的人口和經濟局勢也穩定下來。他努力建立起來的國家將不可能突然崩塌。

　　然而，這位經驗豐富、狡黠、而且得寸進尺的政客，知道自己不能坐等赫魯曉夫把剩下的東西送到他的手上。照他看來，剩下的東西就是：一份單獨的和平協定，對東德的完全控製，最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掌控進出被圍困的西柏林的權力。

　　9月，兩名英國下院議員參加東德的萊比錫商品交易會。烏布利希邀請他們共進午餐。這位東德領導人發表了長篇大論的演說，顯露了試圖用邊界武力囚禁西柏林人的狼子野心。兩名下院議員關於這次行程的報告被送到英國首相的辦公室：

　　烏布利希稱將在年底之前簽署一份和平協定，而這份和平協定是基於波茨坦協議基礎之上的。該協議簽署後，沒有東德簽證，任何人不得飛越或進入東德國家領土。“不受歡迎的人”將不能獲得簽證。英國歐洲航空公司（BEA）的飛機將不得飛越東德領土，除非有特別協定。他認為滕佩爾豪夫機場並不適合作為柏林的飛機場，如果要繼續使用的話，應該由東德來控製。

　　正是烏布利希這種無所顧忌，導致美國和蘇聯武裝部隊在柏林大街上直接發生衝突，再次將世界推到戰爭邊緣。

　　1961年10月22日，星期天，邊境封鎖已有10周，美國代表團副團長艾倫·萊特納及其夫人乘車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檢查站，車上掛著美國占領軍部隊的牌照。他們計劃去東柏林觀看一個捷克戲劇團的演出，時間是晚上7點15分。

　　過去16年，西方盟國的軍事和民事代表已經習慣隨意往返東西柏林。務實的英國人為安撫東德軍官，會向他們揮舞手中的身份證件（盡管他們不會下車），然而美國人一直都頑固地拒絕出示任何證件。這種常規行動就要受到挑戰了。當萊特納夫婦在東德崗哨前減速後，並沒有揮舞身份證件，於是東德的交通警察把他們攔下來，要求他們出示身份證件。

　　幾天前，一隊級別較低的美國官員經過東德哨崗時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所以萊特納是預先就收到過警告。但他拒絕出示任何證件，如果有誰想要質疑萊特納的身份，必須由合適的占領國代表來做，而不是一個東德警察，因為他根本就不承認東德這個政權。萊特爾要求叫一名蘇聯軍官來解決問題。

　　35分鍾過去了，蘇聯人依然沒有出現。萊特納決定驅車進入東柏林，他駕駛著汽車繞著粗陋的邊境障礙行駛，這是為了防止車輛逃跑而設置的。當他駛入蘇聯占領區40碼左右的時候，被一個東德巡邏隊攔了下來。他坐在車內，被全副武裝的邊界警衛包圍，無法動彈。

　　總統在柏林的私人代表，克雷將軍，這時已經得知消息。作為肯尼迪的私人代表，克雷將軍來柏林已有兩個月了，在此期間，他一直在敦促華盛頓采取更強硬的行動。他還批準美國軍車進行“破除柏林牆”的演練，訓練軍隊以應對新建的邊界被破除的可能性。然而，他隻是一位掛名領導人、號召人。在克雷被派往這座被圍困的城市之前，華盛頓就有很多人為他的激進傾向擔心。他們的擔心即將得到證實。或者似乎是這樣。

　　晚上9點，萊特納已經抵達邊界1小時45分，美國駐柏林軍隊的憲兵司令羅伯特·薩博克命令斯塔茲中尉帶領8名美國憲兵，進入東德境內。

　　帶上刺刀，護衛隊越過白線進入東柏林。他們越過邊界屏障，來到萊特納的車旁，後者還在車裏坐著。他們徒步護送萊特納先生，車緩緩駛過沉默的東德邊境護衛，往東柏林的方向前進了一小段距離，再回到西柏林。

　　然而外交家並沒有打算就此結束這件事情，他讓夫人在西柏林崗哨處下車，自己又開車進入東邊。他被攔住，不過這次，東德交通警察被迫眼睜睜地看著斯塔茲中尉和他的憲兵以及萊特納一起去到萊比錫大街，深入蘇聯占領區200碼，然後返回。幾分鍾之後，一名蘇聯軍官終於出現在東德邊界。羅伯特中校已經向他發了一份官方抗議。10：20左右，萊特爾再次經過邊界，這次沒有受到任何阻攔，他完成在萊比錫大街的巡遊後返回。一些跟在他後麵的西方盟國的民事車輛，也未受到騷擾。

　　萊特納先生沒能去成劇院，但是原則已得到維護（這倒具有一點戲劇性）。他認為自己有權不受檢查地進入東柏林，在美國軍事力量的幫助下，他做到了，雖然他隻待了一小會。為了強化這一點，克雷還派出4輛坦克出現在查理檢查站旁美國這一方。

　　不久，蘇聯通過發言人宣布，萊特納事件的責任在東德一方。

　　事情結束了嗎？不。這是一種擔憂，或許也是蘇聯和東德政府之間不和諧的征兆。第二天，東德通訊社——德意誌通訊社（AND）就代表東德內務部發表聲明：以後，所有身著平民服裝的外國人，通過邊境時都必須向東德官員出示身份證件。

　　對此，克雷將軍並未發表公開聲明，但私下裏給國務卿發了一封言辭激烈的電報，在電報中，他強調了不屈服於東德陰謀的重要性。

　　我相信，（他寫道），東德會在弗裏德裏希大街要求所有由未身著製服的士兵駕駛、掛美國汽車執照的人員出示身份證件，要求所有盟國人員出示身份證件是他們的第一步。隨後必然會取消西方盟國在東柏林的一切特權，隻擁有和其他外國人一樣的權利。

　　也就是說，在進入東柏林的權利上，美國占領軍的軍官隻和一名比利時遊客一樣多，而這完全否定了四個占領國在前德國首都享有特權的理念。

　　克雷表示，“他非常擔心赫魯曉夫會把進出柏林的控製權全權交給東德，這很可能引發戰爭。”這是非常準確的預測，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預測的準確性。然而，和華盛頓的大多數官員不同的是，他認為這並不表明東西方要進行會談，而認為這是“在當前局勢下”拒絕與蘇俄進行談判的原因。隻有蘇聯同意以保持柏林現狀為基礎，會談才能繼續。他提議，隻有這樣，赫魯曉夫才會“被迫攤牌”。

　　克雷希望立即知會蘇聯駐華盛頓大使。與此同時，他說自己不會在同一天（10月24日）考察東德，但覺得在第二天（10月25日）這樣做是很重要的。

　　那麽，還有24小時的時間。將軍不會坐以待斃。10月18日，在美國人進入東柏林遭拒之後，克雷將軍尋求並獲得了新的授權，以便應對可能的共產主義者關閉弗裏德裏希大街檢查站的行為：

　　經白宮批準，倘使東德使用讓人無法接受的證件查驗或者豎立實物屏障關閉在弗裏德裏希大街的入境點，USCOB（美國柏林指揮官）獲得授權采取如下行動：

　　（1）動用2到3輛坦克強行破除障礙，拆除任何阻擋入口的障礙物；

　　（2）坦克完成使命後，應立即撤回，並停靠在附近的西柏林區域。

　　（3）主要指揮官或USCOB應立即致電卡爾斯霍斯特，抗議東德（GDR）的行為，並要求同蘇聯指揮官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目的是確保可以安全通過邊界。

　　媒體聲明將以最快的速度在柏林發布，就盟軍武裝力量摧毀東德非法設立的屏障作出解釋；同時還要向蘇聯指揮官提出抗議；西方盟國要繼續讓蘇聯負責確保盟軍可以無限製地在東柏林自由進出。

　　如果蘇聯拒絕就東德步步為營的行為采取任何措施，那怎麽辦呢？問題的答案仍未揭曉，或許是故意的也未可知。克雷將軍是罕見的意誌高昂的現實主義者，他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

　　然而同時，並不是隻有西方盟國的政治家才覺得柏林局勢如此麻煩、如此危險。在幾百英裏外的東邊，共產主義世界也未能就柏林局勢達成一致意見。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於1961年10月17日在莫斯科召開。來自蘇聯的5000多名代表和80名其他國家共產黨代表出席會議，他們對大會致以敬意，並戒除驕躁之氣。

　　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標誌著赫魯曉夫權力的頂點。經過緊張的施工，國會大樓於幾天前竣工。國會大樓用大理石和玻璃修建而成，而會議就在這巨大建築物內召開。

　　四年前打敗“反黨”集團之後，赫魯曉夫鞏固了在蘇聯的統治；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升空和宇航員的上天，讓蘇俄的威望與日漸增。相對於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再那麽專製，人民擁有更多的生活消費品。在第三世界國家，社會主義正在大步向前。得益於菲德爾·卡斯特羅，蘇聯的影響才擴展到了美國家門口。就在幾個月前，即1961年4月，美國新總統試圖在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挑起反革命活動，但屈辱地失敗了。在大會的開場演說中，赫魯曉夫宣布他的宏韜偉略：要在1980年前“建成共產主義”；並再次向全世界宣布對“國家解放”運動的支持。

　　這位蘇聯領導人躊躇滿誌，但是他也被一些問題困擾，他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毛澤東不讚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過分譴責。赫魯曉夫沒有直接抨擊由外交部長周恩來帶領的中國代表團，而是對中國在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中唯一的夥伴阿爾巴尼亞發難。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由恩維爾·霍查，一個奇怪的領導者。在大會上，赫魯曉夫號召推翻霍查的統治。當時的情況是，赫魯曉夫剛愎自用及其高度專斷的農業政策都存在潛在的問題，他熱衷於種植玉米，並認為農業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

　　此外，還有從未停歇的德國危機。

　　整個世界一直以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將會發表關於德國問題的勝利聲明。8月13日東柏林修建的邊界障礙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完成了。人們普遍認為，現在，蘇聯領導人將在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麵前，就德國問題再次重拳出擊，或許是最後一擊：通過與東德簽署單方和平協議，讓西方最終陷入困境。

　　不過他們都失望了，其中最失望的要數東德第一書記、部長委員會主席烏布利希同誌。在此之前，他幾乎都是心想事成。

　　10月17日，代表大會開幕日。赫魯曉夫宣布，他已經在事實上廢除了對西方的最後通牒。此時，他已不再指望在1961年底前與東德簽訂單邊和平協議。但他否認徹底放棄該目標，還對烏布利希及其政權大加表揚，不過他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楚。

　　第一個將赫魯曉夫同意建立柏林牆的消息通知給烏布利希的是柯維特辛斯基，蘇俄外交部的工作人員，他解釋了蘇聯領導人的看法：

　　從與東德簽署的單邊和平協定來說，柏林牆本身就大張旗鼓地埋葬了簽署單邊和平協議的希望。柏林牆修建之後，與東德簽署和平協議就完全沒有必要了。所有需要解決的問題都已得到了解決。烏布利希將簽署和平協議看做得到國際認可的途徑。對我們而言，國際社會對東德的承認固然重要，但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照我們看來，不管怎樣，東德都會得到承認的，這隻是時間問題。邊界封鎖之後，西方沒有其他選擇，隻能承認東德。事實也確實如此。

　　烏布利希並沒有事事如願。赫魯曉夫幾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遇到的麻煩遠遠沒有他想象的多。西方已經表明，可以忍受分裂的柏林和封閉的東德。赫魯曉夫意識到，過分的要求會與西方發生衝突，並可能引發戰爭。通過在西柏林龐大的特工網絡，赫魯曉夫應該已經知道，克雷已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培訓基地，訓練部隊拆除水泥牆，而且拆除的模型牆與新近修建的邊界牆一致。那麽，為什麽還要去進一步激怒美國人呢？

　　更重要的是，盡管8月13日之後美國一直在同莫斯科進行談判，但美國並沒有作出多大的讓步。針對“烏布利希問題”，肯尼迪最近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

　　如果西方的重要利益被置於東德這個反複無常的政權手裏，那麽這個區域將會……不再太平。烏布利希先生在該問題上的聲明與您的保證，甚至與他自己的保證都不一致。我相信我們雙方都不希望該區域一直處於疑慮、緊張和緊急的狀態，而這將會造成雙方部署更多的軍隊在邊界兩旁。

　　這封信或許在克裏姆林宮產生了反響。赫魯曉夫降低和平協議熱度（並準備將它置於次要地位）的另一個原因是，在3月到10月間，烏布利希所做的一切看起來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將進出西柏林的權力交給東德領導人是非常不明智的。隻要蘇聯保持著維護四個占領國在柏林權力的表象，同時暗地裏在各方麵支持東德政權，就能把握最終的控製權。否則，莫斯科就得聽從瓦爾特·烏布利希的意願，並且必須由他來製定政策。

　　10月22日的邊界事件發生時，烏布利希本人已在莫斯科待了一個多星期了。艾倫·萊特納在查理檢查站被滯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烏布利希是否應該對此負責我們無從知曉。然而，不論是誰，在弗裏德裏希大街過境點命令萊特納出示身份證件，並且在這位美國外交官要求傳喚蘇聯軍官之時加以拒絕的那個人一定知道，自己正在醞釀一場危機。他一定認為自己在按領導的意誌行事。

　　盡管烏布利希在莫斯科的寓所裏一直同東柏林保持聯係，但並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他采取過任何舉措來廢除那個決定。隨後德意誌通訊社（AND）發表聲明，對於身穿平民服裝而試圖進入東柏林的盟軍人員，東德當局將會繼續嚴查；而這進一步證明他們的計劃是受到了最高階層授權的。

　　10月25日，星期三，克雷決定再次“測試”東德。上午9：25分，一個美國民事官員駕著一輛掛著美國軍用車牌的小車經過檢查站。東德人要求他出示身份證件，他嚴詞拒絕了，而他要求見的蘇聯軍官也沒有出現。一名美國軍官現身，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一小時內東德人不允許該官員通過，他們就會用武力打開一個通道。

　　10點左右，附近出現了美國坦克。不一會，10輛坦克就轟隆隆開上了弗裏德裏希大街。坦克停在離檢查站五六十米遠的地方，沒有關掉引擎。蘇聯人的報告中提到，開在最前方的兩輛坦克，前端裝著推土機推土鏟。檢查站附近還有數輛吉普車和4輛滿載全副武裝的美國大兵的裝甲輸送車。

　　時鍾指向12點50分，事情發生已經三個半小時了，5輛吉普車出現，每輛吉普車上都有4個全副武裝的美國人。如同前一個星期天晚上護送萊特納一樣，吉普車護送著小車進入東柏林。他們再次將小車護送到約200碼遠的地方，然後回到美國占領區的安全地帶。與此同時，兩架美國空軍直升機在該區域上空盤旋。

　　當天下午2點鍾，坦克撤離弗裏德裏希大街，但是美國在柏林所有的軍事力量都處於全麵警戒狀態。在裏希特菲爾德營房，坦克在練兵場上排開。裝甲部隊被派往德萊林登的高速公路檢查站。裝甲運兵車出現在靠近邊界的提爾公園。

　　幾分鍾內，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和高尼夫元帥就知道了一切，而高尼夫元帥此時正在莫斯科參加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他立即命令蘇聯軍官駐守查理檢查站對麵的弗裏德裏希大街的過境點。蘇軍指揮官索洛維耶夫上校，被指示接待他的美國對手。

　　指揮官之間的會麵未能緩解危險的局勢，索洛維耶夫無法再次以“誤會”為借口敷衍了事。由於公眾的關注度越來越高，蘇聯再也無法否定東德的行為讓它顏麵盡失。於是，索洛維耶夫采取迂回政策，一方麵抱怨美國人的頑固，另一方麵又指出身著製服的盟軍人員就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10月22日發生在檢查站的事件被描述為“極明顯的武裝挑釁行為”。

　　10月25日下午，更多的美國民用車輛被護送進入東柏林，並在東柏林稍微轉悠一下才回到西柏林。東德人竭盡所能地讓事情變得更棘手，有一次他們甚至讓一輛車開出公路的邊界，而那時一輛美國民事車輛及其武裝護送隊——一輛載滿士兵的吉普車和兩名手持刺刀步行的美國步兵——剛剛完成其東柏林的短暫巡遊，正慢悠悠地返回檢查站。其中一名步兵護衛威脅要向迎麵而來的車輛的擋風玻璃開火，這才避免一場蓄意釀造的交通事故，從而也避免了東德以此為借口限製美國司機在東柏林的活動。

　　夜幕降臨，東德人用明亮的探照燈照射西方觀察員，讓他們無法看清東邊的情況。美國人在自己的坦克上安裝大功率的探照燈反擊。10萬燭光亮度的光束足以讓東德交通警察們頭暈目眩，他們被迫轉身離去，並撤到他們的護衛小屋。不久，他們就熄滅了自己的探照燈。

　　當天晚上，事態進一步升級，出現一批沒有任何標識的坦克，它們朝著菩提樹大道的方向駛去。坦克駛進一個被轟炸損毀的區域，那裏曾是普魯士王儲的宮殿。第二天早晨，一名會說俄語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人員，以外交官的身份作為掩護，奉命前往查看局勢。他朝其中一輛停著的坦克走去，當一名士兵從旋轉炮塔下鑽出來時，他用德語問他到卡爾斯霍斯特怎麽走，這名士兵茫然地望著他。當美國人又用俄語問了一遍時，他被報以友善的微笑，並被告知了詳細的方向信息。

　　查理檢查站幾百碼開外的地方，共停著33輛蘇聯坦克。10月26日一整天，這些坦克都停在那兒。

　　這是蘇聯裝甲車輛多年來首次出現在東柏林的限製區域。即使是在8月13日邊界封鎖的時候，蘇聯的裝甲車也隻是停在後麵掠陣，而讓東德國家人民軍（NVA）出現在柏林城內的潛在前線。現在10輛40噸重的美國坦克和5輛裝甲運兵車聚集在弗裏德裏希大街，整裝待發。此時，英國也決定表明態度。據美聯社報道，他們在勃蘭登堡門附近部署了3輛反坦克大炮，瞄準蘇聯坦克停靠的區域。

　　局勢真的變得危急。

　　下午3點，美國人決定再次對邊界進行“測試”。坦克朝邊界的方向開去，3輛坦克正好壓在邊界線上，大炮對著東柏林。隨後，一位美國平民開著一輛藍色的德國產福特陶奴斯牌汽車繞過路障，那是東德人用來減慢車速的。他繼續朝東柏林前行，但一會兒就被攔了下來，並被要求出示身份證件，他拒絕了。他在汽車裏待了會兒。隨後，美軍憲兵司令薩博克上校再次出現。他穿過邊界哨崗，從東德邊界警察身邊走過，一頭鑽進福特汽車。

　　“我們離開這兒”薩博克告訴司機。司機調轉車頭，但是還未等他們回到邊界線就又被攔了下來。此時，這一帶已經擠滿了成百上千名看熱鬧的市民。這兒發生的鬧劇成了當地人和國際媒體最感興趣的娛樂節目。薩博克把頭伸出車外，要求叫一名蘇聯軍官來，東德交通警察上尉告訴他這要由他的上級來決定。

　　“你這是拒絕”羅伯特抗議道，他指著馬達轟鳴的美軍坦克說：“告訴你的頭兒，我們開過來了。”

　　3輛載滿身穿防彈衣、手持刺刀的士兵的吉普車，護送著福特陶奴斯汽車進入東柏林。當他們抵達最後一道屏障並順利通過後，吉普車便離去了。載著司機和會說俄語的憲兵司令的手下，這輛福特車繞東柏林巡遊了5分鍾左右，隨後返回檢查站。在要到達檢查站時，東德人再次攔住他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美國人再次拒絕。

　　“這簡直是世上最無禮的國際挑釁！”一名東德軍官咆哮道。

　　“你可真是貴人多忘事”憲兵司令的手下說道，“你們並沒有得到我們的承認，上帝從沒允許我們那樣做！”

　　隨後司機用事先計劃好的方式閃爍車頭燈，吉普車旋即衝上前，護送汽車返回西柏林。與此同時，一輛從東柏林方向來的滿載英國員工的小車正經過哨崗。他們揮舞著手中的身份證件，被允許通過。這看起來就像一出鬧劇，盡管可能是致命的鬧劇。

　　就像一位年長的柏林人在《紐約時報》上說的那樣：“在8月13日他們分裂這個城市的時候以及把你們的過境點減少到一個的時候，你們都沒有行動起來，現在你們還在堅持什麽呢？”

　　蘇聯決定不再讓美國人繼續這種欺淩。第二天清晨，即10月27日，在美國人再次以同樣的方式進入東柏林之後，蘇聯派出10輛坦克。高尼夫元帥已同赫魯曉夫進行了對話，這位領導人告訴總司令可以針尖對麥芒地部署同樣數量的坦克到邊界，但是不能開火。

　　赫魯曉夫再次展示了令人奇怪的衝動與精於算計的混合，既進行了挑釁，又把握了尺度。他還在忙著那場重大的國際會議，並在會上再次對斯大林進行公開譴責。而這次譴責直接導致斯大林的遺體被遷出1953年與列寧合葬的陵墓，盡管當時會議還沒有結束。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繼續譴責引起了中國、阿爾巴尼亞和其他守舊組織和個人的不滿。

　　為了向東西方的敵人展示自己的力量，赫魯曉夫下令繼續進行核試驗。會議第一周裏，10月23日，一個重達3000萬噸級的炸彈被引爆；10月30日，會議接近尾聲時，一枚更重的核試驗炸彈從新地島上空7英裏多的高空投入冰封的巴倫支海。爆炸產生的巨大閃光能在700英裏外的地方看到，騰起的蘑菇雲升到50英裏的大氣中。盡管冷酷地展示其摧毀世界的力量，冷酷地分裂柏林，赫魯曉夫與西方對決中所謂的失敗還是一個幕後問題。而大會還未結束，中國代表團就離開了。北京譴責赫魯曉夫“複辟資本主義”，盡管中蘇分裂多年之後才完全公開，但在1961年10月就已成為事實。

　　因為正在實行改革和反斯大林的路線，赫魯曉夫無法在像柏林這樣的重要外交事務上示弱。所以，他采取了強硬手段，命令高尼夫以武力對抗武力。雙方都派出了10輛坦克，隔著邊界對峙。美軍坦克的引擎聲不絕於耳，其中裝備有推土機推土鏟的坦克尤為醒目。美軍直升機不停地掠過檢查站上空，並在東柏林上空進行巡視飛行，全然不顧東德和蘇聯的抗議。

　　克雷獲悉那些坦克確實是蘇聯人的坦克，於是立刻就有了宣傳優勢。“事實就是，蘇聯坦克出現在現場了。”他在達勒姆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稱，“這表明，弗裏德裏希大街上的騷擾事件不是自封的東德政府自己所為，而是經過其蘇聯主人授意的。”

　　當時以及之後多年，克雷的觀點，即蘇聯人發動查理檢查站對抗是為了羞辱美國，得到了廣泛的讚同。然而，根據後來幾十年的情況以及逐漸解密的文件資料顯示，實際情況很可能不是那樣。再一次，赫魯曉夫發現自己受到烏布利希反西方立場的脅迫，還有點過頭。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將裝甲部隊引入東柏林並不代表衝突升級，而是想從東德手裏收回危機控製權。

　　對峙持續了16個小時，盡管那天晚上“很冷，天還下著毛毛細雨。”那是冷戰期間美軍和蘇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離對峙，雙方都全副武裝，如果任何一方輕舉妄動，便會引發戰爭。正如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非常謹慎地向中央委員會指出，此次危機並不僅僅局限於當地。全世界，美國和西方盟國的戰鬥機和戰艦都處於全麵備戰狀態。在查理檢查站的對抗期間，北海部署了4艘核潛艇，潛艇上裝備有北極星導彈；馬利諾夫斯基提醒自己的同誌們，每艘潛艇上都有16枚原子彈瞄準蘇聯境內的目標。

　　誰會先退步呢？

　　不是烏布利希。此時，烏布利希還在莫斯科，他通過自己最信任的擁戴者、德國統一社會黨成員赫爾曼·馬特恩向東柏林政治局發出一係列措辭嚴厲的電報。10月27日，當所有的坦克都部署到位的時候，他告訴馬特恩要低調處理西方三大國和蘇聯之間的實際對抗，目的是穩定東德國內的消費。美國軍事長官沃森將軍的抗議和索洛維耶夫上校的回應並沒有出現在東德的媒體上。媒體保持著克製，沒有以“誇張的方式”抨擊西方，因為正在醞釀其他措施；在此關鍵時刻，烏布利希不希望進行不必要的挑釁。然而，“要求三個西方占領國文職人員出示身份證件的命令必須嚴格執行。”也就是說，不向美國人屈服。

　　史塔西部長米爾克接到命令，要在3天之內組建一道寬度與整個弗裏德裏希大街一致的鋼鐵屏障，並在接到命令的時候立刻安裝此鋼鐵屏障。

　　索洛維耶夫上校（包括烏布利希）曾明確地向西方國家宣稱，邊界控製是德國人民警察的義務。他對挑釁性地進入東德的行為表示抗議，他已經宣布了對抗措施。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召見了美國大使湯普森，向他傳達了一份內容相同的聲明。

　　實際上，盡管事情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烏布利希不知道的私下一些不同的事情已經準備就緒。

　　據克雷說，那天晚上他與肯尼迪通話時，總統問他是否有些緊張。

　　“緊張？不，我們在這裏一點都不緊張。”克雷還記得當時的回答，“如果有人感到緊張的話，總統先生，那應該是在華盛頓的人。”

　　國務院的一些膽小鬼和國會中的自由派人士曾經強烈反對任命克雷為美軍駐柏林指揮官，而且仍在繼續批評克雷在柏林牆事務上的邊緣政策。克雷將軍對他們的諷刺並沒有讓總統生氣。

　　在與柏林通電話的整個過程中，肯尼迪都把腳搭在辦公桌上。“很好”，他對克雷說，“這裏可能有很多人感到緊張，但我沒有。”

　　總統無憂無慮的原因很簡單，他幾乎已經肯定地知道緩解緊張局勢的行為正在進行中。肯尼迪總統的哥哥羅伯特與格奧爾基·波沙科夫私交甚好；後者是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風度翩翩的新聞參讚，他可以通過非官方渠道與莫斯科的最高領袖聯係。實際上，波沙科夫是蘇聯軍事情報處（GRU）的上校，他在大使館的工作隻是掩護，而美國人也很清楚這一點。10月27日的坦克對抗事件讓形勢一觸即發，之後不久，羅伯特·肯尼迪就與其朋友波沙科夫取得了聯係。幾個小時後，美國總統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之間就開始來回傳遞信息。

　　因為相關材料仍未解密，我們無從知道這些材料的具體內容。我們知道的是，第二天早上10：30，赫魯曉夫跟倉促返回柏林的高尼夫元帥通話。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錄顯示，高尼夫告訴他查理檢查站的局勢依然沒有變化。他告訴蘇聯最高領導人，沒有人撤離，然而雙方坦克機組的成員偶爾會鑽出坦克，四處走動，以便驅寒。

　　“高尼夫同誌，”赫魯曉夫說，“我認為你最好命令我們的坦克掉頭，撤出邊界。不要讓他們開得太遠，隻要離開對方的視線。把坦克部署在支路吧。”他補充說，“美國人讓自己陷入窘境。我確定他們正尋找出路。那就給他們一個台階下吧。我們撤出坦克，他們也會跟著撤出的。”

　　後來發生的事情確實如此。蘇聯坦克撤離後20分鍾或半小時，剛好是確認最高指示所需的時間，美國人的坦克撤退了。

　　在回憶錄中，赫魯曉夫說這個決定是突然而至的靈感。他決定撤退，是因為直覺告訴他，美國人也會照做。實際上，在10月8日至27日期間，肯尼迪總統通過羅伯特·肯尼迪與波沙科夫之間的聯係已經給出了這個建議，而且，白宮還許諾將緩和柏林的邊界通關問題。現在，赫魯曉夫不用再擔心麵子問題，他知道一旦蘇方撤出坦克，另一方也必定會作出回應。

　　在10月27日和28日美蘇坦克對峙期間，倫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盡力避免因為進出東柏林的權利問題引發戰爭。

　　一段時間以來，英國文職人員進入東柏林的時候，會按要求出示身份證件，因此，倫敦對美國的同情極其有限。而且，英國認為最近發生的事情應歸咎於法國。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一名助理做的備忘錄證實，“法國人曾被抓住攜帶非盟軍人員跨越邊界，盡管這些人乘坐的是官方汽車。”

　　看過華盛頓大使館發回的關於弗裏德裏希大街的報告後，首相在報告的邊上塗寫了一些評論。“外交部打算如何處理此事？”麥克米倫問道，“這非常危險，”他想知道英國還會與“這種幼稚的胡鬧”攪在一起多久。

　　倫敦很少有人認為應該采取強硬路線。10月27日，外交部長在一篇文章中稱他“與臘斯克快要達成共識”；臘斯克不希望出示證件的問題上升為顯示國家實力的問題。“他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建議，盡量在不失顏麵的情況下與莫斯科達成妥協。”美國國內認為克雷是主要的問題。外交部長建議麥克米倫：“問題是美國大兵似乎不願意就範。我會發一封加急電報，敦促執行該特別命令。你也可以跟總統說說。”

　　英國的實用主義（或軟弱）在緩和危機方麵是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們無從知曉。唐寧街總喜歡高估自己對白宮的影響。

　　查理檢查站事件的處理，赤裸裸地暴露了超級大國間的關係。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都不希望因為誰在柏林的街道上向誰出示證件就引發戰爭。唯一覺得這個事情特別重要的就是瓦爾特·烏布利希。因為作為一個衛星國的領導人，特別像他這樣的東德鐵腕人物，在這樣的緊張時刻，很害怕自己被忽略，不過事實確實如此。雙方於1961年10月28日上午撤回自己的坦克，毫無疑問，柏林危機宣告結束。

　　次日，星期天，肯尼迪總統和往常一樣去做彌撒，然後飛往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出席一個官方會議。

　　赫魯曉夫繼續參加蘇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兩天後這個會議才結束。

　　通過電報，烏布利希繼續向他在東柏林的同誌們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講，斥責他們沒有在主要的地方，如勃蘭登堡門和波茨坦廣場設置反坦克措施，並命令他們立即在所有過境點修建坦克陷阱，尤其是弗裏德裏希大街，阻止“占領國”的坦克強行進入東柏林。

　　烏布利希離開莫斯科之前，曾向赫魯曉夫抱怨他沒有宣布與東德簽署單邊和平協議。“我不認為延遲簽署和平協議會導致東德經濟惡化”這位蘇聯領導人急躁地回應道，“我們又在舊話重提了”。

　　而對於波蘭的共產主義領導人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赫魯曉夫明白地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想法：

　　不會有戰爭，但是同東德簽署和平協議會使局勢惡化……盡管不會有戰爭，我們也不應該惡化局勢。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遊戲。我們無所畏懼，但是我們不希望戰爭。

　　雖然真正危險的國際對抗已經結束，赫魯曉夫仍然在繼續他的“遊戲”。在之後的兩個半月，駐守德國的蘇聯軍隊一直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直到1962年1月11日這種警戒狀態才解除。12月發生了一些針對美國官員的細小的挑釁行為，然而西方並未因此被激怒，很快，這些小風暴就煙消雲散了。2月，在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上演了一幕精心設計的貓捉老鼠的空中遊戲，但這隻是空拳練習而已。

　　赫魯曉夫想要告訴所有人，包括烏布利希和中國，雖然他放棄了與東德簽署和平協議，但他並沒有讓步。讓柏林問題“重上日程”很容易，而且他會一直這麽做。然而，他已經把注意力轉向了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古巴。弗裏德裏希大街事件一年之後，古巴發生了一次更危險的對抗，再次把人類推向核毀滅的邊緣。

　　查理檢查站事件的結束，讓英國人大大地鬆了口氣。不過他們仍擔心美國人慣有的挑釁態度，也許會再次引發對抗。

　　11月1日呈交給麥克米倫的一份報告表述了這樣的擔憂，因為西德人、法國人以及美國國內的一小撮力量的影響，肯尼迪也許會“認為當前的緊張局勢可以繼續安全地進行下去”，報告中還談到“意外戰爭”的風險，而這應該歸咎於“克雷將軍在柏林的老鷹捉小雞遊戲”。首相的私人秘書P·F·德·朱略塔，鬱悶地評論：“恐怕沒有人知道美國人會做什麽”。

　　實際上，10月28日美國和蘇聯兩方幾乎同時撤回各自坦克的行為，對東西方來說，表示他們已象征性地承認了8月13日以來的現狀。從那天起，美國人不再讓他們的文職人員強行進入東柏林，東德或蘇聯也不再試圖封鎖入口，危機結束了。

　　新的調查揭露了弗裏德裏希大街危機背後更多的秘密，現在有一種強烈的猜疑，赫魯曉夫於1961年10月頂著壓力放棄單邊和平協議意味著國際緊張局勢的緩解，但同時還意味著德國和柏林將不得不吞下加固的柏林牆帶來的苦果。

　　這並不意味著東方“勝利了”。西方盟國在西柏林的繼續存在，以及從陸路和空中進出西柏林的權利都得到認可。東德得到的酬勞就是圍牆。在赫魯曉夫放棄和平協議的計劃之前，莫斯科和東柏林都把柏林牆看做是一個臨時舉措：僅限於帶刺鐵絲網，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僅是簡單的水泥屏障。畢竟，一旦和平協議簽署，東德就不會再控製東德與西柏林及西德之間的往來活動，那麽柏林牆就完全沒有必要了。這一直是烏布利希的夢想，當然也是赫魯曉夫的夢想。

　　長久以來，柏林牆都是東方宣傳的死穴。隻要它存在一天，它就會向世人宣告一個簡單卻是毀滅性的聲明：蘇聯和東德在柏林與資本主義者麵對麵的競爭中，失敗了。赫魯曉夫和他的繼任者都不得不帶著這種永恒的無聲譴責生活下去，直到某位蘇聯領導人再也無法或不願忍受為止，但這是半輩子後的事情了。

　　這樣說起來，柏林牆不是始於1961年8月13日，那時才剛搭建起鐵絲網；它是始於10月17日。那時，赫魯曉夫放棄了一個協定，這個協定會使波茨坦協議無效，同時還會迫使西方盟軍撤離西柏林，並將整座城市的控製權交給他的附屬國東德。

　　1962年初，東德人開始建造那個恐怖的、精巧的防禦工事，而這比簡易的焦渣石水泥牆要牢固得多，這個東西，不隻是一個“牆”字就能完全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