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二章 圍牆遊戲

　　邊界封鎖兩天後，一名年輕的士兵來到東部邊界報到。這位名叫哈根·科赫的新人剛滿21歲，剛結婚，二等兵，服役於東德國家人民軍（NVA）。

　　科赫出生在策普斯特，一個曆史悠久的圖林根城鎮。他19歲就加入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完成技術繪圖的學徒生涯後，迫於強勁對手和嚴酷雇主的壓力，自願加入東德軍隊。由於政治立場堅定，哈根·科赫進入了柏林精銳部隊，即所謂的“費尼克斯·德熱直斯基近衛團”——史塔西軍事機構。因為他的製圖技術，哈根·科赫被分配到製圖部。

　　科赫在柏林的服役為他帶來一位妻子，他對共產主義製度的熱愛也與日俱增。他還對那些居住在東柏林卻到西柏林工作的同齡人心懷怨恨，雖然他們有的是兼職，有的在周末工作。在西柏林，這些人每小時能賺5馬克，而按照黑市5：1的匯率，他們每個小時可以有25東德馬克的收入。這樣，隻用工作一下午，這些“邊界跨越者”就能賺到100東德馬克，剛好是一個二等兵一周的薪金。“邊界跨越者”四處炫耀他們的財富，穿著最新潮的西方服飾，嘲笑科赫這樣的年輕人，因為後者隻能靠微薄的工資生活。

　　因此，8月13日邊界封鎖的時候，二等兵科赫充滿熱情地支持這一決定。“措施”將最終解決那些小子們帶來的混亂。照科赫看來，邊界跨越者很卑鄙，因為他們在補貼優厚的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卻在人吃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作。科赫的這種心理可以說是公正，也可以稱為妒忌。

　　1961年8月12日至13日，科赫難得休一次周末大假。星期天早上，他和新婚妻子看到最初在邊界出現的騷亂，意識到有事發生。科赫被召回軍隊，但直到8月15日才被授予一項工作。這項工作將會使他聞名遐邇，或者說名聲顯赫。這都取決於你的觀點。

　　星期二黎明時分，年輕的二等兵被傳喚到指揮官麵前，他被派去邊界報到。負責邊界封鎖的人員正在進行最初的視察。科赫的任務就是陪同這些人，並“在地形圖上記錄邊界防禦工事的擴展現狀”。

　　科赫得到一雙新靴子，因為他將要走很長的路；從北部的潘科區——舍恩霍茨一直到遙遠的東南部的艾爾特格裏恩尼克，全程大約有50公裏，而大部分時候他都必須步行。最難走的是貝瑙爾大街這樣的地方；這裏，建築物在東德領土上，而車道和人行道卻在西柏林。但是科赫不屈不撓，在隨身攜帶的折疊式桌子上辛苦地繪圖。調查團進展順利，有時候，小段距離還可以乘坐吉普車。到下午的早些時候，他們已經走了20公裏。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科赫陪同的上級領導如走馬燈一般地變換；而年輕認真的二等兵，帶著工具、繪圖材料和折疊桌，貫穿了整個活動的始終。

　　下午3點鍾左右，繪圖小組到達柏林的舊城中心。

　　西莫大街通往著名的過境站——“查理檢查站”，而此刻，帶刺鐵絲網已經沿著西莫大街鋪設好了。星期天以來，查理檢查站隻允許外國人通過。調查團從波茨坦廣場出發，穿越莫爾街（字麵意思是“城牆街”，因18世紀的海關城牆而得名）；他們到達查理檢查站的時候，正好見到西柏林龐大而嘈雜的示威活動。科赫的上司，史塔西的高級官員，對西部的“挑釁”極為生氣。必須得采取行動。

　　很快，科赫就接到了新任務。一名官員告訴他，對於“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一定要凸顯他們邪惡力量的局限性。於是這名21歲的年輕人，提著一罐白色油漆，拿著畫筆，找到了確切的邊界線，正好把東柏林的米特區與西柏林克羅茲堡區隔開。

　　科赫從西莫大街和弗裏德裏希大街拐角處的藥店開始，不理會西柏林人的吼叫和噓聲，在邊界上忙碌著。他埋頭工作，劃出一條精準的白線，向“帝國主義者”表明東柏林開始的地方。然後他很伶俐地退回繪圖工作組。

　　在那個漫長的夏日快要結束的時候，二等兵哈根·科赫的任務也快要完成了，他雙腳疼得鑽心，而那條他於1961年8月15日在查理檢查站處繪製的“白線”將會舉世聞名。

　　幾分鍾後，在北部兩公裏的地方，另外一名東德的邊界守衛也正在行使他的職責。下士康拉德·舒曼站在東柏林的貝瑙爾大街和魯平大街拐角處，麵對一群起哄的西柏林人。貝瑙爾大街的部分區域已鋪設了水泥板，擋住了逃跑的路線；然而此時此刻，麵對西部的“敵人”，這個德國統一社會黨稚嫩、不開心的大男孩發現，沒有什麽比自己麵前這道3英尺高的帶刺鐵絲網更難對付。

　　舒曼是一名19歲的薩克森人，剛從軍士（NCO）培訓學校畢業，即被征入精銳部隊“戰備警察”，是自願調往柏林的4000名鄉下人之一。幾天前，他的部隊剛剛抵達柏林，他就非常震驚地發現他們竟然受到東柏林人的猜疑。舒曼一直都很困惑不安，邊界封鎖和即將發生的事情讓他心神不寧。

　　後來，舒曼說：“人們一直在詛咒我們”。

　　我們覺得自己隻是在盡忠職守，然而卻受到各方的指責。西柏林人對我們吼叫，而東柏林的遊行示威者們也朝我們咆哮。我們夾在中間……對於一名年輕人來說，這是很可怕的。

　　舒曼的不安顯而易見。這名年輕的東德軍士靠牆而立，肩膀上掛著自動手槍。他不停地吸煙，偶爾朝西柏林抗議者們看過去，他們大多和自己同齡。那些人能看出他臉上的疑慮和遲疑。其中一些人停止了對他的咒罵，開始鼓勵他放棄。“過來！”他們喊著。

　　來自漢堡的彼得·雷賓是一名沒有任何經驗的攝影記者，比舒曼大一歲，來柏林還不到24小時，當時也在現場觀望。

　　“我看了他一個多小時”，雷賓回憶說。“我有一種感覺，他快要跳過來了。那是一種直覺。”

　　來自西邊的慫恿聲越來越大。一輛西柏林警車開過來停住，引擎還在轉動，這時後門開了，有人高喊著：“過來！過來！”

　　舒曼突然扔掉手裏的香煙，跑向鐵絲網，到達邊界屏障的時候，他扔掉手裏沉重的武器，躍入西方。

　　雷賓按下快門，拍下了那張舉世聞名的照片。諷刺性在於，他使用的相機是東德產的埃克薩克塔牌照相機，是它永恒地鑄就了這不同尋常的一刻。戴著頭盔，穿著長筒靴的舒曼，在跳過帶刺鐵絲網的那一刻被鏡頭捕捉到了，他年輕的臉龐全神貫注，他的這一躍象征著這道人造和非人性化的藩籬被跨越。今天，當我們再看這張照片時，依然會為東西柏林間曾經存在的藩籬而啞然。

　　“在漢堡的賽馬活動上，我學會了如何拍攝這樣的照片，”雷賓解釋說。“你得在馬越過柵欄跳離地麵之時就按快門，這樣就能在它跨越欄杆時拍下它。那時他就是這樣跑過來的，我按下快門，就拍出了這張照片。”

　　這是一張值得自豪一生的照片，卻拍攝於一個年輕攝影記者職業生涯的初期。更不尋常的是，他的相機沒有電動驅動裝置。這是雷賓惟一一次拍攝這樣的照片的機會。

　　幾個小時內，這張照片就出現在德國《圖片報》的頭版。很快它就出現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報紙上，至今仍然是裏程碑式的照片。

　　雷賓還拍過一張舒曼的照片，盡管這張照片不那麽出名，但更具表現力。那是年輕的舒曼在西柏林剛下警車的情景。沒有戴頭盔，衣領也解開了，立刻舒曼看起來就成了一個有點惶惑的鄉鎮年輕人。他有點惶恐，同時也為自己的莽撞和突然進入一個自己還不太明白的世界而感到震驚。

　　這兩個形象讓世界看到兩種東德年輕士兵。一個是堅決服從命令的二等兵科赫，“劃出了曆史性的界線”；而另一個則是不情願的反叛者，下士舒曼，他跨越界線“躍向自由”的一跳將被永恒地記住。

　　不管是在那個時候還是後來，舒曼都說他不會朝任何人開槍，而去西方他就可以避免這種道德上的兩難境地。西方審問者們非常吃驚地發現，從心理的角度來說，東德人民警察根本就沒有做好準備。舒曼是第一個“叛逃者”，但絕對不是最後一個。在邊界封鎖的最初36個小時內，就有超過9名邊界守衛叛逃到西方，有的是跳過鐵絲網，有的是從底下鑽過去，還有一個是爬過工廠的圍牆。

　　處於“風口浪尖”的士兵難免遭遇這類事情的困擾，相比之下，科赫卻根本不用擔心這些事情。他是屬於有特權的“密室”階層，整個下午都在不停地往前走，有時乘船，有時步行，有時乘吉普車，一直朝著最南端的邊界盡頭進發。他最想做的就是讓他長滿水泡的雙腳休息一會。他穿著漂亮（但是很緊）的新鞋，走了那麽長的路，所以雙腳長滿水泡。而那個下午，迷茫的舒曼正在調整適應自己在西方的雙重名聲。

　　科赫參與的視察之旅隻是為了明確邊界，目的是建造永久的建築，是所謂的“軍事工程措施的範圍”。

　　8月18日，星期五，淩晨1點30分，6輛卡車起重機抵達波茨坦廣場，柏林皮卡迪利廣場，以及布蘭登堡門以南的哥倫布圓環廣場。從卡車起重機上卸下幾十塊水泥板，它們會被用於檢查站控製交通。大約40分鍾後，來了一隊消防車、混凝土攪拌車和泥水匠“施工隊”。在東德人民警察的監督下，他們開始建造橫跨整個廣場的屏障。5點過後，天剛亮，他們就撤走了，留下一堵混凝土牆，牆的頂端蓋著兩排陰模塊，總共5英尺多高，上麵還有金屬條，可以用來穿帶刺的鐵絲網。在某一處，這道“牆”（從現在起，正式使用這個詞語合法了）離波茨坦廣場的地鐵站入口隻有幾英寸，而後者是西柏林為數不多的地鐵站之一。西柏林警察和清早上班的人看到這道牆後都目瞪口呆。

　　當然，波茨坦廣場之下的大地鐵站已經關閉，雖然地鐵仍通過該站，但從來不停。這條路線從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東柏林，然後再返回西部。乘客們注意到地鐵站台上站著全副武裝的交通警察，看不到市民。另外一條從西往東的跨區地鐵線路，也會經過波茨坦廣場，如今這條線路的東部被截斷，而奧托·格羅提渥大街則成了它的起點。這條線的終點是在西柏林的格萊斯德賴克。相比以前跨越邊界時，或者說在1945年前，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邊界時，這條路線縮短了幾百米。

　　這樣一來，老柏林的生命線就被切斷了。哈根·科赫劃下的白線，一名狂熱共產主義軍官的反抗標識，像外科手術中的一道示意標誌。它向世界昭示，這個大城市的神經網絡已被分割、切斷和封鎖，而這個神經網絡承載了這個城市的汽車和火車交通以及下水道和電話線。

　　柏林是一個由鋼鐵、石頭和磚木建成的都市。從表麵上看，它沒有生命，所以不會流血或感到痛苦。但是柏林人是鮮活的，他們會感到極大的痛苦。

　　波茨坦廣場的牆出現後的第二天，肯尼迪總統的高級代表到達西柏林。

　　48小時之前，副總統約翰遜還坐在華盛頓的一家餐廳裏，痛苦地抱怨著自己即將去往一個陌生的政治環境。然而現在，1961年8月19日下午，這個嚴厲的得克薩斯人搭乘空軍的洛克希德星座飛機，抵達滕佩爾豪夫機場，開始準備玩一個遊戲。在這個遊戲中，他需要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保護者和勸誡者、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搖旗呐喊者和外交官。

　　副總統和克雷將軍首先乘坐波音707飛越大西洋。同行的有國務院高級官員，包括查爾斯·波倫、和國務院德國部的要人（包括弗蘭克·卡什和卡爾·莫特納），以及約翰遜的新聞助理喬治·裏迪以及美國新聞署的傑伊·吉爾德納。此外，還有一些年輕女士，是約翰遜堅持招來做速記的，還有一個媒體團隊，而瑪格麗特·希金斯也在其中。“柏林黑手黨”陣容強大地出場了。

　　在旅途中，平時非常低調的克雷將軍講述了他在柏林封鎖時期“打敗”斯大林的故事，強調他們與蘇俄的對抗將會是多麽地艱難，就像多年以前柏林封鎖時期一樣。如果1948年，杜魯門總統允許他派遣一支裝甲車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柏林的話，那柏林封鎖時期的空運就完全沒有必要了。實際上，他們或許還很可能通過討價還價避免朝鮮戰爭。克雷將軍說，如果他是總統的話，會馬上命令拆掉柏林牆。然而，正如“找茬”波倫在1948年堅決反對因為柏林而發動戰爭一樣，這一次，在波音707的機艙內，他說，克雷將軍的建議聽起來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好辦法。國際局勢風雲變幻……

　　非同尋常的是，約翰遜在這次旅途中居然大多數時候都在傾聽。

　　他們並沒有直接飛往柏林。考慮到禮儀問題，以及20世紀60年代飛行技術的限製，他們在波恩/科隆機場中途停留，然後再去柏林。在科隆機場，他們受到美國大使道林先生和西德外交部長海因裏希·馮·布倫塔諾博士的接待。他們一同前往波恩，一個樸實無華的大學城。自從1949年以來，西德政府的首都就在波恩。他們將與阿登納總理共進午餐，同時還會討論一些事務。

　　從8月13日開始，阿登納就已經焦頭爛額了。不要說乘飛機去柏林，單單是自己的分內之事和選舉演講就已經讓這位總理大人疲於應付。一些民眾質疑他為什麽不在緊要關頭去柏林。相比之下，自8月13日以來，勃蘭特在電視和媒體上的曝光率特別高。邊界封鎖一周之後，助手終於說服阿登納，說他對柏林問題表現得太鬆懈，而這很可能會影響他獲得的選票數量。

　　阿登納現在意識到，應該搭乘副總統的飛機前往柏林，這次政治行動，將保證他比西柏林市長獲得更多的選票，盡管後者的曝光率要高得多。當然，以阿登納的身份，他不適宜直接提出要求，因此他的助理就飛往柏林一事與美國大使館進行接觸。

　　華盛頓早就討論了這一請求的可能性，而答案早就決定了。那就是“不行”。如果答應的話，就會冒著袒護競選中某一方的風險。在西德以前的競選活動中，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曾表明支持阿登納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從而惡化了其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關係。肯尼迪總統可不願再犯這樣低級的外交錯誤。

　　午餐快要結束的時候，“找茬”波倫詳細地說出了這個壞消息，但是他是通過西德外交部長布倫塔諾之口轉達的。阿登納以他慣常的平靜姿態接受了美國人的拒絕，但他並沒有急於讓約翰遜離開。對於阿登納和約翰遜之間的“計劃外的午餐後交談”，克雷不得不進行幹涉，其借口就是“有許多柏林人在等著我們”。

　　按計劃，副總統和克雷將軍的飛機會在滕佩爾豪夫機場降落。滕佩爾豪夫機場位於美國占領區，靠近舍恩貝格市政廳的市長辦公室，而且也與曾經英勇的空投行動有密切的聯係。然而，滕佩爾豪夫機場的跑道過短，載著他們飛越大西洋的707客機無法在滕佩爾豪夫機場降落。因此，從波恩到柏林的短短行程內，美國一行被分成兩組。重要人士乘坐渦輪螺槳洛克希德星座飛機飛往滕佩爾豪夫機場，其他官員則再次登上波音707，而波音707將會在泰格爾機場降落。泰格爾機場位於法國占領區，在柏林的北部，距離市中心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事實證明，約翰遜和克雷將軍的到來非常振奮人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相當有趣。迎接這兩位要人有21響禮炮，同時，還奏響了兩國的國歌。接待的團隊中有市長勃蘭特和他的高級副官，然而，讓人吃驚的是，接待的團隊中居然還有阿登納的代表、外交部長布倫塔諾。在總理的堅決命令下，他也飛到柏林，而且趕在美國人之前到達。為了不讓勃蘭特和他的社會民主黨同伴們把所有的選票都拉走，布倫塔諾火速地趕到停機坪，並及時加入了迎接約翰遜和克雷將軍的團隊。

　　然而真正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的是，歡迎他們的還有大量的柏林人，在那個8月的下午，他們自發地前來迎接美國人。西柏林人暫時忽略了環繞他們這個半城的帶刺鐵絲網和全副武裝的東德人民警察，聚集在從波茨坦廣場到舍恩貝格市政廳的道路兩旁，歡迎美國人的車隊。

　　勃蘭特和約翰遜並排坐在美國軍事代表團的一輛敞篷卡迪拉克豪華轎車裏，克雷將軍和其他人跟隨其後，前麵還有摩托車警衛開道。前往波茨坦廣場參觀新修建的混凝土圍牆，原本隻需要五六分鍾，卻被延擱到20分鍾。在擁堵的人群中，護衛的車隊不得不屢次停下來。街上至少有80萬西柏林人，或許可能有100萬。他們歡呼著、歌唱著，高喊美國貴賓的名字。他們拋擲了無數的鮮花。

　　長著鷹鉤鼻的克雷將軍早在空投時期就已經聞名，而現在則被人群捧上了天。他比約翰遜更堅決地承諾會對共產主義的威脅進行成功的抵製。“克雷萬歲！克雷萬歲！”柏林人充滿敬畏的高呼著。當車隊在街道上行進時，人們瘋狂地朝克雷將軍乘坐的豪華轎車扔鮮花，甚至還有一束火紅的玫瑰，投擲玫瑰的人太用力，以至於將軍的臉都被玫瑰的刺劃傷。人們爭相去握克雷將軍伸出窗外的手，以至於坐在一旁的美國駐柏林指揮官埃爾伯特·沃森將軍堅持要求克雷將軍把手抽回車內。

　　對於約翰遜來說，外國人並不是他關心的事情，然而，他還是認定這些人是他應該認真對待的外國人。他不顧安全警衛人員的建議，毅然地下了車。當時他們的車隊移動得非常緩慢。下車之後，他就恢複了老練的政治家的本來麵目，和人群中的人擁抱、握手，親吻遞到麵前來的嬰兒的臉蛋，甚至還拍了拍一隻狗。當然，副總統知道一切都被拍攝下來了，幾個小時，膠片送回美國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會出現在早晨的電視新聞中。“競選活動已經開始了”，勃蘭特的媒體助理埃貢·巴爾苦笑著說。

　　美國人沒能到達波茨坦廣場。約翰遜命令取消此項參觀。一切都比原定計劃滯後，或許他的直覺告訴他，在邊界線上，兩種相互敵對的體製之間的直接對抗可能並沒有多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依照總統需要的方式平定這樣的局勢。

　　就這樣，當貴賓車隊抵達舍恩貝格市政廳那棟以灰泥粉刷的建築物時，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擠在市政廳前麵的廣場以及周圍的街道上。對於這些人來說，美國人來得太晚。發表演說，祈求自由。然而，即使懂英語的柏林人有時也很難聽懂副總統的德克薩斯口音，即使如此，人群還是在歡呼，直到大家都聲嘶力竭。

　　市政廳內，約翰遜向西柏林議會致辭。同普通柏林市民一樣，市議會的成員們也因為這兩名位高權重的美國貴賓的到來而欣喜萬分。約翰遜演講時，掌聲不斷。副總統的演講詞或許經過了瓦爾特·羅斯托的潤色，然而對柏林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的到來，並且是與著名的克雷將軍一道。他們的到來說明美國人是在乎的。或者也許，挑剔地說，美國人從沒有不在乎。

　　隨後，海因裏希·馮·布倫塔諾代表波恩政府發表講話。他的言辭略顯尖酸（和誇張），聲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德國之外，所有國家的人”都有完全的自決權。但還好，德國即將進行大選。維利·勃蘭特最後一個發表演說。由於他的反納粹經曆，他有資格告訴來賓“我們絕不屈從於新獨裁的支配，不管這種獨裁統治把自己點綴成什麽顏色”。

　　之後是盛大的宴會。每個人都很晚才上床。客人們並沒有都睡在他們認為自己應該睡的床上。據說，曆任羅斯福總統、杜魯門總統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助理的大使波倫就發現自己居然沒能就寢於大使道林位於達雷姆綠樹成蔭的府邸內，而他本來是被分配到這裏住宿的；現在，這個府邸被副總統約翰遜的高級秘書占了。

　　早晨的時候，波倫返回大使道林的府邸，重新加入副總統的陣營。副總統剛剛吃過早餐，燕麥片和甜瓜。隨後，勃蘭特來了，來進行私人會麵。務實的談話開始了，一切進入正題。

　　約翰遜和波倫的首要任務就是把肯尼迪總統的回信交給市長。很明顯，聲名顯赫的政治拳擊手約翰遜，就此機會給了勃蘭特重重的一擊。返回華盛頓後，約翰遜的報告上隻提到市長“受到了懲戒”：

　　他對自己貿然給總統寫信深感歉意，並且對信件內容未經許可就在西德國內公之於眾的做法感到悔恨，但據他說這封信的泄露並不是他的責任。我說，作為盟國，給美國總統寫批判信並讓他受到公眾的質疑，這並不能為我們的事業增添什麽光輝。隨後，我重申自己來柏林並不是想要為過去的事情進行爭論，而是想同他一起合計如何進行平靜的合作。

　　勃蘭特市長很快就回應了這種策略，我明顯感覺到他對自己行為的悔恨，除了重要的一點；他似乎很確信，盡管信件漏洞百出，但至少使美國政策離開了死亡地帶。

　　我告訴勃蘭特市長，雖然對他信中的觀點無法苟同，但華盛頓政府還是對他信中所有的觀點進行了仔細而且切身的考慮，美國的政策已經在總統的回信中清楚而坦誠地進行了陳述。市長對這種坦誠表示感謝。

　　約翰遜的攻擊可能比官方報告中所描述的要激烈得多。在與國務卿臘斯克共進晚餐之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給倫敦送了一份急件。信中講到，臘斯克在晚餐中證實：

　　副總統言辭激烈地訓斥了維利·勃蘭特，責備他對東德行為的反應過於衝動，不顧後果地公開一些不切實際的提議，還有對西方盟國進行毫無理由的指責。勃蘭特十分尷尬，幾乎不願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勃蘭特的確不應該為信件內容的泄露負責。這種輕率的行為很可能就是阿登納的策略。但勃蘭特也是對的，正是這封引起麻煩的信促使肯尼迪作出了更有力的承諾，否則總統不會下決心那樣做。單單從這一點來看，勃蘭特冒險把信寄給總統也許是對的，也理應承擔其後果。

　　後來勃蘭特承認肯尼迪的回信是“撕開帷幕，露出了空曠的舞台。”多年以後，勃蘭特才得以表達自己對美國問題的參悟，邊界屏障變成邊界牆對於柏林人和西德人來說意味著一切，而對於西方超級大國來說，其資源和風險遍及世界各地，柏林當然重要，但隻是許多實際的或潛在的火藥桶中的一個。

　　其時，承受巨大壓力的西柏林市長要參加競選，還要保護他的人民。對有恩於他和他的這個城市的美國恩將仇報（從某些方麵來看，確實如此）毫無意義，而且，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西柏林會不堪一擊。勃蘭特不得不苦笑著接受西方盟國強加給他的一切，而且，如果必要的話，還要表示自己的悔恨之意，以免惹他們不高興。在那個緊張的早晨，在達雷姆的大使府邸之內，他正是這麽做的。

　　幸運的是，形勢有了好轉。公眾自然不知道表麵背後的緊張局勢。當地人在查理檢查站美國守衛的崗哨上釘了一個牌子，上書：“肯尼迪·約翰孫（原文如此）·克雷/三人都很棒。”副總統的訪問是一次巨大的宣傳成功。讓美國第二有權勢的人與富有傳奇色彩的克雷將軍一起來柏林，簡直就是天才之舉。此舉還強調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無論克雷有著怎樣的威望，如何受歡迎，市民依然是最終的主人。

　　然而，副總統是個閑不住的人。與勃蘭特會晤結束後，他便急於繼續自己的事情。今天，在其官方職責內，約翰遜有兩件事要做：首先，敦促更多柏林人參與夏洛特堡的住房建造和馬林菲爾德難民營建造；其次，迎接美軍的增援部隊。按照計劃，這些援軍會在那天早晨的晚些時候到達。他們會通過110英裏的高速公路，從西德抵達柏林。他們到達的時間無法確定。實際上，還有一個細心卻讓人泄氣的猜疑，如果蘇聯決定封鎖公路的話，這支援軍也許根本就到達不了。

　　不管怎樣，副總統的車隊還是於星期天早晨11點出發，朝夏洛特堡前行，每個人看起來都士氣高漲。在西柏林中心的道路上，到處都擠滿了柏林人。他把6英尺3英寸的身軀折進西柏林政府的敞篷奔馳車中，前麵開著一輛攝像卡車，記錄他的整個行程，約翰遜對此如魚得水。他向西柏林人微笑、招手，因為他的個性特點和他的使命都促使他這麽做。

　　好像是為了考驗緊張的安全護衛人員，副總統多次停下車子，走到圍觀的人群中，像一位友善的偉人。今天，他的身後還跟了一名提著包的助手。約翰遜一邊伸出巨靈之掌與熱情如火的人群握手，一邊把另一隻手伸向身後的袋子，抓出一大把禮物，圓珠筆和卡片如瀑布一樣地傾瀉到人群之中。這些卡片可以讓他們前往美國參議院的訪問區，上麵蓋有副總統印章和複寫簽名，它們立刻就被沸騰的人群一搶而空。

　　這是西柏林人希望看到的：偉岸而麵帶微笑的德克薩斯人，強大而紀律嚴明的軍隊正沿著高速公路，朝著備受威脅的城市趕來。

　　第八步兵師的先頭部隊，共1500人，已於淩晨4：00離開曼海姆附近的駐軍基地。領導這支部隊的是上校格洛弗·約翰斯。他和副總統一樣，也是德克薩斯人。蘇軍前一天就收到了第七集團軍指揮官布魯斯·克拉克將軍的通知，這支部隊將要調動到柏林。蘇軍沒有給予任何答複。赫爾姆施泰特和柏林之間的高速公路上出現了一些非正式巡邏隊，包括軍事代表團的馮·帕維爾上校也參與了巡邏，但並沒有在高速公路上發現蘇軍。然而，誰也不知道蘇俄人捋起袖子準備幹什麽。

　　軍隊的轉移聲勢浩大。電視工作者們拍下了部隊出發的情景，縱隊朝著蘇聯占領區——東德的邊界方向行進，那裏離東北區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縱隊裏有拖車、燃料、彈藥車、步槍和直徑105毫米的榴彈炮組，表明這不僅僅是和平時期柏林守備部隊的普通增援。開始時，一切都很順利，然而5分鍾後，一輛軍車陷入了爛泥之中，阻延了整個部隊的行進。

　　在他們到達赫爾姆斯泰特時，部隊又遲到了3分鍾，這意味著部隊比原計劃晚了8分鍾，但他們已預計了一些時間在內，在破曉的晨光中，他們看到德國市民的車隊正接受蘇聯邊界部隊的檢查。這一次，沒有看到大隊紅軍出現的跡象，也沒有出現裝甲車等類似的東西，也沒有發現共產主義者封鎖柏林高速公路的跡象。

　　約翰斯上校以前從未到過柏林，憲兵隊警官盧斯少校被任命為他的向導和顧問。早上6：30時，美國縱隊的先頭部隊轟隆隆地開進了無人區，並停了下來。這個先頭部隊由276名士兵、60輛卡車和拖車組成，有些車子上裝滿烈性炸藥。當約翰斯看到蘇俄人朝車隊走來並清點卡車內士兵數量的時候，感到非常吃驚。他並不知道這是例行公事。盧斯對這種情況很熟悉，並讓他鎮定下來。

　　實際上，按照規定，蘇聯邊界人員可以檢查美國的軍事車輛，但不能爬到車上去。而且，一旦穿過蘇聯防線，美國軍隊的士兵就不能下車。這意味著，如果要清點美軍人數，必須在卡車外麵進行。約翰斯上校很快意識到，如果以平均每分鍾一輛卡車的速度計算，那麽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完成清點先頭部隊的工作，而清點整個縱隊200輛車裏的人數，則需要3個小時。

　　約翰斯建議讓車上所有的人都下來，以便在卡車外清點人數。蘇俄人似乎有些不解，但最終還是同意了。然而清點的結果與蘇軍持有的美國軍隊遷移命令中的數字不符，人數太少了。當然，因為隻清點了縱隊先頭部隊的人數。先頭部隊的衛兵隻得往東德方向再行進幾百碼，讓縱隊的其餘部分穿過檢查站，並沿著高速公路列於車旁。人數的清點工作又開始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清點結果還是與蘇軍持有的數字不符。約翰斯建議所有人排成一列，以便清點，而蘇聯人並未采納該建議。他們又清點了一遍，人數還是對不上……

　　約翰斯又累又氣，再也不管蘇俄人的否定。他堅持讓所有人從卡車上下來，在高速公路上列成一隊，總共1500人左右。然後，約翰斯拽著蘇軍檢查站的軍官，逐個清點，每數到10到15個人，就回頭問蘇俄人：對不對，而這名紅軍官員會用俄文確認人數。

　　後來，他們奇跡般地達成了一個相同的數字。然而這個數字比蘇俄人掌握的清單多出了一個。世界的安全——或至少是上校的理智懸於一線，這時有人輕聲指出，在提供人數的時候，約翰斯沒有把自己計算在內，而今天早上計數的時候，他卻把自己計算在內了，正如他的俄國對手所做的那樣。

　　約翰斯的部隊終於得以沿高速公路繼續朝柏林方向進發了。在後來的行程中，再也沒出現任何阻礙，除了蘇軍的噴氣式飛機有時會俯衝下來查看情況。一架飛機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從炸彈艙門中伸出來的是攝像頭，對準美軍縱隊進行拍攝。東德的人民警察遍地紮營，每個高速公路橋和公路入口的兩邊都駐紮著兩隊東德人民警察，而其餘的則躲藏在邊界旁的灌木叢中，或站在一旁，當縱隊靠近時，他們就朝樹林或路堤遠處撤退。缺乏自信的東德人民警察，被更加不同尋常的駐軍給鎮住了。

　　可能由於東德人民警察巡邏隊的原因，周圍沒有多少市民觀看，然而田地裏少數的東德農民和迎麵而來的駕車者們，在約翰斯看來，卻十分友善。他們朝美國人揮手，甚至微笑。

　　妄自尊大的蘇聯邊界巡邏隊、窘迫不安的東德人民警察、喜氣洋洋的集體農民，誰能聯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而尼基塔·赫魯曉夫就是其中之一。據他的兒子謝爾蓋回憶，在得知美國援軍正朝著柏林進發的時候，赫魯曉夫變得異常緊張。後來，父子倆一起散步，一名衛兵跑過來，對於克裏姆林宮的老大來說，這樣的情況可是很少見；有一刻赫魯曉夫顯得有些神經過敏。然而隻是虛驚一場，赫魯曉夫很快意識到肯尼迪並不打算采取侵略性的軍事行動，柏林援軍隻是象征性行動。

　　而在柏林，大概在中午12：30的時候，副總統和市長在北夏洛特堡市政住房工程和馬林菲爾德難民營工程中的成功進度被打斷，因為傳來了激動人心的消息，人群情緒高漲。來自西德的援軍正接近東德和柏林之間的邊界。貴賓們得準備迎接援軍。豪華轎車隊掉頭朝西南方前進，在鳴響警笛的警車和訓練有術的摩托車警衛的護送下，穿過後街。車隊朝阿瓦斯高速公路進發，這是通往德萊林登檢查站的捷徑，而柏林援軍在那裏穿越邊界後就會正式進入西德的領土。

　　這一刻，即8月20日星期天的下午，將會成為西柏林危機一個潛在的轉折點。然而，據勃蘭特回憶，當他們坐著敞篷車朝德萊林登檢查站呼嘯而去時，他的德克薩斯貴賓卻顯得有些心猿意馬。而實際上，他是在想著購物。約翰遜挑選在這個重大的時刻問了市長一個問題，不是詢問勃蘭特對柏林危機或歐洲局勢的看法，而是關於這位副總統可以去哪裏給他的家人購買一些禮物。你知道……哪裏有精美陶器？是啊，勃蘭特的回答很有幫助。原普魯士皇家陶瓷廠，現在的國家陶瓷廠。這個工廠生產的淡藍色瓷器精美，而且聞名遐邇。曾經，這些瓷器裝點了弗裏德裏希大帝的餐桌，而今依然為國際奢侈品市場供貨。這個廠有一個批發部，然而，因為是星期天，這個批發部肯定關門了。約翰遜的反應表明了他作為一個購物狂國家的領袖，強迫這個當時物資匱乏的國家，在那樣的曆史時刻，必須滿足他的購物才能存在下去。

　　“真見鬼！”他怒氣衝衝。“要是他們關門了呢？你不是市長嗎？你安排一下讓我去看看那些瓷器應該不會太難吧？我跨越了整個大西洋才來到這裏……”

　　在靠近德萊林登檢查站的地方，車隊非常努力才從興高采烈的柏林人中擠開一條路。美國駐柏林的軍事指揮官——沃森將軍，帶著情報局人員，曆經千辛萬苦才到達高速公路旁的接待平台。有一個軍樂隊，此外肯定有一大群新聞記者和攝影師。

　　最後，在副總統的陪同下，約翰斯上校終於到達了接待平台；副總統熱情地握著約翰斯上校的手，並即興發表演講。勃蘭特市長也用英語發表了簡短的歡迎詞。然後約翰斯費力地返回他的吉普車。在一輛憲兵隊車輛的引領下，約翰斯上校領導的第一戰鬥群緩緩地行進著。周圍聚集了大量的西柏林人，而他們投擲的各種顏色的花朵幾乎要把他們的車隊湮沒。

　　援軍部隊終於抵達了目的地：柏林西南郊區裏希特菲爾德的麥克奈爾營房。這裏以前是通用電力公司的德律風根工廠，從1948年以來，這些建築就成為了駐紮在柏林的美國占領軍的營地。這支疲憊的軍隊得到了遲來的補給，很快又列成隊形，聆聽副總統“誠摯而深沉的帶有南部口音的演說”。實際上，所有的歡迎儀式都過於匆忙，因為在8月的酷暑中，已經有幾個新來的人倒下了。

　　副總統再次演講之後事情並沒有結束，隨後部隊被命令返回車內，準備一個穿越西柏林的遊行。

　　與此同時，勃蘭特市長回到舍恩貝格市政廳內繼續自己繁忙的事務，而副總統則在前往附近的馬林菲爾德難民營的路上，因為那天早上他取消了該行程。在馬林菲爾德難民營內，他受到東德難民的歡迎。事實上，人們將他包圍得水泄不通，幾乎讓他窒息。而後，不知疲倦的副總統又馬不停蹄地返回達雷姆，著手準備另一次的演講，並開始重大、而且聲勢浩大的遊行。

　　隨後援軍部隊的車隊遊行更令人難以忘懷。喜氣洋洋的柏林人投擲了更多的鮮花，發出了更多的歡呼，同時有更多的微笑和握手。甚至連士兵也在微笑，探出身去與人群相互問候。許多士兵經過檢閱台時，都忘了敬禮。大家好像在迎接凱旋的足球隊，一點也不像在進行軍事檢閱。車隊在人群中緩緩而行，朝著選帝侯大街進發，到處擠滿了人。約翰斯上校的敞篷吉普在隊伍前頭，他不停地微笑，直到臉發痛，不停地揮手，直到手臂酸麻。

　　回到道林大使的府邸之後，約翰遜回答了媒體提出的一些問題。隨後，借口要上廁所，約翰遜將這個乏味的任務交給了查爾斯·波倫。

　　波倫沒有去參加那個閱兵，整個下午，他都與國務院德國專家、克雷將軍以及代表團中的民事領袖艾倫·萊特納一起，駕車環繞東柏林而行。他們在勃蘭登堡門東麵的菩提樹下大街男廁處停留了片刻，盡管這個行為沒有任何敵意，而且並不是他們計劃之中的行為，然而還是讓東德的人民警察失去鎮定。到訪者在這個火藥桶城市中的外交活動各種各樣，而城市的局勢卻非常嚴峻。

　　由於約翰遜借故缺席，波倫決定澄清美國不想打仗的事實。“我們不會因為柏林問題而冒戰爭之風險”他告訴媒體。烏布利希和赫魯曉夫一定非常樂意聽到他的這番話。

　　媒體離開後，剩下的應該就是快樂的星期天了。副總統約翰遜很快就要求來一杯威士忌，盡顯其獨特而奔放的風格。很快，他決定取消原定在大使府邸舉辦私人宴會的計劃，改為邀請所有人及其親眷到其他地方進餐。西柏林希爾頓酒店的屋頂餐廳？真是好主意。

　　地標性建築希爾頓酒店建於1958年，其黑白的方格式建築驕傲地俯視著重建後的布達佩斯大街和整個選帝侯大街區域。與其他地方的希爾頓酒店一樣，用康拉德·希爾頓的話說，希爾頓酒店代表著“小美國”，象征著美國的經濟實力，突顯了超級大國烏托邦式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方式。還有其他一些西柏林政治家也在邀請之列。本以為可以輕鬆一個晚上的國務院專家們被召來做翻譯。

　　於是，所有人都出發到希爾頓去。然而林頓·貝恩斯·約翰遜還有個未解決、並一直縈繞心頭的問題，是他還有一個地方沒去。當他們出發參加希爾頓酒店晚宴時，另一個基本需求——購物——再次湧上心頭。勃蘭特加入酒店的派對後，約翰遜注意到他腳上的便鞋，立刻就喜歡上了。你在哪買的？市長回答說是在萊斯買的。萊斯是一家知名的德國優質鞋製造商。那麽，副總統想買一些，而且今天就要買。勃蘭特隻好妥協，讓他的禮儀司長去辦這件事，並讓他順便聯係一下陶瓷廠。美國方式勝利了。

　　副總統重整的零售攻勢獲得了成功。所有賓客齊集希爾頓酒店屋頂餐廳，並在那裏欣賞全柏林的美景之時，國家陶瓷廠展廳的經理已經答應，為表達對這些自由使者的感激之情，將為副總統單獨開放位於庫達姆大街附近的商店。所有人都等著用餐，而約翰遜卻興衝衝地趕去查看陳列出來的瓷器。經理弗蘭克先生答應，為林頓·貝恩斯·約翰遜的牧場提供整套餐具，以及一套裝飾有貝殼的盤子，上麵有副總統印章。

　　最後，約翰遜回到希爾頓酒店，晚宴開始。在副總統的堅持下，所有人都品嚐了南方炸雞，讓德國人感到些許錯愕的是，林頓·貝恩斯·約翰遜吃炸雞的時候像在自己家裏一樣，用雙手就吃起來。席間，他隻離開過一次，去簽收弗蘭克先生準時送來的訂購清單，後者一直在商店展廳內落實這個清單。

　　弗蘭克先生謝絕了副總統拿出的一大疊美鈔。他禮貌地說，應該先把瓷器用船運到得克薩斯，在那裏，等所有的貨物經過檢查，並且感到滿意之後再付款。約翰遜對此十分滿意，隨即訂購了大批煙灰缸，並蓋上副總統印章，作為禮物送給到訪華盛頓的貴賓。他們當場達成了這些瓷器的批發價，當經理離開的時候，約翰遜向勃蘭特炫耀這筆買賣，說：“看起來這些東西價值1美元，但我卻隻花了25美分！”

　　夜越來越深，但不知疲倦的約翰遜堅持讓大家來到屋頂的邊緣，眺望兩公裏之外的東柏林。有人緊張地詢問情報局人員這是否正常，副總統是否在“窺視什麽”？“噢，沒有。”情報人員麵無表情地回答道，“副總統隻是做他平常愛做的事罷了。”

　　回到大使府邸時，約翰遜發現萊斯公司送來的樣品已在等著他了。不管是不是星期天。就寢之前，他興奮地逐一試穿，最後訂購了6雙才作罷。

　　天一亮，副總統啟程回國，他依然看不出一絲倦意，除了右手因握手過多而腫脹之外。他在西柏林待了不到48小時。

　　約翰遜掀起的旋風過去了，然而平靜並未到來。

　　盡管前一個星期五已經開始使用水泥和磚塊，然而記錄顯示，東柏林的領導階層依然沒有下定決心要讓這道邊界牆變成一個巨大而致命的工程。雖然在柏林中心高樓林立的區域（從波茨坦廣場開始並延伸至勃蘭登堡門和德意誌國會大廈）建造一道水泥牆，高度大概為一人高已經被批準，但在隨後的數周內，這道邊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設置在交通線路上的帶刺鐵絲網、木頭和水泥板構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裝的警察在巡邏。邊界正式封鎖後幾天內，毗鄰西部的建築物的門窗就被水泥封住了。

　　同時，逃亡率依然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這讓烏布利希和領導層感到沮喪、羞恥，甚至吃驚，這似乎讓人覺得奇怪。8月13日之後的一個月內，大約有417名東德人成功逃到西德。

　　很多逃跑的人都是以前的“邊界跨越者”，這些人在西柏林有工作、朋友和家庭。他們有逃亡的動機，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裏。

　　“邊界跨越者”中的完美逃跑典型就是17歲的厄休拉·海涅曼。她在西柏林庫達姆大街的廣場酒店做女服務員。自從畢業之後，每天她都從東柏林郊區約翰內斯塔爾的家裏出發，搭乘城市輕軌，到達往北一公裏之外的邊界區域，進入美國占領區的新克爾恩區，然後從那去工作的地方。

　　8月13日發生的事情讓厄休拉感到震驚，然而憑著年輕人的勇氣，她不願意消極地接受自己的命運。她看到泰爾托運河附近的局勢很嚴峻，守衛駐紮在運河的兩岸，摩托艇在水裏巡邏。在因為邊界封鎖而失業的那一周，她和一位女伴在柏林四周邊緣勘察，看看格利尼克橋附近能否找到更容易一點的通道；格利尼克橋靠近波茨坦邊界。然而，她們失望了。一天，厄休拉在一個露天啤酒店裏懶散地做著服務工作。邊界護衛經常光顧這個露天啤酒店，一些邊界護衛證實他們有朝逃跑者開槍的意圖，而這讓厄休拉她們覺得風險實在太大。兩天後，兩個已經絕望的共產主義者近親告訴她，“快點離開，盡快逃到西柏林去。”作為一名邊界跨越者，一旦東德政府開始對付她，她很有可能被遣送到梅克倫堡州或圖林根州的集體農場去。

　　8月19日星期六，就是約翰遜和克雷到達西柏林的日子，厄休拉和母親一起散步。她們朝著西北方行走，在她們的右邊是公墓和火葬場，左邊是樹林，走過一座小橋後，她們來到一條支渠的對岸。這條支渠就是布瑞徹澤維格河，連接著泰爾托運河與施普雷河。

　　運河兩側仍然屬於東柏林，然而僅兩三百碼遠的地方就是太陽大道檢查站。這個檢查站還是開放的，盡管隻允許西柏林人前往東柏林。母女倆並沒有前往檢查站，而是取道一條通往廢棄菜園的小徑。這時，厄休拉平靜地告訴母親，她要去看看有沒有可能。

　　厄休拉獨自進入廢棄的菜園，知道蘇聯和美國占領區之間的邊界就在前麵幾十碼遠的地方，就在長滿荒草的赫德克拉普拉本護城河上方。在邊界的附近，赫然矗立著一所廢棄的小房子，而前方就是剛剛豎立起來的帶刺鐵絲網屏障。雖然她身上隻穿著毛衣和寬鬆的褲子，而且她知道母親正在等著她的消息，但厄休拉還是決定鋌而走險，否則她就可能永遠都沒有機會了。

　　鐵絲網的最下方有一道裂口，剛好可以讓她鑽過去。她費盡周折小心翼翼地爬過去，鐵絲網撕開了她的毛衣。她不得不用一隻手撐起鐵絲網，好讓自己過去。她小心翼翼地躲避著，忍受著痛苦，最後手掌上還留下一個很深的傷口。無論如何，她還是爬過了鐵絲網屏障。然而，她看到了第二道藩籬，而這道藩籬是不久前剛剛增加的。她重複剛才的過程，當然得到了更多的傷口，而且毛衣也被撕扯得更爛。

　　厄休拉可以看到前方標識邊界的牌子，她的心一陣狂跳，要是她能闖過這最後的屏障，那麽她就安全了。可是她能嗎？厄休拉注意到空氣中飄來了香煙的味道。邊界守衛在幾英尺遠的地方，或許還不止一個！然而，現在回頭已經來不及了。她把腿從鐵絲網中拉出來，然後迅速但悄無聲息地爬過邊界標識牌。

　　厄休拉終於到達了西柏林，在標識牌另一邊的菜園裏站著的一個男人證實了這個事實。邊界守衛是否看到或覺察到她的動靜並故意放她走，這就不得而知了。

　　厄休拉對這次意義重大的逃亡並無太多準備，隻隨身攜帶了身份證和手絹，沒有帶錢。一名好心人借給了她幾馬克，讓她乘車去西柏林的難民接待中心進行登記。

　　厄休拉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那就是她有工作。登記後24小時，她就回到廣場酒店，酒店的管理人員很高興再次雇傭她，並為她提供了住宿。

　　這位年輕的女士下定決心要讓自己的母親安心。剛到達西柏林之後，厄休拉非常的焦慮。畢竟，她是去“勘察”，卻一去不返了，母親會怎麽想呢？其時，太陽大道檢查站依然還是開放的。她在菜園裏遇到的那個男人願意騎自行車進入東柏林，找到她的母親，告訴她厄休拉已經安全到達西柏林。

　　西柏林人可以毫無障礙地前往東柏林的情況很快改變了。成功封鎖邊界之後，看到西方並沒有采取什麽對抗措施，烏布利希決定實施更嚴酷的政策。東德政府宣布，從8月23日淩晨1點開始，過境點的數量將會進一步減少，從最初的12個減少到7個。當然，其中隻有1個是麵向外國人和外交官的（弗裏德裏希大街的查理檢查站）、2個麵向西德人、4個麵向西柏林人（包括厄休拉成功逃跑處附近的太陽大道檢查站）。

　　對外國遊客的限製讓人非常失望，激起了人們的抗議；而將西德人的過境點減少到2個也引起了人們的抗議。而對於西柏林人還有更厲害的後招，給西柏林人設置4個過境點極具欺騙性。當時，他們隻需出示身份證即可過境。後來，西柏林人要過境進入東柏林，必須從“東德旅行社”在西柏林的兩個分支機構申請簽證，而這兩個分支機構尚未建立。東德的共產主義者要求在西柏林的西十字火車站和動物園車站設立這兩個分支機構。

　　關於東德政府的要求，勃蘭特的市政廳很快就給予了答複。答案就是“沒門”。勃蘭特怎麽可能同意這樣的要求呢？允許在西柏林設立東德政府的簽證辦公室就是承認東德政府的合法性，而且還會表明烏布利希非法封鎖邊界的行為是正當的，這樣就會在事實上削弱盟國在柏林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簽證辦公室設立之後，如果東德政府利用簽證辦公室破壞西柏林的政治穩定並進行顛覆活動的話，要如何進行阻止呢？東德一定知道西柏林不會同意這個要求的。新的簽證命令就在事實上阻止了西柏林人前往東柏林，從而在可預見的未來分離家人、朋友和戀人。

　　第二天就發生了首例屠殺事件——管理所謂的“防禦”體係的人精心設計的首次謀殺。

　　岡特爾·利特芬，24歲，是西柏林動物園車站附近一家服裝店頗有資曆的裁縫。他與父母兄弟居住在東柏林的威森湖郊區，每天他都會去西柏林工作，因而也是一位的“邊界跨越者”。

　　利特芬受到的懷疑不僅僅是在西柏林“墮落”的工業社會工作，還因為他家人不被信賴的政治信仰。他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屠夫，“二戰”後，成為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成員。1948年，基督教民主聯盟失去獨立權，該黨的領袖都被迫逃亡西柏林。老利特芬拒絕加入基督教民主聯盟留下來的軀殼，即受到共產主義者控製的“街區”基督教民主聯盟。他依然忠於那個獨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後者仍在開展地下活動，而且其東部黨員經常在西柏林開會，1961年8月13日之前，他們都可以穿過邊界去參加會議。

　　1961年夏天，岡特爾·利特芬計劃搬往西柏林。他在自己工作的服裝店附近找了間公寓。8月12日星期六，他和兄弟約根搭乘城市輕軌去那裏，一整天都在整理房間。一直到深夜他們才搭乘城市輕軌回家，而且到家的時候大概是8月13日星期天淩晨1點左右。這一定是邊界封鎖前開進東柏林的最後一趟列車了。

　　這位年輕人對邊界封鎖感到非常氣憤和絕望，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都非常努力地工作，而如今，就在最後一刻，他卻發現自己計劃的未來都成了泡影。跟厄休拉·海涅曼一樣，他也突然間失業了，而且還有可能受到東德的政治迫害。8月13日之後的幾天，岡特爾騎著自行車在邊界周圍遊蕩，看著邊界屏障被加固並延伸。柏林的東西區域被圍牆隔開。利特芬認定，水道是新邊界最薄弱的地方，他決定在那裏碰碰運氣，況且他是遊泳好手。

　　1961年8月24日，星期四，下午4點左右，岡特爾沿著亞曆山大岸前行，這條路沿著通航水道延伸，而這條水道連接著柏林北港和施普雷河。城市輕軌在這裏跨過一座橋，連接東西柏林。邊界封鎖11天以來，這裏一直都有重兵把守。實際上這裏的水域比其他地方都要寬，大約有150碼；水在這裏形成了一個港灣，就是著名的“洪堡港”（Humboldthafen）。然而，這裏也有優勢，對岸就是裏斯特岸，正好位於西柏林的英國占領區。如果約根能在那兒爬上岸，他就安全了。

　　他繼續沿著河岸行走，來到了鐵路橋，橋下和四周有幾個停靠碼頭。突然岡特爾聽到一個刺耳的聲音喊道：“不許動（Stehenbleihen）！”於是他停下來。

　　喊話的是東德交通警察，他們駐紮在鐵路橋上，發現了利特芬。而這個年輕人不願就此放棄。他朝著其中一個碼頭狂奔，然後一頭紮進洪堡港的水中。鐵路橋就在他左側，他奮力朝西柏林的方向遊去。一名東德交通警察在橋上跌跌撞撞地追他，並朝著逃跑者的方向開了幾槍；這時，利特芬離東岸已有大約25碼，而且正奮力朝著目的地遊去。這時，另外一名邊界守衛把槍的製動閘推到自動擋，向逃亡者四周掃射。當這名邊界守衛停止“瞄準掃射”（史塔西報告上如此說）時，岡特爾·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一顆子彈從他的脖子後麵射入，貫穿了他的下巴。種種跡象表明，這是蓄意槍殺。

　　槍聲驚動了邊界西邊的人群，300多名西柏林人眼睜睜地看著這場殘酷的殺戮，卻無能為力；幾小時後，東德警察將利特芬的屍體從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來。同厄休拉·海涅曼一樣，作為“邊界跨越者”，他隻是希望回到他已經習慣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然而，他卻沒有厄休拉幸運，丟了自己的性命。

　　邊界兩邊的人都被震驚了，邊界封鎖之後最初的幾天裏，開槍的行為很少見，而且僅限於表示警告，現在新“邊界政策”沒有人性的殘暴麵目已經暴露。幾天後，就在8月29日，又一名年輕的東柏林人，27歲的羅蘭·霍夫，在遊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槍殺了，而霍夫選擇的路線則是橫穿泰爾托運河，直達美國占領區。

　　一周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喉舌《新德意誌報》上刊登了一篇讓人驚駭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和霍夫的死扯上了關係。利特芬在服裝店工作，於是報紙為達到目的而稱他為同性戀，並且編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風流社會的引誘，從而犯下了可恥的錯誤。

　　報紙甚至捏造事實，稱利特芬和霍夫本可以申請到出境簽證（雖然這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從未獲得過批準）。文章中說，由於令人作嘔的自以為是，這兩個年輕人選擇了“黑暗而且受到嚴厲禁止的路線”：

　　……士兵和邊界警察護衛國家邊界是非常正常的。全世界的邊界護衛都是全副武裝的，目的是為了阻止非法跨越邊界的行為。在他們使用武器阻止妄圖武力穿越邊界的企圖之時，我們的邊界衛兵隻是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那些無視自己的生命安危，蓄意踐踏邊界的人，理應被處死。

　　至於希望在這些沒用的飯桶中成為英雄的企圖，我們十分了解。皮條客霍斯特·威塞爾進行冒險營生時被射殺，卻成了納粹崇拜的對象。那麽為什麽這個綽號為“花花公子”的同性戀就不能通過跳進洪堡港而成為西柏林這個前線城市的英雄呢？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應該受到尊敬的英雄，然而，為西方世界創造新英雄的這些企圖實在是太荒謬了……

　　這種嚴重扭曲事實真相的報道可以和戈培爾的謊言工廠相媲美。事實的真相應該是這樣的，遍觀曆史，世界上大多數邊界護衛隻是防止外國人進入，而不是把自己的國民拘押於內。在東德，逃亡的人，不管成功與否，總會被宣稱為“特工”或者“罪犯”。日漸堅固的柏林牆、全副武裝的邊界巡邏隊、要塞，以及危險的死亡陷阱，在東德的嘴裏都變成了“防禦”措施。共產主義政府當局開始把邊界圍牆稱為“反法西斯保護牆”（antifascbistischer Schutzwall）。

　　在創造這個說法的時候，烏布利希本人表現得非常無恥。8月28日，他在《新德意誌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語言比以往更加辛辣：

　　反革命分子、間諜和顛覆分子、投機倒把者和人販子、妓女、道德敗壞的青年流氓，以及其他破壞人民民主的敵人，正像吸附在一個健康軀體上的螞蝗和害蟲一樣吮吸著工農共和國的血液。很自然的，他們很喜歡繼續吮吸我們的鮮血和生命力……如果我們不對雜草下手，幼苗就會窒息而死……因此，我們要封住房間的裂縫，關閉通道，以防德國人民的最壞的敵人潛入……

　　從當時的機密文件可以看出，對柏林牆真實目的的歪曲是多麽玩世不恭。幾個星期之前，高尼夫元帥在盟國軍事代表麵前表示出一副慈祥的親切大叔的形象，欺騙他們關於邊界封鎖的事情；然而，8月13日之後的那幾周，他與東德領導人的通信內容卻講述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高尼夫經曆過斯大林冷酷的肅清運動，從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他率領龐大的軍隊越過東部前線的煉獄，一手鎮壓了1956年的匈牙利叛亂。在邊界封鎖的決定下達之後，高尼夫元帥的任務就是讓封鎖的邊界固若金湯。在他看來，他沒有義務將東德人民從其愚蠢的反蘇維埃行為所帶來的惡果中解救出來。

　　“邊界的軍事工程和技術，”高尼夫在給東德國防大臣海因茨·霍夫曼的信中說，“要保證能應對在重要區域可能出現的破壞邊界的行為。”高尼夫建議在邊界東側100米處的禁區內設立一個“軍事機構”，以便“向叛徒和破壞邊界的人開火”。他在這裏所說的叛徒或破壞邊界的人或許指的是8月24日和29日的兩名不幸的遇難者，因為他們企圖從東邊逃往西邊，從而“破壞了邊界”。

　　除了開槍射擊之外，對於新的邊界控製措施的有效性還存有一些擔憂。比如，如何處理運河和湖泊（由於柏林的地理環境，運河與湖泊占了邊界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所謂的“綠色邊界”區域，這些區域蜿蜒穿過樹林、公園和其他的開闊地，關於這些問題還有待解決。9、10月期間，逃跑和逃跑的企圖還在繼續，而且隨著邊界管製日益加強，逃跑者越來越多，方法更加戲劇性和大膽；這讓東德領導那種事業未竟的感覺更強烈了。

　　9月20日，發生了一起驚心動魄的逃亡，一輛卡車急速衝過了由水泥柱和鐵絲網構成的邊界屏障，而這種情況恰恰就是專家們所擔心的。事情發生在特雷普托區（東柏林）和新克爾恩區（西柏林）之間，因為戰前當地政府的異想天開，區域邊界終止於蘭德維爾運河，因此西柏林的一小塊地方就突出到了東柏林。

　　呈遞給烏布利希的官方報告講述了整個事件的經過：

　　1961年9月17日，星期天，下午18：25左右，一輛H6型卡車，從格裏茨大街的方向開過來，沿著前往西柏林方向的博氏大街（特雷普托行政區）行駛。在靠近海德堡大街之前，司機打了右轉燈。據推測，這是為了造成右轉進入海德堡大街的假象。

　　車子繼續穿過海德爾堡大街。此時，駐守在施穆勒大街的邊境護衛注意到，卡車正在加速。它向右微微轉向駛上博氏大街，其目標是一個好的突破點，卡車再次轉向街道左側的人行道，然後衝過設置在那裏的鐵絲網屏障（連接著水泥柱子），衝進邊界左側的人行道上。左側的人行道的前端是一個前庭花園，也就是東德與西柏林邊界。

　　當卡車轉向西柏林方向時，駐守在施穆勒大街哨崗的人民警察護衛，開始用自動武器掃射。據認為，車內有一人受傷，而另外的3人卻逃到了西柏林。

　　卡車停下來了……就停在西柏林的領土上，僅右尾部的雙輪胎超過了花園邊界（即邊境線）。後來車輛被拖回來。

　　突破點後來被一群工程師封鎖了。

　　我們已派出一個可靠的黨小組，他們獨立於邊境守衛之外，對所有街道十字路口進行檢查，以確定通向西柏林的交通運輸已完全封閉。稍後將提交各相關街道的調查報告。

　　不久，執行任務的邊界小組報告說，邊界上所有容易被卡車損壞的突破點已經封閉好了，想要再次通過博氏大街上的那種卡車撞擊邊界的方法逃跑已經不可能。水泥板已經用水泥加固成像坦克陷阱，街道被搗毀，車輛已經無法通行。已經存在的“隔離牆”被加固，牆的頂部還加裝了扭曲的鋼筋，以緊緊地鉗製住帶刺鐵絲網，讓東邊的逃亡者知難而退。

　　然而，很明顯，邊界機構的力量仍需增強。9月14日，烏布利希下令，共38000人的柏林邊界警察護衛統領權從內務部轉至國防部。守衛的警察變成了士兵，需要服從軍紀。於是，一個新的軍職出現了，那就是柏林城市指揮官，軍銜為東德人民軍少將，直接向國防部長霍夫曼負責。

　　對邊境護衛實施軍紀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企圖逃亡的人並不僅限於意誌堅決的平民百姓。邊界屏障建起來後的一個月內，68名特別警察部隊成員叛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康拉德·舒曼一樣的單獨逃亡，有12人是兩兩結伴逃跑的，還有一次是3人共同逃跑，有一次是4人一起逃到西柏林。

　　這些叛逃是逃亡計劃的成功典範。高級官員、士官和史塔西一直暗中監視哨崗、營房和餐廳裏士兵們的言談，以便將逃亡的企圖扼殺在萌芽狀態。在所有叛逃的警察中，有3名年齡在18到21歲之間，他們很可能還單身，沒有責任，也不會有家人會因其行為受到連累。他們大多數都不是積極的反共產主義者。其中，有3人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員，47人是德國統一社會黨青年組織的成員。關於這個事情的報告譴責了領導的無能，實際上，這些部隊在8月13日前的幾周內剛剛成立，依照慣例，出現這樣的問題就是“其政治教育還遠遠不夠”。

　　9月20日上午8：30，在昂納克的主持下，中央政府的成員召開一個特殊會議。在此次會議上，“邊界安全體係的不足之處”被明確表述出來。昂納克嚴肅告知到會的部長和軍官們，“必須阻止一切跨越邊界的企圖”。他們就一些事務進行商談，包括剛提議的“18至20公裏邊界牆”、修建車輛無法通行的壕溝，以阻止卡車或公共汽車的靠近，增加豎立起來的水泥板和邊界屏障，在通往邊界通道上鋪設少量沙礫，以便更容易偵查，封鎖跨區的下水道係統，因為已經有過幾例通過下水道逃亡的案例。

　　令人吃驚的是，並不是所有的大臣都支持修建一道城牆。史塔西的頭目米爾克認為用帶刺鐵絲網做屏障，“更耐用，也更適合抵禦侵越邊界的人，”而國防部長霍夫曼則熱衷於建立一個由“水泥板和壕溝”組成的防禦體係。專家們警告說，在無法建立的區域，牆會形成陰影，而逃亡者則可藏身於陰影之下，抵消混凝土堅固的防禦優勢。

　　然而烏布利希對“邊界牆”的支持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觀點是，鐵絲網“引誘人們，挑起他們突破邊界的企圖”。這個觀點很快得到證實。從東部區域靠近舍內費爾德機場的格拉斯齊藤到西柏林西南邊緣的裏奇頓雷德區之間一段邊界被稱為“綠色邊界”，這段長達260碼的邊界障礙是由帶刺鐵絲網和水泥柱子構成的，但是10月份的頭一個星期裏，這段帶刺鐵絲網被人撕開了，使得這段邊界大開。讓史塔西感到憂慮的是，該區域邊界護衛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因此，邊界障礙最終成為圍牆，主要是為了阻止東德人繼續逃往西邊，因為東德人的逃跑已經不計一切代價。領導者們對仍在進行的大量逃亡感到驚愕和沮喪。逃亡者全然無視巨大的風險與領導者的警告，以及成千上萬的警察、士兵和各種工作組的阻撓。

　　基於類似的原因，另外一個門檻也被悄然跨越。196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