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曾參
曾參（前505一前432），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人。小孔子46歲。其祖先是夏朝少康之子曲烈的後裔，當時曲烈被封於郡地，其後代於是以曾為姓。進人春秋後，郡被苔國吞滅，郡世子巫公逃奔魯國，下傳三代到曾點，是為曾參的父親。《莊子·讓王》篇說曾參“編袍無表，顏色腫啥，手足拚既，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拎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說苑·立本》篇也說：“曾子衣弊衣以耕”。一身衣著破舊，滿而饑病之色，親自躬耕於田間。可知曾氏傳至曾參一代，早已失去了昔日貴族的身份，降為一般平民曾參年紀不大就隨父親一起師從孔子，並隨孔子周遊列國。他性格內向，處事謹慎，顯得遲鈍。孔子曾說他“參也魯”〔《論語·先進》）。他學習非常努力、刻苦，強調“內省”的修養方法，對孔子的仁道理論作了深人的鑽研，並進而發揚光大，尤以“孝”的理論和實踐著稱，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先在魯國營地出仕為官，得捧祿粟米三秉（十六斜為一秉）以養父母。父母亡故後南遊楚國，獲得尊貴的官位，官貴一時。（《韓詩外傳》卷七）曾參對孔子的仁道有深刻的領悟，把儒家最高品格“仁”的實現，作為自己至上的迫求，忠誠的貴任，人生的境界。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獷（《論語·泰伯》）”又說“晉趁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謙乎哉！”〔《孟子·公孫醜下》）縱使有晉楚之富，也難以改變他對仁義的追求，表現出追求理想的堅定信念。但他並未因堅定對仁義的追求而否定富貴。事實上他把仁與富貴作了一定的聯係，認為天下的富貴應以仁為支撐，虞舜之所以有肥厚的土地，眾多的百姓，是因為他有仁德。所以曾參說：“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他把追求仁義作為求取富貴的手段。
曾子對孔子的仁又作了創造性的發揮。他把孔子博大精深的“仁”學體係進行分解，對其中一些關鍵性內容進行單獨改進，使之具體化，現實化，以利於各階層人的實踐。曾子通過認真的觀察思考，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論語·裏仁》）口忠是對自己的品格要求，恕是對人應持的品格，忠是誠心，樸實，恕是無私，不欺，寬以待人。他對忠恕之道進行了發揮。首先對自己乃至家庭都用誠心來嚴格要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曾記載，曾子的妻子去趕集，兒子哭泣著追趕她，母親對兒子說：“你回去，等我回來給你殺豬。”兒子信以為真，不再追趕曾妻趕集回來，曾參立即準備殺豬，妻於製止道：“先時隻不過與兒子鬧著玩，莫當真。”曾子說：“怎能同小兒戲言，小兒無知，正等待父母教他。今天你欺編他，這是教他欺騙。母親欺騙子女，子文將來必不信任母親，這不是教育之道。”於是，曾子夫妻二人為了培養兒子的誠心，為兒子殺了豬。此則故事足以說明曾子忠誠的品格。他又強調與人交往過程中對別人給以充分理解和寬容，設身處地為別人提供幫助。他說：“是故人之相孝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大戴禮記·曾子製言》）認為與人相處，就像乘坐車船一樣，要真誠地互相援手，方能達到目的。又說：“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花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認為君子之善應當和他人同步而行，對於別人的美善和才能，絕不據為己有。
君子提倡美善，但並不強迫別人去做。別人有錯要讓他自行改正，別人有美善之事，也不要過分誇獎，以免他驕傲自滿。指出不要揚人之短，而要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對於有過則改之人，要像平常人那樣平等交往。對於他人取得成就給予忠心的祝賀，並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績。“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曾參在這裏把孔子倡導的“愛人”、“立人”、“達人”的理論具體化為與人為善的獨立的待人接物原則，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也便於在實踐中貫徹實施。曾子很重視對禮的學習和領會，一方麵固守維護等級名分的禮，認為禮可以避免“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之類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麵把禮闡釋為主觀的道德情操，認為“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大戴禮記·曾子製言》）將過去主妥以尊卑貴殘等級為核心的禮改變成為人們相互關係中的道德原則：即對尊貴者的尊重，對年老者的孝敬，對幼小者的慈愛，對年少者的友善，對貧賤者的恩惠。強調對別人的理解、幫助和關心。這種禮適用於一切社會等級的人，使原來主要施行於貴族階層的“禮不下庶人”之禮靠近了普通的民眾。體現在曾子一生中最為突出的是他的孝行和孝道理論。在孔門弟子中，在孝行方麵表現突出的，除了閡子每之外，就是曾子，就其對後世的影響來說，則曾子遠遠超過了閡子島。曾子師承孔子“孝”道之後，經過他自己的體悟，把在孔子那裏還隻是倫理觀內涵之一的孝擴大，膨脹成包括所有道德範疇的。大經大法。如說“夫孝，飽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嗜孝經》卷一）“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而且“孝”還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用，適用杜會一切領域，指導人類一切行為的普遍法則，“置之麵塞於天地，衡之而衡四海。施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他將孝的思考與孝的實踐融合一起，用“孝”來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體悟孝道，完善孝道。曾子的孝道理論，有幾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之一是，孝道是人倫關係的大綱大法，以忠敬、守禮作為兩大基本原則。
其首先粥調的是養親。天下父母為撫養子女成人，含辛茹苦，曆盡艱難，子女長大成人後應當恩鳥獸反哺之情，盡心盡力地供養照顧雙親，使父母在物質生活上盡可能得到滿足，這是曾子孝論最基本的要求。《新語·慎微）篇記載：“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幹糜粥之間，行之幹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鹽鐵論·孝莽》也載：“曾子養曾誓必有酒肉”指出對待父母，每天都要昏定晨省，早晚問寒問暖，為雙親提供一個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有一次，他叫妻子做蔡燕奉母，妻子不小心沒有煮熟，曾子知道後大為不滿，當即立下休書，把妻子休出家門，終身未再續娶曾子指出，光陰易逝，雙親在絲比日有減無增。當父母把子女養大成人時，他們年壽已高，與其在雙親死後，用牛來祭祀他們，不如在雙親在世之時，以雞豬來奉養他們，因而子女養親應有緊迫感。一個人安身立命，應以如何才能奉養好雙親作為基本原則。基幹這個認識，他提出了一條著名的人仕原則：即父母健在時，子女應該“不擇官而仕，以便盡快獲得捧祿以奉養雙親。”吾嚐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投之後，吾嚐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初，鑲題三圍，轉毅百乘，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伸）其去，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卷七）他曾經擔任過官吏，捧祿雖不多，但自己仍很高興，井不是認為捧祿足夠了，而是覺得已經能奉養雙親了。
雙親死後，他南遊楚國，取得高官厚祿。然時常而北哭泣，並非嫌地位不夠高，而是傷心此時自己已有豐厚的捧祿顯赫的地位，但已經無法再奉養雙親盡孝道了。因此他認為一個人官位雖低，捧祿雖薄，但能供奉雙親，人生價值也就得到了實現。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祿，榮華富良之時，才想起奉養雙親，那是一種不孝的行為。供養雙親是人倫之孝的最基本要求，但隻做到這一步遠遠算不上孝道。孔子曾經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牛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認為養親是人與禽獸共有的生理本能，人類隻有用“敬”，才能與禽獸相區別。曾子說：“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大戴禮記·曾子立孝》）提出在養親基礎上，必須“敬親”，才合乎人倫孝道。《孟子·離婁上》記載說：“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日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間有餘，曰亡矣。將以複進也。此所謂養口休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誌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說明曾子不僅以酒肉養親，而且將撤回酒肉時，必定問曾誓想給與誰；當父親間是否有多的給所愛的子孫時，曾子必定回答“有”以此來滿足其父的誌意。這是一種高尚的將孝親建立在敬親的自然情感上的養誌之孝。
當父母有過錯時，曾子根據孔子的教導，提煉出“以正致諫”，“微諫不倦”的諫親原則。他說：“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對於父母不“中道”的言行，子女應當勸諫，若父母不接受，子女不應違背父母意誌，更不能與父母爭辮，而應當承擔父母的過錯，按照父母的意誌行事。同時又通過自身的言行舉止，努力感化父母，否則都是違背孝道的行為。當父母死後，孝子如何才能行孝道，曾子提出“慎終追遠”的主張。所謂“鎮終”，是指按照喪禮慎重辦理父母的喪事，“追遠”是指對死去的先人終身堅持春秋祭祀。即“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孟子·滕文公》）《禮記·曾子問》一篇詳細記載了曾子向孔子問“喪禮”的情況，前後所問多達44條，可以說巨細無遺。說明曾子對喪禮的重視。曾子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孝經》卷一）“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大戴禮記·祭義》）子女軀體是父姆軀體的延續，殘傷身體也就等於殘傷父母的身體，自然腳是一種不孝的行為父母“全而生之”，子女也應該全而歸之。《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記載：一個名叫樂正子春的人傷了腳，傷好之後，仍數月閉門不出，憂容滿麵。弟子問他為何如此？他引曾子之言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予是以有憂色。”因此“全體”、“貴生”就成為人倫孝道的一項特殊要求，以致於產生了諸如“孝子不登高，不履危”，“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共身”之類的禁忌，目的在於“不敢忘其親”。（《大戴禮記·曾子本孝》）養親、敬親、諫親、慎終追遠，全體貴生，構成曾子人倫孝道的基本內容。作為孝的典型，曾子在躬行孝道時也有不足之處，有的地方做得過了頭。（《淮南子·齊俗訓》）說：“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公西華在人格平等的基礎上孝養雙親，曾子恰恰相反，將父子關係建立在“有親可畏”的基礎上，主張子女在長輩麵前應“坐如屍，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恭恭敬敬，戰戰兢兢，不苟言語，言語時必和顏悅色。據《韓詩外傳》卷八、《說苑·建本》、《嘴孔子家語·六本》等典籍2載：一次曾參在瓜圃內耕耘，不小心誤斷瓜根。其父大怒之下舉起大棍擊打曾參後背。
曾子被擊倒在地，很久不省人事。蘇醒過來後，趕快到父親跟前，向父親說：“剛才曾參耕斷瓜根，理當受父親大人的重罰，父親切莫氣病了。”退回自己房間後，又操起琴邊彈邊唱，有意讓父親聽到，使父親知道自己身體仍健康，消除父親的擔優。如此近於愚蠢的孝行，孔子知道後大為不滿，告訴門人說：“曾參來了不讓他進門！”曾參自以為無錯，想方設法見到了先生。孔子毫不客氣地責備他說：“你難道沒有聽說過，過去替晚有個兒子叫舜。父親想使喚他時，他時常在父親左右，警晚想殺他時，卻找不到。父親用小棍打他，他就承受；父親用大棍子打他，他就逃走。如此，警晚因為想加害舜卻沒有得逞而沒有觸犯不配為父之罪，舜也因此不失其孝道。如今你事奉父親，委身承受父親的暴怒，受擊打而不躲避，一旦傷重身死，就會陷父於不義之境地，這是最大的不孝行為。”曾子毫無原則的逆來順受，看似大孝之舉，實際上卻“陷父於不義”，使父親背上“不義”的惡名，恰恰是大下哮。曾子將人倫孝道擴展到政治關係上，構成了他孝道理論體係的另一重要內容廠忠。他相信孝子必定是良臣，家孝必然國治。“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大鼓禮記·曾子立事》）在君臣關係上，曾子之“忠”已固定為臣下對君王應持以準則，但它不同子無條件效忠君王的“愚忠”。曾子所提倡的“忠”，是指以孝為本，建立在政治人格平等前提之下，以義相分，為君分優，惜盡其職的政洽品格。“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孝經》卷十七）君王行為合符仁義，臣下就不辭勞累，全力輔佐，玉成其事；如果君王暴虐無道，臣下則不可同流合汙，而要挺身而出，進行抗爭。當雙親去世後，曾子已無孝養之累，對安身立命的原則作了調整，以前強調不擇官而仕，現在卻要擇官而仕。《大裁禮記·曾子製言》記錄了他的這一原則：“諸侯不聽，則不於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君子不餡富貴，以為己說〔悅）；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君不事；不仁，則吾不長。”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如果君王不仁不義，則不惜辭官而去，既不屈行以求位，也不恃貴以傲貧。決不辱沒人格，苟且偷生，”辱若司避，避之而己。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春秋效露·竹林》）這一獨具一格的君子人格對後世影響很大。“孝”除了是調節社會關係的準則外，曾子還把它作為調節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準則。
他認為宇宙間一切變化、運動，都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人類的行為自然也會對自然界產生意義不一的作用，要求人們遵守一定的自然規律，“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無圓》）曾子之所以學問和修養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憑借他“內省”和“慎獨”的修養方法。他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屍（《論語·學而》）”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同朋友往來是否誠實？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複習了？關子“慎獨”的修養方法。指當獨處而無人覺察時，要像有許多眼睛在盯著你，許多人的手在指著你的時候那樣，謹慎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曾子認為“慎獨”首先要求“誠意，要真實無偽，真心無欺，要言行內外一致，在一切場合中都自覺地踐履道德準則。曾子後來也授徒講學，弟子眾多。其學問思想對子思、孟子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思孟學派的鼻祖，在孔子以後的儒經傳授上具有重要地位。有著作傳世，《漢書·藝文誌》著錄有《曾子》18篇，今僅存10篇，收人《大戴禮記》。由其弟子後學寫成的《孝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自而漢起，對杜會影響很大。自東漢明帝十五年起配祭孔子。唐高宗總章元年封太子少保”，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郵侯”，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宋度宗鹹淳三年封為“郕國公”。元至順元年封為“哪國宗聖公”，明世宗改稱“宗聖”。
曾子對孔子的仁又作了創造性的發揮。他把孔子博大精深的“仁”學體係進行分解，對其中一些關鍵性內容進行單獨改進，使之具體化，現實化，以利於各階層人的實踐。曾子通過認真的觀察思考，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論語·裏仁》）口忠是對自己的品格要求，恕是對人應持的品格，忠是誠心，樸實，恕是無私，不欺，寬以待人。他對忠恕之道進行了發揮。首先對自己乃至家庭都用誠心來嚴格要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曾記載，曾子的妻子去趕集，兒子哭泣著追趕她，母親對兒子說：“你回去，等我回來給你殺豬。”兒子信以為真，不再追趕曾妻趕集回來，曾參立即準備殺豬，妻於製止道：“先時隻不過與兒子鬧著玩，莫當真。”曾子說：“怎能同小兒戲言，小兒無知，正等待父母教他。今天你欺編他，這是教他欺騙。母親欺騙子女，子文將來必不信任母親，這不是教育之道。”於是，曾子夫妻二人為了培養兒子的誠心，為兒子殺了豬。此則故事足以說明曾子忠誠的品格。他又強調與人交往過程中對別人給以充分理解和寬容，設身處地為別人提供幫助。他說：“是故人之相孝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大戴禮記·曾子製言》）認為與人相處，就像乘坐車船一樣，要真誠地互相援手，方能達到目的。又說：“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花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認為君子之善應當和他人同步而行，對於別人的美善和才能，絕不據為己有。
君子提倡美善，但並不強迫別人去做。別人有錯要讓他自行改正，別人有美善之事，也不要過分誇獎，以免他驕傲自滿。指出不要揚人之短，而要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對於有過則改之人，要像平常人那樣平等交往。對於他人取得成就給予忠心的祝賀，並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績。“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曾參在這裏把孔子倡導的“愛人”、“立人”、“達人”的理論具體化為與人為善的獨立的待人接物原則，更容易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也便於在實踐中貫徹實施。曾子很重視對禮的學習和領會，一方麵固守維護等級名分的禮，認為禮可以避免“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之類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麵把禮闡釋為主觀的道德情操，認為“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大戴禮記·曾子製言》）將過去主妥以尊卑貴殘等級為核心的禮改變成為人們相互關係中的道德原則：即對尊貴者的尊重，對年老者的孝敬，對幼小者的慈愛，對年少者的友善，對貧賤者的恩惠。強調對別人的理解、幫助和關心。這種禮適用於一切社會等級的人，使原來主要施行於貴族階層的“禮不下庶人”之禮靠近了普通的民眾。體現在曾子一生中最為突出的是他的孝行和孝道理論。在孔門弟子中，在孝行方麵表現突出的，除了閡子每之外，就是曾子，就其對後世的影響來說，則曾子遠遠超過了閡子島。曾子師承孔子“孝”道之後，經過他自己的體悟，把在孔子那裏還隻是倫理觀內涵之一的孝擴大，膨脹成包括所有道德範疇的。大經大法。如說“夫孝，飽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嗜孝經》卷一）“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而且“孝”還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用，適用杜會一切領域，指導人類一切行為的普遍法則，“置之麵塞於天地，衡之而衡四海。施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他將孝的思考與孝的實踐融合一起，用“孝”來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體悟孝道，完善孝道。曾子的孝道理論，有幾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中之一是，孝道是人倫關係的大綱大法，以忠敬、守禮作為兩大基本原則。
其首先粥調的是養親。天下父母為撫養子女成人，含辛茹苦，曆盡艱難，子女長大成人後應當恩鳥獸反哺之情，盡心盡力地供養照顧雙親，使父母在物質生活上盡可能得到滿足，這是曾子孝論最基本的要求。《新語·慎微）篇記載：“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幹糜粥之間，行之幹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鹽鐵論·孝莽》也載：“曾子養曾誓必有酒肉”指出對待父母，每天都要昏定晨省，早晚問寒問暖，為雙親提供一個良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有一次，他叫妻子做蔡燕奉母，妻子不小心沒有煮熟，曾子知道後大為不滿，當即立下休書，把妻子休出家門，終身未再續娶曾子指出，光陰易逝，雙親在絲比日有減無增。當父母把子女養大成人時，他們年壽已高，與其在雙親死後，用牛來祭祀他們，不如在雙親在世之時，以雞豬來奉養他們，因而子女養親應有緊迫感。一個人安身立命，應以如何才能奉養好雙親作為基本原則。基幹這個認識，他提出了一條著名的人仕原則：即父母健在時，子女應該“不擇官而仕，以便盡快獲得捧祿以奉養雙親。”吾嚐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投之後，吾嚐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初，鑲題三圍，轉毅百乘，猶北向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伸）其去，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卷七）他曾經擔任過官吏，捧祿雖不多，但自己仍很高興，井不是認為捧祿足夠了，而是覺得已經能奉養雙親了。
雙親死後，他南遊楚國，取得高官厚祿。然時常而北哭泣，並非嫌地位不夠高，而是傷心此時自己已有豐厚的捧祿顯赫的地位，但已經無法再奉養雙親盡孝道了。因此他認為一個人官位雖低，捧祿雖薄，但能供奉雙親，人生價值也就得到了實現。如果一定要等到高官厚祿，榮華富良之時，才想起奉養雙親，那是一種不孝的行為。供養雙親是人倫之孝的最基本要求，但隻做到這一步遠遠算不上孝道。孔子曾經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牛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認為養親是人與禽獸共有的生理本能，人類隻有用“敬”，才能與禽獸相區別。曾子說：“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大戴禮記·曾子立孝》）提出在養親基礎上，必須“敬親”，才合乎人倫孝道。《孟子·離婁上》記載說：“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日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間有餘，曰亡矣。將以複進也。此所謂養口休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誌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說明曾子不僅以酒肉養親，而且將撤回酒肉時，必定問曾誓想給與誰；當父親間是否有多的給所愛的子孫時，曾子必定回答“有”以此來滿足其父的誌意。這是一種高尚的將孝親建立在敬親的自然情感上的養誌之孝。
當父母有過錯時，曾子根據孔子的教導，提煉出“以正致諫”，“微諫不倦”的諫親原則。他說：“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對於父母不“中道”的言行，子女應當勸諫，若父母不接受，子女不應違背父母意誌，更不能與父母爭辮，而應當承擔父母的過錯，按照父母的意誌行事。同時又通過自身的言行舉止，努力感化父母，否則都是違背孝道的行為。當父母死後，孝子如何才能行孝道，曾子提出“慎終追遠”的主張。所謂“鎮終”，是指按照喪禮慎重辦理父母的喪事，“追遠”是指對死去的先人終身堅持春秋祭祀。即“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孟子·滕文公》）《禮記·曾子問》一篇詳細記載了曾子向孔子問“喪禮”的情況，前後所問多達44條，可以說巨細無遺。說明曾子對喪禮的重視。曾子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孝經》卷一）“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大戴禮記·祭義》）子女軀體是父姆軀體的延續，殘傷身體也就等於殘傷父母的身體，自然腳是一種不孝的行為父母“全而生之”，子女也應該全而歸之。《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記載：一個名叫樂正子春的人傷了腳，傷好之後，仍數月閉門不出，憂容滿麵。弟子問他為何如此？他引曾子之言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予是以有憂色。”因此“全體”、“貴生”就成為人倫孝道的一項特殊要求，以致於產生了諸如“孝子不登高，不履危”，“險途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共身”之類的禁忌，目的在於“不敢忘其親”。（《大戴禮記·曾子本孝》）養親、敬親、諫親、慎終追遠，全體貴生，構成曾子人倫孝道的基本內容。作為孝的典型，曾子在躬行孝道時也有不足之處，有的地方做得過了頭。（《淮南子·齊俗訓》）說：“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公西華在人格平等的基礎上孝養雙親，曾子恰恰相反，將父子關係建立在“有親可畏”的基礎上，主張子女在長輩麵前應“坐如屍，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恭恭敬敬，戰戰兢兢，不苟言語，言語時必和顏悅色。據《韓詩外傳》卷八、《說苑·建本》、《嘴孔子家語·六本》等典籍2載：一次曾參在瓜圃內耕耘，不小心誤斷瓜根。其父大怒之下舉起大棍擊打曾參後背。
曾子被擊倒在地，很久不省人事。蘇醒過來後，趕快到父親跟前，向父親說：“剛才曾參耕斷瓜根，理當受父親大人的重罰，父親切莫氣病了。”退回自己房間後，又操起琴邊彈邊唱，有意讓父親聽到，使父親知道自己身體仍健康，消除父親的擔優。如此近於愚蠢的孝行，孔子知道後大為不滿，告訴門人說：“曾參來了不讓他進門！”曾參自以為無錯，想方設法見到了先生。孔子毫不客氣地責備他說：“你難道沒有聽說過，過去替晚有個兒子叫舜。父親想使喚他時，他時常在父親左右，警晚想殺他時，卻找不到。父親用小棍打他，他就承受；父親用大棍子打他，他就逃走。如此，警晚因為想加害舜卻沒有得逞而沒有觸犯不配為父之罪，舜也因此不失其孝道。如今你事奉父親，委身承受父親的暴怒，受擊打而不躲避，一旦傷重身死，就會陷父於不義之境地，這是最大的不孝行為。”曾子毫無原則的逆來順受，看似大孝之舉，實際上卻“陷父於不義”，使父親背上“不義”的惡名，恰恰是大下哮。曾子將人倫孝道擴展到政治關係上，構成了他孝道理論體係的另一重要內容廠忠。他相信孝子必定是良臣，家孝必然國治。“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大鼓禮記·曾子立事》）在君臣關係上，曾子之“忠”已固定為臣下對君王應持以準則，但它不同子無條件效忠君王的“愚忠”。曾子所提倡的“忠”，是指以孝為本，建立在政治人格平等前提之下，以義相分，為君分優，惜盡其職的政洽品格。“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孝經》卷十七）君王行為合符仁義，臣下就不辭勞累，全力輔佐，玉成其事；如果君王暴虐無道，臣下則不可同流合汙，而要挺身而出，進行抗爭。當雙親去世後，曾子已無孝養之累，對安身立命的原則作了調整，以前強調不擇官而仕，現在卻要擇官而仕。《大裁禮記·曾子製言》記錄了他的這一原則：“諸侯不聽，則不於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君子不餡富貴，以為己說〔悅）；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君不事；不仁，則吾不長。”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如果君王不仁不義，則不惜辭官而去，既不屈行以求位，也不恃貴以傲貧。決不辱沒人格，苟且偷生，”辱若司避，避之而己。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春秋效露·竹林》）這一獨具一格的君子人格對後世影響很大。“孝”除了是調節社會關係的準則外，曾子還把它作為調節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準則。
他認為宇宙間一切變化、運動，都會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人類的行為自然也會對自然界產生意義不一的作用，要求人們遵守一定的自然規律，“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無圓》）曾子之所以學問和修養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主要憑借他“內省”和“慎獨”的修養方法。他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屍（《論語·學而》）”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同朋友往來是否誠實？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複習了？關子“慎獨”的修養方法。指當獨處而無人覺察時，要像有許多眼睛在盯著你，許多人的手在指著你的時候那樣，謹慎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標準。曾子認為“慎獨”首先要求“誠意，要真實無偽，真心無欺，要言行內外一致，在一切場合中都自覺地踐履道德準則。曾子後來也授徒講學，弟子眾多。其學問思想對子思、孟子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思孟學派的鼻祖，在孔子以後的儒經傳授上具有重要地位。有著作傳世，《漢書·藝文誌》著錄有《曾子》18篇，今僅存10篇，收人《大戴禮記》。由其弟子後學寫成的《孝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自而漢起，對杜會影響很大。自東漢明帝十五年起配祭孔子。唐高宗總章元年封太子少保”，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郵侯”，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宋度宗鹹淳三年封為“郕國公”。元至順元年封為“哪國宗聖公”，明世宗改稱“宗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