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統到囚徒--盧泰愚、全鬥煥案始末

3、“5·16”，“美式民主”流產

　　1960年到1961年5月，是韓國政治大動蕩時期。

　　1960年春，85歲高齡的李承晚又作為自由黨推舉的總統候選人參加第四屆總統競選。自由黨再次玩弄賄賂軍隊、選民的手腕，並動用70000名警察看守票箱、威脅選民。3月15日大選的結果是自由黨推舉的副總統候選人李起鵬獲得8337059票，民主黨的張勉僅獲1843758票；李承晚由於對手趙炳玉在大選前病亡，獲9333376票。自由黨的這種欺騙行徑激起人民的極大憤慨。4月19日，漢城爆發了“4·19革命”或稱“4·19學生革命”，把李承晚及自由黨趕下台。

　　李承晚倒台後，韓國經曆了一段以許政為代總統的“過渡政府”時期。“過渡政府”組織修改憲法並籌備新的選舉同時對政府機構進行了調整，清除了一些高級官員，並把李承晚倒台之前才剛製定出的“三年計劃”付諸實施。新修改的憲法規定把原先的總統製改為責任內閣製，並設立地方議會。1960年7月29日進行民議院及參議院選舉；8月12日由兩院聯席選舉總統。民主黨“舊派”領袖尹潽善當選為第二共和國總統；經過一番權力鬥爭之後，“新派”領袖張勉經總統提名，並在19日經民議院表決，成為第二共和國的總理。在新憲法規定下總統隻是個名譽職務，總理掌握著政府的實際權力，由他組成內閣。

　　由於朝鮮受的是東方日本人的統治，所以韓國民族主義中包含著三種價值成分：一是反對日本；二是維護舊傳統；三是崇尚美式民主。民主是韓國最受歡迎的思想，所有的黨派和政治家都標榜自己要為民主作貢獻，學校課本反複教導“民主政體”是最理想的，但是，從李朝到日本統治到李承晚時期，韓國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中央政府依靠金字塔式一層管一層的官僚機構控製社會，不允許各種自發組織或團體出現和存在。所以，到1960年，韓國社會仍然是典型的兩層式結構：上邊是強大的中央集權，下邊是“一盤散沙”似的民眾。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由於中央政府同民眾之間缺少一層中間性“緩衝地帶”，即缺少各種各樣群眾組織和自發團體，所以群眾一鬧起來便直指中央政權。社會結構是國家權力的反映，國家權力削弱的結果就是混亂。李承晚的專製統治積怨甚多，新的政府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決策優柔寡斷，不能及時懲處鎮壓學生的劊子手，不能改變官僚機構的腐敗狀況，新的經濟政策又不可能馬上奏效，所以社會上積壓的不滿情緒不僅未減而且越來越強。在這種情況下，突然放棄舊的統治機製，實行全麵的“民主”，其結果必然是無政府主義的泛濫。

　　因為李承晚利用警察來壓迫民眾維護其獨裁統治，並在“4·19革命”中槍殺近200名學生，人們仇恨的對象主要是李承晚和警察。在李承晚倒台之後，人們對警蔡進行全麵報複。人們衝擊自由黨機關、警察機關，打砸、焚燒家具、設備。村民們甚至抓住警察頭目，讓他站在幹樹葉上，令其雙手伸開，在樹葉上澆上油點燃，“像烤狗一樣”地烤他。這種不通過法律的以牙還牙的作法，使警察隊伍人心潰散。張勉政府開除同自由黨合作而且民憤較大的警察4500多名，80%警察被調換了地點。在這種形勢下，警察既不敢管理，又不了解新地點的情況。社會治安嚴重削弱。幫夥大量興起，盜賊日益增多，大股、小股的遊行不斷，城市居民晝夜惶恐不安。這種混亂狀況在張勉政府倒台之前3個月開始好轉，但社會的恐懼心理達到頂點。

　　學生和新聞界對推翻李承晚腐敗政府起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他們同尹潽善、張勉的民主黨一樣，精力集中於反對李承晚專製，而對於如何建設民主製度、如何管理好、維護好民主製社會，沒有認真加以考慮；並且，比起民主黨來，他們更是一盤散沙，缺乏組織和目標、綱領。在“4.19革命”後，大學生發現“革命”沒有產生預想的輝煌社會效果，一直不停地采取遊行等激烈的行動。新聞界更是混亂一團，從李承晚倒台到張勉政府組成的一段時間，被稱為“幾乎是大學生和新聞界統治的時期”。報社、新聞社、雜誌、記者成倍地增長。從1960年5月到1961年月報刊由600份增加到約1600份；報刊新聞界一個勁地反對政府，卻又沒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報刊都缺乏資金，靠登載聳人聽聞的而通常是不準確的消息來賺錢。

　　比如有關各個村莊饑餓的報導，寫報導的記者從未去過這些村莊，核查發現並無此種情況，純屬捏造。無論是什麽樣的報紙和雜誌，對張勉政府在民主政治的構架下解決各種問題以及困難的努力沒有任何理解和同情。韓國當時的學生和新聞界，價值觀念是現代的而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卻是傳統的。這樣盲目地製造混亂，實際上是在親手破壞自己流血鬥爭所換來的民主。

　　以張勉為首的民主黨“新派”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城市企業界。但是，來自這方麵的支持也逐漸喪失。如上節所述，韓國在50年代由於變賣歸屬工廠、分發美國援助物資、控製貸款等原因，形成政治權力與私營大企業勾結的腐敗金錢關係。財富不是通過勞動或公平競爭獲得，這必然會引起人民的不滿和憎恨。李承晚政治體係腐敗是經濟失敗的根源，但這卻導致社會對大企業的不滿。“4.19革命”的遊行隊伍不僅打砸政府的招牌、標誌，也打砸、截堵大企業的小汽車。越是漂亮的小汽車，越是容易遭到打砸或攔截。

　　張勉政府所麵臨的最嚴重問題，是被李承晚以“國家安全法”鎮壓下去的左派和進步黨力量的複興。這股力量主要在大、中、小學教員和學生中傳播影響。雖然他們占教師和學生的很小比例，但由於朝鮮南北分裂局勢，其影響日益擴大，形成左派和保守派兩個陣線的明顯對立。左派的方針是：反對資本主義和現存經濟秩序，因為這種製度帶來經濟不平等；號召以同北方共產主義調和的方式和平統一；反對對美國的嚴重依賴，提倡在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的對立中采取中間立場。保守派則堅持反共立場；擁護依賴美國來保護韓國；堅決反共產主義，反對階級鬥爭的概念，無保留地支持世界反共陣營。1961年春，左派與保守派的對立日益尖銳。左派的遊行隊伍喊著“美國佬滾回去！”、“廢除《韓美經濟及技術協定》！”等口號，而保守派的遊行隊伍則喊著完全相反的口號。激進的大學生提出把大企業收歸國有、平分地主土地的主張，並於5日開始號召、組織南北學生“誓師大會”。1961年5月4日漢城大學“民族統一學生聯盟”發起“10萬名學生代表5月20日到板門店舉行‘南北學生和平統一誓師大會’”運動，迅速得到全韓各地學生的熱烈響應和朝鮮北方學生組織的讚同。漢城、大邱、大田等地的學生多次舉行遊行、集會，並進一步提出“20萬南北學生聚會”的計劃；張勉政府采取勸說和威脅的方式阻止都未生效。形勢急劇變化，張勉政權搖搖欲墜，終於在5月16日被樸正熙政變推翻。

　　張勉政府沒有得到充分的時間來鞏固自己，它隻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它所遇到的種種危機都不是自己製造的，而是李承晚政權的遺留物。李承晚政權沒有給“民主政治”奠定任何完整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在當時的韓國，“美式民主”是政治領袖、學生、知識新聞界、以及普通群眾都呼喊或向往的口號，但由於上千年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影響，各階層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離“民主”的境界都有一定的距離。在這種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傳統背景中，突然放棄社會所熟悉的官僚控製機製，連正常的管理秩序都不能提供，必然導致難以駕馭的政治混亂。張勉的“美式民主政體”隻是一個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

　　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金鍾泌軍事集團突然發動政變，結束了搖搖欲墜的“第二共和國”。從此，韓國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軍人專製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