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統到囚徒--盧泰愚、全鬥煥案始末

4、總統樸正熙 越老越專製

　　樸正熙統治時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61年5月16日政變到1963年10月“歸還民政”；第二階段從1963年10到1971年12月頒“國家保衛法”；第三階段從1972年到1979年樸正熙被暗殺。

　　在第一階段，即軍政府時期，如前所述，出於懲治腐敗、社會邪惡和鞏固政權兩個目的，存在肆意逮捕和隨便判刑的現象。但由於美國的壓力，“革命”逐漸緩和而轉入強調具體的社會管理。1963年10月“歸還民政”的總統選舉，沒有李承晚時期那種賄賂、威脅選民、作弊等惡劣現象，被聯合國的一位觀察員稱為“韓國15年曆史上最誠實與平和的選舉。”

　　在第二階段（1964—1971年），韓國基本維持著三權分立的民主製形式。盡管遇到反對韓日關係正常化的大學潮，樸正熙政權的統治還比較溫和。樸正熙把他的“民主”稱為“行政民主”或“管理民主化”。在這種體製下，允許對政府的外交政策、經濟政策進行公開討論、批評，允許在報紙上揭露官場腐敗現象。有權糾正政府的錯誤，“有權發牢騷”。韓國的報紙和出版社都是私營企業，有的同某個政黨聯係，有的依賴某大企業集團。這種同西方類似的新聞出版管理方式，使專製體製下有一些言論的渠道。比如，1966年一個經濟學家曾列舉了樸正熙第一個五年的五大惡果：通貨膨脹加劇；中小企業凋蔽；農業經濟越來越糟；貧富差距拉大；失業增加。唯一的優點是引進了外資。這樣直率的批評是常見的。在韓日關係正常化時，一些報紙更是把樸正熙、金鍾泌罵為“賣國”。政治反對黨和社會輿論的一定監督作用，為其政治體製增加了彈性，使政府能夠較多地掌握社會的真實信息。

　　當然，60年代的民主是有限度的。樸正熙對政黨政治一直保持謹慎的態度。這一方麵是出於軍人政權的非政治的本質，另一方麵是因為儒教社會的特殊背景。儒教國家政治權力控製、剝奪經濟的傳統和懾服於權威的社會價值觀念，使人們都盯著政治權力，從而造成不可遏止的權力爭奪的“政治漩渦”。這種權力鬥爭的“漩渦”在新的曆史時期很容易地以政黨競爭的形式表現出來，使社會陷入無秩序狀態。張勉的失敗是一次難忘的教訓。在對待政黨活動上，樸正熙顯然是因噎廢食地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強製地把社會精力都集中在經濟上，不給政黨組織的發展提供機會。“無論是他自已的民主共和黨或是反對黨新民黨，都沒有得到機會發展出一個領導機構或培植出支持的基礎。”60年代的所謂“管理民主化”，形式上保留著三權分立，實質上是一人排斥政治參與的專製政體。

　　1972年10月17日，樸正熙以“來自北方的南侵威脅”為借口，解散國會，實行緊急戒嚴。並於11月推出“憲法修正案”，即“維新憲法”。“維新憲法”大大加強了總統的權力，它將總統任期改為6年，取消了限製連任的條款；在國會之外，另設一個“統一主體國民會議”，總統任會長；總統改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選舉；國會議員的1/3由總統提名，由“統一主體國民會議”選舉；另2/3由選民選舉。

　　這次憲法修改，使國家的最高權力集中在“統一主體國民會議”，並集中在總統一人身上。雖然1962年憲法修正案規定的總統權力很大，但隻限於行政分支，現在又進一步擴大：總統“作為國家領導，如果必要，可以主宰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個分支。”該憲法修正草案的第53條還規定：“當國家遇到災害或大的經濟、財政危機時，以及國家安全或人民安全及秩序受到嚴重威脅或麵臨威脅而需要采取迅速措施時，總統將有權在國家一切事務範圍內采取緊急措施，包括內務、外交、國防、經濟、金融和司法屯務。”

　　10月以來發生的這些變化叫做“十月維新”，在維新憲法下的體製稱為“維新體製”，從1972年10月宣布戒嚴起，樸正熙基本上回到了第一階段的軍事專製。在“維新體製”下，罷工、罷市、遊行都是非法；在新聞出版方麵也加強了控製，攻擊總統是非法的，禁止討論南北統一問題。

　　對樸正熙在70年代又回到專製或“威權主義”的原因，學術界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觀點是，樸正熙在1971年4月的總統選舉中隻以微弱的多數票戰勝新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金大中，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因此走向專製；第二種解釋是激進依附論者的觀點，主要以日本和韓國的一些激進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樸正熙在1972年走向“威權主義”，是由於對日本的依附，樸政權同日本的跨國公司勾結，出賣民族利益，經濟發展的果實為日本跨國公司所得；為了維持同跨國公司勾結的環境，所以走向“威權主義”；第三種解釋比較普遍，即認為韓國70年代初又重新回到“威權主義”主要是因為當時中美關係改善造成世界格局變化。這也是樸正熙本人的解釋。他在推行“維新體製”時，一再宣揚基辛格訪華、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宣揚韓國麵臨朝鮮北方和蘇聯、中國的武力威脅。

　　70年代初，不僅樸正熙的權力受到威脅，他的經濟政策也受到嚴重的挑戰。樸正熙仿效明治發展模式，雖因經曆了日本46年的殖民統治而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卻是以“強製”為前提。儒教社會不易容忍貧富差別拉大，因而也不易接受政府扶植私營大企業貧富差距已經擴大到超出人們心理承受力的程度，1970年11月，一個年僅23歲的紡織男工全泰日為了呼籲改善工人生活條件而自焚，這一事件引起大學生和教會的同情。漢城大學的學生立即成立了“人權保護大學生同盟”，從此各大學的學生遊行不斷，他們有組織地進行活動，號召工人起來鬥爭。反對黨新民黨的領袖金大中把“實現全泰日精神”寫進他的競選誓言中。

　　金大中的政治綱領否定現行經濟體製，提出“大眾經濟”的口號，要“在培養中產階級的基礎上實現分配平等和高生產率”。他的設想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製度同資本主義製度嫁接在一起，搞“混合經濟”，走一條折衷道路：

　　即反對高壓的計劃經濟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建立一個大眾經濟秩序。如果需要的話，通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的方法，來增加生產和充分的雇傭，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標準。

　　金大中提出的混合經濟的道路，缺乏實踐的基礎。他的設想與印度尼赫魯搞的“混合經濟”相似，而印度的經濟發展卻並不成功。但無論如何，金大中的政治綱領反映了社會底層民眾的願望，具有進步性。因此，他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1971年4月27日總統選舉，盡管樸正熙動用了行政力量，卻隻獲得全部選票的51.2%，金大中獲43.6%，樸正熙隻領先金大中不到95萬票。

　　總之，1971年—1972年走向強硬的威權專製，是因為國際格局的變化刺激了潛在的社會反抗力量而使現行秩序受到巨大威脅。“維新體製”的出現並不突然，這同樸正熙單一的經濟目標和走專製的發展道路的一貫思想是一致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韓國的新生——一種發展模式》一書中，重新敘述了他在1961年已經成熟的思想。他認為，推行“維新體製”不僅是應付國際局勢的需要，也是發展經濟的需要，是“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富有成效的政治風格。”但是，專製畢竟是不得人心的。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不僅需要提高物質文明的水平，也需提高包括民主政治參與在內的精神文明水平。在現代化進程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同經濟發展一樣重要。樸正熙的“維新體製”雖然鞏固了經濟秩序從而使韓國在70年代獲得更高的增長速度，卻因為打擊了民主運動而積怨甚多。並且，他的專製發展的思想為一批緊密追隨者所信奉。1980年全鬥煥上台，把樸正熙的專製更嚴酷地重演了一遍，進一步推遲了向民主國家過渡的時間。

　　（尹保雲）

　　§§五 涉案首腦多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