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統到囚徒--盧泰愚、全鬥煥案始末

2、李氏政府，腐敗的溫床

　　李承晚政權對韓國發展所作的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前麵已提過的土地改革。李承晚的整個政治是失敗的：他沒有使新獨立的韓國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相反，卻把舊李朝的官僚體製與作風恢複起來。

　　從1948年當選第一任總統到1960年當選第四任總統的12年時間，李承晚始終不重視韓國的經濟發展，而是在追求南北統一的目標。他的原則是先統一、後建設，不統一、不建設。因為“單獨建設朝鮮南部”會使他“心裏難過”。在整個50年代，他不停地喊武裝“北伐”、“北征”，不斷地屠殺、鎮壓共產黨和左派人士，把韓國變成國際意識形態尖銳對抗的過河卒子。直到年第四屆總統大選之前，他的美國朋友羅伯特·奧利費建議他退職休息，85歲的李承晚回答說：“我必須留任，……誰，來領導戰鬥？我必須留任，我讓我的人民選擇。”

　　其實，對南北統一的追求、呼喊常常隻是李承晚政權的一種表麵現象。李承晚貌似在爭取民族統一，整天地喊“北伐”、“統一”，卻並非真的要去“北伐”。李承晚最清楚在短時期內統一朝鮮半島是不可能的，美國決不會幫助他再次攻打朝鮮北方。作為韓國的第一代領導人，權力鬥爭是李承晚真正關注的問題。他當總統12年，幾乎全部精力都用於同強大的反對黨即金性洙的民主黨周旋、鬥爭。

　　1948年的憲法是仿照德國的魏瑪憲法製訂的，總統的權力十分大。但李承晚這個李朝後裔仍覺得自己受到的製約太大，他很討厭美國人強加給他的“民主政治”。在1950年以前，他一直反對政黨政治，說政黨政治不適合韓國國情。

　　1951年，出於鞏固自己權力的需要，他組建了“自由黨”。這是一個由青年團體發展起來的組織，它的上層是一些逢迎拍馬的烏合之眾。從此李承晚的自由黨便和金性洙的民主黨展開激烈的權力爭奪。民主黨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而李承晚則完全依賴人民對他的個人崇拜和李朝曆代國王都具備的挑動下屬派性鬥爭的權術。李承晚在50年代，在各個政治集團之間製造分裂，使一個集團反對另一個集團，當個人爭鬥和仇恨激化成各集團之間的衝突之後，他又公開地批評他們沒有為民族的利益而聯合起來。

　　利用“反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和專製機器打擊反對黨的力量，是李承晚權力鬥爭的又一手段。他“反共”的所作所為，許多都是權力鬥爭。在美軍占領時期，共產主義力量的革命鬥爭比較活躍，1948年10年19日至31日爆發的、以後的總統樸正熙也卷進去的“麗順叛亂”，造成1200多人死亡。89710人被捕。1949年12月1日，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為李承晚迫害共產黨、左派以及打擊左派反對黨提供了法律依據。15萬“左派分子”被他剝奪政治活動的權力。1952年李承晚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快滿時，發現自己麵對一個充滿敵意的國會準備拒絕再次選他為總統。他把國會選舉總統改為普選。在遭到國會強烈反對時，他利用戰爭期間肅共為借口，在5月27日將50餘個反對他這一提案的議員逮捕。

　　李承晚同政治反對黨的權力鬥爭一直持續到他垮台。“這個鬥爭采取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程度和規模，但他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權力，它意味著自己利益的擴大，盡管公眾反對。”這完全是李朝封建統治者的邏輯。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次要的，即使整個民族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自己照樣可以利用權力享受現代化帶來的一切奢侈品。1958年5月31日，反對黨領導人曹奉岩在《東亞日報》發表一封致李承晚總統的公開信中寫道：

　　總統采取各種方法和手段維持他的統治權力。為了延長他的統治，甚至不考慮人民的饑餓。他甚至在選為第二屆總統後仍然沒有想到使人民緊密結合一起，並且他的非製度的、非法律的和無理的種種行為繼續保持著。他的無能和腐敗依然如故，前副總統李始榮和金性洙為了反對他對政府的統治而在任期未滿就提出辭職。

　　為他人統治而拍馬屁的集團自由黨，把這個國家推向混亂和無責任感。它把人們趕向饑餓和貧困。它踐踏人民的權力。當人民對它的統治缺之信心時，自由黨在每次選舉中都動用暴力。現在，人民不再屈服於強權，自由黨又使出非法操縱選票統計的高壓方法。

　　由於李承晚沒有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中央政府陷入權力角逐，官僚機構自然也不能完成向服務社會生產的方向轉化，反倒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正如國際學術界共認的，李承晚不僅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都同現代管理相抵觸，“頂多我也隻是一個傳統‘君主’”，他用人的標準是“忠誠”，以私人惑情關係取舍官員，而不是根摜日益分化的政府職能的業務需要。他害怕下級威信升高而影響他的權力。所以，他頻繁地更換官員。在他執政12年時間內先後有200多個內閣成員，平均每人隻幹了不到11個月。這既破壞了政治和政策的穩定性，又助長了官員的投機心理。他周圍聚集了一幫善於奉迎拍馬之徒。這不僅使他同具有專業特長和任務目標取向的官員相疏離，也使他同政府的業務運轉相隔離。

　　在執政後，李承晚保留了日本時期的行政職員和警察，使這一部分人因感恩戴德而成為他的忠實支持者。接著，他大批地擴充行政隊伍。1945年殖民政府在整個朝鮮半島的行政人員一共隻有90000人；而到了1953年，李承晚在這個不到朝鮮半島一半而積的南部，雇傭的官僚行政人員相當於這個數目的3倍。

　　保留日本時期人員和擴大管理隊伍，都不能說明什麽問題。因為樸正熙後來也大童使用日本時期人員，而且在韓國50、60年代，也不可能不使用這些人員。關鍵是用人的目的是什麽，擴大官僚機構的目的是什麽？從一開始李承晚所考慮的隻是把官僚機構作為自己的壓迫工具和權力基礎。所以，他對日本時期人員也是存有戒心的。“李承晚唯一擔憂的是日本官僚傳統中的業務作風：它趨向於使行政部門減弱對他的依賴”。在李承晚看來，官僚的實際技能是次要的甚至是可怕的。整個50年代，韓國官僚機構將新畢業的大學生拒之門外。

　　在美國顧問的勸告下，1954年開始強調科學技術治國，並且將內閣成員和政府部門的許多領導都換成專家或技術人員，任人唯賢，講求效率的風氣在逐漸形成。但是，1956年的總統選舉使李承晚和自由黨大吃一驚。在這次選舉中，李承晚雖然因競爭對手申翼熙在大選屆臨時暴卒而再次當選，但得票率由1952年的73%下降到56%。而且，他的競選夥伴李起鵬被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張勉所擊敗。群眾呼喊出“我們不能生活，讓我們改變”的口號，表示對他的統治不滿。這次選舉使李承晚感到有必要抓住官僚機構，進而控製住整個社會，以確保下一次即1960年的“競選”。因此，在自由黨的指揮下，從1958年開始，對官僚機構進行改組，升到部長位置的專家，全部撤換掉。在他們的崗位上，以及整個黨和行政機構中，李政體中的官僚形成了一個也許是最警戒和最防禦的集團：它包括在日本統治下受過法律和行政訓練和具有共同的行政事務經驗的人，所有這些人都拚搏著通過和李以及自由黨機關合作而保持他們的權力。

　　李的願望不是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而是他的專製政體的維護。他需要的是官員對他的傳統式忠誠，而不是他們的實際業務才能。像李朝的各代國王一樣，他企圖把每一個官員都變成自己政治權力的忠實捍衛者。“從中央到地方，從都市到鄉間，從執法大員到寺方小吏，幾乎都為李承晚所任命。”

　　1958年的這次領導人員的大變更，使官僚機構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成了控製社會、維護李承晚個人獨裁統治的壓迫工具。上上下下的官員唯一關心的事是保住權力和特權。在整個官僚機構中，上級和下級都是以私人關係、私人忠誠為聯係紐帶，要麽沆瀣一氣，要麽互相躲避。裙帶關係、偏愛偏袒、背後攻擊、密謀勾結、以及宗派鬥爭，幾乎在每個高級官員的任命和提拔時都要喧鬧一番。卑劣的嫉妒、爭寵、奉迎拍馬、以及給競爭對手的政策設置障礙等等，使管理機器脫離合理、有效地處理政府事務的軌道。

　　韓國的官僚機構的腐敗是從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後便立即開始的。此時，美國的經濟援助一批批運來，新的官員和有關工作人員由於掌握了分配藥品、布匹、糧食、化肥等援助物資的權力，也得到了貪汙、受賄的“本錢”；朝鮮戰爭後拍賣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又為官員的貪汙、受賄提供了新的“本錢”。這一拍賣過程實際上是利用政治權力撈取私人財富的過程。不賄賂政府官員、同政治領導人沒有私情，想買到工廠是不可能的。公開招標常是欺騙。1947年到1958年，共拍賣企業2029個，價值224.5426億韓元；不動產259369項，價值217.5961億韓元；其他2106項，價值1.6124億韓元。1956年實現銀行私有化，1958年拍賣全部結束，實際上在1953年大部分企業都被倉促地賣掉了。出售價格隻相當於評估價格的50%——65%，更便宜的隻相當於估價的38%。這次企業拍賣，使韓國成為一個私營主體的社會，對它以後大企業興起並形成財閥發展模式有重要影響。但另一方麵，草率的拍賣過程加重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商勾結之風，造成新的發展障礙。

　　分配美國經濟援助的權力，是官員私徇的又一巨大本錢。盡管美國有專門的機構來監督美援的使用，但是，這種來自外部的監督難以杜絕腐敗的滋長。它已經是政治權力同企業集團之間關係的潤滑劑。1956年以後，這些東西的分配權集中在自由黨手裏。自由黨和中央政府的官僚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腐敗之網。好的運氣和機會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投機和外匯領域。因為外匯比率被通貨膨脹不斷地超過，官方規定的美元兌韓元的比價，比市場價格便宜三倍。出售外匯和出售進口權利，成了政府的一大企業。僅此一項，便使一部分官員大發橫財。企業要獲得官價外匯、進口設備、原料或政府的低息貸款，隻有通過賄賂政府。政府官員明著有提存、回扣，暗中還有巨額賄賂。在這次長達十幾年的通貨膨脹中，許多富人和中產階級變為貧民，卻產生了一個新的上層階級：主要由政府高級官員和職員組成，以及同政治權力有牽連而獲得好處的企業主。1959年8月到1960年3月，財務部和韓國重建銀行給55個重要的公司企業提供174億韓元的貸款，李承晚的自由黨總部居然為了競選而從中提取“政治基金”62.9億元，占36%。其中24.5億元作為選舉基金，38.2億元是非法所得。這種例子在50年代的韓國並不新鮮。在李承晚的體製下，企業成了“政治家們的采邑。”軍隊也被李承晚和自由黨利用。韓國有60萬人的軍隊，美國給他的“軍事援助”數額也很大。所以軍隊就有兩個用途：一是提供“選票”，二是提供“政治基金”。

　　李承晚時期的官僚們“成為肆無忌憚的剝削者。沒有理想也沒有道德顧忌的約束，他們的行為是享樂主義的，他們的綱領是高消費取向的。”從私人關係和感情出發任免官員，使官員無羞恥地賄賂上級，而上級官員也無羞恥地向下索賄。治安、司法、銀行、稅收等方麵的法律製度和規定統統為腐敗所侵蝕。稅收很少按時間和規定來收繳，隨意的勒索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家常便飯。中小企業很難生存，大大小小的官員都來敲詐勒索。在街區和農村，警察及地方官隨意敲詐、剝削百姓。

　　總之，李承晚為了維護個人的獨裁扼殺了在美國顧問、專家影響下出現的行政管理日趨理性化、科學化的勢頭，使國家機構走向全麵腐敗。舊李朝的一切腐敗現象如裙帶關係、任人唯親、捧上壓下、滿口政治道德口號而工作無能，等等，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級官僚機構中找到。腐敗成了李承晚政權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