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2)
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的第二天，即6月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商議貫徹執行這個方針，研究繼續壓縮經濟建設中實踐證明仍不實際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會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財政預算看來是訂高了。”“我看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針對不同意削減預算一事，周恩來說明“計劃和預算應該是統一的”，預算高了就“一定要削減”的道理，強調“要打破預算不能修改”的觀念。他指出：“既然認識到不可靠，就應該削減。昨天黨中央開會決定了這個精神。今天在會上討論，把數字減下來。明知原來的預算完不成，又在報告中列出去，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沒有告訴他們實際情況。”他強調“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保守，也反對冒進。”周恩來在說明理由並經過充分民主討論後，綜合李富春、薄一波在會上提出的意見，確定按5%削減國家財政預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設經費由147億元削減到140億元。
6月12日，針對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國人大會議提交的財政報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問題，認為這是同去年夏季以來開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精神相背離的，會引起思想混亂的說法，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堅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指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麵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以上意見，為全國人大會議完全接受。
為了配合國務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來開展的反對急躁冒進的鬥爭，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對周恩來、陳雲等主張並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堅持兩條路線鬥爭，有什麽傾向就反對什麽傾向的意見作了深入闡述，既充分肯定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總的情況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斷前進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經濟建設中客觀存在的急躁冒進問題。社論強調：“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因為在去年開始“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許多同誌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麵性”，出現了“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的急躁冒進傾向。社論提出：因此，“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根據事實來判斷，有什麽偏向就反對什麽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麽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
這段時間，由於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國務院會議、中共中央會議上所進行的反冒進鬥爭，全國人大會議對反冒進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報》社論的宣傳，為動員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從思想上重視和在經濟工作中糾正急躁冒進傾向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從而使已經冒進的本年度經濟從下半年起開始逐步轉向健康發展的道路，並為向八大提出一個比較實際與穩妥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綜合平衡，穩步前進
1956年7月以來，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精力轉向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上麵。“二五”計劃是1955年8月開始編製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較接近客觀實際的輪廓數字。在這以前，由於反對右傾保守鬥爭的開展，被納入遠景計劃的“二五”計劃的各項指標也跟著訂高了。由於這些高指標在4月下旬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使正在編製中的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根本無法平衡。到6月，國家計委繼提出各項指標都經過修改的“二五”計劃第一方案後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為對這些指標的改動都屬於非實質性的小修小改，從而使整個編製工作陷入一籌莫展的困境之中。這時，距離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隻有一個多月了，有關部門卻拿不出一個能夠提交八大會議的方案來，令人心急！
在編製計劃困難重重，時間又十分緊迫的情況下，周恩來、陳雲等看到：要搞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就必須推翻已有的冒進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進方案，就必須做各部委負責人的思想工作，隻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示降下來。
7月3日到5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磋商編製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新方案問題。
周恩來指出：製訂新方案“是為貫徹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他以充足的理由說明“第一方案冒進了”，第二方案確定到1962年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險的”，甚至定為5300億斤“也值得考慮”。這是因為，農業合作化後，雖然農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增加了，但消極因素並未減少。”我們還“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蟲災總要起作用”，它們天天都在管著農業生產。因此，農業生產在“二五”計劃期間也會有豐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糧食生產每年很難以6%以上的速度增長，“搞這個假設不好”。他嚴肅地指出：農業生產指標“算高了，農業稅、輕工業利潤、基本建設投資和財政預算等一係列數字都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根，而這個根是我們最不容易掌握的。”農業指標一旦達不到，必然危及整個國民經濟計劃。在財政收支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二五”期間，財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要實現5年累計2600億元的指標，“實際上達不到”，結果還會使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也保證不了”。因此，這個“框框可以推翻”“應該壓下來”。在工業生產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指出：設想到1962年鋼鐵產量達到2700萬噸至3000萬噸，“這是高的想法”。“我國工業化的關鍵不在於鋼能否達到這個數字，而在於我國的水平。（現在）英國、德國都沒達到2000萬噸鋼，但（他們）國內什麽機器都能生產，就是工業國。”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也是各種機器都能製造，技術高，有發展的餘地。”因此，設想鋼鐵生產少一些，煤炭生產指標、基本建設投資等相應地“都可以少些了”。經過認真討論後，與會者一致認為“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仍不穩妥，同意繼續“精打細算”，按5年財政總收支2350億元至2400億來安排，相應減少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基本投資，“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
可以說，這是一次把高指標的幅度往下降的帶轉折性意義的會議，從思想上反對和清理了離開中國經濟建設實際、離開綜合平衡的急躁冒進傾向。這樣，向八大提出一個接近實際的“二五”計劃的建議已經成為可能。
這次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傾全力主持編製“二五”計劃的建議。在整個7月裏，他同計委負責人薛暮橋、王光偉、陳先等（李富春、張璽這時在蘇聯）不斷磋商、反複計算各項指標的可行性，他指示計委應根據“一五”計劃已有的經驗，做好各項平衡工作，留有餘地，即要正確估計工農業生產增長速度和國民收入總額，在此基礎上安排積累與消費比例，妥善處理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提出穩妥的投資總額，以此編製出可行的方案來。
8月3日至16日，周恩來、陳雲在北戴河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7月下旬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該方案的調整意見中的部分指標又作了適當調整。回到北京後，周恩來同張璽、薛暮橋等最後審定了“二五”計劃的建議。
本年度以來，由於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鬥爭持續開展和急躁冒進情緒的嚴重存在，多、快、好、省口號自提出後，人們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視和忘記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這個口號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本應起到的積極作用。鑒於這種情況，周恩來等在對建議草案進行第三次修改時，在重要位置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即被刪掉了。這以後一年多時間裏沒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來在閱讀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將別人改動後的“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200億斤、棉花5200萬擔”，恢複為“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並以堅定的口氣在一旁注明：“糧食產量是經過多次商議並與陳雲同誌談過的”。由於周恩來的堅持，這兩個比較實際又很重要的指標才最後確定了下來。
一個注意到綜合平衡，“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和初步總結了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寶貴經驗教訓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就這樣勝利地誕生了。為“二五”計劃的建設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保證重點，適當收縮”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出一個較好的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經濟提供正確的依據，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在中共八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陳雲等轉到了對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各項指標的研究和計劃的編製工作上。
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是國家經委從1956年7月開始編製的。當時各部門各地區向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當經委把投資壓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反對再往下壓了。
周恩來看到這一情況，便對學習秘書範若愚說：“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他要範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以後範若愚找到這段話出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麵對中國國情，再細細體會馬克思闡明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使周恩來認識到：必須根據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並以蘇聯、東歐國家不顧人民生活去片麵發展重工業而釀成比較嚴重的社會後果為鑒戒，在1957年計劃中充分體現“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樣才算正確處理兩者的關係呢？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是使積累和消費關係正常與協調的根本途徑。基本建設規模下不來，積累率就下不來，財政也就必然會繼1956年之後再度出現較大赤字，物資供需緊張狀況在1956年過多地動用儲備的情況下會更加嚴重。鑒於此，他們決心把基本建設投資壓下來，而且要壓到大大低於1956年投資金額的程度。
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三周時間裏，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十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
會上，個別同誌對1956年急躁冒進造成的危害看得並不清楚，仍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說：“1956年的計劃是冒了，但又因為執行計劃時鬆了，所以才形成到處緊張，投資分散，百廢俱興。”為了適應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計劃“出了些冒”，“在執行中也不應該鬆。”周恩來當即表示，不同意這種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懇切地說道：“這個四個字（指前一發言人提到的冒、鬆、分）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績很大，但問題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經驗很好地加以總結，明年就壓不了。”“搞明年計劃，首先把黨的思想統一了才行。”
6月12日，針對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國人大會議提交的財政報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問題，認為這是同去年夏季以來開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精神相背離的，會引起思想混亂的說法，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堅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指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麵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以上意見，為全國人大會議完全接受。
為了配合國務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來開展的反對急躁冒進的鬥爭，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對周恩來、陳雲等主張並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堅持兩條路線鬥爭，有什麽傾向就反對什麽傾向的意見作了深入闡述，既充分肯定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總的情況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斷前進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經濟建設中客觀存在的急躁冒進問題。社論強調：“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因為在去年開始“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許多同誌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麵性”，出現了“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的急躁冒進傾向。社論提出：因此，“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根據事實來判斷，有什麽偏向就反對什麽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麽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
這段時間，由於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國務院會議、中共中央會議上所進行的反冒進鬥爭，全國人大會議對反冒進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報》社論的宣傳，為動員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從思想上重視和在經濟工作中糾正急躁冒進傾向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從而使已經冒進的本年度經濟從下半年起開始逐步轉向健康發展的道路，並為向八大提出一個比較實際與穩妥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綜合平衡，穩步前進
1956年7月以來，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精力轉向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上麵。“二五”計劃是1955年8月開始編製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較接近客觀實際的輪廓數字。在這以前，由於反對右傾保守鬥爭的開展，被納入遠景計劃的“二五”計劃的各項指標也跟著訂高了。由於這些高指標在4月下旬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使正在編製中的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根本無法平衡。到6月，國家計委繼提出各項指標都經過修改的“二五”計劃第一方案後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為對這些指標的改動都屬於非實質性的小修小改，從而使整個編製工作陷入一籌莫展的困境之中。這時，距離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隻有一個多月了，有關部門卻拿不出一個能夠提交八大會議的方案來，令人心急！
在編製計劃困難重重，時間又十分緊迫的情況下，周恩來、陳雲等看到：要搞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就必須推翻已有的冒進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進方案，就必須做各部委負責人的思想工作，隻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示降下來。
7月3日到5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磋商編製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新方案問題。
周恩來指出：製訂新方案“是為貫徹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方針”。他以充足的理由說明“第一方案冒進了”，第二方案確定到1962年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是“不可靠的，有危險的”，甚至定為5300億斤“也值得考慮”。這是因為，農業合作化後，雖然農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增加了，但消極因素並未減少。”我們還“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蟲災總要起作用”，它們天天都在管著農業生產。因此，農業生產在“二五”計劃期間也會有豐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糧食生產每年很難以6%以上的速度增長，“搞這個假設不好”。他嚴肅地指出：農業生產指標“算高了，農業稅、輕工業利潤、基本建設投資和財政預算等一係列數字都受到影響。這是一個根，而這個根是我們最不容易掌握的。”農業指標一旦達不到，必然危及整個國民經濟計劃。在財政收支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二五”期間，財政收入和支出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長，要實現5年累計2600億元的指標，“實際上達不到”，結果還會使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也保證不了”。因此，這個“框框可以推翻”“應該壓下來”。在工業生產指標問題上，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指出：設想到1962年鋼鐵產量達到2700萬噸至3000萬噸，“這是高的想法”。“我國工業化的關鍵不在於鋼能否達到這個數字，而在於我國的水平。（現在）英國、德國都沒達到2000萬噸鋼，但（他們）國內什麽機器都能生產，就是工業國。”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也是各種機器都能製造，技術高，有發展的餘地。”因此，設想鋼鐵生產少一些，煤炭生產指標、基本建設投資等相應地“都可以少些了”。經過認真討論後，與會者一致認為“二五”計劃的第二方案仍不穩妥，同意繼續“精打細算”，按5年財政總收支2350億元至2400億來安排，相應減少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基本投資，“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
可以說，這是一次把高指標的幅度往下降的帶轉折性意義的會議，從思想上反對和清理了離開中國經濟建設實際、離開綜合平衡的急躁冒進傾向。這樣，向八大提出一個接近實際的“二五”計劃的建議已經成為可能。
這次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傾全力主持編製“二五”計劃的建議。在整個7月裏，他同計委負責人薛暮橋、王光偉、陳先等（李富春、張璽這時在蘇聯）不斷磋商、反複計算各項指標的可行性，他指示計委應根據“一五”計劃已有的經驗，做好各項平衡工作，留有餘地，即要正確估計工農業生產增長速度和國民收入總額，在此基礎上安排積累與消費比例，妥善處理農、輕、重的比例關係，提出穩妥的投資總額，以此編製出可行的方案來。
8月3日至16日，周恩來、陳雲在北戴河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7月下旬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該方案的調整意見中的部分指標又作了適當調整。回到北京後，周恩來同張璽、薛暮橋等最後審定了“二五”計劃的建議。
本年度以來，由於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鬥爭持續開展和急躁冒進情緒的嚴重存在，多、快、好、省口號自提出後，人們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視和忘記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這個口號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本應起到的積極作用。鑒於這種情況，周恩來等在對建議草案進行第三次修改時，在重要位置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即被刪掉了。這以後一年多時間裏沒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9月初，周恩來在閱讀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將別人改動後的“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200億斤、棉花5200萬擔”，恢複為“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並以堅定的口氣在一旁注明：“糧食產量是經過多次商議並與陳雲同誌談過的”。由於周恩來的堅持，這兩個比較實際又很重要的指標才最後確定了下來。
一個注意到綜合平衡，“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和初步總結了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寶貴經驗教訓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就這樣勝利地誕生了。為“二五”計劃的建設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保證重點，適當收縮”
為了向即將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提出一個較好的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經濟提供正確的依據，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在中共八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陳雲等轉到了對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各項指標的研究和計劃的編製工作上。
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是國家經委從1956年7月開始編製的。當時各部門各地區向經委提出的基本建設投資額高達243億元。當經委把投資壓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反對再往下壓了。
周恩來看到這一情況，便對學習秘書範若愚說：“這樣搞計劃不行，仍然是冒進的。我要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講一講有關問題。”他要範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一段話的出處。以後範若愚找到這段話出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麵對中國國情，再細細體會馬克思闡明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使周恩來認識到：必須根據幾年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並以蘇聯、東歐國家不顧人民生活去片麵發展重工業而釀成比較嚴重的社會後果為鑒戒，在1957年計劃中充分體現“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係，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樣才算正確處理兩者的關係呢？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認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是使積累和消費關係正常與協調的根本途徑。基本建設規模下不來，積累率就下不來，財政也就必然會繼1956年之後再度出現較大赤字，物資供需緊張狀況在1956年過多地動用儲備的情況下會更加嚴重。鑒於此，他們決心把基本建設投資壓下來，而且要壓到大大低於1956年投資金額的程度。
10月20日到11月9日，在三周時間裏，周恩來共主持召開了十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計劃的控製數字。
會上，個別同誌對1956年急躁冒進造成的危害看得並不清楚，仍主張下年度的指標可以訂得高一些，說：“1956年的計劃是冒了，但又因為執行計劃時鬆了，所以才形成到處緊張，投資分散，百廢俱興。”為了適應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計劃“出了些冒”，“在執行中也不應該鬆。”周恩來當即表示，不同意這種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懇切地說道：“這個四個字（指前一發言人提到的冒、鬆、分）不能並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計劃帶起來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績很大，但問題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經驗很好地加以總結，明年就壓不了。”“搞明年計劃，首先把黨的思想統一了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