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1)
第一節 冒進與反冒進繞不出怪圈圈
“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表示：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新中國在其創立後的短短幾年時間裏，戰勝險阻，繞過暗礁，克服重重困難，奇跡般地製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惡性通貨膨張，迅速地恢複了國民經濟，勝利地開展了各項社會改革運動，並從1953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到1955年國民經濟一直健康發展，成效顯著，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在1955年又獲得大豐收。這一切，給獲得新生並且社會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的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從切身體會中感受到新民主主義製度的優越，更增加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在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等黨的某些領導人的頭腦開始熱了起來，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並把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當做“右傾機會主義”加以批判，設想到1956年既可“達到80%到90%的農戶入社”。農業合作化後，又“可以迅速發展農業”，“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內，一般可以增產20%至30%，往後還可以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生產“估計七八年後可以增產1倍”。
1955年底，在以農業合作化為先導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興起後，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開始關注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速度問題，並進而批判在這個方麵的所謂右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們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這在“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製訂全麵規劃，接近人民群眾，“可以使我們打破這個思想落後於實際”的狀況。
他還指出：“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麵”，而是要“不斷地批判”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
基於這一認識，1955年11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兩批召集華東、中南、華北、東北地區的15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商討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的前景，並主持製訂了《農業17條》。這個文件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發展農業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卻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時間，同時規劃了12年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規定到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比原來設想的產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隨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以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的戰略構想作為推動力量，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又反映了急躁冒進傾向。他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這一內容為中心，迎接八大、開好八大。他告誡領導工業建設的同誌“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麵而主體跟不上的可能”。
劉少奇、周恩來等處於被動的跟進狀態中
對於毛澤東的上述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黨的領導人開始也是同意的。
劉少奇指出：“經濟上先要有框子，財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衝突，就把保守主義衝掉”了。隻要“克服了經濟上保守，財政上的保守主義就好辦”了。“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來也說過：《農業17條》成為“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受到推動後“變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改變遠景設想中的一些指標，如鋼鐵由1800萬噸修改為2400萬噸，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工作部門展開這個鬥爭。”
但在實際上，這時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是處於被動跟進狀態中的，因為在不久前，他們仍堅持無論是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都需要15年的時間。
1955年11月15日，周恩來會見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訪華團成員時說：中國“現在很落後，從經濟上說、文化上說，比起你們落後得多，但是我們要發展經濟，要工業化。目的是使中國人民富裕起來”。“相信有三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以後再逐步提高，趕上工業發達國家。
16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用和平轉變，把資本主義的所有製轉成全民所有製，把小生產的所有製轉為集體所有製”。
按照周恩來提出的要求，為了全麵安排好這項工作，同一天，陳雲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報告中強調：“各地方黨委和中央有關各部，應該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個對本地區本部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輪廓計劃，規定先改造哪幾個行業，後改造哪幾個行業，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準備在明年3月，提出一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初步規劃。”但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迅速到來，1956年3月已基本上實現各行業公私合營了。
冒進冒頭後，劉少奇、周恩來提出怎麽辦
在迅速建成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1956年1月初，一個包含內容更廣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初稿）》（稱簡《農業40條》）出台了。《農業40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0000億斤、10000萬擔，即等於要求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顯然。這些高指標在12年內是無法實現的。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立即在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中引起連鎖反應，催逼著它們必須相應地修改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所確定的比較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整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計劃。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各部經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受到不斷加碼與嚴重幹擾。
在嚴峻的經濟局勢麵前，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經過冷靜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學計算，較早地察覺到黨內已經滋生急躁冒進傾向，並預感到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高指標的潛在威脅。在內在的危機感和高度的責任心驅使下，他們急切地意識到：當務之急，在於防止冒進。
為了使全黨幹部在持續了多年的大好形勢麵前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從實際情況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積極穩妥地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陳雲行動起來，充分利用各種重要會議進行宣傳和呼籲。
1956年1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告誡大家：“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麵。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在上述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抓住嚴重脫離物資供需實際和破壞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指標，進行了盡可能的壓縮，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減到147億元。會後，計委依此決定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以上情況，就是後來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從積極意義上所講的把高指標壓下來的“2月促‘退’會議”。
這時，國家計委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稿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將由1952年的827億元增長到5469億元，15年增長5.6倍，每年遞增13.4%。到1967年，糧食產量僅比《農業40條》的內定數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億斤增長到9500億斤，15年共增長2.9倍，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隻增長了3.9%，因此，隻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遞增8.2%，才能實現9500億斤的指標。
3月25日，國務院下達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製約，壓縮後的一些主要指標仍然很高。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嚴重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造成了國民經濟相當緊張的局麵。”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部門仍舊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設投資。
4月中旬以後，周恩來、陳雲等根據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出現的相當緊張的局麵，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斷：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相應地規定了1956年、1957的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冒進了。這樣，能否從領導幹部思想上堅決清除急躁冒進情緒，確立一個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已成為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健康發展的大問題。
但是，這時黨內某些領導人的急躁冒進情緒仍然嚴重存在。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周恩來懇切陳詞，直言勸阻。他說，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會後，周恩來又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五一國際勞動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來以“既不要右，又敢於抗大流”，“隻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敢於抗大流”的無私無畏精神，在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8次會議上果斷地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決訂得高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了意見，並指導起草了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稿中明確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
6月4日，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稿。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提出了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經費的意見。據此，黨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4月中央會議有關決定。
李先念：“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
“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表示：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新中國在其創立後的短短幾年時間裏，戰勝險阻，繞過暗礁，克服重重困難，奇跡般地製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惡性通貨膨張，迅速地恢複了國民經濟，勝利地開展了各項社會改革運動，並從1953年開始了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到1955年國民經濟一直健康發展，成效顯著，尤其是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在1955年又獲得大豐收。這一切，給獲得新生並且社會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變、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的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從切身體會中感受到新民主主義製度的優越，更增加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
在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等黨的某些領導人的頭腦開始熱了起來，不相信“搞工業、農業比打仗還厲害”，並把黨內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主張實事求是穩步前進的意見，當做“右傾機會主義”加以批判，設想到1956年既可“達到80%到90%的農戶入社”。農業合作化後，又“可以迅速發展農業”，“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內，一般可以增產20%至30%，往後還可以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生產“估計七八年後可以增產1倍”。
1955年底，在以農業合作化為先導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興起後，作為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開始關注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速度問題，並進而批判在這個方麵的所謂右傾保守思想。
他指出：在“我們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際”。“這種落後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這在“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製訂全麵規劃，接近人民群眾，“可以使我們打破這個思想落後於實際”的狀況。
他還指出：“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麵”，而是要“不斷地批判”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
基於這一認識，1955年11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兩批召集華東、中南、華北、東北地區的15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商討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的前景，並主持製訂了《農業17條》。這個文件反映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特別是發展農業的新道路的有益探索，但卻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時間，同時規劃了12年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規定到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比原來設想的產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隨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以不切實際的農業發展的戰略構想作為推動力量，要求繼續在各項工作中反對所謂右傾保守思想，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又反映了急躁冒進傾向。他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這一內容為中心，迎接八大、開好八大。他告誡領導工業建設的同誌“不要驕傲，要加油，否則就有出現兩翼走在前麵而主體跟不上的可能”。
劉少奇、周恩來等處於被動的跟進狀態中
對於毛澤東的上述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黨的領導人開始也是同意的。
劉少奇指出：“經濟上先要有框子，財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衝突，就把保守主義衝掉”了。隻要“克服了經濟上保守，財政上的保守主義就好辦”了。“二五”計劃財政收支的盤子定在“2800億-3000億是可以完成的”。
周恩來也說過：《農業17條》成為“一個推動力量”，政府的各項工作受到推動後“變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改變遠景設想中的一些指標，如鋼鐵由1800萬噸修改為2400萬噸，我們原來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決定：“把反對右傾保守思想作為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要求全黨在一切工作部門展開這個鬥爭。”
但在實際上，這時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是處於被動跟進狀態中的，因為在不久前，他們仍堅持無論是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都需要15年的時間。
1955年11月15日，周恩來會見日本擁護憲法國民聯合訪華團成員時說：中國“現在很落後，從經濟上說、文化上說，比起你們落後得多，但是我們要發展經濟，要工業化。目的是使中國人民富裕起來”。“相信有三個五年計劃就可以基本上實現工業化”，以後再逐步提高，趕上工業發達國家。
16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國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用和平轉變，把資本主義的所有製轉成全民所有製，把小生產的所有製轉為集體所有製”。
按照周恩來提出的要求，為了全麵安排好這項工作，同一天，陳雲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報告中強調：“各地方黨委和中央有關各部，應該在明年1月底作出一個對本地區本部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輪廓計劃，規定先改造哪幾個行業，後改造哪幾個行業，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準備在明年3月，提出一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初步規劃。”但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迅速到來，1956年3月已基本上實現各行業公私合營了。
冒進冒頭後，劉少奇、周恩來提出怎麽辦
在迅速建成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1956年1月初，一個包含內容更廣泛、要求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初稿）》（稱簡《農業40條》）出台了。《農業40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0000億斤、10000萬擔，即等於要求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顯然。這些高指標在12年內是無法實現的。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立即在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中引起連鎖反應，催逼著它們必須相應地修改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所確定的比較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整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計劃。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各部經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一下子被突破，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受到不斷加碼與嚴重幹擾。
在嚴峻的經濟局勢麵前，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經過冷靜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學計算，較早地察覺到黨內已經滋生急躁冒進傾向，並預感到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高指標的潛在威脅。在內在的危機感和高度的責任心驅使下，他們急切地意識到：當務之急，在於防止冒進。
為了使全黨幹部在持續了多年的大好形勢麵前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從實際情況出發，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積極穩妥地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陳雲行動起來，充分利用各種重要會議進行宣傳和呼籲。
1956年1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強調：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告誡大家：“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麵。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在上述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抓住嚴重脫離物資供需實際和破壞國民經濟整體平衡的指標，進行了盡可能的壓縮，其中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減到147億元。會後，計委依此決定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以上情況，就是後來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從積極意義上所講的把高指標壓下來的“2月促‘退’會議”。
這時，國家計委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次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稿中規定：到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將由1952年的827億元增長到5469億元，15年增長5.6倍，每年遞增13.4%。到1967年，糧食產量僅比《農業40條》的內定數有象征性下降，由1952年的3278億斤增長到9500億斤，15年共增長2.9倍，每年遞增7.4%。由於1953年到1955年糧食產量每年隻增長了3.9%，因此，隻有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遞增8.2%，才能實現9500億斤的指標。
3月25日，國務院下達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製約，壓縮後的一些主要指標仍然很高。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嚴重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造成了國民經濟相當緊張的局麵。”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部門仍舊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設投資。
4月中旬以後，周恩來、陳雲等根據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出現的相當緊張的局麵，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斷：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相應地規定了1956年、1957的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冒進了。這樣，能否從領導幹部思想上堅決清除急躁冒進情緒，確立一個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已成為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能否健康發展的大問題。
但是，這時黨內某些領導人的急躁冒進情緒仍然嚴重存在。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周恩來懇切陳詞，直言勸阻。他說，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仍堅持自己的意見。會後，周恩來又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五一國際勞動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
5月11日，周恩來以“既不要右，又敢於抗大流”，“隻要摸（清）了實際情況，就要敢於抗大流”的無私無畏精神，在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8次會議上果斷地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再次解決訂得高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了意見，並指導起草了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稿中明確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
6月4日，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稿。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提出了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經費的意見。據此，黨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10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4月中央會議有關決定。
李先念：“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