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在騰訊總部參觀過的朋友透露，那裏有個鏡框寫著”永遠跟黨走”。這個不奇怪，因為貓兒視察央視等媒體時說過：“黨媒姓黨，聽黨指揮”，“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具體封控言論出現在自己身上，還是令人莫明其妙，或者說相當無語。我通過幾個來回才悟出什麽是半封狀態，有過解封後又關起來，從那時到現在都是這狀態，已經五年多了。至於半封到底是怎麽回事，你可以讀這篇博文。
需要些背景知識，騰訊將通過國內電話注冊的叫Weixin，以牆外電話注冊的則是WeChat。即使你人在海外，隻要是Weixin則會嚴控，如果選擇海外電話變換成WeChat也可獲得自由。誰是測量指標或對照呢？以是否能看到雅美之途的微信朋友圈為準。
《疫情中我的微信處於半封狀態》
我在2月6日清晨接到這個短信：“老師好，怎麽這兩天突然看不見你的微信了？是你瘋了我還是你我被啥給瘋了[Grin]”。她是我們在聖路易斯的朋友，我怎麽會封了她呢？所以我回答：“我沒封你，你看不見朋友圈？”，她說：“不知道你的朋友圈裏是否也有類似我的情況，看不見你的最新朋友圈了”。我趕緊去尋問國內的朋友，發現他們都看不到我的朋友圈了。
我曾經自定微信政策：首先，我不主動加人微信；其次，任何加我微信的人都必須報出實名，如果不告訴我真實信息，我會過段時間刪名單的。所以除了極個別人外我是不屏蔽朋友圈的，以後可能會屏蔽些了。
原來這位聖路易斯朋友雖然生活在美國，但是她的微信是若幹年前回國時注冊的。海外Wechat和國內Weixin存在區別，兩者存的數據庫都不同，騰訊曾經解釋Wechat用戶不需要遵守中國的法律。現在為了看我家的伯恩山犬Teddy，這位朋友要求我加了她先生的微信，便於以後看我的朋友圈。
我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他們是在2月2日看不見我的朋友圈的，2月6日才有這位聖路易斯的朋友告訴我。到了6日晚上才發現我在所有群裏的發言，國內朋友都看不見了，但是非國內注冊的人都沒問題，因為在日本注冊的微信使用中國手機看都沒有問題，所以我把這稱為半封狀態。在我們聖路易斯華大的一個微群裏，一位國內來的醫生看不見我們幾位在美國注冊的群友的微信；還有國內的朋友說，有些官員看不見其他人分享的信息，怪不得他們覺得歲月靜好。
因為問我的朋友越來越多，還有一些新的情況，所以我這樣出通知統一回答：“我的微信昨天出現部分被封狀態，算是對我在疫情期間太投入的懲罰，但是我不後悔，為能在此國難當頭時刻盡微力而自豪。現在想想原因可能是不應該去國內人多的陌生人群，我被人告了。我現在微信處於這樣的狀態：1。可以與任何人單獨交流；2。可以發出和讀到任何微信；3。但是擁有中國注冊微信的朋友，你們不能看到我的朋友圈；4。中國注冊賬戶也不能在群裏看到我的留言，任何其他地區的人都可以。掌握現代科技的人真厲害，我是服了[疑問][疑問]”
這種半封現狀當然會給我帶來不便。我是實在不明白，我還是很小心的，遣詞造句都是很注意的，也是盡自己所能提供準確的信息，以幫助國內抗擊冠狀病毒。隻是因為家人全在武漢，一家五口在一起隔離，所以特別關注武漢疫情的發展。我從首篇發表於1月18日的關注疫情的博文開始，就是秉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好的進展像中國科學界的優秀表現，我讚揚；壞的方麵如早期限製說“人傳人”，我批評，我這是犯了哪門子的規啊？
朋友告訴我這個消息：“過幾天會解封的，常聽說這樣的半封狀態，然後都解封了，這是對國外人的照顧”。這給了我不少希望，我可不願意當什麽英雄，隻求與國內的通訊方便些。如果有什麽需要我改進的地方，騰訊先生，請你告訴我，你不會要求我按什麽手指印吧？
在這點上我和李文亮沒有區別，請看下麵的評論：
“其實李文亮並不是英雄，麵對警察的時候，他很害怕，擔心影響前途，承認自己是造謠，寫下了明白兩個字，如果疫情沒有爆發，他也不會再多說一個字！其實他也沒有向公眾大喊危險，隻是偷偷告訴他的朋友和親人，讓他們小心，讓他們要注意。但為什麽我們都傷心？因為這就是我們自己呀！我們麵對強權會屈服，害怕警察找上門，不想做什麽英雄卻總希望能保護身邊的人！這才是最讓人心痛的地方，他不是英雄，但他很真實，他就是芸芸眾生中那個沒那麽偉大但默默善良的一個普通人，所以當他逃不開命運的擺布我們才會更痛心！－－看到的最好的評論。”
看見武漢市民悼念李文亮的視頻與照片，讓我想起他和我那命在旦夕的同濟室友所任職的武漢中心醫院。也就是我們度過了整年實習期的武漢市第二醫院，位於漢口的鬧市區，旁邊就是武漢著名的天主教堂。西洋建築融合在漢口市區中，也可能是為什麽它改名為中心醫院，醫院正門旁的圖書館就是高穹隆的敞廳，十分壯觀，或許我熱愛古典建築的興趣就發源於那裏。我們也是在那裏相愛的，沒少壓那裏城中幽靜的馬路，那對於我們和中國都是單純的時代，一個拐角就是可及的電影院。我們後來回去吃過江漢路上的芙蓉酒樓，以後我們會再找機會去那裏的旅店住住，重溫那些美好的時光。
轉柏林同班同學：“今晚德甲足球勒沃庫森主場對陣多特蒙德的巨型標語：武漢加油！黃岡加油！中國加油！德國華人華僑與你們在一起！”。文章寫於2020年02年08日
當時的武漢處於封城的狀態，家裏親人被關在家中，所以任何美國的進展都覺得是希望，當時的可能新藥就是瑞德西韋即Remdisivir。相當的巧合是開創瑞德西韋的美國吉利（Gilead)公司還是WashU校友Michael Riordan創辦的，當時媒體稱瑞德西韋是“人民的希望”。
考慮到美國藥物奇貴以及人道主義的原則，這便有了我的這篇希望美國能網開一麵免費向中國疫區提供此藥。這也不是完全沒有先例的，因為WashU前生化主任領導的默克公司就曾經向中國提供過幾乎是免費的重組DNA乙肝疫苗。這個美國的善舉在幾十年的時間裏惠及了億萬的中國兒童，以前的乙肝是困擾中國的常見傳染病，現在這種情況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
此文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欣賞過武漢病毒研究所前所長的廚藝，必須聲明這與我對武漢所的評論完全無關。
《我們應該呼籲美國將特效藥免費援助中國疫區》
美國實驗藥物Remdisivir被翻譯成“人民的希望”，這是再好不過的神翻譯了。它雖然在治療埃博來病毒中不理想，但是在美國西雅圖首例冠狀病毒感染病人的治療中，它是一鳴驚人，24小時內病人的體溫從39度降到37度，血氧飽和度從50%上升到90%以上，救了他的命。在新生雜誌mBio上發表的機理方麵的文章揭示，“人民的希望”擁有兩個酶靶點：RNA聚合酶和RNA外切酶，這可能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
為了通俗易懂我還是以“人民的希望”而不是瑞德西韋來稱呼此可能的特效藥。Remdisivir中的vir是抗病毒藥喜歡用的，美國的一個新興生物製藥公司幹脆就叫Vir，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病理與免疫係前主任Skip Virgin大約在二年前辭職去Vir公司擔任資深副總裁。這位美國科學院院士放棄學術生涯投身工業界時，Vir還是個隻有幾十人的小公司，現在該公司迅速擴張到240多人。Skip必將賺大錢，現在僅公布的工資就比Vir的CEO還高，公司是不惜代價搶領軍人物。 Virgin在華大的免疫學領域還不是做得最好的，經常在周會上被人調侃何日能成為真正的免疫學家，但是他在病毒免疫領域確實是世界一流。華大素有傑出科學家放棄學術領域投身於公司的傳統，包括Andy Chan，默克前總裁Roy Vagelos，以及Pfizer或Amgen前資深副總裁等等。
武漢病毒所前所長胡誌紅團隊近期發表合作文章，證實“人民的希望”比抗瘧疾的傳統藥氯喹對於阻止病毒進入細胞更有效，雖然氯喹對冠狀病毒也有效。當然她們的工作全是體外細胞實驗，雖然具有相當的臨床指導性。氯喹的瘧疾耐藥性明顯，但是在冠狀病毒的控製上讓我們充滿希望。透露點學術之外的故事，作為科學家的胡誌紅的廚藝也了不得，她是我們同班同學的太太，我至今難忘她親自為我下廚的家宴。可惜我太太沒有享受到，那次回國是我借在日本開會期間單獨回去的。
現在北京中日友好領導的臨床雙盲試驗已經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實施，還會有段時間才會有結果，讓我們期待他們的好消息。
這次美國公司的行為更多的是援助，這已經很清楚了，結構式都無償公布給中國了，潛台詞就是你可以仿。Gilead（吉利德）科學家劉茜的訪談十分感人，美國政府或其他高層找到了他們的公司，現在完全免費，全力支持中國。這根本不是我們所知道的三期臨床試驗，我知道三期會很貴，但是這次不完全是商業行為，很大部分是對疫區的無償支援，人道主義色彩非常濃。
這個時候談美國特效藥“人民的希望”的專利沒有任何意義，應該是全力以赴救人才對，武漢疫區的很多市民是在生命線上掙紮。現在我們曾經實習的武漢中心醫院僅醫務人員就有幾百人感染，多位主任被插管搶救。同濟醫院器官移植教授林正斌（同濟78級）因冠狀病毒去世。病人裏包括武大CUSBEA海歸華科大的紅淩教授，他去世前三個多小時還與太太微信，這致命的Cytokine storm太厲害了。他的太太趕到協和後不能與他告別，可以理解；但是死後需要等四個小時的殯儀館派車來運遺體，不能理解。這些都是有名的人，還有多少可憐的普通病人。
天朝的武漢病毒所在此節股眼上申請專利，傻得不能再傻了，不但不容易得到批準，反而給人一個非常自私的形象，這完全像是沒有受過任何公關訓練的人出的餿主意。明擺著的現實，別人早就篩到的複合物，已經有專利保護，用在埃博來不成功，現在碰在武漢冠狀病毒成功治愈一例病人。而武漢病毒所的體外實驗也隻能是支持別人的臨床結果，況且你完全沒有可能去生產此藥。
美國公司在人文關懷上要先進多了，美國畢竟是經曆了資本殘酷積累和競爭的成熟國家。現在天朝像是荒野的美國西部牛仔，從改變人胚胎的基因組到橫插爭專利權，什麽都敢想，更是不惜為假，什麽都會去做。你們看吉利德的總裁多麽會說話，他說我們現在是以救人為首要考量，對中國的治療給予全力的支持，這個道德製高點全讓他給占了。但是你也應該仔細聽他的話，他們藥物的專利不僅保護化合物，還保護包括在世界範圍內治療冠狀病毒的很多疾病，他在喬治城的生物本科和哥大MBA沒有白讀。武漢病毒所強調他們的專利所涉及的重點是應用在中國市場，這是說不過去的，中國專利局可能都不會批準。
我也預測，美國吉利德公司決不會因為中國疫情而發黑心財的，美國輿論也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他們公司的宗旨為提升人類健康服務的水準。大家想想，美國賣專利藥給在生命線上掙紮的不太發達的中國病人？中國病人完全付不起，誰來買單，肥得流油的天朝ZF願意買單嗎？這再怎麽也說不過去。蓋茨可以捐超過五十億美元的資金援助非洲，並且呼籲美國公司將治療艾滋病的藥對非洲等窮國大量降價，天朝如果自吹富有那就沒有辦法了。
讓我們努力去呼吸美國政府和民間，如果中日友好的臨床成功，美國公司應該免費供應中國疫區以抗擊冠狀病毒，決不能以高價的專利藥出售。如果臨床試驗有效的話，這將是可以與默克公司援助中國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比美的善舉，當時美國的捐贈使數以千萬的中國孩童免於乙肝之苦。
最後談談我們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可能對這次中國抗擊冠狀病毒的貢獻，美國是出英雄的地方，華大本科校友Michael Riordan就是其中一位。他在29歲時在矽穀創立的吉利德，就是那製造美國特效藥“人民的希望”的公司。Riordan在華大修的是生物和化學工程雙學位，完成了華大全美聞名的醫預科，同時又是英語輔修。這家夥在華大忙到日曆表以15分鍾間隔計劃，因為他也是華大董事會的學生代表，還是學校遊泳隊的成員。
Riordan後來去讀了霍普金斯的醫學院，華大學生怎麽盡往競爭對手霍普金斯那裏跑？然後讀了哈佛商學院。Riordan當時想成立以核苷酸類似物為主體的生物公司，他太年輕應該沒有與華大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發現DNA聚合酶的教授Arthur Kornberg和發明基因工程核心技術的Paul Berg, 有過交集。當他從哈佛商學院去查爾斯河對岸的哈佛生物圖書館查閱資料，並且思考自己公司的名字時，他將取Gilead這個來自聖經的公司名歸功於在華大讀的English Literature Minor（英國文學輔修)。這也是美國文理教育的成功，我兒子確實是以英語專業從耶魯畢業的，但是他也修了有機化學和線性代數，這對於中國和歐洲的英文專業來說，應該是聞所未聞的。Riordan把Gilead公司在1992年做到上市，離1987年創辦隻有5年的時間，現在吉利德是百億美元的公司，華大募捐的官員Rachel應該把目標盯著Michael了。感謝這位華大校友，他為全球的武漢冠狀病毒患者帶來了希望。文章刊頭他接受采訪的時間是1994年，算算當年他隻有36歲。
如果“人民的希望”繼續臨床成功，FDA加速批準，快速上臨床，吉利德會與Merck公司齊名，將被中國人民永遠銘記。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這次抗擊疫情的援助位於世界的首位，占了超過40%的總援助額。美國境內的口罩和防護服等用品都出現告罄的情況，ZF和蓋茨的援助都是上億美元，我們無論說話還是做事都需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美國並不是到處都是利欲熏心的資本家，在此時刻，美國輿論都會加入呼籲限製吉利德公司發疫情橫財的行列，藥物將會以低價甚至免費用於世界患者。我不完全肯定後續的發展，但是這在美國並不是奇聞，我們應該組織起來加入呼籲吉利德免費的行列，就看中日友好的臨床試驗的效果了。
武漢病毒所胡誌紅團隊的合作文章，揭示“人民的希望”和氯喹的抗冠狀病毒效應，特別是前者在阻斷病毒進入細胞中的作用。
中國留美博後在方艙醫院閑讀福山的專著《政治秩序的起源》。Frank Fukuyama也轉了，他以後應該請這位理科博後吃飯，隻為他在此艱難時刻還向往著世界的文明。寫於2020年02月10日。
重讀這篇2020年2月中旬的文章，我的眼框濕潤了。因為我們知道新冠病毒原始的野生病毒株是多麽地凶險，武漢人民的苦難是永遠都需要牢記的。決不能讓無恥的政客們掩蓋真相，這麽高的病死率對於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意味著什麽？
中華民族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因為民族的苦難太深。與美國人相比較，以前的中國人拍照都很少笑容。選擇性遺忘是我們逃避悲傷曆史的反複刺激的方式，但是正是這些遺忘才導致了中國悲劇的不但重演。
野生病毒株毒性大，病毒在人體內在進化選擇壓力下為了自己的生存毒性減弱，這是達爾文和現代醫學的常識和真理。這麽簡單的道理中國以饒伯伯為首的所謂磚家都不懂，他還與其弟饒海聯合以什麽生化理論，在疫情曝發近二年後爭辯新冠病毒可能越變毒性越強。有人推測這是他們為自己的公司所涉及的核酸業務開道，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中國的這些所謂科學家的良心是被動物吃掉了。
武漢病死率高達18%是英國院士Neil Ferguson得出的，我是相信專家的人，凡事找人詢問和核實，也為自己在最早的時刻向中國民眾傳遞Neil Ferguson的科學結論而自豪。
《帝國理工預測湖北冠狀病死率高達18% 》
英國帝國理工Neil Ferguson教授的團隊，在2020年1月17日的論文中預測武漢的冠狀病毒感染人數在1月12日已經達到了1723人。在第二天的1月18日，我寫博文向國內介紹這位去年當選美國醫學院院士的預測結果。
當時誰也不相信這項現在看來比較靠譜的預測，武漢當天舉行了四萬人參加的萬人宴，很少人戴口罩。湖北省委省政府還有大型春節團拜會，沒有人告訴他們會人傳人。我朋友今天也說：“說實話，看您第一批微信說有1700人感染，我們也不信，但後來證實了”，因為當時國內報道隻有40多例感染了武漢冠狀病毒。
現在倫敦帝國理工的Ferguson團隊又繼續推出他們的第四篇對武漢冠狀病毒的預測，這次涉及病毒感染的凶險程度，也就是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io)。他們預測冠狀病毒在湖北的病死率為18%，而中國以外的旅行者的病死率為1.2-5.6%之間，而武漢冠狀病毒的總病死率為1%，大家可以看出湖北的慘烈程度。
依據現在官方的說法，武漢冠狀病毒在武漢的病死率是4.9%，在湖北省是3.1%。這次英國人的率比官方病死率高了太多，很難讓人理解，或許沒有考慮中國采取的如此強烈的措施，我猜測最終數據會在4.9%和18%之間。
這裏要澄清一下病死率的概念，病死率是指死亡人數在整個感染人群中的比率，也就是死於冠狀病毒的人數除以被冠狀病毒感染的總人數。病死率又是一個跨時間的概念，需要在整個疫情結束後看到底有多少感染的人去世，總死亡人數除以所有被感染過的人數。作者通過多種數學模型以解決這個時間差所產生的誤差，統計學家和應用數學家可看他們文章中的推導公式。我勉強能弄懂一些炎症風暴或者細胞因子風暴所產生的致命效應，解說數學模型就太難為我了。所以我要強調的是，這裏的所有數據均來自Ferguson教授團隊。
英國人的推測也是根據的各方網站的數據，而現在的診斷僅以核酸檢測為標準是有欠缺的，因為隻有35%為陽性，具體例子是李文亮感染二十天左右才核酸陽性。石正麗團隊已經間接證明武漢冠狀病毒能有效刺激機體產生抗體，因為感染的病人血清能中和病毒。既然感染的潛伏期可以高達14-20天，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製備測定病人血清抗體的試劑盒，那會比核酸檢測的陽性率高很多，因為抗體是均勻分配在血液中的，並且抗體蛋白出奇地穩定，而核酸檢測時取樣是來自上呼吸道的咽喉或下呼吸道的BAL (肺泡洗脫液）會差別很大。現在調整診斷標準後，湖北昨天新增病例達14840人，這些變化也會衝擊數據預測，我們也需要感謝美國MD Anderson華裔放射科主任呼籲將CT納入診斷標準的努力。
Ferguson團隊也重點引用了日本、德國和馬來西亞從武漢撤僑人員的感染情況：日本第一批撤僑206人中4人感染，第二次210中2人；德國124人中2人；馬來西亞207人中2，這些國家的平均陽性率為10/747=1.3%，以此可以類推武漢市1100萬人口中會有多少？
借此機會談談在美國JAMA發表冠狀病毒臨床病例論文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ICU主任彭誌勇教授，他是我們的朋友。向老彭致敬，老彭醫技高超，更重要的是他能頂住壓力說實話幹實事，他學到了美國醫學之真傳。沒有他在1月5日收治首例冠狀病毒患者時堅持的隔離措施，他的中南醫院ICU病房不可想像，那是不會人傳人的時期，他是我的英雄。他的底氣來自他在美國的太太，我們的同班同學囉，彭誌勇擁有強大的後盾，充其量他可以重返美國。
引號部分是Ferguson團隊自己對論文的中文解釋：
“報告摘要4本篇報告中，我們提供了三種類型的2019-nCoV感染病例的病死率（CFR）估計值。對於在湖北發現的病例，我們估計病死率為18％（95％貝葉斯置信區間：11％-81％）。對於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旅行者中發現的病例，我們根據統計方法得出, 病死率估計值的中位數介於1.2-5.6％之間，而且這些中心估計值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根據日本和德國撤僑航班上乘客的檢測結果，估算出1月底武漢市的潛在感染盛行率，並據此調整湖北省早期病例或中國大陸以外病例的病死率的估算，從而估計所有感染病例（不論有無症狀）的總病死率約為1％（95％信賴區間：0.5％-4％）。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估計值的差異並不反映國家之間疾病嚴重程度的根本差異。在各個國家/地區中的病死率會有所不同，取決於不同監測係統對疾病嚴重程度檢測的敏感性以及為重症患者提供的臨床護理。由於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國大陸對死亡和病例所進行監測的敏感性，因此應謹慎看待所有病死率的估計值。此外，所有估計都依賴於一般個案從症狀出現到死亡或複原的時間間隔，這些有限的數據會影響病死率的估計。” 這是他們論文的截圖。寫於2020年02月13日。
在2020年的2月中旬，全球麵對大流行可以說是措手不及。Neil Ferguson說他做出預測後越想越害怕，後續發展真被他不幸言中了。
自疫情在武漢爆發後，我與自己的導師和美國兩院院士阿肯森教授談了好幾次。那是長時間在他辦公室的探討，我主要是想他能給中國醫學界的同行提出專業建議。阿肯森教授是美國可以找到的最為傑出的醫生科學家，他曾經在麻省總院住院醫和NIH受訓以及擔任過華大的大內科主任，自己又是在基礎研究做出開創性貢獻的HHMI研究員，他當然知道我是心疼中的武漢人。
與阿肯森的談話導致了我們在第一時間向國內傳遞了臨床治療方麵的建議，我們當時在群裏討論這方麵時反對的聲浪很高。我們認為，因為恢複期病人的血液中含有高效價的中和性抗體，所以支持國內啟動向感染病人輸入恢複期血漿的做法。
醫學是個體化的實踐，考慮血漿輸入可能加重病人己經擁有的炎症，所以我們的觀點是對重症感染病人應該慎重使用輸血漿的做法，為此我還谘詢了華大的重症監護和肺科的醫生教授。
與我們的觀點相似，WashU感染科隨後也開展了征集恢複期病人血槳的工作。我們能夠在那麽早期給出關鍵建議還應該感謝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研究員，因為她們的紮實和完整的研究證實了新冠病毒擁有強大的免疫原性，能夠刺激機體產生IgM和IgG抗體。
《與美國院士談冠狀病毒患者的血漿治療》
現在談點將冠狀病毒康複病人血漿用於治療的話題，因為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公開向社會征集病人血漿以用於治療，我認為是個好主意。我十分敬佩同濟81級校友張定宇在這次抗擊冠狀病毒戰疫中的不懈努力和傑出貢獻，他自己的身體也不好，太太還患肺炎。我們是認識張定宇的，他應該記得當年他剛畢業不久在手術台上做麻醉時，那位同台的漂亮婦產科主刀女醫生就是我的太太，我們都是同濟81級的。
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的文章已經間接證明了保護性抗體的產生，因為病人血清可以在體外有效中和病毒，如果血清保存得好，應該也有補體的作用。如果她的團隊是取的感染14天以後的血清，那還是class-switched high affinity IgG抗體，當然也會有IgM的早期抗體。
為寫這篇文章，我又去翻了石正麗團隊的Nature論文，他們發現病人的IgM和IgG的抗體反應性都很強，尤其是IgG。他們測了五位病人，病人的免疫應答都不錯，在一例患者中還看到典型的早期IgM和稍後跟進的高親和度的IgG抗體的動態分布。這裏有個親和成熟的問題（Affinity Maturation), 太專業我就不囉嗦了。石正麗團隊也做了中和實驗，他們使用了不同人份的血清，每份病人血清都能分別中和病毒，這是康複病人血漿可以上臨床的免疫學基礎。
現在是救命的時候，大量人死亡，能用應該盡快用，當然需要篩選病人的其他病毒，諸如艾滋病或乙肝病毒，這應該是他們應用血液製劑的常規。至於血清病會是一個挑戰，我放帖後史良如教授馬上點讚，因為他們盡知血清病的痛苦。當時他和謝毓晉教授做抗胸腺淋巴球蛋白，從免疫了的馬或豬中來，血清病在當時是令人頭痛的事情，單抗的發展特別是人化單抗的突破已經解決了大部分血清病的問題。國內尤其是同濟的臨床免疫學家，現在應該抓緊時間研究人體對武漢冠狀病毒的免疫反應。
我今天就向感染冠狀病毒的病人輸入恢複了的病人血漿的問題，與阿肯森教授交流了30分鍾左右。他是世界級別的醫師科學家，為精於基礎和臨床免疫學的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前內科主任。他每天跟蹤武漢冠狀病毒的疫情，連相關病毒之間有多少核苷酸的差別，他都能隨口說出。
阿肯森教授認為如果已經證明血漿中含有中和抗體，輸入血漿是可以考慮的選項。並不需要輸純化的免疫球蛋白，直接需血漿就行，因為抗體是可以直接中和病毒的。他就知道抗艾滋病毒抗體直接中和病毒的例子，當然這種病人的比例不大。我們討論時，阿肯森最為擔心的是肺中的病毒含量和所輸入血漿中的抗體含量，主要是因為病人已經處於炎症的狀態，輸入的抗體是會去肺等組織中尋找病毒抗原的，形成免疫複合物後就會激活補體。我也認為，抗體直接也可以誘發炎症反應，通過與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上的免疫球蛋白受體（Fc受體)的結合，甚至產生細胞因子風暴。這樣在輸入血漿後的短時間內，炎症可能會加重，這是阿肯森的觀點，所以對具體病人需要評估。
昨天看到新聞，我以前工作和讀研究生的武漢生物製品所，已經開始采集康複期病人的血漿，他們進行了病毒滅活並且測定了血漿的抗病毒活性，他們準備或者已經將這些血漿應用到了冠狀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根據阿肯森的說法，還不應該用於重症病人，因為害怕炎症加重的可能。所以武漢所血漿的推廣還應該跟臨床一線醫生協調，看是否應該先從輕中度病人著手，然後再試重症病人。大家對輸血漿的副作用存疑，主要是交叉感染的問題，希望中國專業人員務必在所輸的血漿中，證明沒有艾滋病毒和乙肝與丙肝等血源性病毒。還有涉及滅活病毒是否徹底的問題，因為現在有報道稱康複病人可能還攜帶病毒，雖然我還沒有看到冠狀病毒的病毒血症的報道，那篇美國首例治療成功的報告裏血清的病毒核酸是陰性的。總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上馬，對任何人都是考驗。
另外我和阿肯森教授也討論了病毒可能利用抗體進入細胞的可能性，我覺得病毒濫用針對自己的特異性抗體的可能性不大。阿肯森對血清病並不擔心，他認為畢竟病毒的抗原量在體內太少，不足以產生覆蓋全身的血清病。我們的談話是從他最近的一個小講座開始的，那講座是關於血清病的，我當時沒有去聽，那項研究揭示即使是血清病也是可以掌控的。我以為是病案討論，沒有想到為涉及一個三期臨床的藥物，機體產生了對這個藥的抗體，不僅僅強力激活補體的IgM抗體的滴度高，高親和力的IgG抗體也持續高，這樣激活了補體，使補體C3和C4下降，但是他們還能控製用藥的過程以達到療效。沒有想到FDA還讓這藥通過了，可能沒有出現通常血清病存在的活化了補體後的腎損傷。這就是我說的，即使麵對可能的血清病，輸含有抗體的血漿給冠狀病毒患者也是值得的。
這裏講個涉及血清治療的插曲。不少蛇的口腔腺體能分泌一種蛋白質，叫Cobra Venom Factor (CVF), 為蛇毒的致命因素之一。病理基礎是CVF為補體C3b的類似物，大家知道C3bFb作為補體活化過程中的重要轉換酶能切割C3，這樣在短時間內通過擴增機理能夠產生大量補體片段去執行抗病毒功能。CVF/Fb也具有同樣的功能，並且因為親和力高，控製補體活化的調節蛋白還不能阻止CVF/Fb酶的活性，該酶可以把機體的補體消耗掉。CVF到機體十幾分鍾後，人就沒有補體了，釋放的炎性分子所產生的擴管等休克症狀甚至會致命。這就給一些美國人找到了一條生財的路，他們自願將CVF注射到自己的機體內，然後賣自己的血清給被蛇咬了的人。這是抗體封閉毒蛋白的例子，也順便讓有些美國人掙些錢。
說點醫學知識，血漿是含有凝血因子等非血細胞的液體成份，血清是血液自然凝固後再離心而獲得的上清成份，所以血清不含凝血因子。純粹從抗體治療上考慮，應該輸血清，貝林和北裏發現抗體並且應用抗體治療白喉和破傷風就是用的血清，但是血漿含有完整血液中的非細胞成份，對維持滲透壓和酸堿平衡等功能會起重要的作用。
這是我看了石正麗團隊的文章後第一時間的反應：“石正麗團隊從病人的BAL（肺支氣管洗脫溶液）分離到病毒顆粒，這些武漢冠狀病毒可以被感染病人的血清抑製，說明機體的中和抗體被病毒有效地誘導了，病毒沒有產生抑製抗體產生的免疫逃避機製，可以用於抗體治療的設計。流感病毒可以直接感染B細胞以降低抗體的產生，病毒聰明吧”。沒有想到武漢生物所向前推進的速度如此快，據說已經有臨床效果, 也希望他們能提供質控高的血漿產品。
引用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接受的記者采訪：
“問：痊愈病人體內產生的抗體，對於研究對應藥物是否有用？
答：“當然是有用的。現在這些恢複期的病人，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捐獻他的血漿，然後拯救那些危重病人。而且這個方法，在這次第五版的指南裏麵，都有推薦。我們目前正在做這件事情。”
這些康複出院的病人，他們身體裏麵已經產生了抗體，如果能夠捐獻自己的血漿，他為拯救那些危重患者，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呼籲這些恢複期的（康複病人）能夠伸出自己的胳膊，幫助一下那些危重的病人。不需要他們專門來醫院，我們接下來會篩選出符合條件的對象，主動給他們打電話聯係。而且獻血對身體影響很小，稍微休息就能恢複。”
石正麗團隊的Nature論文揭示冠狀病毒患者產生抗體的情況。機體不僅產生了IgM和IgG抗體，在他們應用病人血清中和病毒的實驗中，五位患者的血清都能在稀釋1:40的情況下中和冠狀病毒，四人的血清在超過1:80稀釋的條件下也能中和。免疫係統還是蠻給力的，隻是有時在幫倒忙，希望病人的血漿能為人所用。寫於2020年02月14日。
同濟再怎麽也應該算是國內的一流醫學院，但是同濟對發生在家門口的新冠大流行防控的貢獻確實有限，同濟那個號稱宇宙第一的公衛學院的表現尤其平庸。
武漢協和醫院院長是位留日的血液病學家，但是他也沒有發現血栓是新冠病人致死的重要原因，這個現象還是德國醫生最早觀察到的。當時有位華中科大教授和CUSBEA學者突然在漢口協和醫院去世，恐怕就是因為血栓，因為他在武昌時病情還是穩定的。
在2020年的2月初傳來好消息，從一級教授楊述祖創辦的病理係分出來的同濟法醫係的劉良教授主刀，我的同班同學周亦武教授參與，完成了中國對新冠病人的首例屍檢。我們現在說起來輕鬆，但是當時人類對新冠病毒的了解十分有限，他們這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職業精神。
海外同濟校友當時每天討論得都非常熱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濟在美國執業的病理醫生韓玉龍的意見，他曾經在克裏夫蘭受訓。他幾乎在第一時間預測ACE2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受體，這個預言被石正麗團隊證明。他的第二個預言更具前瞻性，在那麽早的時候，他當時認為因為ACE2在心髒中的表達很高，檢查感染病人的心髒表現很重要，這個預測與隨後觀察到的新冠病毒感染和隨後疫苗誘導的免疫反應涉及心髒病變相符合。
《屍檢對認識冠狀病毒的病理機理至關重要》
歐洲中世紀的解剖課堂。
記者采訪同濟法醫教授劉良時，他說截止2月14日全國至今沒有病理解剖一具冠狀病毒死者的遺體，我對作為美國執業病理醫師的同濟校友這樣說：“這位同濟病理學家劉良與你英雄所見啊，無一例屍檢。原因在於中國人沒有屍檢的習慣？還是考慮疫情控製的問題？”
華夏文明素有身體是父母之授，應該完整入土為安的傳統，這是一種腐朽落後的文化，它極大地阻止了中國醫學的發展。現代醫學既沒有以中國人命名的疾病，中國人對臨床診療的原創性貢獻也很少。弄到現在麵對冠狀病毒的治療，還是一窩鋒地上中藥。如果冠狀病毒造成了肝和腎的損傷，這些毒性相當的中藥需肝髒額外的工作去解毒，也需要從腎排泄。愚昧之極，這次從官員到文化，直麵曝光的問題太多。唯一好的是讓我們這些遠離武漢的人，看見武漢的城市建築擁有了飛躍的發展，鏡頭中的市區確實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
冠狀病毒對不同係統的涉及程度，心髒、腎和肌肉等全身器官的病變都可以在屍檢中看出。如果有需要並且通過醫學倫理委員會，甚至可以取組織供體外實驗用。屍檢當然可以看肺的終極損傷，現在臨床懷疑是否存在冠狀病毒通過病毒血症傳到了全身，屍檢對各器官的檢查就更重要了。這就是盡快開展屍檢的重要性，反饋的信息可以直接指導當下的臨床。對於冠狀病毒這種傳染性疾病，難辦是無法進行體內動物實驗，而臨床上又需要疾病機理的指導。現有這麽多不幸去世的病人給了醫生科學家挖掘資料的可能，屍檢正是研究病毒在體內的致病機理的重要手段。
英國醫生威廉·哈維在17世紀初發現了人體的循環係統，沒有他們的包括解剖在內的各種探索與實踐，這項改天換地的成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當年的勇敢，就是打開機體來看看在說。西班牙人航海美洲也是風險巨大，大量海員死亡，他們當年還不是踏上了不歸途。這就是我長期所強調的：世界級傑出人才必須擁有的一個重要品質，就是courage, 那種敢為天下先的勇氣。
大約在18年前，我們首次去意大利開會和旅行。在佛羅倫薩的一個小展廳，看見達芬奇的人體內部結構素描的真品時，令我十分震驚，我後來在倫敦也看過從意大利來的達芬奇巡展。貝芬奇的人體解剖素描可以從兒童、年輕人直到老態龍鍾的長者，甚至包括孕婦，以及那死在媽媽肚子裏的孩子。他畫了全身的各個器官，從大腦、心髒、腎髒和循環係統，我們對達芬奇之觀察力，隻有驚歎的份。我是學醫的，知道神經、動脈和靜脈有時是在一起的，達芬奇當年肯定不知道這些結構是幹什麽的，但是他忠實地畫出了它們的不同表觀特征，讓我一眼就能辨別出來。那是1450左右的十五世紀，在文藝複興的早期，天主教皇是禁止解剖上帝的創造物的。貝芬奇肯定在人們的幫助下偷偷大量解剖了各類的屍體，並且是係統深入的解剖。有些作品很小，就是從筆記本上取出來的。
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文藝複興的humanist開辟了疆土，麵對真實的人體開創了現實人文主義的新天地，這些解剖的體驗也為達芬奇在繪畫中創造Mona Lisa這些生動的人物打下了解剖學基礎，我還應該強調米克朗基羅也是如此，他們徹底改變了中世紀繪畫裏僵化宗教人物的桎梏。人家是在500多年前，天朝今日在疫情如此危重時，去世患者早己過千，還不能屍檢，實在是說不過去了。
現在分享我們同濟校友也是美國執業病理醫師的關於屍檢重要性的留言。我曾經與一位美國病理醫生共事好多年，他告訴我，每位美國病理住院醫生必須完成一定數量的屍檢才能畢業。這位同濟校友至少在美國擔任了超過十五年的主治醫生，擁有豐富的經驗。希望同濟的病理和法醫同仁能聽進他的建議，現在實施還來得及。
留言時間：2/7/2020
“RT-PCR核酸檢測技術成熟，操作規範都應該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取材的部位和量。我推測2019-nCoV在肺的易感細很有可能是肺泡巨噬細胞和肺泡上皮細胞。而上呼吸道上皮細胞並非這個病毒的易感細胞，所以咽拭子組織細胞提取的核酸病毒有可能陰性，而這是假陰性！此外我檢索發現ACE2在心腎中含量高（肝中不確定），如情況屬實，肺感染後引起的病毒血症有可能引起心腎等髒器隱性感染。這種隱性感染至少可能有兩個後果，一是有可能形成體內的病毒源/攜帶者（象乙丙肝病毒一樣），二是造感染器官的受損。心肌特別是心髒傳導係統受損有可能引發室性心律失常等造成心功能障礙，會加重病情。我們看到臨床上有些輕症病人可能突然意識喪失，除了肺的因素外，有沒有心髒等的因素呢？至今中國死亡病例超過500，在頂奸雜誌上的有關論文超過十篇，但沒有一例屍檢報告或病理診斷，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前兩天我在同濟病理群呼籲要趕緊屍檢、屍檢、屍檢，但據說屍檢仍有阻力，專業學會也還在討論，會長還在努力！我急呼同濟人要有擔當、有擔當、有擔當！我們錯過了講真話，不能再錯過了擺事實！！！了解病人死亡的真相，除了屍檢別無它路！難道所有病人都是死於肺功能哀竭嗎？”“這個不需要P4實驗室吧？況且根本沒有供屍解用的”P4”屍解室，可能隻需負壓，紫外線消毒即可。屍解被感染的風險應該比發熱門診或武漢肺炎病房高，因為防護可以做的更好！”
留言時間：2/15-16/2020:
“同濟也有唯上不唯實，唯權不唯真的病！”。“我曾在同濟病理群中呼籲，“同濟病理人要有擔當、有擔當、有擔當！”，同濟錯過了說真話的時機，不能再錯過揭（疾病）真相的時機！！！我是欲哭無淚，幹著急！”；“從我推測該病毒有可能是通過ACE2進入肺部細胞（肺上皮細胞和肺泡巨噬細胞等），我就比較擔心病毒血症會不會引起病毒二次感染其他器官，特別是心、腎。因為這兩個器也有比較高的ACE2表達。沒有病解的支持，把重症或死亡病人簡單的歸為肺衰竭或“炎性因子風暴”引起的多功能器官衰竭，沒有病理實證是不合理的，會影響對疾病的治療。所以，我就呼籲屍檢、屍檢、屍檢！”
“在大疫麵前，病理人不能做“隱形人”！“希望同濟人在SARI的病理診斷上有所貢獻！”鍾南山現在為什麽受歡迎，受尊重，因為他SARS時講真話，現在SARI講實話呀！“中國病理醫生不應落在他人之後！中國武漢是該病的首發地！中國病理醫生要有所作為！同濟病理人可以有所作為！“要隻爭朝夕！否則會留下遺憾的！”機會是留給那些敢想敢幹的人的，隻要不違法！”。這是我對中國病理人，同濟病理人說過的話，也算是我對中國病理人，同濟病理人的希望吧！”
“我們入校時，雖然校門簡陋，但院內大師雲集，百咖爭流！我們應該算是一代幸運的同濟人吧！”
“死於該病毒的病人不會比發熱門診或急診室，ICU的傳染性高！可在什麽神山、雷山醫院開一間房子即可。做好負壓過濾通氣，紫外線消毒。body fluid/blood 收集，防止汙染。”
“目前該病毒還是歸於呼吸道傳染病病原體。死人沒有呼吸釋放病毒????的量比活人要少很多很多！防範措施要到位，但真正的危險比武漢的發熱門診低多了！那麽多臨床醫護在一線抗疫，病理醫生就讓這點困難給嚇住了？[Scream][Tongue][Angry]”
“是否有其它器官的病毒感染，隻有屍檢/組織細胞學檢查才能回答！”
“我有過關節置換手術後病人死亡的病例。病人家屬不知聽誰說的可能是肺栓塞而要告臨床醫生，臨床醫生也害怕因為影響學檢查也懷疑是。結果屍檢不是！而病人死了於心梗。病人原來做過搭橋，屍撿發現左前降支有些部位堵塞90%以上，有多處陳舊性及近期心梗病灶”。“這個時候賠錢也要做！病理醫生也許一生隻碰到一次這種機會！”。“不僅要做，而且要盡可能多做！”。“做的越多，對這個病的發生發展的了解就更加全麵，防診治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昨晚上得知，武漢沒有屍檢是因為沒有符合標準要求的P3解剖室。有負壓通氣，紫外線消毒，汙水處理等的P3解剖室當然好，沒有就不做屍檢了？我反複強調死人傳播呼吸道傳染病的危險要明顯小於武漢的發熱門診、急診室、ICU。而且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房間稍做改造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解剖室。可國內事情就是難辦！沒有特殊情況時要求特殊！有特殊情況時，又不能特殊特辦！誰都不願意擔則，冒風險！我都喊出“時不待我！”“同濟病理人可以有所作為”“機會是留給那些敢想敢幹的人的”！結果還是一個“等”字。現在說終於有軍隊符合要求的解剖室可以用了！但誰能用？誰先用呢？”
“我也不是完全確定病毒可以直接感染損傷心腎，因為病毒感染的免疫和炎性反應也有可能、或許可能性更大。但由於病毒的直接致損和免疫炎性反應致損的機理不同，所以臨床預防治療的方法重點就不同。所以一定要屍檢幫助弄清事實！這就是我不厭其煩、反複呼籲的主要原因！當然也存有私心，就是不願看到同濟在自己家門口再失去機會！同濟病理多年來在國內都在第一梯隊，甚至領先，也出過或有過不少大師！”
這位美國病理執業病理醫師的同濟校友的呼籲，經同意轉發：“早選通過檢索 SARS病毒的研究，我提出SARI有可能也是利用 ACE2作為受體進入易感細胞。這個推論被隨後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的團隊在體外實驗證實，但這畢竟是體外細胞培養上進行的，缺乏體內證據。近日我在班群中提出，應動態查一下尿中是否有該病毒的存在。如果ACE2確為該病毒受體，而腎中有較高的ACE2的表達，尿中有可能檢出病毒核酸，這對臨床病人治療後的監控等有意義。此外，有些臨床輕症病人突發暈厥或猝死，是否也有可能由於病毒感染心肌細胞包括傳導細胞引起的室性心律失常有關呢？因為ACE2在心髒中的表達也很高。除了肺本身外，這些隻有病理檢查可以回答。”
同濟擁有多麽輝煌的病理學曆史，甚至開創了中國的病理學。現在的同濟病理學家也應該全力以赴加入到抗擊冠狀病毒的行列中。（寫於2020年2月16日）
騰訊封微信，或者讓我的微信處於半封狀態，呈現的是漸進式的模式。他們還有解封，或者僅封群裏留言或朋友圈的一項，花項確實不少。他們隨後一直是讓我處於半封狀態，即國內微信持有人看不到我在群裏的留言和我的朋友圈。
但是他們還不敢對WeChat持有人完全封鎖，因為那是違反美國法律的，所以我與任何人單獨通訊沒有問題，其他的海外WeChat持有人看我的信息也沒有問題。
當時我們還在校友群裏談論如何紀念這次在故鄉武漢發生的大流行，我們覺得應該在漢口江岸的海鮮市場前，在武漢那些著名景點，在李文亮和我的同濟室友江學慶去世的武漢中心醫院前，建立新冠大流行的紀念碑。
我現在都不能提那些當年與我擁有同樣想法的校友的名字，因為害怕影響他們可能去大陸的旅行。原因是貓兒政府完全撇開了他們在新冠中的責任，還在海外毛粉們的幫助下，倒打一耙聲稱新冠病毒是美國製造的。
希望在武漢建新冠紀念碑不僅是銘記疫情中的失誤，還有一個目的是紀念武漢人民的苦難以及他們在抗疫中表現出來的精神。這個想法來自我在歐洲看到的大量關於黑死病的紀念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類似的天災人禍還會重演。中華民族始終是個讓社會痛苦盡快遺忘的人群，因為我們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
文中也首次披露了我與華大著名病毒學家Michael Diamond的郵件通訊，因為我得知他們剛弄到了新冠毒株，想與他們就補體機理合作。我們還真做了抗C5的治療，隻是結果是陰性的從而沒有興趣發表。Michael Diamond確實不辱使命幫助我們認識新冠病毒，發現奧米克戎毒性很弱和抗體活性也需要Fc段的幫助，也因為在新冠領域的傑出貢獻當選NAS院士。
從我與Diamond的通訊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在口頭或郵件上仍然稱新病毒為Wuhan Virus（武漢病毒）。本身就應該叫武漢病毒，中國人的短視讓武漢失去了應該擁有的曆史地位。
《寫在微信被解封的時候》
我像往常般在群裏。看見有人打聽為何讀不到我的留言，我隻好向他解釋我處於半封狀態，也就是國內注冊的微信看不見我，並且把我描述這情況的文章放群裏讓他看。實際上我這也是徒勞，因為他在深圳，當然看不見，隻當我白說了。可是他突然在群裏說，在12點之後看見我的留言了，並說“看來你學會隱身大法了”。
這可是自2月2日我的微信被半封以來，天大的好消息。我便小心去家人群驗證，他們也能看見了，其他群也傳來好消息。我則到朋友圈去試，沒人回複我，仍然處於封鎖狀態，我便這樣解釋：“我似乎在群裏開封了，但是朋友圈仍封，所以是減刑[Chuckle][Shake]”。隨後在第二天的2月18日，我的朋友圈也獲解封了。
疫情發展至今有所好轉，我的微信也被解封，這是兩件都值得高興的事情。但是高興的時間不長，48小時後群裏又恢複封的狀態，慶幸朋友圈還行。我們在新增病人趨於零時才敢鬆口氣，現在官方數據為75,567確診，超過2,200人死亡，雖然每天新增確診病例在減少，但是每天死亡人數並沒見降低趨勢。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武漢封城，然後的“居家隔離”，導致武漢有些家庭發生數人死於冠狀病毒感染的慘狀。
我們去歐洲的次數已經難以數清楚了，今年還會去。在歐洲你可以看見不少紀念碑，紀念那些鼠疫或黑死病的死難者。從始於1347年的黑死病中療傷和恢複，這在某種程度上讓歐洲走出黑死病所象征的昏沉的中世紀，迎接文藝複興的曙光。十分可惜的是，文藝複興和法國啟蒙運動基本上沒有影響到天朝。在冠狀病毒的疫情過後，武漢也應該樹立這樣的紀念碑，在金銀潭醫院的附近，在我們實習的位於漢口鬧市區附近的武漢中心醫院的十字路口，主要是紀念那些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死難者。另外，民間的人們應該保護好自己去世家人的故事，也請那些殯議館的員工，運遺體的司機，保護好物品和史實，供未來曆史學家在巨細中研究這次疫情的過程。忘記曆史肯定不能預防未來的類似災難，事不過三，沒有記住教訓，在第三版的薩斯來臨時又會束手無策。
如果這次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麽，從此有所長勁，那就是需要營造讓人們不需要太多的勇氣，隻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與實話的環境。謠言總是會有的，美國也有Fake News, 但是在通暢的環境裏，謠言很容易被人證偽，存活的時間不會太長，尤其在網絡時代。與其相反，越阻止信息的傳播，謠言越容易被輕信。成功預測這次冠狀病毒疫情的英國院士Neil Ferguson，他在接受采訪時說，如果這次疫情在全球爆發，英國會死四十萬人。電視記者質疑他是否言重了，他說我寧可被別人說誇張了，也不希望這事發生。動不動就說這消息或那信息會令人恐慌，現在沒有任何東西比封城更令人恐慌了吧？天不是也沒有塌下來？
真話說不了後就炮製陰謀論，這就是當今的特點，現在網上對武漢病毒所的陰謀論幾乎發展到了網絡暴力的程度。朋友問我采取了什麽辦法微信才被解封的，我說我沒有做任何事。有人甚至笑話我被封和被解封，可能與我寫稱讚武漢病毒所的文章有關，國內人的習慣用語是洗地。這真是天地良心，從1月18日到現在，我寫了17篇關於疫情的文章，自己被迫刪了一篇，前麵幾篇文章都因為含有1723位感染者等重要信息而被和諧了。我在1月23日就寫博文讚揚石正麗的工作，而我是2月2日微信被半封，我因稱讚她們而被解封的邏輯在哪裏？我現又被封又能怎麽解釋呢？我是憑學者的良知，至少現在沒有證據讓我相信人造病毒或病毒是從實驗室泄出去的，當然我的觀點隨時會因hardcore evidence（過硬的證據）的出現而改變。
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這次在抗擊冠狀病毒中的貢獻巨大，她們發現了病毒、找到受體並且初步弄清免疫應答，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別扯遠了，我沒有讚揚病毒所的其他亂事，什麽舒的老婆，專利和中藥治病毒感染等等。
朋友問我找到病毒受體有多麽難，我的回答是相當難。艾滋病在1976年就在紐約和舊金山流行，發現CD4膜蛋白為艾滋病受體是以後的事，當時隻知道病人CD4陽性的T淋巴細胞數奇低。華大校友Dan Littman和同事在哥大Richard Axel實驗室克隆和確定CD4為HIV受體是在1985年。鄧宏槐在NYU的Dan Littman實驗室發現CCR5為HIV的輔助受體，又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我們研究的CD46是阿肯森團隊在1985年發現的，90年代才被人發現是麻診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受體。CD46又有病原微生物磁鐵石的昵稱，因為太多病毒和細菌以它為受體。石正麗團隊，更準確地說包括第一作者周鵬研究員的實驗室，在這麽短時間內發現ACE2作為武漢冠狀病毒受體的原因，源於她們強大的學術積累，因為ACE2也是SARS病毒的受體。陰謀論的人會進一步循環質疑：這麽快發現受體肯定有鬼，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現在的事實是：美國Ann Arbor, Michigan和中科院的獨立研究，文章發在Cell Host & Microbe等雜誌上，支持石正麗和周鵬發現的是新病毒，從基因組層麵；2015年嵌合病毒的主體研究是在美國，石正麗她們隻提供了質粒和做了假想實驗，十幾人的組隻有她和學生倆作者，那論文與她沒太大關係；印度論文自滅；造謠說病毒所研究生黃燕玲已感染去世，現在人家在四川的公司裏工作，一切安好。
美國資深感染病學家反駁阿肯色共和黨參議院Tom Cotton的假說：
"Regarding Cotton's hypothesis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connection with a lab, Dr. William Schaffner, 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said 'I have seen no one provide any solid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at theory. I think at this point you can draw a line through it and say that didn't happen.'
（大意：關於病毒來源於實驗室的假說，範德堡大學感染病學家Dr. William Schaffner說：“我沒看見任何人擁有任何可信的證據支持此理論，我覺得你可以在此理論邊劃條線，注明沒有這回事”）
"'Everyone with whom I've spoken, or whom I've read, thinks that it has come from a natural source, as did the SARS virus, as did the MERS virus. Both of those were also coronaviruses in animal populations that jumped to the human speci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chaffner said. 'By now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looked at this virus and nothing nefarious has come up.'"
（大意：“任何我接觸過的人或閱讀過每個人的文字，都認為武漢冠狀病毒來源於自然界，像SARS和MERS病毒。這兩種病毒都是動物的冠狀病毒，從自然環境裏跳到人類的”，Schaffner說。“現在全球的科學家都在研究這個病毒，沒有看見邪惡的事情發生”）
維也納黑死病紀念碑。照片來自網絡。微信解封的消息。
第三條是今天清晨四點看見的，應該是又被關進去了，但是朋友圈還可以。
華大得到武漢冠狀病毒，為了幫助他們，我今晚寫郵件表示願意提供老鼠支持他們的研究。這位世界級別的病毒學家的一向風格，是幾乎不休息，這次是不到10分鍾回的郵件，稱現在的瓶頸是“SARS-CoV-2 (Wuhan virus)需要人的ACE2受體而與鼠的結合不好”（翻譯出他的原話），隻有走另外我不便透露的技術途經。美國已經加入到探索武漢冠狀病毒的病理機製的行列，exciting[強][強] (寫於2020年的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