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八零後，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太多仇恨。
小時候看《地道戰》《地雷戰》等抗日電影，隻覺得日本軍人又蠢又笨——這樣的智商還敢侵略我們？不被打得落花流水、滿地找牙才怪呢，甚至有點可憐他們。
初中時，我和同學們沉迷於《七龍珠》漫畫，孫悟空的熱血、夥伴間的羈絆，是課間最熱烈的談資；語文課本裏魯迅的《藤野先生》，字裏行間滿是對異國恩師的感念，藤野先生修改講義時的認真、送別時的懇切，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日本也有這般溫厚的靈魂。我還在課外讀到日本人寫的《一碗陽春麵》，母子三人在寒夜共用一碗麵的隱忍與堅持，文字真摯的讓人心頭發熱。那時我覺得，日本漫畫好，日本老師好，日本普通人之間的感情也淳樸真誠。但心裏的疙瘩卻越來越重：這樣有溫度的國家和人民，他們的軍人為何會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
到了高中，因為性格內向，這份困惑被我藏在心裏，我沒敢問老師。現在想來，即使問了，以當時地方中學老師相對局限的視野，或許也難給出能解開我心結的答案。那時我貪婪地讀文學名著——歐美的、亞洲的，隻要能找到就囫圇吞棗地讀。讀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裏青春的迷茫與孤寂，讀川端康成《雪國》中雪與美交織的清冷，讀三島由紀夫《潮騷》裏海島少年純粹的愛戀，才真正觸摸到日本文學的獨特氣質：細膩如絲，感傷如水，那種藏在文字背後的含蓄之美，和我國八九十年代文學作品裏的厚重與直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位老師曾和我們閑聊美國與日本，他沒講什麽家國大道理，也不說說這兩個國家好與壞，隻提起自己去那邊留學的同學，光靠課餘刷盤子就能月入七八千人民幣。那時正值世紀之交，這個數目讓我們瞠目結舌，心裏忍不住生出對那個“遍地世是機會”的世界的向往。高中曆史課又更詳細地重講了近代史，從明治維新到大陸政策，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麵侵華，才終於明白：日本二戰時作為軸心國，侵華是其蓄謀已久的政治野心的必然結果。軍國主義思潮像毒霧般籠罩整個日本，將個體理性吞噬，讓整個民族陷入集體癲狂，正是這種癲狂泯滅了人性，才釀成南京大屠殺的慘劇。日本人既有著二戰中的殘暴，又有著文學作品裏的細膩，讓我想起“猛虎細嗅薔薇”這個比喻——剛與柔、狠與暖，竟能如此矛盾地集於一體。高中畢業時，這份疑惑仍像根細刺，紮在心裏。
大學後不再係統學曆史，本以為和日本的交集就此淡去。但那時我們正值二十歲，青春躁動，荷爾蒙漫溢，QQ成了最火的社交工具。起初大家擠在煙霧繚繞的網吧裏聊天，鍵盤敲得劈裏啪啦，，後來宿舍裏陸續有人買了電腦，名義上是用來查資料、寫論文，實際上多半是用來下載影片的——那時的BT網站上，充斥著海量資源的影視資源。
至今記得，寢室裏第一位買電腦的同學，花了整整一個周末，下載了一百多部日本毛片。午休時他悄悄地點開播放，消息像長了翅膀，不僅同寢室的人圍坐床邊，隔壁幾個寢室的男生也蜂擁而來，小小的寢室裏裏外外圍了三層。所有人都睜著眼睛盯著屏幕，鴉雀無聲，隻有電腦風扇的輕微聲響。隨著畫麵推進，不知哪位同學太入神，嘴裏流下了涎水，大聲吸溜了一下，格外清晰，瞬間打破了寂靜，惹得大家哄然大笑。就在那片混雜著尷尬與雀躍的笑聲裏，我們認識了日本“生理老師”——蒼井空。她可謂八零後、九零後的性啟蒙導師。後來畢業後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日本人，不免想調侃一句：“終於看到穿衣服的日本人了。”
大學四年，我在網絡上隻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反日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張賢亮的《我為什麽不買日本貨》。寫得慷慨激昂，，從曆史賬算到經濟賬，理由看似充分。但那時就有學長說，張賢亮在寧夏創辦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剛起步盈利，這篇文章明著談抵製，實則更像借話題為影城造勢。盡管如此，它確實影響了不少不明就裏的讀者，讓他們對日本商品本能地退避三舍——當然，蒼井空這類“文化產品”除外。
那幾年我還看了薑文的《鬼子來了》和陸川的《南京，南京》。《鬼子來了》用褐色幽默的外殼裹著悲劇內核，村民們對“鬼子”的懵懂、恐懼與最終的覆滅，笑著笑著就讓人眼眶發澀；《南京，南京》則用冷靜到近乎殘酷的鏡頭，直麵屠城的慘烈，每一個畫麵都沉重得令人窒息。但這兩部電影都沒有刻意煽動民族仇恨，觀後走出影院，大家都沉默著，沒有義憤填膺的咒罵，更沒有打打殺殺的衝動，隻在心裏反複確認：那個失去人性的黑暗時代，再也不能回來了。
一次在學府書店的文學作品展架前，我正翻閱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一位戴眼鏡的青年主動搭話，說他也喜歡李敖的犀利。聊得投機，話題自然落到日本。他說自己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去過幾次日本，然後突然提到：“你知道嗎？我們從小到大打的很多疫苗，其實都是日本贈送的。” 我當時第一反應是質疑，甚至覺得他在為日本洗地，是別人嘴裏所說的“精日分子”，敷衍了幾句就匆匆離開了。直到多年後看到新聞，日本決定停止向我國捐贈疫苗，我盯著屏幕愣了很久，才猛然想起書店裏的那場對話——原來他說的是真的，我竟冤枉了他那麽多年。
我們這一代人，在曆史課本的嚴肅與日本流行文化的鮮活中長大，對日本的仇恨早被歲月磨得淡了許多，理所當然地以為零零後、一零後出生在更開放的時代，這份曆史包袱會更清。可現實，遠比我想象的殘酷。
新世紀出生的孩子們，腦中的國仇家恨竟濃烈得超出了我的認知。在一些學校的活動裏，常常能看到模擬戰爭的場景：他們穿著小軍裝，背著塞滿報紙或棉絮的炸藥包向衝鋒，嘴裏喊著“炸橋！”“炸鐵路！”“消滅日軍！”，演得無比逼真，臉上的憤怒與決絕，是裝不出來的。那份溢滿胸腔的仇恨，仿佛下一秒就要衝破胸膛，隨時準備踏上戰場，去“報南京大屠殺之仇”。
他們比我們這代人敏感得多，甚至到了偏激的地步：見到有人在公園賞櫻花，會上前嗬斥人家忘記了國仇家恨；街頭碰到穿和服拍照的姑娘，他們會走上前去指責，甚至將之扭送到帽子叔叔那裏；看到商店招牌帶有日本元素，就立刻舉報曝光；誰要說一句“喜歡日本漫畫”“覺得日本產品好用”，就會被貼上“精日分子”的標簽，罵作漢奸。在他們眼裏，日本與我們勢不兩立不共戴天，誰親近日本，誰就是民族的罪人。
這樣的現象幾乎天天在網絡上、現實中上演，但這真的不是孩子們的錯。他們隻是在成長過程中，被單一的敘事、片麵的引導塑造成了現在的樣子。他們本該知道：1945 年戰敗後，隨著和平憲法的頒布，日本軍國主義早已被釘進了曆史的棺材。此後的八十年裏，日本融入世界文明體係，在汽車、相機、音響、生物科技、漫畫、推理小說等諸多領域創造了輝煌，諾貝爾獎得主層出不窮。哪怕在爭議性的“色情電影”領域，他們也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體係，作品悄無聲息地走進了無數成年人的電子設備裏。
我們真的不能讓孩子隻活在八十年前的陰影中。如果他們的視野裏隻有戰爭和仇恨，隻會帶著偏見與惡意去看待日本、看待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應該看到的，是二戰後八十年裏世界的真實變化：日本的新幹線如何讓出行更高效，村上春樹的文字如何撫慰孤獨的靈魂，日本企業的精細化管理如何提升生產效率，甚至日本街頭的幹淨整潔、民眾的守序有禮……所有這些超越“仇恨符號”的美好事物，他們都應該有機會去接觸、去了解、去體驗。
新世紀的孩子，理應成為既記得曆史重量，又擁有開闊視野、人格健全、精神豐滿的一代。
猛虎與薔薇：我們這代人眼中的日本
秦克雨 (2025-09-17 09:56:49) 評論 (7)作為一個八零後，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太多仇恨。
小時候看《地道戰》《地雷戰》等抗日電影，隻覺得日本軍人又蠢又笨——這樣的智商還敢侵略我們？不被打得落花流水、滿地找牙才怪呢，甚至有點可憐他們。
初中時，我和同學們沉迷於《七龍珠》漫畫，孫悟空的熱血、夥伴間的羈絆，是課間最熱烈的談資；語文課本裏魯迅的《藤野先生》，字裏行間滿是對異國恩師的感念，藤野先生修改講義時的認真、送別時的懇切，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日本也有這般溫厚的靈魂。我還在課外讀到日本人寫的《一碗陽春麵》，母子三人在寒夜共用一碗麵的隱忍與堅持，文字真摯的讓人心頭發熱。那時我覺得，日本漫畫好，日本老師好，日本普通人之間的感情也淳樸真誠。但心裏的疙瘩卻越來越重：這樣有溫度的國家和人民，他們的軍人為何會在南京犯下滔天大罪？
到了高中，因為性格內向，這份困惑被我藏在心裏，我沒敢問老師。現在想來，即使問了，以當時地方中學老師相對局限的視野，或許也難給出能解開我心結的答案。那時我貪婪地讀文學名著——歐美的、亞洲的，隻要能找到就囫圇吞棗地讀。讀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裏青春的迷茫與孤寂，讀川端康成《雪國》中雪與美交織的清冷，讀三島由紀夫《潮騷》裏海島少年純粹的愛戀，才真正觸摸到日本文學的獨特氣質：細膩如絲，感傷如水，那種藏在文字背後的含蓄之美，和我國八九十年代文學作品裏的厚重與直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位老師曾和我們閑聊美國與日本，他沒講什麽家國大道理，也不說說這兩個國家好與壞，隻提起自己去那邊留學的同學，光靠課餘刷盤子就能月入七八千人民幣。那時正值世紀之交，這個數目讓我們瞠目結舌，心裏忍不住生出對那個“遍地世是機會”的世界的向往。高中曆史課又更詳細地重講了近代史，從明治維新到大陸政策，從九一八事變到全麵侵華，才終於明白：日本二戰時作為軸心國，侵華是其蓄謀已久的政治野心的必然結果。軍國主義思潮像毒霧般籠罩整個日本，將個體理性吞噬，讓整個民族陷入集體癲狂，正是這種癲狂泯滅了人性，才釀成南京大屠殺的慘劇。日本人既有著二戰中的殘暴，又有著文學作品裏的細膩，讓我想起“猛虎細嗅薔薇”這個比喻——剛與柔、狠與暖，竟能如此矛盾地集於一體。高中畢業時，這份疑惑仍像根細刺，紮在心裏。
大學後不再係統學曆史，本以為和日本的交集就此淡去。但那時我們正值二十歲，青春躁動，荷爾蒙漫溢，QQ成了最火的社交工具。起初大家擠在煙霧繚繞的網吧裏聊天，鍵盤敲得劈裏啪啦，，後來宿舍裏陸續有人買了電腦，名義上是用來查資料、寫論文，實際上多半是用來下載影片的——那時的BT網站上，充斥著海量資源的影視資源。
至今記得，寢室裏第一位買電腦的同學，花了整整一個周末，下載了一百多部日本毛片。午休時他悄悄地點開播放，消息像長了翅膀，不僅同寢室的人圍坐床邊，隔壁幾個寢室的男生也蜂擁而來，小小的寢室裏裏外外圍了三層。所有人都睜著眼睛盯著屏幕，鴉雀無聲，隻有電腦風扇的輕微聲響。隨著畫麵推進，不知哪位同學太入神，嘴裏流下了涎水，大聲吸溜了一下，格外清晰，瞬間打破了寂靜，惹得大家哄然大笑。就在那片混雜著尷尬與雀躍的笑聲裏，我們認識了日本“生理老師”——蒼井空。她可謂八零後、九零後的性啟蒙導師。後來畢業後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日本人，不免想調侃一句：“終於看到穿衣服的日本人了。”
大學四年，我在網絡上隻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反日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張賢亮的《我為什麽不買日本貨》。寫得慷慨激昂，，從曆史賬算到經濟賬，理由看似充分。但那時就有學長說，張賢亮在寧夏創辦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剛起步盈利，這篇文章明著談抵製，實則更像借話題為影城造勢。盡管如此，它確實影響了不少不明就裏的讀者，讓他們對日本商品本能地退避三舍——當然，蒼井空這類“文化產品”除外。
那幾年我還看了薑文的《鬼子來了》和陸川的《南京，南京》。《鬼子來了》用褐色幽默的外殼裹著悲劇內核，村民們對“鬼子”的懵懂、恐懼與最終的覆滅，笑著笑著就讓人眼眶發澀；《南京，南京》則用冷靜到近乎殘酷的鏡頭，直麵屠城的慘烈，每一個畫麵都沉重得令人窒息。但這兩部電影都沒有刻意煽動民族仇恨，觀後走出影院，大家都沉默著，沒有義憤填膺的咒罵，更沒有打打殺殺的衝動，隻在心裏反複確認：那個失去人性的黑暗時代，再也不能回來了。
一次在學府書店的文學作品展架前，我正翻閱李敖的《快意恩仇錄》，一位戴眼鏡的青年主動搭話，說他也喜歡李敖的犀利。聊得投機，話題自然落到日本。他說自己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去過幾次日本，然後突然提到：“你知道嗎？我們從小到大打的很多疫苗，其實都是日本贈送的。” 我當時第一反應是質疑，甚至覺得他在為日本洗地，是別人嘴裏所說的“精日分子”，敷衍了幾句就匆匆離開了。直到多年後看到新聞，日本決定停止向我國捐贈疫苗，我盯著屏幕愣了很久，才猛然想起書店裏的那場對話——原來他說的是真的，我竟冤枉了他那麽多年。
我們這一代人，在曆史課本的嚴肅與日本流行文化的鮮活中長大，對日本的仇恨早被歲月磨得淡了許多，理所當然地以為零零後、一零後出生在更開放的時代，這份曆史包袱會更清。可現實，遠比我想象的殘酷。
新世紀出生的孩子們，腦中的國仇家恨竟濃烈得超出了我的認知。在一些學校的活動裏，常常能看到模擬戰爭的場景：他們穿著小軍裝，背著塞滿報紙或棉絮的炸藥包向衝鋒，嘴裏喊著“炸橋！”“炸鐵路！”“消滅日軍！”，演得無比逼真，臉上的憤怒與決絕，是裝不出來的。那份溢滿胸腔的仇恨，仿佛下一秒就要衝破胸膛，隨時準備踏上戰場，去“報南京大屠殺之仇”。
他們比我們這代人敏感得多，甚至到了偏激的地步：見到有人在公園賞櫻花，會上前嗬斥人家忘記了國仇家恨；街頭碰到穿和服拍照的姑娘，他們會走上前去指責，甚至將之扭送到帽子叔叔那裏；看到商店招牌帶有日本元素，就立刻舉報曝光；誰要說一句“喜歡日本漫畫”“覺得日本產品好用”，就會被貼上“精日分子”的標簽，罵作漢奸。在他們眼裏，日本與我們勢不兩立不共戴天，誰親近日本，誰就是民族的罪人。
這樣的現象幾乎天天在網絡上、現實中上演，但這真的不是孩子們的錯。他們隻是在成長過程中，被單一的敘事、片麵的引導塑造成了現在的樣子。他們本該知道：1945 年戰敗後，隨著和平憲法的頒布，日本軍國主義早已被釘進了曆史的棺材。此後的八十年裏，日本融入世界文明體係，在汽車、相機、音響、生物科技、漫畫、推理小說等諸多領域創造了輝煌，諾貝爾獎得主層出不窮。哪怕在爭議性的“色情電影”領域，他們也形成了成熟的產業體係，作品悄無聲息地走進了無數成年人的電子設備裏。
我們真的不能讓孩子隻活在八十年前的陰影中。如果他們的視野裏隻有戰爭和仇恨，隻會帶著偏見與惡意去看待日本、看待這個複雜的世界。他們應該看到的，是二戰後八十年裏世界的真實變化：日本的新幹線如何讓出行更高效，村上春樹的文字如何撫慰孤獨的靈魂，日本企業的精細化管理如何提升生產效率，甚至日本街頭的幹淨整潔、民眾的守序有禮……所有這些超越“仇恨符號”的美好事物，他們都應該有機會去接觸、去了解、去體驗。
新世紀的孩子，理應成為既記得曆史重量，又擁有開闊視野、人格健全、精神豐滿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