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研究生期間，教授要求我們不斷推進科研工作，力求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或在國際會議上與同行交流研究成果。期刊文章在發表前會經曆漫長的審稿過程，期間作者有時必須根據審稿人的反饋意見修改文稿。由於期刊發表周期較長，我們通常選擇在國際會議上展示研究進展。國際會議從征稿到召開，周期較短，審稿流程也相對簡化。教授鼓勵我們積極投稿，主要有幾個方麵的考慮：首先，通過與同行交流，可以接觸到前沿的思想與方法；其次，科研論文是畢業後求職時展示個人能力的重要證明。
盡管會議論文的錄用率相對較高，但隻有作者出席會議並完成報告，論文才會被收錄進會議論文集。學術界對此有一個通俗的說法：“no show, no paper”（不露麵，沒論文）。這一規定對初入學術圈的學生無疑是一個巨大挑戰——必須在眾多專家學者麵前用英語做科研報告，光是想象這一場景就令人倍感壓力。然而，為了順利畢業並且能夠找到理想工作，我們都希望積累較多科研成果，努力爭取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
剛加入教授科研團隊時，我的主要任務是承擔部分項目研究工作。在取得初步成果後，教授要求我將研究成果整理成論文，為參加國際會議做書麵準備。那時，我在閱讀英文專業文獻方麵沒有問題，但要用英文寫文章，仍然感到有些困難。但我明白，隻有及時完成教授布置任務，才能申請更多的項目經費，可以繼續留在科研團隊，否則就將麵臨失去資助的風險。
教授對寫作的要求極為嚴格，每當我完成初稿，他總是仔細審閱，進行大量刪改。修改後我再謄清一稿交給他審閱，接下來往往又是一輪深度修改。如此反複幾次，論文才能定稿。教授是典型的德國人，做事嚴謹，對文稿中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一絲不苟。隨著時間推移，我在不斷的寫作中逐漸提高了英語寫作能力，也真正體會到“learning by doing”（在工作中學習）的意義。
每當我完成一篇文章，初稿上通常隻署教授一人的名字，而每次拿回修改稿時，我都會發現，他把我的名字也加入其中。這讓我感受到教授的認可與器重。相比之下，一些德國同事對署名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們往往隻署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還會在名字後加上專利符號。實際上，他們的研究既沒有原創性，也不受知識產權的保護，這種署名方式顯然意在突出個人貢獻。
除了研究工作，我還承擔部分教學輔助任務，負責為學生講授習題課和批改作業。由於缺乏英語的口語環境，我的口語會話和聽力理解能力都還一般，用英語做科研報告更是一項挑戰。團隊中的個別德國同事以前曾作為交流學生在美國生活過，有較好的英語口語基礎，但做科研報告卻是大家的共同弱項。為了提升我們用英語作報告的能力，教授規定團隊成員每學期至少用英語做兩次研究報告，這樣既可以交流工作進展，也可以鍛煉英語的會話能力。
在課題組工作的前三年中，我們參與了歐洲空間研究與技術中心（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re）委托的一係列項目，包括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Huygens）火星探測器和阿麗安娜5型火箭（Ariane-5）推進器的一些數值模擬。這段經曆不僅讓我們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也使我以聯合作者身份發表了多篇國際會議論文。不久後，我獲得了首次在國際會議上做報告的機會。
那次會議在倫敦舉行，教授安排我與另外三位助教一同前往。會議首日晚間，主辦方安排與會者觀看歌劇《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大部分人都很樂意前去觀摩演出。我因第二天早上要做報告，想利用晚上的時間再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沒有和其他人一起觀劇，錯過了這次觀劇的機會。
這部歌劇改編自法國作家勒魯（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1927）的同名愛情驚悚小說，是現代歌劇中的經典之作。無獨有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電影人曾受這部小說的啟發，拍攝了一部以“愛與恨”為主題的驚悚電影《夜半歌聲》，影片中有一首為主人公革命者宋丹萍設計的歌曲，其中最後兩句的唱詞是這樣的：
用什麽來慰你的寂寞，
唯有這夜半歌聲。
那晚，準備完報告已是深夜。我走出旅館，在庭院內舉目夜空，這時，遠處傳來陣陣教堂鍾聲。聽著沉悶的鍾聲，我不禁思緒萬千……聯想到多年來在努力前行中的寂寞與孤獨，我不由地將這兩句唱詞改為：
用什麽來慰我的孤獨，
唯有那夜半鍾聲。
第二天輪到我發言時，我按事先背熟的講稿完成了二十分鍾的報告。在接下來的提問環節，有位聽眾提了一個問題，由於他的語速過快，我未能完全理解問題的核心，自然也難以作出十分準確的回答。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時，我們的合作夥伴、來自美國的羅斯曼先生起身，主動為我解答了聽眾的提問。通過這次經曆，我意識到必須盡快提升英語聽說能力，才能真正參與到國際學術交流之中。
後來的幾年中，我們每年都參加在不同地區舉行的國際會議，而且幾乎每次我都會在會上作研究報告。在眾多西歐和北美國家中，我尤其喜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會議，原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那裏的會議通常規模宏大，我們有機會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另一方麵，會議間隙可以到處走走，增進對美國社會的了解。可以說，每次去美國，我都有多方麵的收獲。
前麵提到的羅斯曼先生是位物理學博士，曾在東部一所大學擔任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創辦了一家專注研發專業軟件的公司。他與我的教授有著密切的業務往來，由於這層關係，學生們幾乎每年都有機會去他那裏短暫工作。有一年年初，我在羅斯曼先生位於紐約的公司參加一個課程班，學習如何使用新版本的軟件。課程結束後，我跟隨他飛往內華達州的雷諾市（Reno，Nevada），參加美國航空航天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的年會。除了聽學術報告，我的任務還包括協助他在展覽廳介紹軟件的性能，並向來訪者演示軟件的操作。
出發之前，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整理投影設備和廣告資料，簡單打包後驅車前往紐約機場。經過幾小時的飛行，我們於下午抵達機場。在機場乘坐上開往室內的交通車，不久後便抵達了會議的舉辦地點——希爾頓酒店。
剛走進酒店大堂，眼前的景象讓我感到一驚：四周布滿各種投幣遊戲機（slot machine），也即“角子機”（俗稱“老虎機”），許多人正聚精會神地與機器對戰。每當某台機器中獎，便會響起一陣刺耳的吐幣聲。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麵，心中不禁產生疑惑：美國航空航天學會的年會怎麽會選擇在賭場舉辦呢？
這時，一位服務生主動上前，幫助我們搬運行李。辦理入住手續時，一位中年婦女走來，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歡迎我入住酒店。她自我介紹說自己來自香港，是這裏的工作人員，隨即便遞給我一張名片，並且友好地表示，如果遇到問題時，可以隨時和她聯係。說完，她便匆匆離開。名片上顯示，這位女士是酒店賭場的助理經理。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後，我來到大堂前台等待羅斯曼先生。大廳內，五光十色的賭博機發出奇異的音樂，偶爾傳來中獎的喧鬧聲。在這種噪雜的賭場環境中，那些難以抵擋金錢誘惑的客人，往往會忍不住嚐試一把。不一會，羅斯曼先生到來，我們先去會議服務台報到，然後布置展台。接下來，他帶我熟悉了酒店大堂的環境。大堂四周環繞著各類餐廳，其中大多數提供物美價廉的自助餐。幾十種海鮮、肉類、蔬菜、水果、麵食和點心琳琅滿目，供客人自由選擇。每頓自助餐大約隻需10美元左右，這在紐約那樣的大城市，差不多隻能買一餐麥當勞。
我們走進一家南美風味自助餐廳，一邊享用各種海鮮水果，一邊討論如何向與會者展示產品。飯後，他帶我到一台賭博機前，投入硬幣，給我講解名為“Housing”的撲克牌遊戲規則。趁此機會，他還向我解釋，會議選擇在這家酒店召開可能是因為年會安排了四整天活動，許多與會者尤其是每年參會的人，往往難以保持耐心，有始有終地參加整個會議。賭場提供了娛樂，五光十色的機器和中獎聲對人有著強烈誘惑，特別是那些有貪念欲同時自以為聰明者，常會為了贏錢沉湎其中——這樣的環境有助於留住與會者。
會議期間，我們的展台吸引了不少來訪者。應他們要求，我們介紹了軟件操作並演示了算例。後來，一位訪客提到，另一家公司同類供應商也在展示產品。出於對同行經驗的興趣，我利用午休時間參觀那家公司的展台。沒想到，這次好奇心驅動的舉動，無意間觸及了兩家公司之間的微妙關係。事情是這樣的——
羅斯曼先生的公司在1980年代末推出了軟件產品，幾乎同時期，那家公司也推出了類似的軟件產品。兩款軟件各有所長：羅斯曼公司的產品擅長處理複雜算例，而那家公司的軟件在界麵設計和操作便捷性方麵更具優勢。某次，兩家公司在談合作時，羅斯曼先生介紹了自家產品的技術特點，並希望對方能在界麵設計上提供一些技術支持。不久後，羅斯曼先生發現對方推出的新產品性能大幅提升，開始懷疑對方竊取了自家技術，並對此公開表達不滿。此後，兩家公司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
那天，當我走到那家公司的展台時，他們看到我胸牌上的公司名稱，立刻露出了不太歡迎的神情。就在此時，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麵走來——正是阿諾特先生。我向他解釋說自己來自德國，並非羅斯曼公司的員工。他看了一眼我的胸牌，注意到我的名字後，便用德語客氣地說道：“我們和羅斯曼先生之間有些誤會，這裏的人都不太喜歡他。”他接下來的話讓我吃了一驚：“我認識您的教授，他是個能幹的人。您願意加入我們公司嗎？”
我心中一動，迅速做出反應：羅斯曼先生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腳踏兩隻船”，做出有損羅斯曼先生的類似“一個姑娘嫁兩家”的事。於是，我略帶歉意地婉拒了他的好意：“我現在還是學生身份，恐怕無法接受您的邀請。”也許他感到直接挖人牆角有些不妥，便尷尬地笑了笑，略帶歉意地說了聲：“很抱歉，我的要求有些不合時宜。”我感謝他對我的賞識，並且主動與他交換了名片。
回到德國後，我無意中和教授談起這件事，他的反應是：“趕緊把論文寫完，找工作的事，等畢業以後再說。”隨後又補充道：“羅斯曼先生很滿意您的工作，將來如果想去他那裏工作，應該沒有問題。”我當時並未考慮離開歐洲，到那個陌生的環境中開啟新的人生。但羅斯曼先生願意給我提供工作機會，對此我一直心存感念。
後來，我每年都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在與國際同行的學術交流中獲得了兩方麵的重要收獲：一是能夠及時了解領域內的最新研究成果，從而推動了自身課題的研究；二是在國際會議上進行報告的過程中，不僅提升了語言表達能力，也逐步掌握了與聽眾有效溝通的技巧。
回首過往，每一次在國際會議上的報告，都是一次自我能力的鍛煉與提升；每一篇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都是辛勤付出的見證。這些積累不僅成為通往更廣闊前景的基石，也為日後的科研與教學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
參加國際會議的經曆
yefang (2025-07-05 10:23:17) 評論 (7)在讀研究生期間，教授要求我們不斷推進科研工作，力求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或在國際會議上與同行交流研究成果。期刊文章在發表前會經曆漫長的審稿過程，期間作者有時必須根據審稿人的反饋意見修改文稿。由於期刊發表周期較長，我們通常選擇在國際會議上展示研究進展。國際會議從征稿到召開，周期較短，審稿流程也相對簡化。教授鼓勵我們積極投稿，主要有幾個方麵的考慮：首先，通過與同行交流，可以接觸到前沿的思想與方法；其次，科研論文是畢業後求職時展示個人能力的重要證明。
盡管會議論文的錄用率相對較高，但隻有作者出席會議並完成報告，論文才會被收錄進會議論文集。學術界對此有一個通俗的說法：“no show, no paper”（不露麵，沒論文）。這一規定對初入學術圈的學生無疑是一個巨大挑戰——必須在眾多專家學者麵前用英語做科研報告，光是想象這一場景就令人倍感壓力。然而，為了順利畢業並且能夠找到理想工作，我們都希望積累較多科研成果，努力爭取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
剛加入教授科研團隊時，我的主要任務是承擔部分項目研究工作。在取得初步成果後，教授要求我將研究成果整理成論文，為參加國際會議做書麵準備。那時，我在閱讀英文專業文獻方麵沒有問題，但要用英文寫文章，仍然感到有些困難。但我明白，隻有及時完成教授布置任務，才能申請更多的項目經費，可以繼續留在科研團隊，否則就將麵臨失去資助的風險。
教授對寫作的要求極為嚴格，每當我完成初稿，他總是仔細審閱，進行大量刪改。修改後我再謄清一稿交給他審閱，接下來往往又是一輪深度修改。如此反複幾次，論文才能定稿。教授是典型的德國人，做事嚴謹，對文稿中的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一絲不苟。隨著時間推移，我在不斷的寫作中逐漸提高了英語寫作能力，也真正體會到“learning by doing”（在工作中學習）的意義。
每當我完成一篇文章，初稿上通常隻署教授一人的名字，而每次拿回修改稿時，我都會發現，他把我的名字也加入其中。這讓我感受到教授的認可與器重。相比之下，一些德國同事對署名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們往往隻署自己的名字，有些人還會在名字後加上專利符號。實際上，他們的研究既沒有原創性，也不受知識產權的保護，這種署名方式顯然意在突出個人貢獻。
除了研究工作，我還承擔部分教學輔助任務，負責為學生講授習題課和批改作業。由於缺乏英語的口語環境，我的口語會話和聽力理解能力都還一般，用英語做科研報告更是一項挑戰。團隊中的個別德國同事以前曾作為交流學生在美國生活過，有較好的英語口語基礎，但做科研報告卻是大家的共同弱項。為了提升我們用英語作報告的能力，教授規定團隊成員每學期至少用英語做兩次研究報告，這樣既可以交流工作進展，也可以鍛煉英語的會話能力。
在課題組工作的前三年中，我們參與了歐洲空間研究與技術中心（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re）委托的一係列項目，包括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Huygens）火星探測器和阿麗安娜5型火箭（Ariane-5）推進器的一些數值模擬。這段經曆不僅讓我們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也使我以聯合作者身份發表了多篇國際會議論文。不久後，我獲得了首次在國際會議上做報告的機會。
那次會議在倫敦舉行，教授安排我與另外三位助教一同前往。會議首日晚間，主辦方安排與會者觀看歌劇《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大部分人都很樂意前去觀摩演出。我因第二天早上要做報告，想利用晚上的時間再做最後的準備工作，沒有和其他人一起觀劇，錯過了這次觀劇的機會。
這部歌劇改編自法國作家勒魯（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1868—1927）的同名愛情驚悚小說，是現代歌劇中的經典之作。無獨有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電影人曾受這部小說的啟發，拍攝了一部以“愛與恨”為主題的驚悚電影《夜半歌聲》，影片中有一首為主人公革命者宋丹萍設計的歌曲，其中最後兩句的唱詞是這樣的：
用什麽來慰你的寂寞，
唯有這夜半歌聲。
那晚，準備完報告已是深夜。我走出旅館，在庭院內舉目夜空，這時，遠處傳來陣陣教堂鍾聲。聽著沉悶的鍾聲，我不禁思緒萬千……聯想到多年來在努力前行中的寂寞與孤獨，我不由地將這兩句唱詞改為：
用什麽來慰我的孤獨，
唯有那夜半鍾聲。
第二天輪到我發言時，我按事先背熟的講稿完成了二十分鍾的報告。在接下來的提問環節，有位聽眾提了一個問題，由於他的語速過快，我未能完全理解問題的核心，自然也難以作出十分準確的回答。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時，我們的合作夥伴、來自美國的羅斯曼先生起身，主動為我解答了聽眾的提問。通過這次經曆，我意識到必須盡快提升英語聽說能力，才能真正參與到國際學術交流之中。
後來的幾年中，我們每年都參加在不同地區舉行的國際會議，而且幾乎每次我都會在會上作研究報告。在眾多西歐和北美國家中，我尤其喜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會議，原因有兩個方麵：一方麵，那裏的會議通常規模宏大，我們有機會結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另一方麵，會議間隙可以到處走走，增進對美國社會的了解。可以說，每次去美國，我都有多方麵的收獲。
前麵提到的羅斯曼先生是位物理學博士，曾在東部一所大學擔任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創辦了一家專注研發專業軟件的公司。他與我的教授有著密切的業務往來，由於這層關係，學生們幾乎每年都有機會去他那裏短暫工作。有一年年初，我在羅斯曼先生位於紐約的公司參加一個課程班，學習如何使用新版本的軟件。課程結束後，我跟隨他飛往內華達州的雷諾市（Reno，Nevada），參加美國航空航天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的年會。除了聽學術報告，我的任務還包括協助他在展覽廳介紹軟件的性能，並向來訪者演示軟件的操作。
出發之前，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整理投影設備和廣告資料，簡單打包後驅車前往紐約機場。經過幾小時的飛行，我們於下午抵達機場。在機場乘坐上開往室內的交通車，不久後便抵達了會議的舉辦地點——希爾頓酒店。
剛走進酒店大堂，眼前的景象讓我感到一驚：四周布滿各種投幣遊戲機（slot machine），也即“角子機”（俗稱“老虎機”），許多人正聚精會神地與機器對戰。每當某台機器中獎，便會響起一陣刺耳的吐幣聲。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麵，心中不禁產生疑惑：美國航空航天學會的年會怎麽會選擇在賭場舉辦呢？
這時，一位服務生主動上前，幫助我們搬運行李。辦理入住手續時，一位中年婦女走來，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歡迎我入住酒店。她自我介紹說自己來自香港，是這裏的工作人員，隨即便遞給我一張名片，並且友好地表示，如果遇到問題時，可以隨時和她聯係。說完，她便匆匆離開。名片上顯示，這位女士是酒店賭場的助理經理。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後，我來到大堂前台等待羅斯曼先生。大廳內，五光十色的賭博機發出奇異的音樂，偶爾傳來中獎的喧鬧聲。在這種噪雜的賭場環境中，那些難以抵擋金錢誘惑的客人，往往會忍不住嚐試一把。不一會，羅斯曼先生到來，我們先去會議服務台報到，然後布置展台。接下來，他帶我熟悉了酒店大堂的環境。大堂四周環繞著各類餐廳，其中大多數提供物美價廉的自助餐。幾十種海鮮、肉類、蔬菜、水果、麵食和點心琳琅滿目，供客人自由選擇。每頓自助餐大約隻需10美元左右，這在紐約那樣的大城市，差不多隻能買一餐麥當勞。
我們走進一家南美風味自助餐廳，一邊享用各種海鮮水果，一邊討論如何向與會者展示產品。飯後，他帶我到一台賭博機前，投入硬幣，給我講解名為“Housing”的撲克牌遊戲規則。趁此機會，他還向我解釋，會議選擇在這家酒店召開可能是因為年會安排了四整天活動，許多與會者尤其是每年參會的人，往往難以保持耐心，有始有終地參加整個會議。賭場提供了娛樂，五光十色的機器和中獎聲對人有著強烈誘惑，特別是那些有貪念欲同時自以為聰明者，常會為了贏錢沉湎其中——這樣的環境有助於留住與會者。
會議期間，我們的展台吸引了不少來訪者。應他們要求，我們介紹了軟件操作並演示了算例。後來，一位訪客提到，另一家公司同類供應商也在展示產品。出於對同行經驗的興趣，我利用午休時間參觀那家公司的展台。沒想到，這次好奇心驅動的舉動，無意間觸及了兩家公司之間的微妙關係。事情是這樣的——
羅斯曼先生的公司在1980年代末推出了軟件產品，幾乎同時期，那家公司也推出了類似的軟件產品。兩款軟件各有所長：羅斯曼公司的產品擅長處理複雜算例，而那家公司的軟件在界麵設計和操作便捷性方麵更具優勢。某次，兩家公司在談合作時，羅斯曼先生介紹了自家產品的技術特點，並希望對方能在界麵設計上提供一些技術支持。不久後，羅斯曼先生發現對方推出的新產品性能大幅提升，開始懷疑對方竊取了自家技術，並對此公開表達不滿。此後，兩家公司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
那天，當我走到那家公司的展台時，他們看到我胸牌上的公司名稱，立刻露出了不太歡迎的神情。就在此時，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迎麵走來——正是阿諾特先生。我向他解釋說自己來自德國，並非羅斯曼公司的員工。他看了一眼我的胸牌，注意到我的名字後，便用德語客氣地說道：“我們和羅斯曼先生之間有些誤會，這裏的人都不太喜歡他。”他接下來的話讓我吃了一驚：“我認識您的教授，他是個能幹的人。您願意加入我們公司嗎？”
我心中一動，迅速做出反應：羅斯曼先生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腳踏兩隻船”，做出有損羅斯曼先生的類似“一個姑娘嫁兩家”的事。於是，我略帶歉意地婉拒了他的好意：“我現在還是學生身份，恐怕無法接受您的邀請。”也許他感到直接挖人牆角有些不妥，便尷尬地笑了笑，略帶歉意地說了聲：“很抱歉，我的要求有些不合時宜。”我感謝他對我的賞識，並且主動與他交換了名片。
回到德國後，我無意中和教授談起這件事，他的反應是：“趕緊把論文寫完，找工作的事，等畢業以後再說。”隨後又補充道：“羅斯曼先生很滿意您的工作，將來如果想去他那裏工作，應該沒有問題。”我當時並未考慮離開歐洲，到那個陌生的環境中開啟新的人生。但羅斯曼先生願意給我提供工作機會，對此我一直心存感念。
後來，我每年都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在與國際同行的學術交流中獲得了兩方麵的重要收獲：一是能夠及時了解領域內的最新研究成果，從而推動了自身課題的研究；二是在國際會議上進行報告的過程中，不僅提升了語言表達能力，也逐步掌握了與聽眾有效溝通的技巧。
回首過往，每一次在國際會議上的報告，都是一次自我能力的鍛煉與提升；每一篇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都是辛勤付出的見證。這些積累不僅成為通往更廣闊前景的基石，也為日後的科研與教學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