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適和魯迅的不同，是和他們的經曆有關的。胡適留學美國，接觸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生活在英美法製中，當然成了實證主義、改良主義的信徒。胡適學說中，人權大於主義——主義要被“實證”，人權卻不需要。所以胡適這樣的英美派對共產主義很反感，因為共產主義以階級權替代人權。同樣的道理，共產主義在法、德、意這樣傳統的皇權國家很有市場，在英、美卻沒有大市場。
魯迅留學日本，沒有接觸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當然擺脫不了東方的傳統文化，兼受法俄一路的革命文藝的熏絛，最終成了主義的信徒。魯迅始於維新主義，終於蘇俄式的專製主義，是偉光正外的更偉大的黨員。與魯迅同樣經曆的郭沫若、田漢、茅盾，也走了與魯迅相似的道路。同樣，我也和可以理解胡風、沈從文、柔石、和衢秋白的革命性——特別是後者，對革命的黑幕及滅絕人性的地方知道的很多，卻仍然決定為革命去死，與中式的死忠一脈相承。
二三十年代的偉光正是蘇俄式的共產主義的親兒子，二三十年代的國民黨是蘇俄式的專製主義和雜燴民主主義的私生子。兩個黨同樣標榜革命、民族、紀律、和鐵血，有著同樣的組織形式，狂熱地追求同一權力——隻是國民黨不純的血統使它像打擺子式地忽左忽又地亂走，有時不得不講些人權與人情，比如蔣介石對陳賡必須網開一麵，各地軍閥在統戰麵前大規模地罔顧私情——而偉光正因為血統純正，做事一直是鐵麵無私的、不斷地在搞甄別，比如為了防止被宣布的內部敵人托派叛變，各地的紅隊對往日的同誌都是一批批一家家地殺光。
在這樣的夾縫中，信奉自由主義的胡適們當然要兩害取其輕，選擇支持國民黨，同時不斷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敲打國民黨。而信奉共產主義的魯迅們，卻對其主義的滅絕人或性視而不見、或大而化之、或記而不思。除了指責革命的激進派在租界文藝界把革命寫得太血腥，魯迅對於自己所支持的革命並無半句批評，最多寫寫黑血格調的雜文訴懷幾下。所以老毛把魯迅比做“匕首投槍”並不為過。
但一個民族能夠人人都去做魯迅所追求的“匕首投槍”嗎？
二
中國從南宋以後，已經徹底沒有實用主義立足的地方，已經是撤底的“義理”主義的國度，所以才有明的荒唐、和清在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明朝是在程朱理學的統治之下，程朱理學是沒有《論語》裏的天籟之音的，而是非常極端的道德準則。明朝的高峰時期士大夫為了皇帝的夫妻生活和死去的人的挽聯在近百年內爭論不休，有寫血書的、有上吊的，也有被殺頭衝軍的。泛道德化使明朝對外的戰、守、和——全無道理，也使國家的管理一團混亂。比如低俸政策使官員公仆化，以官員的低薪迫使使貪汙成風。程朱理學又強調“忠君”的絕對化，是明朝太監幹政，特務橫行的理論基礎。孔子周遊曆國、擇君而行的個人曆史，按程朱理學在政治上也是錯的。在民間，老百姓被死拴在土地上，和程朱理學的倫理中，遠沒有南宋以前的自由和生活氣息。清朝在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是明擺的事。但程朱理學總的影響在清有所削弱，加上滿漢的官員雙軌製，所以清比明有活力。上世紀初，中國又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苦難的曆史正好是陪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溫床。從維新主義、到三民主義、到毛式共產主義、到今天腐敗專製弱肉強食的大陸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根不斷的紅線。中國人喜歡講究主義，不是沒有文化傳統的。金庸的小說裏，壯漢的勤學苦練，比不上懷揣一本武功秘籍的老弱病殘。即使口頭上不講主義，手頭上也把拜金主義、反道德主義行使到極端。昨天坐在朋友的車上和他四歲的孩子聽中文故事帶子，大講《農夫與蛇》、《九色鹿》、《小羊與狼》、等等，盡挑受騙欺詐的故事－－真不知道編輯和家長對四歲的兒童幹嗎要這麽殘酷。
胡適和魯迅，兩人都沒有大量的理論論述。胡適忙於頭疼醫頭、腳痛醫腳，有點像對國家縫縫補補的老大媽，而且他的“實用主義”本身便是反主義的主義，所以對一切觀點都是婆婆媽媽的。魯迅早期靠阿Q國民性著名，這其實是在拾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托亞入歐主義的牙慧，問題是日本靠政府改造國民性越改越遭，直到二戰中日本政府人民都為軍國主義發瘋；真正改好日本國民性的是美國將軍麥克阿瑟統治日本四年，而不是國民性的改造。魯迅對於蘇俄的共產主義，當然不便大筆地論述，而是通過他的雜文、他的翻譯、和他的組織活動體現出來。誠如其它網友說的，魯迅是克薄和仇恨的專家，斬釘截鐵的專家，有點像今天忿恨國事的憤青——不過要老辣許多。
胡適和魯迅的文學遺產，今天看來是後者高許多。胡適的大部分新詩隻能看成是打油詩，文也有些雜籬不清。而魯迅的古體詩、散文、幾篇小說，文學性都是很強的。這不僅有兩人天賦的差別，而且有兩人出發點的差別。胡適在文學觀上遠比魯迅激進，認為文學要徹底白話化，他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給幼稚園兒童的一篇講話－－因為同去講話的四個著名文化人中，小朋友看來隻對他的話懂了。而魯迅是要靠賣文為生的，文無五彩或者語言不犀利便賣不出去。
二三十年代在上海輿論界的主要聲音來自魯迅所在左聯，報上公開連載紅色暴動的小說（沈從文全集裏可能有四分之一這時發表的紅色暴動的小說）；親國民黨政府的文人是過街老鼠，胡適等自由派也是被批判的弱者。當然，左聯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有國際派、大眾派、浪漫派、拖派、無政府主義派、國家主義派、等等，絕對沒有偉光正治下的高度統一。報館和出版社大多數都是私人的，大報館和出版社的老板其實更怕左聯和左聯背後的紅隊－－怕被砸館子或者挨槍子－－被國民黨盯上還能去找門路、送禮講情，被紅隊盯上隻有死路一條。國民黨所能做的，隻是給極端的文章開天窗，對不非常露骨和諷刺漫罵文章常常顧不到。國民黨一般最多隻能查禁刊物報紙，無法阻止作家換個筆名寫作，更沒有搞大規模的揭批搶救和思想改造－－遠沒有以後偉光正能夠享受得到的“共有製度的優越性”。“左聯五烈士”是參加高級的紅色地下工作會議被捕（其中兩人已經數度因為紅案進出過監獄），兼有被自己人出賣“借刀殺人”的嫌疑。國民黨那時不僅獨裁力所不及，而且本身內部派別林立，聲音很多，還要講些人情和約法。蔣介石的專製獨裁，是借抗日戰爭完成的。二三十年代大量流行的進步刊物，成為大量青年投奔革命的原動力。
魯迅們的“批判性思考”，隻用在罵國民黨上；對自己崇拜的蘇聯體製和普羅藝術，從來隻是盲信和歌頌。所以我認為他們隻是主義的信徒。毛朝倒是崇拜“批判性”，但極端排斥“思考”，所以文人都是殺人見血的文棍，並且把魯迅抬出來做祖師爺。時至今天，大陸人作文中的魯氣和毛氣－－所謂憤青氣－－還是最濃的。
但胡適的為文的確要後道得許多。胡適從不回擊對他的攻擊，對被追殺的共產主義從不直接批判，也對國共之爭甚少涉及，對落難的左翼人氏也在人權的立場盡力幫助。而魯迅是喜歡拉場子打架並以此謀生的人，一出手便致命，當然在一般看客眼裏出彩。所以我認為從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和對其它主義的態度上來看，胡適的思想性要高於魯迅。有胡適是中國的幸，有魯迅證明了中國那時的不幸。
胡適的寬厚，也體現在他對其它主義的寬容上。在二、三十年代文藝界動不動就口誅筆伐、以主義劃界、時髦血腥的革命文學的風氣下，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忠告的確是對狂熱風氣的良藥。
最後，我認為英美派中壞事的恰是錢默存那樣占主導地位的學院派：自己一月幾百大洋拿著，閑閑適適地讀書著書，不顧那時吃不飽飯的大眾和風雨中的國家－－也讓大批饑渴的文學青年去讀魯迅田漢這種充滿忿恨的在亭子間裏炮製出來的掙命文章－－從而最終成就了中國的革命和運動。
三
現代常把魯迅看成一個“個人”，其實魯迅是左聯裏的一個中心，也是一個“一邊倒”的大師。魯迅早、中期投身革命前的文學作品更好看。一九二九年以後的作品如果不明白左聯的內幕基本上看個糊塗。三十年代的文化論戰其實一邊是有組織的，左聯是在偉光正的直接間接領導下的；而胡適等自由主義者是散兵遊勇式的文人，兼他們的文風不適於愛看熱鬧痛打落水狗的民族性，又與苦難深重的現實生活有些脫節，所以他們在文藝界是被圍剿的對象。魯迅其實是個符號。
魯迅旗手的稱號不是別人封的，而是貨真價實的。
老毛為什麽喜愛魯迅，不僅是因為魯迅的文風、革命性、和“民族的希望”這樣的賀電，而且是因為魯迅的知遇之恩。三十年代左聯內部有場大架：蘇聯因為自己的本土安全需要積極挑起中、日兩國的全麵戰爭，號召偉光正中的“國際派”“武裝保衛蘇聯”；而以老毛為主的“本土派”隻想經營自己的“中華蘇維埃國”，那時有些心虛。魯迅帶病翻譯《毀滅》、《鐵流》，積極鼓吹“大眾文藝”（其實是暴動文藝），並是這一派的擎旗手－－老毛給魯迅定的“民族性”即基於此。魯迅很早就是成熟的政治家了。
魯迅等對革命的了解絕對不是間接的。對蘇聯三十年代初的的大饑餓，連革命文人的寫作中都有涉及－－不過是把“餓鄉”當作帝國主義的迫害和內部敵人的罪行。蘇聯三十年代初的肅反直接殺了幾十萬人，包括第一界政治局九人中的五人－－如果算上病死的兩人，內部鬥爭是空前的－－這些都是登報左聯內部發文件的。馮雪峰、衢秋白、成仿吾等這些魯迅身邊的文人本人便是革命的高級領導人。比如成仿吾本來是左聯的領導人之一，三十年代初升做中央蘇區的宣傳部長，被解職後又回到上海繼續寫小說。衢秋白更當過黨的總書記，死前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既推脫又遺憾。魯迅多次給多名失散的紅色地下工作者接上過組織關係，其本人便是偉光正網裏的一員。魯迅在罵清朝時就說過一個朝政如果老殺自己人，那便是一個大家都是奴才的混蛋王朝，麵對革命內部殘酷的鬥爭反而默不作聲了。北大的錢理群先生弄過個魯迅身邊的革命文人的清單，並從這些眾多文人在革命中的遭遇推測魯迅也“一定”對革命有所批判，進而去到魯迅的黑血雜文裏去找如“從天堂裏見深淵”式的支言片語－－他還是魯迅的崇拜者，沒有想過魯迅演變成政治家的可能。
相反，胡適一直似乎對政治形勢判斷得一塌糊塗：不重視括大影響；不重視青年工作；不重視大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沒有預見日本人入侵的緊迫，而是抗戰低調俱樂部的柱石；以君子之風一己之力與“文藝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的政黨作對；沒有感化任何當局政要，更沒有預見蔣介石日後的高度獨裁和國民黨日後的高度腐敗。在左聯公開反對費爾潑賴（公平競爭fair play的音譯）、為達“崇高目的”不擇手段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當他的謙謙君子。可以說，胡適是個良師益友，卻不是個合格的政治家。
魯迅說過，對流氓要用流氓的戰術。胡適對流氓也用君子的戰術，最後輸得一敗途地，連自己的兒女也賠進去。可君子都要去當流氓嗎？
唉，難呐。即使我處於那個時代，即使我不被左派的宣傳所蒙騙，也隻能學黃仁宇－－積極投身抗戰後便爭取出國留學，既使跑到香港也是好的－－中國大陸是越來越沒有講道理講良心講知識的空間了。
——寫於2003年。
——改於2025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