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淪陷（1／3）

湊巧，“八十七年以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講開頭的話。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占領南京，開始了持續六周的人間劫難。史稱“南京大屠殺”，但是日軍暴行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屠殺。屠殺的數字隻是一個方麵，對象沒放過婦女、兒童，方式包括剜刎、肢解、火燒、活埋等，屠殺者殺人取樂、舉行殺人比賽。強奸隻是概述，對象沒放過幼女、孕婦和老嫗；方式除了自己泄欲，還包括強迫受害者亂倫、野蠻處置受害者性器官；事後對受害者生命隨意處置。定量加定性，隻能看到殘暴，見不到人性。

我早年接受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教育，主要來自章開沅先生。章師是近現代史專家，研究辛亥革命史功成名就，又不斷拓展新領域，馳名中外。

1988年5月，章師應邀到紐約參加學術會議，其間跟唐德剛、邵子平等人籌建對日索賠會。會後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13所教會（新教）大學的檔案，很快發現館內保存著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博士的個人專檔。貝德士是章師在金陵大學求學時的業師，其文檔自然引起他的興趣，花了好幾天時間檢索其中內容。沒想到包含大量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檔案，包括該會往來公文及其多名成員的私人信件、日記、文稿、備忘錄等等，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寶貴資料。時間有限，當時隻能粗略檢索。但這成為章師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起點。貝德士本是金陵大學曆史係教授、擔任過係主任，完整經曆了南京大屠殺始終、擔任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曾作為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章師最早注意到貝德士文獻的曆史價值。

六四之後章師無官一身輕，從1990年8月起在美國訪學三年。從1991年7月起，跟師母住到耶魯神學院圖書館附近，潛身特藏室八個月，逐卷檢閱貝德士文獻，複印有關南京大屠殺資料千餘頁。1994年春返回武漢後，根據貝德士文獻，寫成《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一書，1995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編一本《南京：1937.11—1938.5》，同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1997年又促成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瑪莎·斯茉莉（Martha Smalley）編輯出版《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收錄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部分英文原始檔案。

1998年5月，章師偕師母三往耶魯神學院圖書館，全麵搜索有關南京大屠殺藏檔，力圖窮盡。經耶魯方麵授權，編成《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一書，全麵收錄耶魯館藏南京大屠殺文獻，在1999年9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Eyewitness to Massacre: 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在美國紐約由M.E. Sharpe出版。

章師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持續多年，逐漸深入，態度紮實。對張純如（Iris Chang）、湯美如（Nancy Tong）和斯茉莉等人在美國宣傳南京大屠殺，他積極支持。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呼籲采用實證精神研究南京大屠殺。章師編譯耶魯館藏南京大屠殺文檔，為研究南京大屠殺提供了實證。

當時認為張純如寫《南京暴行：二戰中被遺忘的大屠殺》，參雜了過多個人和民族感情，因此不想讀她寫南京大屠殺的書。但最近我還是讀了這本書（2011年英文版）。就是自己不喜歡的書也可以讀一讀，何況我喜歡張純如寫的錢學森傳。

讀完張著，我依然覺得，如果她能稍許克製個人和民族感情，這本書也許會寫得更好。她的父母雖然沒有經曆過南京大屠殺，但在她小時候會跟她講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語氣充滿了憤怒。但她在美國沒有讀到過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專門書籍，英文的完全沒有，漢語的她不一定讀。她後來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時，頭腦裏並非一片空白，父母的教育早就刻在腦海裏。張著囿於作者固有的個人和民族感情，呈現史料時不能擺脫情感，損害了史料本來的公信力，效果適得其反。美國其他書評人也有相同意見，而不僅是我個人的感受。

研究曆史，理性比感情更可貴。寫曆史，陳述事實比表達感情重要，名詞、動詞、數詞比形容詞、副詞、感歎詞重要。寫曆史的人必須克製情感、力爭客觀，否則不僅寫不好、寫不深，即使寫出來也缺乏說服力。張純如甚至沒有意識到活動家和史家的角色衝突：史家的職責是忠實記錄曆史，活動家的目的是改變曆史。

成年後結識邵子平、湯美如等社會活動家，催生了她對南京大屠殺的興趣。1988年她就有了寫一本南京大屠殺的書的想法。斯茉莉幫助過她。關於南京大屠殺，她跟章先生接觸過的是差不多的人。張著提到，美國華人社會因中國六四而形成的社交網絡，促進了南京大屠殺曆史在美國的傳播。章先生1990-93年訪美，也跟六四不無關係。所以章、張二人，雖然背景不同，倒有些相通之處。

1994年秋，張純如完成錢學森傳後，即開始著手研究南京大屠殺，一直到1997年初完成南京大屠殺的寫作。

張著最突出的意義在於，它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寫南京大屠殺的專書，填補了空白，美國學界、媒體和社會反響熱烈。好些位專業史家給予高度評價，這對於新聞記者出身的張純如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她以記者對新聞素材的敏感，廣泛挖掘、搜集漢、日、英、德語史料，尤其是當時貝德士文獻和拉貝日記還沒公開出版。她搜集史料的能力令人欽佩。她是繼章先生之後，較早采用耶魯館藏南京大屠殺文獻從事著述的人之一。新鮮史料提升了她著作的史學價值。引用拉貝日記、耶魯館藏有關文獻等第三方記錄，不僅豐富了史料，使得完整呈現南京大屠殺成為可能，關鍵是這些史料來自中日之外的第三方，包括德國納粹黨幹部拉貝先生和美籍曆史學家貝德士，當時美國還不是日本敵國。拉貝先生（John Heinrich Detlef Rabe）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首任主席。第三方史料擺脫了伴隨敵友關係難以避免的偏見，超脫客觀的他者視角具有最高公信力。張著采用第三方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殺，在英語世界開了先河，是了不起的貢獻。

1997年張著出版後，在正常學術批評之外，張純如遭受到來自日本的人身攻擊，包括仇恨信件、死亡威脅，直到次年新書推介活動結束才停歇。張純如的著作、觀點另當別論，但她的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權利，必須尊重。少數日本人的卑劣行徑應該譴責，美國政府對作者的保護不夠應該批評。

但是張純如寫這本書存在先天不足。她的漢語程度有限，參考漢語史料需要先由人翻譯成英語。她對日本曆史文化的了解不夠，書中有關日本曆史文化的敘述，更像是作者本人的讀書筆記，其中有關日本曆史的部分圖片文字存在瑕疵。有些她承認，有些她不承認，跟日本出版社相持不下，導致該書日語版不能及時出版。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也是高度爭議話題，社會和學界分肯定派和否定派，肯定派中曾分多數派和少數派，多數派認為死難人數以十萬計，少數派認為隻在千、萬。但到1989年，少數派出版《南京戰史》一書，確定有超過1.6萬俘虜遭屠殺；死難人數之爭至此停歇。張著出版後，日本肯定派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圖文瑕疵，希望她改正。

她說戰後日本社會不承認侵略事實，是誇大其詞。戰後、直到197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日本史學界占主導，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毫不含糊、是嚴厲的。井上 清教授在他的通史著作《日本曆史》（岩波新書1963-66）中寫道，“進入南京時，日本軍隊殘殺了二十多萬中國男女。”他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錯過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機會。岩波書店是一流出版商，其創始人岩波 茂雄說過他不會為中日戰爭捐一分錢，他確實做到了。

戰後日本社會的主流是擁護和平、反對戰爭。小津 安二郎導演的電影《秋刀魚之味》（1962）中有一個情節。戰爭期間平山 周平是海軍驅逐艦艦長，阪本 芳太郎是艦上的一名一等兵。戰後他們偶遇，一起去居酒屋。二人聽著《軍艦進行曲》，邊喝威士忌邊敘舊。阪本問平山，我們怎麽打輸了呢？平山說，好問題啊。二人感歎戰後生活艱難，好在挺過來了。阪本又問，艦長，日本要是贏了，又會怎樣？不等平山回答，“要是我們贏了，我倆現在該在紐約了吧，真正的紐約欸。…藍眼人得梳日式發髻，一邊嚼口香糖一邊撥三味線。”平山潑冷水，我怎麽覺得還是輸了好呢？阪本回到現實，沉吟良久，“也許——您是對的。愚蠢的軍國主義者再也不能欺負我們了。艦長，我不是說您啊，您不是那樣。”這個電影情節深刻反映了戰後日本社會的主流。

小津是偉大的電影導演。他的影片《麥秋》（1951）中間宮家的次子省二在中國徐州戰死，《東京物語》（1953）中平山家的次子昌二也是戰死，留下寡妻紀子。這些人物雖然沒有在影片中露麵，但含蓄呈現了日本人民承受的戰爭創傷。

1980年代後，日本經濟騰飛，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改善，馬克思主義對民眾吸引力下降。國際政治發生改變，民眾對美國態度改善，由抵觸轉為親近；對日美安保協議，由激烈抗議轉為積極支持。日本史學走出馬克思主義，對近代以來日本侵略曆史的看法不再統一。學術觀點多元化是正常的，但副作用是軍國主義有所回潮。

現在普通日本人讀什麽書？我參觀了東京都中央區立日本橋圖書館。其中曆史類圖書比較豐富，瀏覽下來，主要涉及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包括中國基督教協會編輯的《寫真集·南京大虐殺》（1995）、森山 康平著《圖說日中戰爭》（2000）、每日新聞社編《不許可寫真》。森山先生1942年出生在偽滿洲國奉天（今沈陽），是嚴肅的曆史學者。根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書，我隻看到一本，茂木 弘道的《中日戰爭的反麵真相：誰發動的、為何擴大、誰曾合作？》（2024），書中特別針對章先生編寫的Eyewitnesses to Massacre（2001）一書，百般抵賴，否定其曆史文獻價值（第134-136頁）。茂木先生出生於1941年，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畢業，並非專業史家。見仁見智，也許是開放社會的常態，但曆史事實很難否認。

茂木先生書中引用了東中野 修道的《南京虐殺的徹底檢證》（1998）。事實上二人有過多次合作。東中野先生出生於戰後、1947年，日本亞細亞大學思想史教授，倒是一位專業史家。他的《南京虐殺的徹底檢證》一書，專門針對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一書。在2000年，他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發表言論是他的權利，但他在書中、文章裏宣稱夏淑琴女士為假受害人、假證人。張純如見過夏淑琴，在書裏提到她（第275、304頁）。夏女士的經曆在拉貝日記中有記錄，約翰·麥吉牧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也曾提到。夏將東中野告上法庭。2006年南京玄武區法院判決她勝訴。東中野在東京反訴夏，沒料到她會應訴。2007年東京地方法院、2008年東京高等法院和2009年日本最高法院都裁決夏淑琴勝訴；最高法院判東中野方賠付夏淑琴方4557327日元，約合人民幣31萬餘元。這是事實的勝利、曆史的勝利，反映了當代日本社會的主流。東中野教授身為專業史家，不知作何感想。

當代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法律訴訟，還有一例。

攻入南京後，日軍少尉野田 毅、向井 敏明二人，用軍刀開展虐殺中國人的比賽，賽後拄著刀拍了合影，發給《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旁注“向井106—105野田”，表明向井殺的人多一個、贏得了比賽。戰後盟軍根據《東京日日新聞》等日本報紙的報道，將二人逮捕，押到南京公審，在1948年初由中國憲兵在雨花台執行槍決。

1971年，《朝日新聞》記者本多 勝一在報紙上開《中國之旅》專欄，講了“百人斬”的故事，引起輿論轟動，也激起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間的長期論爭。2003年野田和向井二人家屬狀告《每日新聞》、《朝日新聞》和本多勝一，2005年東京地方法院駁回原告訴求，2006年5月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2月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這個案例同樣以曆史事實獲勝告終，也反映當代日本社會主流。

當代日本社會的主流反對戰爭、擁護和平，能夠正視、承認日本曾經的侵略曆史。在一個開放社會，總會有一些不同聲音。日本右翼否定派有權堅持和宣揚自己的觀點，但他們的言行也必須符合國際國內法律。誇大日本右翼否定派和軍國主義的影響，並不符合當代日本社會實際，雖然我們要保持警惕。中國政府及其追隨者故意誇大日本軍國主義威脅，實際上是出自中國政府轉移國內尖銳社會矛盾的自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