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神在華夏文明中的存在（六）
--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法家附體
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因緣際會
這裏先提出一個曾經令所有人都困惑不解的問題：百年來在世界上馬列主義所統治的地區輕則民生凋敝，重則生靈塗炭，九十年代其大本營蘇聯與東歐地區的共產主義政權更是多米諾效應般的土崩瓦解，隻在中國共產主義政權才得以延續壯大甚至碩果累累。為什麽呢？共產主義在中國造成的災難並不小，諸如大躍進和文革等等。為什麽中國人民依然能夠接受其繼續作為國家的靈魂而存在呢？中國是否可能擺脫共產主義？何時擺脫？如何擺脫？也許這是國際大資本最應關注的問題。中國的勞動力質量和以前這些年的資本環境太難得了，這種利益是極其誘人的，而對於以盈利為目的的資本而言其誘惑力則是無法抵擋的。
首先說，馬列主義的出現是曆史的必然。政治與哲學思想的發展必然會生發出這樣的一個思想流派，根於德國生於英國的這樣一個政治思想學派最終統治了整個歐洲東半部。因為整個歐洲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加之一戰二戰的機緣巧合，共產主義控製了蘇聯與東歐是個合乎情理的現象。而遠在東方的中國，何以成為馬列最成功的地方？這個成功所需要的一個大前提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的政治文明在哲學基因的核心層麵必須有一定的契合。下麵，我們從中國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的曆史嬗變中來理解這個問題。
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法家附體
回到人文主義到物質主義這一嬗變的節點。這個思考是，中國提前進入了人文主義。同樣的，中國進入了物質主義的時刻也比西方文明大大提前了。物質主義下政治對人文主義的束縛與異化是巨大的。物質主義關注的是可以觸摸的利益，不再有神不再有敬畏，一切必須是可見的才會是可信的可以接受的，人性與自由等概念就不在這種思想體係的考慮之列。因為人的自由被剝奪，心靈不再舒展，靈魂無法起飛，社會在思想層麵上失去了發展的原動力。物質主義在中國的表現形式就是法家。中國法家思想一直都是帝王的必備哲學。人文主義將神聖的光環從社會規範中剔除掉，這就賦予了社會思潮的無限可能性，那麽一種完全從政治利益出發的實用主義就很容易誕生出來。而在戰國時期的九州大地，罔顧一切社會規範和倫理道德而完全從一個國家的利益出發運作法律體係的學派就應運而生了，這就是法家。法家認為國家製定的法律就是為了成就一個強大的國家。什麽天道，人道，人倫都不在法家的考慮之中。比如韓非子曾經提過商代的法令中有一條是當街棄灰則斬。在儒家那裏，這種法令講不通也不可能被接受，因為你找不到這種法律的天道或人道的依據。法家的一通操作下來，秦國迅速強大起來，但民眾很苦。法律與人性的衝突注定了這樣的國家無法長治久安。漢代初年，賈誼結論道：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儒家認為法律合法性來源隻能是天道，崇尚禮樂征伐。法律來源於上帝應該是正確的，但儒家的這些宗教信條在實際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儒家思想無法變換成實際可操作的法律。法家正好相反，法家製定出了明確的法律條文，卻與宗教信仰無關，完全不受天道人倫的約束，其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為君主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從那時起，中國文化逐漸建立起了淩駕於人權之上的國權。這裏提及國權這一概念，囉嗦兩句。我相信諸多有識之士聞此會脊梁背發涼。問題就在這裏。許多政客操弄民族情緒，大談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們的本質就是維護國權，而絕不是什麽民族主義，也不是簡單的馬列主義，就是純正的國權，打著民族主義的幌子維護國權。中國民族主義政權是有的，就是老蔣那批人，對民族遺產還是十分崇拜的，其弱點是過於崇拜，哲學功力欠佳。
西方社會也是在人文主義時代異化出物質主義，那就是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百多年的運動實踐中，所過之處，哀鴻遍野。隻有在中國，幾次波折與苦難之後，最終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麽當今中國可以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碩果僅存呢？當然，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是其中一個力量。但這東西與共產主義沒有關係，一戰以後的曆史中世界上大多數政權都在充分利用這個精神武器來收割民意，來維護自身合法性。當年的德國日本如此，如今的土耳其如此，而相對弱小的韓國政客沒有人敢於擺脫這個老俗套，至於絕大部分欠發達國家政府更是鮮有例外地附著在狹隘民族主義之上。中國則不同，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但要弱於當年的德日，也若於時下的韓國，畢竟當年闊過，知道那玩意兒不過如此而已。所謂能力不夠，民粹來湊，但凡有兩把刷子的執政者都不會拿民粹說事。玩民粹是政客最惡心的汙點。現在之所以民粹行為招搖過市，原因在於執政者的失德與無能。民粹隻是中國相對次要的一個問題。導致中國與共產主義契合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家思想為核心的的政治製度與共產主義在根本上的共通。
如前所述，華夏文明提前進入人文主義時代，福禍未知。儒家敬鬼神而遠之，老子徹底不提鬼神，莊子玩世不恭地將鬼神當作自己思考人生的工具。然而，儒道二家最根本的理念還是敬畏天道並強調人的渺小卑微。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距離天道還有三層無法逾越的世界，可見其謙卑態度，而時下的科學成果也一再證明著這個哲學理解的深邃。作為老子的最著名的注釋家的韓非子，其哲學根基應該說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道家老子。但他從人文主義思想思辨得到的政治哲學卻更深刻地體現了他這些思辨的目標所在，就是人的欲望。年輕的韓非子逝去之後，在帝王將相的欲望需求之下，後世的政治哲學家就隻剩下為這個純物質主義的政治哲學描摹上色的空間了。韓非子的儒家道家哲學根基就被隔離在政治哲學之外了。商鞅，吳起，韓非，李斯，再加上後來的賈誼，叔孫通和董仲舒，眾多的哲學家政治家，成就了這個洋洋大觀的物質主義之下的法家政治哲學，而兩千多年的曆史積澱也在中國民眾心中造就了那個博大精深的家國情懷。至於其中的各個環節如何上溯到人性，再上溯到地天道，那已經是無人能夠關切的事情，也是即使關切也不被正統允許的行為。北宋柳永之所以成派成家，並非因為其賞花的能力，而是他對正統的質疑，是他對整個這一套政治人文體係的質疑，是對那些符合正統的不思而中不勉而得的做法的思維短路的質疑。
我們這個蔚然大觀的物質主義政治體係，不但有上層建築層麵的政治架構和政治哲學，還有看似微不足道實質上卻是最堅實政治基礎的普通民眾對法家政治哲學的認同與自我獻身。當碰上了同樣是物質主義的共產主義時，這個化學反應就來了，其激烈程度遠大於共產主義在任何其他國家的狀況。鄧小平所說，共產主義是中國人民的選擇，看似強盜邏輯，實則有其道理。而毛澤東對秦始皇的讚許和敬仰也有其哲學層麵的道理，就是二者都是基於物質主義的政治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