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有一句諺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於是就有了“官二代”、“富二代”、“拚爹”及“蟻族”等生動詞匯，意思是家庭出身對一個人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實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美國：布什家族的父子總統和兄弟州長（下圖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Bloomberg/freerkset），
川普家族父女（賓大）校友，山姆·沃爾頓（Sam Walton）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孫兒孫女、曾孫和她/他們的配偶接班控製沃爾馬（Walmart 下圖 Quartr），以及千千萬萬保持“低調” 代代相傳的美國富裕家庭。
美國一份研究15年3000多萬大學畢業生的資料調查顯示，家庭收入為前1%的孩子就讀常春藤名校的機會，遠超家庭收入為最低的20%孩子。該份報告指出，在美國12所“常春藤+”學院中（藤校+斯坦福一類精英名校），隻有4%的學生來自社會底層的20%。而藤校名校畢業生的收入要明顯高於非藤校名校畢業生的收入。這種階層固化的現象堵塞了向上流動渠道，讓草根家庭貧寒子弟失去奮鬥改變命運的動力，嚴重的話甚至引起階層對立，社會動蕩乃至衝突。這就是為什麽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美國這樣政治製度完全相異的國家，均強調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奮鬥能改變命運，努力可實現“逆襲”，你得讓窮人看見希望。 那麽，有何捷徑讓盡可能多的底層家庭子女改變命運呢？當然有，而且古今中外皆可行。
古人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西方也有一句名言，那就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先後四次引用、由17世紀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下圖 THE COLLECTOR）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從何而來 – 通過學習嘛。曾經的猶太族裔，從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來美後，篳路藍縷，胼手胝足，千辛萬苦，省吃儉用地供奉自己子女讀書。如今的猶太族裔在美國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聞媒體界擁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美國政府，包括現在的拜登總統的民主黨政府，也希望新移民，也包括非裔為主的社會最底層族群，能夠有更多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並改變命運。
其實最底層有色族群在內的社會各階層都明白，教育可以改變命運。但實際情況是，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孩子雖然願意且確實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卻往往由於經濟或別的原因而不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從而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如何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順利畢業，便成為一個需要解決的課題。在這方麵，紐約的巴魯克學院被認為提供了一條可行的路徑。
巴魯克學院
紐約有一所位於曼哈頓東區的城市學院（City College），校園裏有一些寫滿曆史的19世紀建築。這所學校與眾不同之處，便是不收學費，幾十年如此。自然，學校吸引了很多學生，包括出身草根家庭的貧寒學生。雖然該學院有眾多低收入家庭學生，其教育質量卻頗高，畢業生（其中許多是窮人）中不乏諾貝爾獎獲得者、公司首席執行官和民權領袖等。
在這所學校名為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下圖 The New York Times）在助力貧寒子女改變命運方麵堪為楷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經濟方麵大力提攜這些學生。據資料顯示，由於免除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學費，巴魯克學院多學生中大約75%的本科生是有色人種，全校有有超過60%的同學獲得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s）。佩爾助學金主要資助低收入家庭學生，自然解除了學生的後顧之憂，讓更多的學生能安心學習。不繳學費且有佩爾助學金的支持，使巴魯克學院的六年畢業率達到令人印象深刻的74%，遠高於全美平均水平。由此，巴魯克學院仿如一台向社會輸送向上流動人才的機器。在源源不斷地向社會各行業提供高質量人才的同時，幫助多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這些人攀升階層階梯，實現她/他們改變命運的美國夢。
《美國人才倡議》
2013年，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 下圖 X）完成他紐約市市長的任期後，將注意力轉向慈善事業。布隆伯格將提高高等教育的經濟多樣性作為他優先關注的事項，並提出了《美國人才倡議》（American Talent Initiative）。該計劃的目標，就是擴大美國頂尖學院和大學中有才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學生的入學機會。具體到2025年時，布隆伯格的《美國人才倡議》希望在學生畢業率最高的270所院校培養額外的50000名低收入家庭學生。《美國人才倡議》今年4月在其發布的最新報告中，即提及巴魯克學院，稱讚它是一所（學生多元化）模範大學。
懷納（Josh Wyner）是協助管理《美國人才倡議》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一名研究人員。在積極評價巴魯克學院的同時，懷納認為“美國很少有像巴魯克這樣的大學。”因為在所有學生畢業率超過70%的美國大學中，巴魯克大學是經濟上最多元化的。巴魯克學院的無學費或低學費，使那些低收入家庭學生不但讀得起大學，其高畢業率還讓主要來自有色族裔家庭的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獲得學位，為她/他們的職業生涯和改變命運奠定了基礎。
彭博社（Bloomberg）的《美國人才倡議》小組在十年前就設定了目標：將畢業率高的大學中的中低收入學生年入學人數增加5萬人，即大約10%。《美國人才倡議》項目的進展令人印象深刻。在該倡議的前三年，入學人數激增了2萬多人，其有可能在十年內輕鬆實現年入學人數增加5萬人目標。但新冠肺炎加劇了K-12的不平等，阻止了一些低收入學生上大學，使情況變得糟糕起來。到2021年秋季時，高畢業率大學的低收入學生入學人數已經略低於2015年的水平。
現在有一小部分大學退出了《美國人才倡議》項目，如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 下圖 Pen State U）
和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 下圖 shikshaSTUDYABROAD）等公立大學，以及像維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和俄亥俄州的丹尼森大學（Denison University）這類經濟多元化程度低的私立學校。 但可喜的是《美國人才倡議》有包括整個常春藤盟校以及加利福尼亞州、密歇根州、得克薩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旗艦州立大學在內的全美125所大學。最近又有大約15所學校加入《美國人才倡議》，如巴魯克（Baruch College）、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伊利諾伊州立大學（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和托森大學（Towson University）等。在這些成員學校，低收入家庭入學人數已完全恢複到新冠前的水平。
繼續推動《美國人才倡議》
《美國人才倡議》在其最新公布的報告中，列舉了幾個有希望提升多樣性的策略，例如：已在波士頓大學（下圖 VOLANT OVERSEAS）執行的將獎學金直接發放給表現出卓越學術和經濟需求的學生，同時減少向富裕學生提供獎學金；從社區大學招收更多的轉學生，因為許多來自中等收入家庭的頂尖學生往往因低學費等因素而選擇從社區大學開始她/他們的大學生生涯。實際上中佛羅裏達州大學（Central Florida）、代頓大學（Dayton）、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和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都注重錄取接受社區大學轉學生，普林斯頓大學最近也啟動了一個類似項目。
再回到因幫助中、低收入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做得好的紐約巴魯克學院。巴魯克為客服官僚作風，讓更多的合格順利入學，創建了一個名為BOSS的辦公室 -- 巴魯克一站式服務（Baruch One Stop Shop）-- 學生可以在這裏獲得幫助注冊課程或填寫援助表格。該學院還幫助一批一年級學生，注冊學習相同的課程，以便她/他們可以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家庭收入不高的學生，到紐約巴魯克學院學習不失為一項選擇。
參考資料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2024). American Talent Initiative. Bloomberg. 鏈接 https://www.bloomberg.org/education/expanding-college-access-and-success/american-talent-initiative/
Chetty, R. et al. (2017). 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鏈接 http://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papers/coll_mrc_paper.pdf
Leonhardt, D. (2024). Baruch College, An upward-mobility machine. The New York Times. 鏈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08/briefing/baruch-college-higher-education-diversit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