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在美國華府召開首屆以"推翻中共/重建共和"為主題的"國是會議"後，華人自媒體人王誌安對它給予猛烈的批評，並質疑"國是會議"的三位發起者(王軍濤，魏京生，王丹)從事這項變革命的能力和意願。王誌安的結論過於武斷， 從公開的采訪中可以看出，三人中至少王軍濤思路清晰，而魏京生/王丹少見公開接收采訪，無法判斷。 與會者鄭旭光在自己的Youtube 頻道上，對王誌安的結論給出幾乎是逐字逐句的駁斥，請來各位與會者／甚至發起人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4月16日，鄭旭光緒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中采訪了王丹。他們針對"國是會議/89民運"的問答，讓我對王丹有了新的認識。

王丹，心不在焉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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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的第一屆"國是會議"上，針對中國的未來，王丹"3點建議。請王丹對自己這一被與會者成為的"王3條"給出詳細的解釋，鄭旭光專訪的開始。針對鄭旭光這個善意且容易的請求，王丹卻變得很為難: "那是我臨場隨手寫的，現在都記不清了"。
那一刻我替海外民運發暈: 首屆“國是會議"這一曆史性會議的發起人之一王丹，在會議上提出的未來中國的設想，竟然是會上臨時隨手寫的? 而僅一個半月之後他自己就不記得了? 
從習近平去年11月訪美時，三位海外民運領軍人物公布即將召開曆史性意義的"國是會議"到幾年3月初，三個月的時間裏，王丹似乎並沒有把心思放到這次會議上。
"王誌安譏諷國是會議的言辭太寬容了", 鄭旭光或在心中再次痛批王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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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會議之後，許多人詢問鄭旭光，"推翻中共／重建共和"這一由"王軍濤／魏京生／王丹"等二十多人設計的曆史性變革，是否有路線圖可循？ 鄭旭光沒有給出清晰地回答。從後來鄭旭光對王軍濤的專訪中，我得出自己的結論："推翻中共／重建共和"可以分為 "推翻中共/過渡政府/圓桌立憲/重建共和"這四個步驟走，這或勉強可以稱為"路線圖"。對我的總結，鄭旭光未置可否，但在專訪王丹是，鄭旭光詢問王丹，"是否有個戰略路線圖"?
王丹的回答很簡單且不容置疑:"沒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讓任何事前的計劃都沒有意義。我們能做到是靜觀其變，一旦國內出現民眾起義的浪潮，我們到時候回去再說(大意)”。
據傳說，二戰時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在製定諾曼底登陸(盟軍反攻德國的開始)計劃時說, "戰爭就是混亂。戰鬥一開始，所有事先的計劃都會變成廢紙。但這些計劃可以讓我們對戰事有一個整體的理解，有一個明確的努力方向，這是維持整體有序的必要條件。這是為什麽我們製定這些計劃(大意)"。這也是"事前計劃"對所有大規模群體活動的重要性所在。
除了多年前組織那場天安門"學生靜坐/絕食"運動外，王丹似乎沒有任何管理群體運動的經驗，因此無法看出事前準備的重要性。王丹的論述表明這些年他的思維能力沒有太大的進步，他的整個心態則依舊停滯在那個曆史事件中。因此，在針對"推翻中共/重建共和"討論中，王丹那個不存在的路線圖終止在"推翻中共"。這樣一來，不僅對"推翻中共"沒有詳細的準備(計劃), 王丹似乎對"重建共和"根本不感興趣。
聽了王丹的回答，鄭旭光的心應在下沉, 並可能與王誌安一樣，質疑這些民運組織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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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於節目進行中的評論功能，我請鄭旭光問王丹：在"推翻中共/重建國和"的曆史變革中，海外民運人士的自我定位是什麽? 領導者? 參與者? 顧問? 旁觀者? 或到時候再說？" 王丹選了"參與者"。
我向鄭旭光解釋了這個問題的意義: 它可以揭示了"首屆國是會議"的二十多位參與者，對"推翻中共/重建共和"這一說法的認識程度，就如一個公司的老板與員工對公司的態度。回答"領導者"的人, 把它當作事業來奮鬥，這是我的事業/我擁有它，我會促成它成功，這是老板心態；回答"參與者"的人， 隻是把它當作一件事來做，其本人沒有一種與之不可分離的感受，能做就做，不能做在尋出路，這是打工人心態。
在"推翻中共/重建共和"的曆史變革麵前，王軍濤是老板心態，王丹是打工者心態。當鄭旭光詢問"國是會議第二次會議的時間和內容"時，王丹輕巧地說，這事由"會議秘書"負責，他不知道詳情。
這是打工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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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會議"的主題是"推翻中共/重建國和", 它的發起人之一王丹, 卻在這場自己準備挑起的曆史變革中輕巧地把自己定位為"參與者", 而非當仁不讓／勇挑重擔的"領導者", 並把注意力隻集中在"推翻中共", 對"重建共和"沒有絲毫興趣(專訪中從未提及)。即便在這半途而廢革命中, 王丹心不在焉/"到時候再說"的被動心態，讓任何真正關心中國未來的人, 都無法抱太大的期望: 王丹"到時候"能做的，就是回國再組織一次"學生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活動，讓自己重溫去國多年依舊無法忘懷的"輝煌和榮耀"。
手中有"推翻中共/重建共和"的股票麽? 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