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公，也就是我外婆的哥哥，名叫克修。
這是不是他的本名，我到現在也沒搞清楚。我問過舅公和外婆，克修這個名字，是否是他在反右運動中為了自保而改的名字。似乎那個年代，名字有很強大的政治宣示意義，除了“克修”，像“衛紅”之類的名字也是多如牛毛的。不過舅公和外婆都說我太小，還不懂這些，並沒有告訴我答案。
外婆家解放前在瓷器口，是重慶嘉陵江邊最熱鬧的地方。從瓷器口背對著江岸往山上走，也就幾裏路的距離，就是白公館中美合作所。外婆的父親是個開小作坊的商人，略有點家財。所以，我的舅公和外婆都能夠上學，接受現代的教育。
就是在學校裏，我的舅公接觸到了共產黨的理念。那時候，正是1937年，川東地下黨處在遭清洗摧毀後的重建恢複時期。舅公先是加入了外圍組織，後來又成為了學生黨員。
舅公在川東地下黨做了些什麽事，我並不清楚。小男孩隻對戰場上麵對麵的廝殺感興趣。那些沒有硝煙的隱蔽戰場，並不能讓我有什麽興趣。
不過，我曾經在學校組織我們觀看舞台劇《江姐》以後，迫不及待的回家問過外婆，又當麵問了舅公。我問舅公，“蒲誌高”當了叛徒，出賣了“江姐”，他為什麽沒有出賣你呢？
“因為我跟蒲誌高關係比較好啊，”舅公笑嗬嗬的說。
後來，等我再大些了，外婆才告訴我，“蒲誌高”是個虛構的藝術形象，是好幾個叛徒的濃縮。不過，在江竹筠被捕的那段時間裏，我舅公在川東地下黨裏的上級也被捕了，而且很快就招供了。但他交代的是他的上級，而不是我的舅公。
在外婆的記憶裏，舅公這個哥哥每天總是四處亂跑，忙得很。等他回家來，總是匆匆忙忙的讓外婆給他挑碗小麵，或者用家裏的剩菜煮口燙飯，吃得狼吞虎咽。然後跟外婆說兩句在當時要“敲沙罐”的話，又出門了。這種吃飯的習慣，一直伴隨了他一輩子。
在舅公的影響帶動下，我的外婆也加入了重慶的左翼外圍組織，並在重慶解放前參與了工作。解放後，舅公根據他的專業知識，被組織對口安排到一家醫院當院長。
舅公這輩子，吃虧就虧在了他這張嘴上。一來是吃飯太快，狼吞虎咽，沒品過什麽美味；二來是說話太衝，心直口快。
37年就參加川東地下黨的工作，舅公自恃是個老黨員了，天真的要跟組織談談心，要跟領導講講真心話。在毛老人家的號召下，舅公“大鳴大放”，給黨提了不少的意見。很快，舅公就倒了一連串的大黴，從院長也變成了守大門的人。他的重慶地下黨經曆成了永遠也交代不清楚的曆史問題，他給黨組織提的意見，則是“現行反革命”罪證。
在那個年代被批鬥，羞辱，折磨，舅公在鬱鬱寡歡中得了鼻咽癌。
聽我母親回憶，舅公化療以後，隻能吃流食，身體也很虛弱。母親給他煮了加上宰碎的豬肝的粥，他仍然不改狼吞虎咽的德行。一邊吃，一邊誇我母親說“小妹兒真能幹”，一邊又罵起了江青.........
撥亂反正以後，舅公的曆史問題是說清楚了，也平了反。不過，工作職位等相應的待遇落實上一直沒什麽進展。外婆說，是因為舅公總愛提意見，得罪的人太多。作為離休人員，舅公的生活談不上清貧，但也絕對算不上優渥。依然是住在破舊窄小的舊房子裏，保姆費舍不得用，畢竟還有幾個不如意的孩子。
舅公的幾個子女，都因為舅公的事情沒上成大學，沒書念，早早的就被迫走上了社會工作。而且，還隻能去些沒人願意去的地方工作。90年代開始，無論公私，什麽單位都在追求經濟效益的時候，他們的單位變得愈發不景氣。這樣的境遇也讓他們一直都對舅公頗有些怨氣。加上像野外探礦的地質隊之類工作確實又苦又忙，他們都很少回家。
我小的時候，父親周末會騎著偏鬥自行車載著我母親，把我搭在28永久載重車的大橫杠上去動物園。從動物園回家的時候，會路過一座鐵路橋。每次我都要堅持在那裏等一列火車經過，數一數有多少節車廂，然後再路過菜市，父母買點魚或者雞鴨之類的，順路去附近的舅公家一起吃一頓飯。
每次我們去，舅公都很高興，不停的誇我母親，“從小小妹兒就能幹”。不過他的聽力自從得癌化療以後，就每況愈下，那時已戴著助聽器。與其說我們和他聊天，不如說我們聽他自己大聲武氣的自說自話，說得紅光滿麵。
再後來，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舅公終於一病不起，住進了醫院。他住在省醫院的高幹病房裏。現在想來，這可能是他這輩子享受的唯一待遇。
依然是父親蹬著自行車載著我和我母親去看他。母親每次去都燉兩條鯽魚，放上蔥花，讓舅公喝魚湯。舅公也仍然是不怕燙，呼呼呼的一邊喝湯，一邊說“還是小妹兒能幹”。
在病榻上躺了半年，舅公走了。出殯那天，他生前工作過的那個醫院去了些代表，程序化的慰問，悼念。然後就剩下我們這些和他關係遠遠近近的家人，陪著他最後一程。
陪著舅公走完最後一程的，除了家人，還有蓋在他遺體上的那麵由組織專程派人送來的鮮紅黨旗。
許多年後，回想起這場景，我的腦海裏總會不由自主的冒出崔健的那首《一塊紅布》：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什麽/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是最後的安慰。
也是最後的占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