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頭痛！一反腐，經濟就不行了？
今年1月，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召開兩會。地方兩會上，很多省區市首次產生監察委員會機構及領導，這是中國最新的反腐機構。總結過去五年反腐成果成為各地兩會的主要議題之一。
在此期間，天津濱海新區宣布下調2016年經濟數據，承認當年三分之一的數據屬於偽造。2016年恰好也是天津腐敗案集中爆發的一年。
這似乎印證了長久以來的外界質疑——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是否因短時間內“塌方式”的官員落馬而遭到重創？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風暴運轉五年之後，“反腐影響經濟”論能否坐實？
2018地方兩會密集召開期間，記者結合各地公布的經濟數據對此話題進行查驗。
哪些省受影響最大？
自2012年習近平執掌國家政權以來，在全國性打擊腐敗行動中，大量政府官員落馬，既包括前國家領導人，也包括為數眾多的國有企業管理者，總數超過30萬人。
但這些落馬官員並不是均勻分配，有些省份在短時間內查處了大量高級別官員。
記者梳理發現，四個省級地區在一定時間段受反腐影響最大——山西、遼寧、天津和四川。
山西的反腐在2014年2月突然爆發。從2月到8月，山西官場有7名省部級高官相繼落馬。其中包括原副省長，以及四位省委常委。負責全省具體工作的地廳級官員落馬者更多。繼任省委書記王儒林稱，反腐後省管幹部一度空缺300多位，包括3位市委書記、16位縣委書記。腐敗案件沒有審結的情況下選人用人更難。“不能今天上任了，明天就進去了。”
遼寧反腐則源自“拉票賄選”案，2016年初開始連續挑落4個省部級高官。
四川和天津也都發生“窩案”。2014年四川有4名省部級高官被查處，僅次於山西；而過去五年，四川一共立案審查市廳級幹部269人。
天津的官場地震則起於2015年8月的天津港特大火災。此後，包括代理書記、市長的黃興國在內，4位省部級高官和為數眾多的地廳級相繼被查處。
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胡星鬥教授表示，中國體製是自上而下提拔官員，所以官員往往對上負責，下級官員依靠上級官員的庇護，這就容易形成官員的關係網。腐敗容易出“窩案”。因此中國反腐一直是難題，容易得罪利益集團。
貪官被查放在哪個國家都是民眾拍手稱快的好事，但為何會有反腐影響經濟的擔憂？
這是中國特殊經濟發展模式所致。胡星鬥稱，中國地方經濟很大程度靠政府幹預，如果沒有官員的主動作為，經濟發展就容易出現問題。
負責地方經濟的官員，一部分集中落馬，其他則積極性受挫，不願作為。
山西和天津等地的繼任者就多次申斥下屬官員“不擔當、不作為、慢作為”，山西還專門出台四份文件，要求對這類公務員進行督查、計分、以及責任追究。
一位曾在上述腐敗重災區省份擔任副處級職位的匿名人士表示，沒有了“一把手”，出現權力真空，一個部門或班子幾乎是停止運轉；即便來了新的領導，下屬的工作熱情下降，遇事就躲，因為怕出錯。“還有人擔心以前的汙點被曝光，隨時被查辦，就沒心思工作。”
腐敗重災區經濟數據如何？
這四個省級行政區過去五年經濟表現如何？記者查閱了它們的GDP數據。
2012年和2013年，山西的GDP增速分別為10.1%和8.9%，較為正常。2014年反腐集中爆發的一年，增速猛跌到4.9%，下跌了4個百分點，全國墊底；2015年，進一步跌到3.1%。2016年開始回升，達到4.5％。
遼寧“拉票賄選案”爆發的2016年，GDP增速從本來就不高的3.0%，暴跌至-2.5%，下滑5.5個百分點，成為中國多年來罕見的負增長省份。
四川在官員密集落馬的2013年和2014年GDP增速分別下滑了2.6%和1.5%，相比之下同期全國經濟增速下滑0.1%和0.5%。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在腐敗案集體爆發的2016年，天津卻保持了GDP增速9.1%，排名全國第四。但剛剛公布的2017年GDP增速下滑至3.6%，變成了倒數第一。斷崖式下滑背後是“數據造假”在作祟——今年，占天津GDP半壁江山的濱海新區承認GDP注水，將2016年的GDP下調了3000多億元。
可見，在腐敗案件集中爆發的時期，這些地區的GDP出現了異常波動，無論是與同期全國經濟增速還是曆史增速都有較大幅度下滑。但這種波動的廣度和深度各地有所不同。
在胡星鬥看來，一些較落後的省份市場機製不健全，經濟發展動力靠政府改革創新，比如遼寧和山西，計劃經濟殘留較多，平常政府過多幹預經濟，官員缺位後，經濟停滯。這種情況被稱為諾斯悖論，即“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經濟衰退的根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蔣來用曾向中國媒體表示，腐敗案爆發的地區，企業家不敢去投資，因為考慮到風險非常大。
受反腐重創的產業
高壓反腐五年，一些行業也成為“重災區”。
2012年底，中央出台“八項規定”抑製公款消費、反對鋪張浪費，讓不少依賴公務消費的行業和企業遭遇“寒流”。
餐飲業首當其衝，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餐飲收入增長9%，創下了20年來的最低增速。中國飯店協會稱，2013年高端餐飲企業的影響幅度達到了30-50%。僅2014年高端餐飲的人均消費額就下降20%。
奢侈品行業下滑也非常明顯，反腐直接導致了腕表類銷售額在2013年下降了11%，而在2010到2011年，腕表類奢侈品牌在中國的複合增長率高達40%。胡潤的一項中國消費者調查也估計， 2013年中國富人在奢侈品上的花費較上一年減少了15%。
下滑幅度最大的要屬於澳門博彩業，在經曆了長達十年的快速增長後，2014年澳門博彩業年營收首次出現下滑，2015年上半年，澳門最大的6家賭場運營商利潤下滑40%。
除此之外，高端禮品、娛樂會所、高端白酒等消費行業普遍受反腐影響經曆了3年的動蕩期。
但上述專家分析稱，打擊腐敗對經濟的影響是暫時的，從長期和全局來看，打擊腐敗後一定程度解決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對經濟是有益的。數據顯示，清除了腐敗影響後，上述地區展現經濟回暖的態勢，比如，山西的經濟在2017年全麵回暖至7%，超過全國增速。受影響產業也在調整自己的市場取向後，逐步適應，回歸正常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