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藝複興，人脫離神權，獲得自由。自由催生了現代科學，同時也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前者主宰了人類對物質世界的認知，後者不僅統禦了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而且擴散到全球幾乎所有地方。科學和資本的崛起及其聯合，對現代醫學的發展方向及其實踐模式有著深刻而久遠的影響，是現代醫學諸多現象背後最深層次的力量。
進入20世紀，人類利用衛生、疫苗和抗生素，基本上控製了傳染病、心血管病和癌症等慢性病成為對人類健康的最大威脅。現代醫學插上科學的翅膀，染上資本的色彩，進入全新的昌盛時期。然而，21世紀初，劍橋醫學史學家Roy Porter[1]卻不無擔憂地寫道：“在西方世界，人們從來沒有活得這麽久，活得這麽健康，醫學也從來沒有這麽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醫學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招致人們強烈的懷疑和不滿。”現代醫學已迫切需要反思[2-4]。
1疾病不再是病人的主觀不適，而是儀器測量的結果
在現代醫學之前漫長的時間裏，一個人是否有病，主要取決於他的主觀感受，病人擁有自己是否有病的首要發言權。因此，病人疾病的痛苦是醫學介入的理由，是醫學活動圍繞的中心。科學產生了儀器，而儀器正在改變這個古老的醫學實踐景觀和這個景觀背後的倫理關係。在現代醫學裏，疾病多是根據儀器檢查和化驗數據而定義的身體結構或功能上的異常。儀器成了現代醫學裏病人“病痛”的主要判官，疾病可以脫離“病人”的主觀感覺而獨立存在。
例如，高血壓是生理意義上的異常。一般情況下一個人並不能感受到自己血壓的高低，血壓需要通過血壓計才能測量；而隻要血壓高於一定的界值就被判定為高血壓，不管“病人”是否存在主觀的不適。再如，肺癌是身體結構意義上的異常，可以通過CT等影像設備觀察到腫塊，在顯微鏡下找到癌變細胞，病人卻可能毫無感覺，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即使不予治療，病人餘生可能都不會受到這個微小癌症的困擾。
無痛可以有病，有痛未必有病，儀器說了算，病人則常常失去了自己是否有病的發言權，進而也失去了自己是否需要治療的話語權。值得注意的是，疾病的客觀化，使不少醫療行為的決定權慢慢地轉到了病人和醫生以外的第三方，這個第三方包括醫療保險的製定者、醫學指南的製定者、參與有關研究的科學家，以及醫療器械和檢測試劑企業的從業人員，等等。那麽，由此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一個人有沒有病、該不該治療，病人說了不算，究竟應該由誰來決定？實際上又是誰決定的？而誰應為這些決定的後果負責？
重要的是，儀器測出的可能是沒有症狀的異常，而隻是未來病痛、傷殘或死亡發生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所謂疾病隻是傳統意義上的危險因素，而不是眼前的病痛，但本文權且把它們也稱作疾病。例如，大多數高血壓病人沒有任何症狀，升高的血壓隻是未來幾年或幾十年發生心血管病的危險因素。大多數早期癌症也是這樣，代表的隻是一個未來病痛和死亡的風險。醫學是伴隨著人類病痛的最初表達和減輕這份痛苦的最初願望而誕生的。如果病人疾病的痛苦是醫學介入的理由，那麽病人眼前沒有任何實在的病痛，醫學是否應該介入？
2疾病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實，而是可以人為改變的規定
把未來疾病或死亡的風險（即危險因素）當作疾病，為定義疾病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診斷標準的確定。還以高血壓為例，幾十年的研究發現，高血壓的確可以增加未來心血管病的風險，且二者呈直線關係，血壓越高風險就越大。可是這裏找不到一個拐點血壓值，高於它冠心病可能發生，低於它冠心病不會發生，這就給製定高血壓的標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血壓高於多少才算高血壓呢？舒張壓100mmHg、95mmHg還是90mmHg，乃至80mmHg？
研究顯示，在這個範圍裏，血壓越低風險越小。那麽，是不是把高血壓標準定得越低越好呢？顯然不行，因為還有治療效果、經濟成本、醫療保險承受能力以及血壓與其他生理、病理狀態的關係等因素需要考慮在內，可見高血壓存在灰色地帶，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事實，也不是一個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狀態，而是一個可以人為改變的規定。事實上我們也在一直調整著高血壓的診斷切點。
從21世紀開始以來，我們一直把140/90mmHg作為診斷高血壓的標準。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對高於140/90mmHg的中國人群給予抗高血壓藥物治療，10年內100人中隻有2人會因治療而避免心腦血管病發生，有4人即使吃藥也照樣得病，另外94人即使不吃藥也不會得病[5]。從總體效益上講，這樣大小的療效是否每個人都會接受？隻有極少數人可以從治療中受益，對絕大多數陪著吃藥沒有好處且存在副作用的人是否公正？而且，抗高血壓藥物在不同人群中預防效果不同，如心血管病危險因素越多預防效果越好。那麽，采用140/90mmHg這樣一個統一的標準是否合理？回答這些問題，不僅要考量不治療的風險和治療的收益，還不能不顧及倫理因素、經濟條件和社會影響。
例如，2000年前後我國對高血壓、高血脂和糖尿病疾病診斷切點做了下調，按照2000年人口數據估計，我國這三種疾病的總人數因為診斷標準改變分別增加約100%。2002年～2009年因此而新增的三高總人次數就高達3.6億[6]，如果他們都使用藥物治療，新增費用將占2010年我國政府衛生總投入4 800億元人民幣的56%。2017年，美國又把高血壓診斷切點降到了130/80mmHg。如按此標準，中國將再陡然新增3億高血壓病人。我國最新的高血壓指南沒有跟隨美國，維持原來切點不變，是明智的決定。
和高血壓一樣，癌症、冠心病、中風、腹主動脈瘤、肺栓塞等，也都不是黑白分明的事實。本文僅以癌症為例說明問題。癌症由基因突變開始，形成癌細胞，隨後可能不斷增大並擴展到周圍組織，乃至轉移到其他器官。一般來講，癌腫越大，或者細胞分化越低，死亡的機會就越大。但是，無論用什麽單個或綜合指標來衡量癌症的嚴重性，該指標與死亡的關係和血壓與心血管病的關係一樣，也不存在一個拐點，拐點之上可能致死，拐點之下一定不會。那麽，多麽嚴重的癌症才算癌症，也沒有客觀的標準。但是，我們從來不會討論癌症的診斷切點，而是儀器說了算：凡是儀器能檢查出來的都叫癌症。我們的儀器越來越好，能檢查出來的癌症越來越小，結果是癌症病人將會越來越多。
的確，研究發現，如果檢查的足夠仔細，微小的癌症十分普遍[7]45-101。在死於意外或非癌症的人群中，死後病理檢查，顯微鏡下可見，36％～100%的人帶有甲狀腺癌，7%～39％的女性帶有乳腺癌，30%～70%的男性帶有前列腺癌[8]。而且，這個比例一般與年齡成正比。以前列腺癌為例，美國一項研究就顯示：20歲～29歲的男性攜帶前列腺癌的比例為8%，30歲～39歲為31%，40歲～49歲為37%，50歲～59歲為44%，60歲～69歲為65%，70歲～79歲為83%[7]50。影像研究也顯示，在沒有診斷患有癌症的一般人群中，可疑肺癌腫塊在吸煙者中高達50%，在不吸煙者中為15%，可疑腎癌腫塊為23%，可疑肝癌腫塊為15%，可疑甲狀腺癌結節為67%[7]95。如果把它們都查出來，將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但是，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這些微小的所謂癌症中，有相當比例屬於惰性癌症（indolent cancer），它們可以長期穩定不變，甚至餘生都不會引起症狀和病痛，更不會致死。因此，發現它們就是過度診斷，治療它們就是過度治療。可惜，惰性與非惰性也不是非白即黑的。到目前為止，臨床上還沒有辦法把二者區分開來，或者精準地估計癌症的惰性程度，所以一旦發現癌症，都會給予抗癌治療，如手術、化療、放療，乃至靶向、免疫治療等，其中治療的很多是惰性癌症。這些微小的早期癌症隻能通過早發現、早診斷的篩查活動發現，但是對於惰性癌症的治療是不必要的，花了很多錢，不但沒有好處，還有很多副作用，而且他們的“存活”也被納入治療成功的統計，高估了癌症篩檢的好處。
例如，韓國自1993年開始，在健康人群中普遍開展甲狀腺超聲檢查，結果甲狀腺癌病人的數量持續急劇增加，到2011年時，總共增長了14倍，但是這18年間韓國甲狀腺癌的死亡率卻基本維持穩定[9-10]。據估計，2010年一年內韓國共查出約40 000例甲狀腺癌，其中約400人會死於甲狀腺癌，另外再假設約400人會因癌症轉移而受累。據此推算，98%的病人終生不會受到甲狀腺癌的任何折磨。然而，2/3的病人做了甲狀腺全切手術，1/3做了甲狀腺部分切除，很多還接受了放療和化療。其中，11%發生了甲狀腺功能低下，2%發生了聲帶麻痹，很多人終生需要替代治療[9]。
由此可見，改變一個常見疾病的診斷切點，包括儀器進步帶來的切點下移，不僅會影響醫療的效果，而且會極大地影響治療的總人數以及相應的費用，須充分引起重視。切點的選擇不僅僅須考慮不治療的風險以及治療的益害比，還應考量對醫療保險的衝擊、醫療衛生體係或民眾的可承受力，以及民眾的需要和價值取向。未來疾病或死亡風險多大時應采取措施？幹預效果多大時是可以接受的？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可投入多少衛生資源？可負擔治療多少病人？這些問題已不再是純粹的生物學問題，不再是醫學內部的問題，而是有關資源及其分配的問題，是有關個人和社會如何選擇的問題，因此是和社會、政治、經濟、價值、倫理和信仰等相關的問題。這些生物學以外因素的介入，不但給疾病的定義帶來更大的困難，更給醫療服務領域埋下了矛盾和衝突的種子。
3科學並非完全客觀中立，醫療服務不能作為商品交易
人們往往認為科學是客觀、中立的，因此是公平、公正和無私的，從而賦予了科學巨大的權利，把有關我們健康的一切放心地交給了科學。然而，對科學的這種判斷存在巨大的漏洞和隱患[11]65-118,[12]。一方麵科學研究的選題、實驗、分析和結論無不都受科學家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影響，因此科學知識在根源上就不是絕對客觀的。另一方麵科學知識的利用則完全是主觀意誌的行使。四百年前，現代科學方法的領袖人物弗朗西斯·培根在現代科學崛起伊始就指出[11]130：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權力，人類知識和權力是合二為一的。《科學革命》的作者Steven Shapin[11]123-142甚至認為，現代科學一開始就是政治和利益的仆人。
《美國醫學的社會轉型》的作者Paul Starr[13]更直截了當地指出，如何利用科學的成果，取決於這個世上無數男男女女狹隘的目的。科學的確成功地幫助我們消除了無數饑餓和疾病的負擔，但是也重新劃分了權利世界的格局。在這個新的格局裏，一部分人以知識和權威的名義，並通過控製由此產生的龐大的組織和機構，站到了另一部分人身上。現代醫學正是理性的傑作之一，已成為一個專業知識、技術程序和規範行為的精致係統，但這絕不意味著醫學是純粹理性的、客觀的和中立的。
疾病存在灰色地帶，科學與權力的關係，第三方意誌的介入，就為現代醫學可能背離病人利益優先的原則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間[14]。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醫療衛生服務活動中，病人的利益正在受到其他各方利益的侵蝕，醫學麵臨危機。而醫學的危機首先是醫學知識的蛻變。作為醫學實踐基石的醫學知識，過去幾十年裏已悄然向以商業目的為主要本質的廣告信息轉變。在美國，醫學知識的腐敗已遠超出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控製的能力之外。
醫學知識的蛻變部分源於醫學雜誌與企業的關係[15]97-156,[16]64-69。藥企的廣告和論文翻印是雜誌收入的重要來源[15]195-200,[16]64-69。2012年，《柳葉刀》雜誌每篇臨床試驗文章給藥廠帶來的平均收入為278 353英鎊，最高為1 551 794英鎊，分別折合人民幣約為250萬和1 350萬元。而專業雜誌則更為過分。例如，2009年美國國會曾經對《脊柱病變和技術雜誌》（Journal of Spinal Disorders & Techniques）主編Thomas Zdeblick醫生進行調查，發現他一個人僅從Medtronic公司就收受了專利使用費總計高達2千萬美元，顧問費2百萬美元，而該雜誌每期都會刊登Medtronic公司產品的文章[16]67-68。《英國醫學雜誌》前主編Richard Smith曾說：“醫學雜誌已成為藥企強大市場機器的延伸。”[16]64《柳葉刀》雜誌現任主編Richard Horton也深有同感：“醫學雜誌已淪落為藥企漂白‘信息’的運作場”[16]65。Overdosed America：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Medicine作者更直接指出，醫學雜誌刊登的知識已經變質：“大量醫生看病決策依賴的‘科學證據’正在被商業利益所扭曲或更糟。世界上最受尊重的醫學雜誌發表的大量文章倒不如說更像知識性商業廣告（infomercials），其目的是為了推廣讚助商的產品，而不是報道提高人民健康的方法。這些所謂科學證據本質上是為了販賣更多藥物而專門製造的‘知識’。”[17]
臨床指南更是藥企通過科學家和醫生滲透和幹擾的重地，使很多指南的建議充滿了利益衝突[18-19]。例如，有研究指出，在各種指南製定委員會成員中，6%～80%接受過藥企谘詢費，4%～78%接受過藥企的研究資助，2%～17%持有藥企股份，56%～87%則與藥企有其他形式的相關利益，這還不包括指南製定完成後指南製定者可能獲得的利益，如出任藥企高管[19]。最近，國際上在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等常見疾病的診斷標準的爭議，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多方利益的博弈。指南的建議已不再是醫患可以充分信賴的信條。
甚至在什麽是疾病、什麽是療效以及是否應該治療這些醫學的根本問題上，藥企也在發揮“積極的作用”。《製造疾病，推銷藥物》[20]和《兜售疾病：藥廠是如何把我們都變成病人的》[21]兩本書的題目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關於藥廠的真相：他們如何欺騙我們，我們應如何應對》一書的作者、《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前總編Marcia Angell[22]更直言不諱：“世界最大的藥廠正在用市場手段瘋狂地撲向健康人群。生活的起落已經變成精神疾病，常見的不適變成了令人恐慌的疾患，越來越多的正常人變成了病人。”然而，藥企卻並沒有多少新的發明，“他們不斷地將老藥重新包裝，並稱之為主打產品，做著換湯不換藥的生意，然後用巨大的市場機器無情地推銷這些藥物，價格則被推高到任何可以逃脫責罰的高度”。
如前所述，現代醫學進步是儀器測量引領的，因此在醫療行業這個巨大的利益博弈場裏，除病人、醫生和藥企外，還有醫療器械、生物醫學試劑、醫療保險、私立醫療服務等領域的機構。美國Elizabeth Holmes編製的百億美元Theranos驗血公司的騙局就是一個實例[23]。因此，我們不難看出，通過采用客觀、敏感、可靠的儀器發現的人體內部微小而無關緊要的異常現象，到大型隨機對照試驗所提供的無私可靠的微小療效的證據，都已成為一批人影響政治和醫學並賺取金錢的有效方法。
誠然，醫學雜誌、臨床指南和醫學證據存在問題，但絕非普遍現象，它們仍然是現今醫學知識最可靠的來源。現代醫學受到了嚴重的利益浸染，也並不奇怪，因為科學從根源上與文化、政治和利益一開始就有著密切的關係，現今醫學知識的蛻變恰好是這個命題的又一次證明。如果營利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那麽醫學雜誌、醫療機構、醫療企業的行為並沒有大錯，更多的是醫療體係、製度甚至更大社會環境使然，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企業在醫學發展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如何糾正醫學今天的偏差，讓醫學回到治病救人的初衷，已不是醫學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它需要文化、政治和權利的反向製約。如何保證醫學知識和臨床指南的中立性，已是醫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當前，如何以病人為先，公正公平地組織和提供基本醫療服務變得越來越緊要。英國皇家初級保健（primary care）學會前會長Iona Heath有句名言：美好願望與經濟利益聯合，弄不好就是毒藥。對於如何組織和提供醫療衛生服務，這句話再中肯不過了。
醫療服務是複雜的，不是簡單的消費性商品，很難在“買賣”雙方實現公平的“交易”，因此不應簡單地遵循市場機製。醫療服務的結果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醫療信息在“買賣”雙方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如果把醫療服務交給市場，可能產生很多不良結果，如對病人的剝奪，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服務和需求的不匹配，以及對服務質量的妥協。而且，隨著醫療服務市場化的深入，這些不良後果會變得加倍的嚴重[24-25]。因此，醫療服務不宜歸入產業來發展，健康產品效益不能僅以GDP和財稅來衡量，而更需要考量對人民福祉、社會效益、勞動力素質等方麵的貢獻。
公平公正、減少剝奪，應該是醫療服務體係和政策的核心價值觀，而且這個原則是一個道德選擇，而不是效率的證明。即使效率上並不優越，我們還是應該努力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基本醫療服務，因為擁有健康是每個人的權利。在此理念上，1948年英國建立了國家健康服務體係，利用稅收和國家保險的籌資方法，為全民保障完全免費的公立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從關注和保障民眾健康的意義上講，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體係是人類史上大規模、全麵、公平、有效的現代國家衛生福利政策的體現，為很多國家樹立了典範。還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這些醫療衛生服務最重要的改革和構建背後的推手多不是醫生，而是律師、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考量的更多的是社會、政治、人權、公正等因素，而不完全是醫學本身的因素。
相反，美國的醫療服務體係則是一個曆史遺留的、缺乏頂層設計的、公私合營的雜合物。事實證明，盈利醫療機構為了利潤不可能也不願意提供適宜的醫療服務，市場機製會滋生出不擇手段的醫療生意，加重社會不公平和資源浪費[25]。例如，目前盲目地一窩蜂地投入免疫治療抗癌藥、基因測試等產業，隱藏著可怕的隱患。遺憾的是這樣的體係似乎還在成為很多其他國家熱衷改革效仿的模式。
比較我國目前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醫療服務，似乎說明了同樣的道理。所以，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醫學家不斷地嚴正呼籲：健康和生命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作為商品來交易。像血液一樣，醫療衛生服務太珍貴了，太容易腐敗了，不能把它交給市場，也不能把它完全交給醫者[25-27]。
4敬畏自然天人合一，樹立豁達的疾病觀和生死觀
人類是大自然造就的物種之一。在生物學意義上，人和動物並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有“缺陷”，會生病、衰老和死亡。醫學希望人們免除病痛，但人的所有器官都會生病或受到外來的傷害。醫學也希望人們長壽，但大自然並沒有給人類留下長命基因。恰恰相反，大自然為所有生命一開始就埋下了死亡的種子。生物進化理論認為，物種的生存能力取決於其產生適應環境的基因變異和對變異的遺傳能力。而產生變異和對變異的遺傳有賴於繁殖，因此越是繁殖力大的物種，產生變異並將變異遺傳下去的機會就越大，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就越強。耐藥菌株的產生就是這個道理。但是，通常繁殖能力在於年輕，與長壽呈反比，老年不再具有繁殖的能力，就失去了把老年基因遺傳下去的能力，因此長壽似乎不是“天意”。
生命需要新陳代謝，機體細胞需要不斷地繁殖和更新，那麽從這個意義上講，死亡也看似必然。繁殖需要通過基因複製，但是基因複製時會發生突變，突變有時是癌性的。基因突變是基因複製時億萬次工作中可能出現一次的偶然小錯，癌性突變是這些小錯誤中罕見的大錯，但時間長了就成了必然。人類尚不知如何阻止基因複製中的錯誤，更不知道阻止這個錯誤可能產生的後果。因此，對於一個個體的人，那個致死的癌變基因是必定要來的，何時來臨隻是時間問題，因此個體生命不會永駐，死亡就是生命存在的必然。
動物也有生命，但是它們對疾病、衰老和死亡卻沒有認知能力。螞蟻可能是最好的例子，雄蟻與雌蟻交配成功後即完成生命意義而死去；交配後的雌蟻排卵、築巢並成功養護出幼蟻後成為蟻後，此後就專司生育；新長成的雌蟻受到蟻後產生的某種化學物質的影響，不能排卵，成為工蟻，其生命的意義就在於為蟻後服務，保證蟻後的生育；新長成的雄蟻隻是等待再次交配。繁殖後代，複製自己的DNA，這就是大自然賦予螞蟻生命的全部意義，個體螞蟻的死亡是它們種群永生的一個必然環節，而螞蟻對這一切都一無所知，也一無所措。
人不同於動物，有了認知能力。無數先哲聖賢，多少次凝望死亡，叩問生命：在繁衍之外，人生命的價值究竟在哪裏？人類有了認知能力以後，創造了文化和科學，有了改造自然的工具和能力，有了夢想和使命，創造了詩歌和藝術，有了倫理道德和愛恨情仇，但同時也有了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似乎人自己創造的這一切構成了人類生命不同於動物的全部意義。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人可以超越生死這個自然規律。既然知道生命有限，就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一生，誠如孔子所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豁達地麵對生死，活出尊嚴，活出意義。
既然知道人終有一死，就應該敬畏這個自然規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而不是在生死問題上不惜一切地與大自然進行無效的對抗。誠如哲學家Ivan Illich說，如果病痛和死亡是生命的必要部分，科技應該幫助，但是發動一場消滅疾病和死亡的戰爭，醫學也許走得太過了，我們在傳達著人應該且可能免除病痛長生不老這樣的錯誤信息。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當人在儀器和管線維持下痛苦、恐懼、絕望掙紮的時刻，冰冷、蒼白的科技使人類為生命而建立起的信念和尊嚴都蕩然無存。我們須叩問科學這個“救治”的意義：在提高幾分健康之外，在延長數月的生存之外，生命是否還有更寶貴的東西？
人，生命短暫，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人，終有一死，應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如果這是大自然對生命的啟迪，也必然是對醫學的啟迪。
5結語：回歸以病人為中心的價值醫療
科學催生了工具和儀器的繁榮，儀器測量則改變了有史以來疾病的概念，使疾病從一個病人主觀感受的不適轉變成一個他人客觀決定的可脫離病人感覺而存在的異常狀態。這個轉變使病人從主動變成了被動，而病人在自己是否有病和是否需要治療的問題上卻變成了第三者。
然而，疾病並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客觀事實，而是一個可以人為改變的規定，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帶。而且，科技包括醫學科技也不是它們貌似那樣客觀、中立和公正，而是當今世界可以用來控製和剝奪他人的最有效的工具。疾病的灰色地帶、概率性的療效、科學與利益的關係，以及醫療的市場化趨勢，給人們可以用醫學來控製和剝奪他人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在心血管病預防以及癌症治療的問題上，大多數人陪著少數人花錢吃藥不討好的現象，就是一個用公正的科技和深奧的理論包裝起來的混亂的醫療迷局，扭曲了“首先無害”這個古老的醫學訓誡。
現代醫學越發混亂的局麵再一次強調了由誰和如何組織醫療衛生服務的重要性。醫療問題不是簡單的生物醫學問題，醫療服務不是商品，不適合用市場的方式來經營，也不能把它完全交給醫者。由國家統一組織籌資和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服務，也許是可以最大程度上實現病人優先、公平有效的服務模式。而且，無論醫療服務模式如何，醫療決策都應在病人知情下進行，病人都應是決策的最後拍板人。雖然這樣做有很多困難、也有潛在的問題，但是隻有把權力交回給病人，才能突破目前醫學的許多困局。病人需要知情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一項醫療措施的價值。所謂價值醫療，就是病人認可的有價值的醫療，這個價值不在於深奧的理論，不在於高級的儀器，不在於複雜的治療程序，不在於科學家和研究所的聲譽，也不在於儀器測量的數據，而在於臨床研究顯示的、治療可以改變的、病人可以感覺到的並認為重要的臨床結局以及這個結局改變的大小。
人，生有缺陷，疾病、衰老和死亡仍是人類自然的“健康”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醫學幹預就是與大自然的對抗和博弈。醫學取得了不少的勝利，但這些小勝還不足以說明人類可以戰勝自然、消滅疾病、長生不老。我們應敬畏自然，不能給大眾一個可以免除疾病長生不老的錯覺。我們也應該樹立豁達的生死觀，不能為一點額外的健康而犧牲太多生命中其他有意義的東西。更何況，與人類健康有關的決定因素遠遠不止醫療措施，我們不能隻盯著醫院和藥物，也不能隻治不防、本末倒置[28-29]。
有史以來，醫學從來沒有像過去100年這樣發展的如此迅猛，可實現的目標如此之多，加上資本的裹挾和誘惑，使得我們常常忘記醫學從哪裏出發、要到哪裏去，忘記醫學技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多數人的健康，忘記醫學技術的發展需考慮有效性、安全性、可及性、成本效益以及社會公平性等多重因素。因此，在目前形勢下，認真思考醫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十分必要。慢一點，少一點，也許是明智的選擇。
最後，與其說本文是一篇嚴謹的論著，不如說是我們的讀書筆記和點滴隨想。雖然我們的語言時有武斷和過激，但科學就是有組織的懷疑，我們希望通過批評和反思從而少犯錯誤、不斷進步。本文的目的在於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因此我們的疑問遠遠多於建議，旨在拋磚引玉，激發更多對現代醫學的思考，讓醫學回歸它應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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