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國家”任我行之二波斯遊記 6/6

顧劍 · 2012-08-19 19:17:02Z

“邪惡國家”任我行之二波斯遊記 6/6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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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國家”任我行

之二波斯遊記

6。在德黑蘭：觀察伊朗現代社會

1795年，德黑蘭代替Shiraz，成為伊朗首都，直到今天。如果從Shiraz坐巴士來德黑蘭，車程14個小時，顯然太長了，我選擇飛回來，住在Firouzeh Hotel，挺靠市中心，德黑蘭城市很大，旅館附近有地鐵站，相當方便。

這是德黑蘭國內機場Mehr Abad機場附近的Azadi塔，很著名的德黑蘭地標性建築。

Azadi Tower在城西，1971年落成，當時還是伊朗巴列維王朝，為了紀念古波斯帝國2500周年，向全世界招標，征集紀念塔的設計方案。1966年，年僅 24歲的德黑蘭大學建築係畢業生Hossein Amanat在設計競賽中勝出。這位建築師在伊朗革命之後，移居加拿大，現在還在加拿大工作。順便說一句，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的多媒體圖書館大樓，也是他設計的。

Azadi紀念塔，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混凝土材料，又結合波斯民族建築的風格，坐落在交通擁擠的鬧市街口環島，不算特別高，50米，頂上有瞭望台，遊客乘坐電梯上瞭望台的時候，會有導遊陪同講解。紀念塔的底層，有珍寶玉石展覽，還有兩個機器人展覽，一個會彈琴，還有一個會用語音回答你所問的關於這座塔，和德黑蘭的問題。其實，隻不過是語音識別技術，加上些外形上的噱頭，我對此並不感興趣。真正有意思的事情，是登上瞭望台，遠看現代德黑蘭城的風貌，還有遠處隱隱的一帶雪山。

德黑蘭這座1千3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又是伊朗這個神秘國度的首都，看看德黑蘭的日常生活眾生相也很好。

德黑蘭交通很擁擠，和伊斯法罕，Shiraz兩座文化古都相比，灰塵和噪音都比較大。但是德黑蘭的地鐵相當幹淨漂亮，所有的地鐵站，都有民族風格的裝飾

這是地鐵車廂內部，和上海地鐵，是不是幾乎一模一樣？

德黑蘭地鐵，和開羅地鐵一樣，有女性專用車廂。平時地鐵不算擁擠，但是我曾經碰到過一次擁擠的時候，當時還不是下班高峰，而是晚上8點鍾左右，那個擁擠程度，真的令我望而生畏，比上海地鐵還要誇張，我在開羅坐地鐵的時候也碰到過擁擠，到站差點下不來車。可是在德黑蘭，我瞥了一眼車廂擁擠的程度，根本連往上衝的勇氣都沒有，心甘情願在天黑的時候，步行5公裏，一個小時，從美國大使館舊址，回到旅館。

伊朗和中東大多數城市一樣，也有美式快餐，而且很流行，跟本地傳統餐館比起來，環境幹淨，但是比較貴。這是德黑蘭的一個快餐館，看上去很像麥當勞和肯德基，也有炸雞，牛肉漢堡，和可樂，但是全都是伊朗本地的牌子，不可能出現麥當勞品牌。

說起美國大使館舊址，它是1978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中，令世界矚目的事件發生的中心舞台，自然不可不去到訪。

這就是大使館牆外著名的壁畫

1979 年11月激進的青年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將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扣為人質，當時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已經1年了，雙方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論，就算你的行動是正義的吧，還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一說呢，即便是處於交戰狀態的兩國，按照慣例也會和平遣返對方的使節。這樣把大使館人員扣為人質，而且為時長達一年兩個月，從此以後，伊朗群眾在全世界的眼裏，就成了無可理喻的極端分子的代名詞。人質危機期間，美國“三角洲特種部隊”成立之後，第一次出動執行解救人質的任務，在伊朗的沙漠接頭時，直升機和運輸機相撞，折戟而回。

今天的美國大使館原址，地鐵坐到Talaqani站一起來就是，有個名字，叫做U.S. Den of Espionage，“美國間諜活動的巢穴”，目前裏麵駐紮著伊朗革命衛隊的部隊機關，內部一般不開放，據說每年隻有1月1號到10號可以參觀。伊朗的法律，規定凡是政府建築和軍事機關，遊客即便從外麵也一律不準拍照。Lonely Planet伊朗指南還特別提醒，說此地不準拍照的執法，時鬆時緊，說不準。這個地方太特殊了，整個外牆，都畫滿了譴責美帝國主義，支持伊斯蘭革命的壁畫，很多遊客專程來看壁畫，因此我事先問過當地人，都說人人拍照，一點事都沒有。我去的時候，在大街上沿著外牆，把每幅壁畫逐個拍了一遍，我一副東方麵孔，拿著相機舉著地圖，街上的人都知道我是遊客，從來也沒有人製止過。所以，至少從我的個人經曆來看，在美國大使館原址拍照應該不會惹麻煩。

既然說到1978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除了美國大使館，我肯定不會錯過城南遠郊的另外兩處景點，一是兩伊戰爭的公墓，二是霍梅尼墓。這兩處離城很遠，但是非常方便，地鐵1號線一直向南坐到頭，就是霍梅尼墓，倒數第二站是兩伊戰爭的公墓。

兩伊戰爭的公墓，名叫Behesht-e Zahra，實際上是德黑蘭公墓，占地麵積巨大，裏麵光是兩伊戰爭的陣亡者，就埋葬了20萬之多。我在Shiraz城，也見到全城每根電線杆燈杆上，都有兩幅當地出身的兩伊戰爭陣亡者畫像。那場戰爭，非正式的統計，伊朗陣亡1百萬人，傷殘2百萬人。直到戰爭結束之後的今天，留給普通伊朗家庭的記憶，依然創深痛巨。

地麵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戰爭陣亡將士墓石所組成的方陣，一眼望不到頭。總有死者家屬在這裏哀悼。

伊朗政治體製，總統總理不是國家最高領導者，總統頭上，還有伊朗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國家最高首腦，是“最高宗教領袖”。第一任伊朗最高宗教領袖，也是伊斯蘭革命的領導者，霍梅尼。霍梅尼時代，哈梅內伊Khamenei是國家總統。霍梅尼死後，哈梅內伊繼任宗教領袖。

按照霍梅尼本人的遺願，他的墓沒有修建成聖殿，而是要給公眾提供一個購物，玩耍，休閑的場所，所以周圍有特別寬敞的運動場，廣場，停車場，還有很多商店。但是霍梅尼墓現在也在重修，仍然計劃建成清真寺。在修建期間，霍梅尼墓仍然開放。這是霍梅尼墓所在的清真寺的外部藍色圓頂。裏麵必須脫鞋，存包，照相機不準入內，所以我沒有照片。從網上找來一張內部照片



霍梅尼墓所在的清真寺裏，大部分地麵鋪著波斯地毯，墓室是圖上的綠色正方體，周圍是大理石地麵。很多人坐在地上祈禱，冥想，或者休息。在這裏，發生了一件趣事。

我在霍梅尼墓前站了一小會兒，有兩個大學男生來和我打招呼，我以為他們想找外國人練練英語，沒想到，他們自我介紹是當地大學電子工程係的學生，也是校報的編輯，想在這裏簡單采訪我，問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伊朗現代社會，和伊朗人是怎麽看的。我想了想，大膽地說出一番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言論來。

我說，我來自中國，一個和伊朗在國際社會中非常友好的國家。我已經在伊朗獨自走了一個多星期，看了很多景點，也受到伊朗人很多幫助。我知道你們伊朗人比較敏感，不喜歡外界把你們看作都是狂熱的伊斯蘭聖戰者。說實話，我真誠地喜歡伊朗人，我辦公室裏的同事和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伊朗老紳士。我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我也知道，對於外界不像我這麽了解伊朗曆史和宗教的人來說，很多人都會對伊朗人有這種刻板印象，以為你們都是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

----“難怪外界不了解伊朗的人會這麽看，因為，你們的總統，內賈德，在公開場合，聽上去實在象是個瘋子，這是一群有文化而友善的人們，被瘋子所領導著”。

這是我的原話。地點，在霍梅尼的墓前！

我自己可不是瘋子，說話也得鑒貌辨色。我在伊朗已經走了一個星期，和許多當地人深入了解過伊朗目前的社會現狀，如果是兩年前在北朝鮮，我絕不會說類似的話，那是對主人的粗魯冒犯。而今天在這種場合，我敢這麽說，就是把準了他們的脈搏，知道大多數伊朗人是怎麽想的。果然，這兩個學生，還有周圍的人聽懂以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會心地偷偷微笑起來。

這就涉及到我對伊朗現代社會生活狀態的理解。

首先，必須澄清一點，伊朗人絕對不是個個都是狂熱的聖戰者。相反，絕大多數人，對原教旨主義，不是一般的反感。

總的觀點，我覺得今天的伊朗社會，和1976年的中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處於革命，興奮，高潮，狂喜，射精----之後的“不應期”。

1978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的巴列維國王政府，確實腐敗。那時候，伊朗人真誠地想要改革，激進地投入革命，德黑蘭大學的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扣押人質，也許背後有政府的縱容，但是我相信他們的熱情是自發而真誠的。1966-68年的中國，學生們投入革命，也有很多過激行動，當時他們也是真誠的。

現在革命過去了三十多年，該冷靜的也都冷靜下來了。伊斯蘭革命給伊朗帶來了什麽？我和很多人聊過，他們不約而同都指出，高失業率，政府腐敗，伊朗一向是個石油輸出國，石油財富卻幾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進了高官和教士私人的腰包。並沒有比巴列維時代好多少，而且，比那時還多了一個宗教對人們日常生活的鉗製。

其實，我在伊朗作為一個旅遊者，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他們的犯罪率會高，更不會看見吸毒。我真誠地以為，在這樣一個宗教保守風氣很濃的社會，不會有吸毒，賣淫這類社會問題。直到我問了當地人，才了解，伊朗一樣有賣淫和吸毒，尤其是毒品問題，在德黑蘭相當突出，因為伊朗和阿富汗一直有聯係，阿富汗的毒品會被販賣到伊朗的地下市場。

這些，巴列維時代也有，嚴重程度我不知道。和革命前不同，今天的伊朗嚴格實施伊斯蘭教法，原教旨主義，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控製，很多伊朗平民都非常厭煩。

就我在伊朗看到的一些小細節就能體現出來。比如包頭巾：伊朗女子倒是不需要和沙特人一樣，從頭到腳裹個嚴實，隻需要包好頭巾。即便是外國女性遊客來伊朗，不論你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歐洲人，也必須入鄉隨俗，否則宗教警察會來管你的。包頭巾的尺度，以不露出頭發為準，因為按照伊斯蘭習俗，女性的頭發屬於羞體，不能裸露於外。這種嚴格規定很招人煩，我看到很多愛美的年輕伊朗女性，會故意把頭巾向後收，露出前額一片秀發。如果不是懼怕宗教警察的話，沒人願意戴頭巾。我坐國際航班的時候發現，大約一半的伊朗女性，一上飛機就把頭巾摘下來了。當航班到達北京，下機的時候，全部伊朗女性都把頭巾摘了，連老大媽也不例外。半年以後，11月份我在印度旅行，火車臥鋪上遇到一群來自伊朗的年輕背包客，女性打扮得都很時尚，運動休閑派，沒有一個戴頭巾的。這和來自馬來西亞，印尼的穆斯林女性，平時主動戴頭巾，完全不同。伊朗女性全體必戴頭巾，多數出於無奈。

還有飲酒。伊斯蘭禁酒，在中東多數國家執行得沒有那麽嚴格。伊朗就不行，宗教警察會來抽查。伊朗人喜歡野餐，我去的時節，正好是5月初春暖花開，氣候宜人，周末看到很多伊朗家庭，會開車去郊外，闔家在樹林草地河邊野餐。這種家庭聚會的場合，也會有宗教警察抽查，看你們有沒有喝酒。

所以，原教旨主義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幹涉，會引起普通伊朗人的反感。尤其有個對比：革命之前，伊朗是中東社會風氣比較開放的國家。很多人知道伊朗“伊斯蘭革命”，有多少人聽說過伊朗“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是巴列維國王在位期間，自上而下發起的伊朗版的“全盤西化”運動，解放思想，從生活習俗上仿效西方。這個“白色革命”，使得伊朗的社會風氣開化程度，在中東領先，但是，也冒犯了以Qom為中心的宗教保守勢力，和以巴紮裏麵富有的地毯商為主的傳統商業勢力，這兩者聯合起來，形成反對巴列維國王的核心。再加上巴列維政權確實奢侈腐敗，反對派能夠吸引不滿的民眾，於是推翻了王朝。

不可否認，在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民眾，嚐到過生活世俗化，思想解放運動的甜頭。

在某一次和當地人談話的過程中，我甚至聽到一個比較極端的說法：他說曆史上，伊朗人受過兩次極大的愚弄和欺騙。第一次，是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帶來了伊斯蘭教，結果是借宗教之名的文化侵略。波斯被阿拉伯人占領之後，被強迫使用阿拉伯語，放棄波斯語言。幸虧波斯人的文化認同感很強，最後的結果，是保留了波斯語言，但是用阿拉伯文來拚寫波斯語。你知道為什麽現在波斯語叫做Farsi，波斯省叫作Fars麽？其實，原本就是Persi, Pars，音譯就是“波斯”的發音。阿拉伯人來了以後，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不同，裏麵沒有P, sh, g, ng等四個常用音，換句話說，阿拉伯人發不出P這個音，所以，Parsi被改成了Farsi。

我一開始對這個論點非常驚訝，難於理解，因為伊朗人絕大多數都是穆斯林，怎麽會這樣說？可是仔細想想，如果你了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屬於同一個人種，如果你了解波斯人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豪感，這樣的觀點，也就容易理解了。

他說，第二次欺騙，就是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當初霍梅尼領導革命的時候，曾經聲稱“我已經是一個老人，活不了幾年了，革命決不是為了權力，隻想領導大家推翻腐敗專製的王朝，帶領大家祈禱，做個純粹的人”。結果，他一成功，一上台，就是十年的獨裁統治，不但比原來的王朝更專權，而且還多了控製人們日常生活的自由。加上兩伊戰爭一打八年，伊拉克固然是侵略者，後來伊朗占了上風也不想結束戰爭，結果上百萬青壯年死亡。因此，伊朗人又一次受騙上當了。

這是一次聊天當中對方的原話，並不是我自己的闡發。我不能評價這個說法正確與否，個人覺得，應該是有點偏激的觀點。但是它所傳遞出來，普通伊朗人對伊斯蘭革命的幻滅感，確實真實。今天一般的伊朗民眾，對政府的反美言論，核計劃，沒有任何熱情，大家關心的話題，是找工作，賺錢。

我覺得今天的伊朗，社會狀況和1976年中國的情形很象：一方麵，政府仍然象打了雞血一樣高調革命，（那時候中國不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走資派正在走”嗎？），另一方麵，普通人經過革命初期的熱情以後，漸漸對社會現實感到幻滅。我當時還小，隻記得一個細節：某天收音機裏中央電台的廣播叫《學習節目》，在放些革命社論之類，反正是我聽不懂的政治語言，我爸爸突然發起牢騷來，說整天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反擊走資派，這個國家根本搞不好。

如果我爸爸是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普通知識分子，他的態度倒也容易理解。可是他當時的身份，是黨員，幹部，軍人，而且是部隊政治處幹事！連他也這樣說，那種反差，對我的觸動非常大。

以上是我對伊朗現代社會生活的一些觀察和感想。也是我敢於在霍梅尼墓前大膽放言，而能博得讚同的基礎。同樣的話，我肯定不會在北朝鮮說，那是找打。而且，我還沒有攻擊宗教領袖，我諷刺的是總統內賈德。就我觀察，內賈德在伊朗的支持率並不高。

我們知道，2009年伊朗進行過總統大選，當時內賈德謀求連任，反對派總統候選人在社會上的支持度很高，大選引發騷亂，最後是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出來支持內賈德，他才連任。我不說反對派候選人的支持率就一定高於內賈德，此話空口無憑，但是，起碼，社會上有很多人都支持反對派，否則鬧不起騷亂。而我在伊朗旅遊的時候，聽說現政府內部，總統內賈德，和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又有了矛盾，在進行權力鬥爭。我謹慎地判斷，不排除這是謠傳，但是這個謠傳有一定可信度，因為內賈德得罪另一位強勢人物哈梅內伊，恐怕是遲早的事，這符合他的性格。有了這個判斷，我更不怕在伊朗說話得罪人。

這次在德黑蘭，很可惜沒有去成伊朗國家博物館和珍寶館。原來的計劃是，從阿拉穆特山穀回來的第二天，去兩個博物館，第三天上飛機回國。製定行程的時候我專門查過，第二天肯定不是閉館的日子。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居然是一個宗教節日，先知女兒，第一任伊瑪姆阿裏的妻子，Fatimeh的紀念日，滿城飄揚著黑旗。我在來回刺客城堡的車上，還問Ali，世上怎麽會有純黑色的旗幟？連海盜旗，至少在黑底上還帶個骷髏頭呢？Ali告訴我，這是為了哀悼什葉派的聖女，莫罕默德的女兒。那天全伊朗放假。

我那天的計劃，原本是想看這幾樣東西：國家珍寶館裏麵，有1736年內德爾沙阿Nader Shah入侵印度，搶回來的182克拉粉紅鑽石“光之海”Darya-ye-Nur，印度孔雀寶座Peakock Throne，末代伊朗國王王後的王冠，還有一座寶石地球儀，上麵用綠寶石鑲嵌成海洋，紅寶石做成陸地，伊朗，英國，法國的部分用鑽石。可惜趕上宗教紀念日，兩所博物館，和Golestan宮都不開，隻能從外麵看看博物館和宮殿的建築。

國家博物館

那天既然是宗教節日，在旅館附近的霍梅尼廣場上，看到穆斯林集會，他們都穿著黑袍，很多人在哭泣。什葉派的祈禱和宗教儀式，都是悲傷的。

這是19世紀的德黑蘭閱兵場大門，也用傳統瓷磚裝飾，但是仔細看瓷磚上的花紋，有機槍圖案，很有意思。

其實，這座建築是由德皇威廉送給波斯沙阿，連帶當時閱兵場裏的操練，也由德國軍事顧問主持。在近代史上，尤其兩次世界大戰，伊朗和德國的關係一直很好，種族淵源可能是部分原因。

伊朗的遊記寫完了，正如開篇所說，“凡是邪惡的都是好地方”。這樣一個曆史傳統悠久，文化底蘊豐厚的國家，同時也處在現代世界政治和宗教衝突的焦點位置。所以我這次伊朗之行，比以往的旅行，更注意接觸各個階層的當地人；寫遊記的時候，則花了很大篇幅介紹古代波斯和伊斯蘭教的曆史背景。總的感覺，伊朗人非常友好，非常善良，跟外界“聖戰者”的誤解相差很遠。那裏沒有過度發達的國際旅遊業，當地人也就遠沒有被慣成刁民。伊朗的物價很便宜，有許多值得去的景點。普通人民和伊朗的官方完全離心離德，多數我接觸的伊朗人，對七十年代末的伊斯蘭革命感覺幻滅，對外麵的世界，則充滿好奇心。

伊朗遊記至此全文結束。如果想了解我此次中東之行更多的新奇經曆，請注意後天將要貼出的“邪惡國家任我行”係列第三篇，《闖進敘利亞》，我會接著講去年自己闖進戰亂中的敘利亞的故事。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