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10月8日，周末，中秋節。
中國台灣省台北市整整下了一天的濛濛細雨，直到傍晚方停，天空猶是陰雲密布。7時許，從東北方向飛來一架日本海軍的小型運輸機，在市區南側日本空軍駐台飛行第一團的機場上停下。舷梯架穩後，從艙門裏走出一個西裝革履、身材魁梧的歐洲人——德國駐台灣總領事萊因霍德.哈尼斯。這位總領事先生看上去顯得很疲乏，腋下夾著個黑色公文皮包，一步一步地走下舷梯，和迎接他的幾個日本軍官握握手，說了幾句話，就一頭鑽進了領事館來的那輛黑色轎車，匆匆離開了機場。
萊因霍德.哈尼斯在德國駐台灣總領事這個位置上已經坐了四年，由於他數次向國內提出調回柏林的請求，上周外交部已經批準他離任。但就在萊因霍德.哈尼斯把妻子先行打發回國自己也準備動身的時候，忽然接到外交部緊急通知，讓他以德國特使的身份飛赴日本東京參加一個秘密會議，會議結束後飛回台北，等新的總領事來了才能卸任回國。萊因霍德‘哈尼斯去東京待了五天，弄得精疲力盡才算辦完公事返回。
轎車駛進台北市區，七拐八彎一陣後，終於到了德國駐台領事館。領事館外形看上去如同當地殷實富商的宅邸，鐵門、石磚的高圍牆，裏麵是花園、洋房。唯一有區別的是院內旗杆上高飄著德國國旗和大門口持槍的衛兵。轎車停穩後，萊因霍德。哈尼斯從車廂裏鑽出來，問從另一側車門下來的秘書：
“怎麽冷冷清清的？那些中國仆役呢？”
秘書告訴總領事，今天是中秋節，算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節日，根據慣例，午後就給在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仆役放假讓他們回去過節了。
噢！”總領事點點頭。此刻，無論是總領事還是秘書或者領事館的其他官員，都不曾意識到，由於中國仆役的離開，（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是領事館的守夜人）竟會導致發生一起驚動遠在柏林的“我的元首”（1934年9月以後，德國規定將對希特勒的正式稱呼由“國家總理先生”改為“我的元首”）的失竊案件。
菜因霍德.哈尼斯逕往他後麵那幢洋虜三樓的臥室。三樓共有五間屋子，原先是總領事的一家的住宅，現在妻子已經回國了，隻住總領事一人。他走進自己的臥室，剛坐下，秘書就來了，送來了一份已經收到十幾個小時、原先放在總領事辦公室的電報。這份電報是外交部打來的，通知萊因霍德.哈尼斯：駐台新領事下周一將飛抵台北，卸任領事可在當天搭乘原機返柏林。
菜因霍德.哈尼斯閱畢大喜，對秘書透露內容後，吩咐明晚舉行辭別酒會，讓秘書負責籌辦。
秘書走後，菜園霍德.哈尼斯洗了個澡，原本想立刻睡覺，但洗過澡後卻沒了睡意，便打開公文包，取出筆記本，翻閱起來，想寫這次作為德國特使赴東京秘密會議的匯報提綱。
這次德日東京會議的內容，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被披露：希特勒為實現霸占全歐洲的野心，準備對外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但他又不得不顧忌強大的蘇聯，所以準備迷惑斯大林，與蘇聯締結一個《蘇德友好條約》。在和蘇聯正式提出之前，德國分別派特使赴意大利和日本通報情況，並就上述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這次會議目的雖明確，但隨意性很大，沒有正式文件，內容全憑大腦和紙筆記錄。所以，萊因霍德.哈尼斯在回國之前，必須整理出一個提綱，便向外交部匯報。萊因霍德.哈尼斯十年前是柏林大學哲學係教授，搞這麽一個提綱，自是小菜一碟，不到兩個鍾頭便已經弄妥。
萊因霍德.哈尼斯把筆記本和幾頁提綱都放進一個中號牛皮紙文件袋，封好，粘上保密簽，仍裝入公文包，放人臥室角落裏的那口深綠色保險箱。一打開保險箱，萊因霍德.哈尼斯重新湧上來的些許倦意又消失了，他突然想起：後天要回國了，明天白天要應酬，晚上又要出席酒會，要帶回國的私人物品必須在今天晚上整理。
所謂“要帶回國的私人物品”，是萊因震德.哈尼斯在台灣當總領事四年間使用合法、非法或者介乎兩可之間的手段獲取的一些中國古玩。萊因霍德.哈尼斯不是考古學家，對哪一個國家的古文物也沒有興趣，他之所以收集這些古玩，主要是從蓄財角度出發。這些得之容易的小玩意兒，運到西方國家，能使他成為一個百萬富翁。
萊因霍德.哈尼斯把保險箱裏的古玩一件一件拿出來，放在桌上。清理下來，總共有17件，都是精致小巧的藝術品：北宋仁宗皇帝趙禎用過的金碗、南宋理宗年間大內的金線手絹、唐代中期精製的一套九支毛筆、元代的絹畫、明代的字、畫、清代的印章。還有1枚民國初期的金幣。民國的東西在當時算不上“古玩”，萊因霍德.哈尼斯為什麽也要收集呢？原來這枚金幣是有來頭的：民國初年袁世凱當上總統後，派專人去英國特鑄了300枚紀念金幣，上有袁世凱的頭像，模具鑄後當場銷毀，所以這金幣彌足珍貴。二十年代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文初到上海灘，人地生疏，便去拜訪黃金榮，別的不送，就送十枚金幣作為見麵禮。在場的另一大亨杜月笙看到了連聲稱好，黃金榮就送給他三枚。萊因霍德.哈尼斯手中的這枚，是日本台灣派遣軍參謀長田中久一中將贈送的。
萊因霍德。哈尼斯把這些古玩用紙和布包裹後，裝進一個內襯鋼板的鯊魚皮防盜箱，上了鎖，把箱子放進保險箱。一切都料理妥當後，總領事從酒櫃裏取出一瓶法國葡萄酒，倒了一杯喝下，然後才上床睡覺。
作為一個精神正常、身體健康的中年人，在連續勞累將近一個星期後，重新回到屬於自己臥室睡覺，這一覺肯定會睡得特別酣暢，一連睡上8小時想來不成問題。菜因霍德.哈尼斯入睡前也是這樣想的，但事實上他隻睡了三個小時即在10月9日淩晨2點左右就醒了。總領事是被一個異樣的聲響驚醒的，那是風吹窗子撞擊窗框的聲音，“嘭”的一下就把他給弄醒了。
“這是什麽聲音？”菜園霍德.哈尼斯坐了起來。據他事後說，他當時睡意甚濃，無法分辨那是什麽聲音，正準備躺下再睡時，忽然發現臥室中有煙霧在飄浮，轉目四顧，意外發覺桌上的煙灰缸裏有四分之一支正在燃燒的香煙！
總領事大吃一驚：“有人來過啦？”一瞬間，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整幢洋房，從底屋到三樓都關著門，上著鎖，鑰匙在他這裏，任何人也無法進入，怎麽會有人到他的臥室裏來？！
萊因霍德.哈尼斯睡意全消，從枕頭底下拿出手槍，推彈上膛，衝出臥室。這時，從右側房間裏又傳來“嘭”的一聲響，他一腳踢開房門，順手按亮了電燈，隻一看便明白了：在他房間裏抽煙的不速之客是打碎這間屋子（這原是總領事夫人的臥室）的窗玻璃撥開插銷後翻窗而進入三樓的！此人現在是否還在樓內？總領事逐間屋子檢查了一遍，沒發現影蹤。
這時，萊因霍德。哈尼斯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以如此手段入室的角色定是竊賊無疑，那麽，他偷去了什麽東西？總領事三步並作兩步奔回臥室，環顧全室：香煙動過了，從床頭櫃移到了桌上；酒櫃也動過了，櫃門開著，一瓶“威士忌”已被啟封，喝去了一半。眼光落在屋角的保險箱上，總算略鬆一口氣：沒動過，還是鎖得好好的。但總領事馬上覺得不可思議：竊賊進來，難道僅僅是為了喝酒、抽煙、坐一會？
萊因霍德.哈尼斯從搭在床前椅子背上的褲子口袋裏取了鑰匙，打開保險箱，禁不住大驚失色——裏麵那口防盜皮箱已被打開，一部分古玩不翼而飛；那個放秘密會議筆議本和匯報提綱的黑色公文包，也不見了！“糟糕r總領事眼前一黑，差點馬失前蹄，稍哨定神，馬上撲向寫字台，按響了通往警衛值班室的警鈴。
萊因霍德‘哈尼斯任職四年，從未動用過報警裝置，此番一按之下，值班警衛——一個退役的德國陸軍上尉——飛快地奔過來，在樓下就揮舞著手槍大叫：“總領事先生，發生了什麽事？”
“你上來再說！”
住在底樓、二樓的領事館其他官員也醒了，眾人一齊湧上樓來。大家聽總領事把情況一說，頓覺情況嚴重，麵麵相覷，一時皆無主張。稍停，總領事秘書說：“香煙現在方燃光，說明竊賊離開時間很短，領事館內部先查一查怎麽樣？”
總領事已經六神無主，隻是點頭：“好！好！好！”
領事館內部查下來，當晚在館內過夜的人員一個不少；所有的屋子、各個旮旯乃至每個人身上都搜過，但未發現被竊物品。
這樣，接下來隻有一條路可走了：向警方報案！
二、
根據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在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當時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都割讓給日本，所以當時的台灣置於日本的統治之下，政府機構各部門的負責長官都是日本人。
台北市警察局值班室接到德國領事館的報案，深感案件重大，不敢擅自作主，立刻往警察局長小磯穀住所撥電話報告。小磯穀聞報，尋思失物中有重要機密文本，便不敢貿然處置，擔心弄得不好不但無功，反倒有過。所以，小磯穀便向有權插手並督導警察局工作的日本憲兵隊通報了案情。憲兵隊倒不含糊，立刻作出反應，讓警察局派員去德國領事館勘查案件現場，憲兵隊也將同時派人到場。鑒於失竊物品中有德日秘密會議內容的文本，所以警察局派赴現場的必須全部是日本人。
小磯穀局長為表示重視，親率刑事偵查科科長山下文田等10名日本刑警驅車前往德國領事館。他們一行抵達時，台北日本憲兵隊的上尉組長清河已經等在那裏了。
這時，已是10月9日清晨5時了。小磯穀、清河等人聽萊因霍德.哈尼斯總領事介紹過有關情況後，便開始清點被竊物品和勘查現場。
經清點，失竊物品如下：3000德國馬殼、10000日元、北宋金碗1個、明代鑲珠寶金銀混合酒杯1對、唐代純金製作的蟈蟈1個、民國袁世凱金幣1枚；以及總領事先生的保密筆記本和幾頁匯報提綱。另外，竊賊在總領事臥室中抽德國“白馬金星”香煙1支，喝英國“威士忌”酒半瓶。
勘查現場，在總領事夫人臥室的窗台上發現較清晰的腳印1個，在同一地點的窗框及總領事臥室獲取指紋多枚。由此初步判斷，竊賊是一個身高1.78米左右，穿42碼膠底鞋的男子，他可能是一個經常使用雙手進行活動的體力勞動者。
日本刑警又勘查了總領事先生所居樓房的外部牆壁和地麵，從所遺留的痕跡判斷，竊賊是借助於架設於牆上的方形鑄鐵水落管順著牆麵爬上三樓，以手掌壓碎玻璃，拔開插銷打開窗子後翻入三樓的。能輕而易舉地以這種方式上三樓，並能不驚動住在一樓、二樓同一位房間裏的領事館其他外交官，說明竊賊具有特強的攀登能力。
接下來需要弄清楚的是竊賊是如何進入和離開領事館的。德國領事館的大門朝馬路，門外設有崗亭，晝夜有台北市警察局的日本警察輪流站崗警戒，崗亭裏有電話和領事館內的警衛值班室相連，以互通情況；右側是一條三米寬的小巷，巷子另一側是一個日本資本家的住宅；左側是一所日本僑民子弟小學的操場；後麵是一個不大的湖，領事館的後圍牆是築在湖邊的石駁岸上的，牆腳下就是一池碧波。負責勘查的山下文田領著一群刑警繞著領事館院內圍牆轉了一圈，認為應當將從前麵和後麵進出領事館的扣除。這樣，需要慎密勘查的就是左右兩側。眾刑警分成兩撥，各負責一側。勘查下來，在右側發現了竊賊出去的痕跡：右牆和後牆的夾角處牆體表麵留有模糊的腳印。
小磯穀局長聞報過去看了看，翹起了大拇指：“不簡單！攀登能力大大的強！”
但是，兩撥人馬無論怎樣勘查，也沒有發現竊賊進領事館的痕跡。眾刑警皆大惑不解：難道竊賊是飛進領事館來的？
憲兵上尉清河平時負有監督在德國領事館擔任警戒的日本警察工作情況的職責，因此經常來領事館門前轉悠，他突然想起一個情況，便向領事館官員詢問：“昨天，是否有運貨卡車駛進領事館？”
這個官員問過總務部門後告訴清河：“昨天上午九點多鍾，有‘大作木器行’的一輛卡車給領事館送來幾張沙發，這是我們前幾天向他們訂購的。”
清河若有所思道：“會不會竊賊藏在卡車上混進了領事館？”
山下文田科長精神一振：“唔，不能排除這個可能！”
但是，負責卸貨的幾個中國仆役以及在一旁站著驗收貨物的德國職員都說當時卡車上除司機外沒第二個人。
山下文田問一個中國仆役：“從卡車開進領事館到離開，旁邊是否一直都有人待著？”
這仆役想了想，說：“汽車開進來後，先停在花園的樹林那裏，司機不敢冒失直開進來，就停了車走進來打聽，正好在假山那裏碰到我，他說明了情況，我讓他把車子開到會議室門口去，這是總務官事先說過的，司機就返回去開過去了。要說離開汽車，就是這會兒離開過人。不過，汽車開進來時，門外崗亭裏的警察先生是檢查過的。”
山下文田揮揮手，說：“你走吧！”待仆役走開，他用肯定的口吻說：“清楚了，竊賊是搭車進入領事館的！他鑽在車底下，進來後就在司機停車離開時，從車底出來竄進了樹林。他在領事館內躲到晚上，方開始作案。”
小磯穀局長和清河上尉都表示讚同這種推斷。至此，現場勘查算是結束了，眾刑警驅車回局，立刻舉行案情分析會。
案情分析會由小磯穀局長主持，他剛說了幾句開場白，一個四十來歲的刑警就急煎煎地開腔發表意見：“我在想，德國領事館這起盜竊案會不會和前天晚上山柱監獄發生的越獄事件有關？”
山柱監獄是當時台北市一座規模不大、專門關押要犯的監獄，被軍方、憲兵隊、特務機關、警察局逮捕的舉凡間諜、抗日誌士、江洋大盜、殺人縱火者等等，一律關押於此。根據上述各方協調，山柱監獄由日本駐台灣特務機構“鴨機關”（以首任機關長、日本大特務鴨生毅一的第一字命名）主管。前天晚上，山柱監獄發生越獄事件，五個身負要案的江洋大盜殺死一名日本看守後逃出監獄，不知去向。現在，這個刑警提出一個觀點：在德國領事館作案的竊賊，會不會是五個逃犯中的一個？
山下文田科長點頭道：“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大家從這個角度談一談，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
小磯穀局長說：“先請清河君和‘鴨機關’聯係一下，弄清追捕那五名逃犯的情況，如果均已落網，那就是另外一種議法了。”
清河上尉當即和“鴨機關”電話聯係，弄清了以下情況：從山柱監獄脫逃的五名犯人，兩人在追捕中已被擊斃，兩人已在昨天上午和下午被捕，隻有一人未發現線索，“鴨機關”正在偵緝之中。這名逃犯名叫奚複平，台南縣人，31歲，身高1.75米，原是台南縣城“振興國術社”的拳術教師，10年前因與人為一妓女爭風吃醋而將對方殺死後逃往江湖，成為一名大盜。奚複平是台南南拳高手，能徒手格退十幾條大漢，此次是掙斷手銬、腳鐐後越獄脫逃的。
清河上尉把以上情玩在案情分析會上一公布，眾人頓時議論紛紛。議來議去，焦點漸漸集中在二處——
①山柱監獄與向德國領事館提供沙發的“大作木器行”僅一街之隔，奚複平越獄後會不會利用“燈下黑”的特點，沒像其他四名逃犯那樣遠遁，而就躲在“大作木器行”，避過了“鴨機關”在當晚進行的第一輪搜捕。而他在“大作術器行”的大半夜藏匿中，發現了該行寫在水牌上的送貨記事，知道次日將去德國領事館送沙發，於是動了躲往領事館並在內作案的腦筋。這樣，在天亮“大作木器行”開門前，他就躲在卡車下麵了。
②奚複平是南拳高手，身手自是靈活，肯定具有超人的攀登能力，和在領事館現場留下的作案痕跡相吻合。此人是一個具有10年作案曆史的大盜，具有非同一般的心理素質，作案時非常鎮定，所以敢在現場總領事的身邊抽煙喝酒。
這樣，案情分析會決定把奚複平定為“德國領事館盜竊案”的作案嫌疑犯。小磯穀局長決定成立“德國領事館盜竊案偵查本部”（“偵查本部”是日本警方的稱謂，沿襲至今，其職能相當於“偵查專案組”。），小磯穀自任主任，刑事偵查科科長山下文田和憲兵隊清河上尉擔任副主任。
偵查本部成立後的第一項工作是和“鴨機關”取得聯係，通報案情，提出由警方、憲兵隊和“鴨機關”共同追緝逃犯奚複平。“鴨機關”由於其工作性質決定，凡是屬於他們工作範圍的事，向來不容其他機構染指，但是這次卻是例外，因為涉及和德國的關係，所以破例同意了。
偵查本部分析：奚複平五人脫逃後，“鴨機關”總部及其分支機構已經派出大批特務嚴密封鎖台北市通往外地的所有道路，因此，奚複平作案後逃出市區的可能性等於零。奚肯定躲藏在台北市內的某個隱蔽處。
偵查本部和“鴨機關”聯係，得知已對和奚複平一起越獄而又落網的犯人進行過審訊，據他們供稱奚複平在台北市內沒有窩藏點，奚的勢力在其家鄉台南一帶，他說過越獄後準備去台南。
山下文田說：“口供歸口供，實際是實際，我們還是照定下來的方案辦，發揮警察局的優勢，對全市進行查戶口式的搜查，不管是工廠、商店還是居民住家，不管日本人中國人，逐戶搜查，一家不漏！”
小磯穀同意這個方案，以警察局長的名義下達了全市搜查命令，出動320名警察在市區進行人員搜查。憲兵隊也派出80名憲兵湊熱鬧，專門搜查警察不敢去或者雖然敢去但也不敢認真搜查的有勢力的主兒。
搜查從下午2點開始的，一直折騰到天黑以後，終於有了收獲——負責搜查編號為“027號”區域的第5搜查分隊的一支3人小組，在搜查到一幢日本僑民居住的公寓大樓的三樓一戶人家時，房門久叩不開。而據緊挨隔壁的那戶僑民說，屋裏肯定有人，因為下午5時許他們還聽見裏麵傳出收音機的聲音，從那時到現在，他們的房門一直開著，如果隔壁有人出來肯定是知道的。於是，這三個警察對這戶人家疑心大起，悄聲交換幾句意見後，一致決定砸門。
警察向鄰居借了把斧頭，又是砸又是踢，終於把門鼓搗開了。就在他們闖進屋子的時候，聽見裏屋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直奔陽台。警察來不及開燈，用日語、漢語大聲吆喝著“站住”、“不許動”，飛快地撲進去。但是已經晚了，隻見陽台上一條人影一閃，隨即消失了。警察撲到陽台邊，隻聽見底下傳來輕輕的一下“噗”聲，定眼細看，昏黃的路燈光下，一條人影正飛快地橫穿馬路，意欲竄進對麵的一片樹林。
“八嘎牙路！”日本警察小林罵了一聲，舉起手槍居高臨下瞄準。
中國警察田敬二提醒道：“打他的腿！”
幾乎是同時，槍聲響了。隻見正狂奔著的奚複平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突然駐步，接著朝前撲地而倒，雙腿抽搐了幾下，就不動彈了。
“糟糕！完蛋了！”
三個警察連忙奔下樓，小林趕在最前麵，把躺在血泊中的人翻了個身，一按心髒，已經停止跳動了，但他還是大叫：“快送醫院！”
三人攔了輛汽車，把受傷者送到離現場最近的台灣勞工醫院。醫生一檢查，子彈擊中腹部，穿透整個肝髒，早巳一命嗚乎了！聞訊驅車隨後趕來的偵查本部副主任山下文田怒不可遏，把小林罵了個狗血噴頭，還賞了兩個“山柄”（耳光）。
山下文田發火的原因是人打死了追贓有困難，等於是接手了另一個案件，而且還不一定偵破得了。他發過火後，下達了一連串命令：搜查死者身上，是否有贓物或者贓物線索；搜查其藏身的地方，尋找贓物；調查此人潛入日僑公寓大樓前的行蹤。
山下文田回到偵查本部，向坐鎮在那裏的小磯穀局長匯報了情況。小磯穀點燃了一支香煙，抽著沉思了一會，說：“還有一件事要辦——提取此人的指紋，和現場所留的指紋核對。”
“哦！對不起，我疏忽了！這就去安排。”
小磯穀局長的提醒是對的，核對結果：此人的指紋和竊賊遺留在現場的指紋明顯不符！這就是說，此人不是潛入德國領事館作案的竊賊，經“鴨機關”有人證實被打死的人確是奚複平。
這時，是德國領事館失竊案發生後的次日即10月9日晚上9點40分。小磯穀局長接到指紋鑒定報告，馬上下令：偵查本部全體人員立刻集合，舉行第二次案情分析會。
第二次案情分析會的中心是重新分析案情，尋找偵查突破點。會議從晚上10點鍾開始開到次日淩晨1時多，還未討論出個結果時，警察局忽然接到日軍台灣獨立混成旅團司令部的報案：有“飛賊”潛入司令部作案！
三、
日軍台灣獨立混成旅團是當時日本侵略軍駐紮在台灣省北部地區的一支部隊，查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侵華日軍序列沿革》，當時該旅團下轄如下軍事單位：台灣步兵第一聯隊、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台灣山炮兵聯隊、台灣工兵聯隊、台灣通信隊、台灣第一衛生隊、台灣第二衛生隊、台灣臨時自動車隊。旅團長也即旅團司令官是鹽田定七少將，旅團司令部駐台北市青莊大道547號。
青莊大道547號原是一座道觀，後來被日軍看中，決定作為旅團司令部，遂將裏麵的三十餘名道士悉數趕走。旅團司令部駐紮下來後，將觀內以前後殿為界一攔二砌了一道磚牆，中間開一道門供人員出入，前麵是旅團長、參謀長和八大科科長、衛隊長辦公室，後麵是軍官臥室和衛兵營房。台灣自上世紀末根據《馬關條約》規定由日本統治以來已有四十多年，中國民眾的反抗一次次地被日本軍隊鎮壓下去，至三十年代時抗日烽火幾近熄滅，全島絕大部分抗日誌士已去大陸參加抗戰，剩下的也僅僅搞些秘密宣傳，全島各城市地區已沒有一支抗日武裝。因此，獨立混成旅團部在警戒方麵放得很鬆，道觀院牆既未加高，四個牆角也沒建崗亭，白天黑夜就在大門口設一個崗哨。多年來，倒也從未出過事。
但是，這天晚上卻是例外，堂堂的旅團司令部裏竟來了一個梁上君子，而且敢在旅團長鹽田定七少將的辦公室裏翻箱倒櫃！
旅團司令部的門崗規定每兩時換哨，晚上1時差2分，上等兵大鬆、天穀肩挎三八式步槍，睡眼惺鬆地從後院出來，走到大門口，換下了值11時到1時那一崗的列兵野村和田原。
野村、田原剛下崗，精神很好，兩人一前一後走進前院，田原眼尖，似乎看到旅團長辦公室裏有亮光閃了一下，稍現即逝。他不禁一怔，拉了野村一下，壓低了聲音道：“野村，旅團長辦公室裏大概有情況！”
野村當即駐足，小聲問道：“怎麽回事？”
“我好像看見旅團長辦公室裏有亮光閃現了一下。”
“哦！難道有小偷？”野村一愣，隨即說：“走，過去看看！”
兩人大步朝旅團長辦公室走去，軍用皮鞋的後掌跟把地下鋪著的青石板磕得“篤篤”作響，在靜夜中顯得特別清晰。他們走到辦公室門口，推推門，司必靈鎖鎖著，便走到窗前去，往裏看看，黑咕隆咚看不出什麽。田原隨手拉了一下，窗門競被打開了！於是，他伸手進去按亮了電燈。頓時，兩人目瞪口呆：辦公室外間的寫字台（那是副官的）抽鬥隻隻打開，桌上滿是從抽鬥裏翻出來的亂紙、筆記本等，兩個文件櫃也已撬開，裏麵同樣翻得亂七八糟；裏間（旅團長的辦公處）的門開著，可以看見被打開的保險箱門！
田原回過神來，翻窗進屋，握著步槍直撲裏間：“八嘎牙路，小偷的幹活，不許動！”
但裏間空無一人！田原的眼光停留在開著的後窗上，意識到小偷已經跳窗逃跑了，便叫道：“小野，小偷已從後窗逃了！”
小野剛準備爬窗而人，聽見叫聲馬上一個轉身，從走廊跳到院子裏，直奔左側牆角。他剛邁出幾步，就聽見已跳出後窗的田原的怒吼聲：“八嘎牙路，你的站住！”
接著，“嗖”的一聲從牆角竄出一條黑影，直往院牆那裏奔，被小野一個箭步衝過去，橫槍攔住：“站住！”
黑影一愣，一個轉身朝院子中間奔逃。這時，在門口站崗的哨兵聽見裏麵聲音不對，留下大鬆站崗，天穀衝進來幫著擒拿竊賊。黑影見狀不妙，便奔到那頂碩大的銀杏樹下，以驚人的速度爬上樹去。小野、田原、天穀三人將銀杏樹圍住，仰臉望著樹上，他們都黨得好笑：在日軍司令部裏，爬到樹上又有什麽用呢？一吆喝還不下來？弄得火起，撩起來一槍象打鳥兒一樣地打下來！
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月光下，竊賊順著銀杏樹往大殿方向伸展開去的樹枝爬去。銀杏樹距大殿有十幾公尺，樹枝一直伸到大殿頂上，越向前越細，盡頭隻有指頭粗細。按常人的體重，如竊賊體態這樣的角色隻能爬到胳膊粗的部位，再往前準斷。奇怪的是，這個竊賊競一直能往前爬去，樹枝不斷，隻不過微微地往下墜了點兒！
天穀最先發現苗頭不對：“不對頭！他想爬到殿頂上去！下來！下來！”
小野見竊賊無動於衷，端槍就是一下。槍聲響處，子彈擊中了竊賊抓住的那根小孩胳膊粗的杈枝，竊賊抓著斷掉的一大截枝葉，乘勢朝大殿頂上跳去。他雙腳輕輕地落在瓦片上，隨即便如踩著彈簧似的跳起來，順著斜斜的殿頂飛躍而上，轉眼就消失在屋脊後麵。
天穀、小野、田原三人兵分兩路，朝左右兩側巷道奔過去。田原奔到大殿牆角時，隻見竊賊已經逃到殿頂盡頭，他二話不說，端槍便打，但竊賊已經縱身竄越四米寬的巷道上空，穩穩地落在圍牆上！田原見竊賊競有如此能耐，不禁大吃一驚，愣了一愣，待到舉槍打時，對方已經跳到牆外去了。
這時，被槍聲驚醒的衛隊士兵和一些軍官紛紛持槍奔來前院，一問情由，個個大怒，遂衝出旅團部分頭追緝，自然連影子也沒追著。
旅團長鹽田定七少將聞報，匆匆來到前院，命令副官大原少佐清點被竊賊偷走了哪些物品。鹽田定七知道保護現場的重要性，命令除大原外其他人一律不準進屋，自己也不進去，就站在門口，還讓大原戴上白布手套清點。
清點結果，發現被竊以下物品：日元15000元、美元3000元、黃金首飾11件、手槍1支、子彈16發、空白軍用通行證5張。
鹽田定七是個“中國通”，喜歡看中國古典小說，諸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之類的公案小說讀得滾瓜爛熟，他針對竊賊的作案特點，下結論道：“這是個身懷絕技的‘飛賊’！”
副官請示：“長官，怎麽處理？”
鹽田定七稍一沉思，說：“向警察局報警！”
小磯穀局長接到值班室送來的報案記錄，和偵查本部諸成員議了幾句，認為有可能這個“飛賊”就是在德國領事館作案的那個家夥，遂決定由山下文田科長帶人去鹽田旅團司令部勘查。
山下文田帶了四個日本刑警，驅車前往青莊大道547號。現場勘查獲得了完整的腳印和清晰的指紋，山下文田命令一個刑警立即開車送回警察局作技術鑒定。
這次，刑警弄清了竊賊進入現場的途徑，他是在旅團司令部右側的空場一側越牆而人的。越牆的方式令人乍舌：從牆壁表麵留下的痕跡判斷，竊賊是直接踩著筆直的牆角上了牆頭，然後再跳進院內的。
山下文田在攝下牆上的腳印照片後，說：“這是典型的‘飛賊’，台灣島上有刑事犯罪記錄以來，還沒出現過這種類型的盜竊犯。”偵查科長意識到自己麵臨著一個很難對付的對手。
現場勘查另外一個重要收獲是發現了一根一尺半長的、大拇指粗、一頭扁一頭尖的鋼質小撬棒。竊賊就是用這根撬棒把鹽田旅團長的保險箱撬開的。刑警從撬痕發現，竊賊撬保險箱的手法幹脆利索，看來不是第一次進行這種作業了。
山下文田把和竊賊有過麵對麵接觸的小野、田原和天穀召來，請他們回憶竊賊的麵容、體態特征。據三人回憶，竊賊是個身高大約在1.78米左右的高個子，身材瘦長，動作相當靈活，穿一套黑色對襟緊身衣褲，很象走江湖賣武藝的裝束；頭上蒙著一個黑布套套，隻露嘴、鼻、眼幾個口子，因此無法看清麵容。
山下文田幾人回到警察局，已是清晨四點多鍾了。剛打了個盹，技術室送來了鑒定結論：從鹽田旅團司令部現場提取到的指紋、腳印與德國領事館現場的指紋、腳印是同一個人的。
山下文田說：“怪不得在德國領事館找不到竊賊進入現場的痕跡，原來是‘飛’進去的！”
山下文田往小磯穀局長的寓所打電話，報告有關情況，請示是否立刻舉行第三次案情分析會。
小磯穀局長回答：“你們休息幾小時吧，德國領事館兩小時前通知我，上午將從柏林來一位刑偵專家，已獲東京準許參加案件偵查工作。案情分析會等德國專家來了一起開吧。德國人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親密友邦，沒有必要對他們隱瞞什麽。”
四、
德國駐台灣總領事萊因霍德.哈尼斯在領事館遭竊後，由於被竊物品中有德日最新會議內容的文本，深感事態重大，便在10月9日上午10時向柏林德國外交部拍發密電報告此事。
當天下午3時許，萊因霍德.哈尼斯的密電經層層轉呈，被送到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辦公室。根據希特勒親自製定的保密規定，凡是下麵轉呈來的電報函件，一律由秘書先審閱，視重要與否決定是否呈報他本人。值班秘書閱讀這份密電後，認為極重要，於是立刻呈報希特勒。
希特勒閱讀萊因霍德.哈尼斯後的真實反應，現已無資料可查。但從柏林警察局刑偵專家朔爾斯多夫抵達台北後，對總領事萊因霍德.哈尼斯的談話中所透露的情況來看，希特勒對此事甚為重視，並且立刻作出了反應。
據朔爾斯多夫說，他是在公園裏和夫人、女兒一起劃船時被德國國家警察副總監佩爾策派人喚去的。佩爾策告訴朔爾斯多夫，元首剛才打電話給他，說台北德國領事館遭竊賊光顧，被盜物品中有一件是一份重要文件，這份文件的內容影響到德國的對外政策，絕對不能對外泄露。目前，還不知竊賊是一般的小偷還是間諜，但無論是什麽案件，柏林都必須派人去參加偵查。希特勒讓佩爾策立即物色一個出色的刑偵專家：他將親自接見，委以重托。佩爾策想來想去，選中了朔爾斯多夫。當下，朔爾斯多夫隨佩爾策去見“我的元首”。希特勒那時正為霸占歐洲、擴張世界而“日理萬機”，又從安全角度考慮，通常不接見下屬。這次算是例外，但整個接見隻有1分40秒時間。希特勒對警察副總監佩爾策隻看了一眼，連招呼都未打；對朔爾斯多夫則說了一些“必須破案”、“當麵重托”之類的話，臨走送給這位刑偵專家一支鋼筆。
離開希特勒官邸時，佩爾策通知朔爾斯多夫：有關他去台灣偵查案件的事宜，將由外交部通知日本，他不必操心，抵達台北後隻管投入偵查工作就是。他將搭乘送新任命的德國駐台灣總領事斯旦戈爾去上任的專機去台北。
10月10日下午4點20分，朔爾斯多夫在經過13個小時（不包括途中加油）的空中旅行後，抵達了台北。
兩小時後，朔爾斯多夫參加了台北市警察局“德國領事館盜竊案偵查本部”的第三次案情分析會。
朔爾斯多夫被希特勒選中派赴外國破案，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破案本領。三四十年代，朔爾斯多夫是德國名探，主持偵破過許多疑難案件。但是，這位名探接觸眼下這個案件後，一下子懵了：“飛賊”？世界上還有能直接走上垂直的、光滑的牆壁的人？他以西方的眼光來看東方的帶有濃鬱民俗色彩的事物，這種“懵”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這個案情分析會上，朔爾斯多夫以往的敏銳洞察力、準確的思維都沒有了，用現在一句流行語來說，叫“找不到感覺”。
朔爾斯多夫找不到感覺，小磯穀、清河、山下文田等人的感覺卻正到位，一個個高談闊論，弄得專為朔爾斯多夫設的那個翻譯翻得口幹舌燥，滿頭大汗。偵查本部諸人的觀點在經過一番激烈爭論後，終於獲得了統一：“飛賊”是一個身懷中國武術中的輕功絕技的青年或中年男子，從隻盜金器、現鈔而不盜其他價值極巨的中國古玩這一點看來，他對古玩不熟悉，由此可見文化水平很低，但不是文盲，因為他知道盜竊空白軍用通行證；喝了半瓶酒仍能飛簷走壁，說明善飲並酒量不小，也能吸煙；從撬保險箱的手法和作案時的從容態度來看，表明他有作案經驗，但不一定被發現過，因為警方檔案中從來未曾有過關於“飛賊”的記錄。
針對這些情況，偵查本部定下了偵緝“飛賊”的方向：在精通武功的各類中國人中間調查。
案情分析會結束前，對德國來的專家有幾分看不起的小磯穀局長出於禮貌，向坐在一旁一言未發過的朔爾斯多夫詢問道：“朔爾斯多夫先生，您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否妥當？”
朔爾斯多夫說：“我想，要在原本是中國的國土上從中國人中調查中國功夫情況，恐怕光靠日本警察是不行的，還要增添若幹名熟悉當地情況的中國警察。”
一語提醒了小磯穀：“對！對！朔爾斯多夫先生說得對！山下君，你負責從你管轄的科裏挑選6名可靠而又富破案經驗的中國刑警，讓他參加調查嫌疑者，但不準讓他們知道案情。”
“哈伊！”
山下文田當晚即從刑事偵查課的百餘名中國刑警中挑選了6名符合小磯穀交代的條件的警員，連夜把他們召到局裏，親自向他們交代任務：你們六人從現在起組成一個偵查小組，歸我親自領導。從明天起，丟下各人手頭的案子，分頭訪查台北市和台北地區精通中國武術中的輕功的男子的線索。一旦查到，立刻直接向我報告。在參加偵查的這段日子裏，你們六人一律發雙薪，經費另外實報實銷。
這六名中國刑警接受任務後，次日即開始調查。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吃的又是警務飯，有的還是幫會中人，在台北地區熟人多，一天跑下來，匯總來的台北市內市郊的武術好手名單共有16人之多。
山下文田興奮地問：“這些人都能飛簷走壁？”
中國刑警告訴偵查科長，中國武術由於眾多門派關係，許多絕技絕招都是嚴格保密的，輕功也是其中一種，所以武林中人即使有飛簷走壁高來高去的本領，往往對外也是秘而不宣的。這名單上的16人，沒有人看到過他們飛簷走壁，但是，從他們平時所顯示出的功夫估計，武林中人認為他們具有這種本領。
山下文田於是命令偵查本部成員分別對名單上的16人進行秘密外圍調查。刑警化裝成各類角色，秘密調查了兩天，最後獲得的結果如下：其中八人身材明顯與“飛賊”不符；三人年歲已高，即便真有飛簷走壁的本事也“飛”不動了；一人已去香港；兩人近日分別患傷寒症、痢疾，不可能作案；隻有兩人屬於懷疑對象。
這兩人一叫單凡超，一叫普天星。單凡超是個單身漢，以替人挑水為業，30歲，身高1.76米，瘦長體型，據說以前曾在台中地區作過盜案；嗜酒，大約有一頓喝兩斤燒酒的量；精通南派武術，輕功甚好，曾作過站立於漂於水麵的一根扁擔上的表演。
普天星是郊外葷山腳下的大覺寺的和尚，法號廣玉，40來歲，大陸北方人，嵩山少林寺出身，12年前雲遊台灣島，應大覺寺主持挽留待了下來，廣玉和尚精諳武功，尤擅少林輕身術，據說他站在地下縱身一躍，手可觸及大雄寶殿的簷口。但他不遵佛門規矩，食葷、嗜酒，還勾引女人，時常逛窯子，令大覺寺眾僧頭痛。
偵查本部分析：單凡超和普天星皆有疑點，嗜酒自不必說，單就曾犯有前科，以挑水夫的收入自然難以支付酒錢，這就構成作案動機；普的開銷更大了，他在大覺寺職位不高，收入有限，試問花銷錢財從何而來？他終年剃著個光頭，這是否和“飛賊”蒙了個頭套有關？
清河上尉在憲兵隊蠻橫慣了，當下發表意見，主張先把單凡超、普天星逮捕再說。山下文田認為抓兩個中國人好比逮兩隻鳥兒，抓錯抓對都無所謂，自是點頭讚同。小磯穀局長沒參加這個會議，以山下文田的職務，他的意見就是警方的決定。但是，希特勒派來的刑偵專家朔爾斯多夫對此持有異議，他是正宗的歐洲偵探，堅決反對“以捕代偵”，主張先進行外圍偵查，核對過指紋確認是嫌疑人之後才能捕人，山下文田和清河上尉不敢得罪德國人，隻好同意。
山下文田便派中國刑警去秘密提取單凡超和廣玉和尚的指紋。那幾位商量一下，領命而去。單凡超的指紋很容易提取，他住在城內關帝廟後麵的一間小茅屋裏，窮得家徒四壁，出門不用上鎖。刑警待他出門給人挑水時，悄悄溜進屋去，拿走了他劈柴用的斧頭。斧頭柄上留有他右手的五枚指紋。
廣玉和尚的指紋就難提取了，他近日不知什麽原因，一直縮在寺院裏，連喝酒也命小沙彌去外麵打了拿回寺裏喝。而大覺寺規矩甚大，和尚下榻的僧房嚴禁外人涉足，刑警連廣玉和尚的麵也見不到。不過，幹偵探這一行的腦筋都很活絡，幾個刑警湊在一起議了議，很快就有了主意。
這天下午，大覺寺的小沙彌照例拎了瓶子去離寺院不遠的“曉月酒坊”去打酒。店裏的夥計在接空酒瓶時，“一不小心”失手落地摔碎了。夥計忙不迭打招籲，賠了個新瓶子，還塞給小沙彌一包酒糟豆。小沙彌離開後，身穿便服的刑警從店堂後麵閃出來，小心翼翼地揀起了地下的酒瓶碎片。
但是，經台北市警察局刑事技術室鑒定，單凡超、普天星的指紋與“飛賊”在兩處作案現場留下的指紋明顯不符。這樣，偵查本部就把這兩人排除了。
隔了一天，偵查本部又獲得了一條線索：台北市西南側的台北縣城有一個賣膏藥的“癩痢頭阿二”也是一個身懷輕功絕技的角色。“癩痢頭阿二”名叫董博貴，35歲，台北縣人民，以賣跌打損傷、風濕止痛膏藥為業。他自幼拜台北八卦掌名師經八爺為師，這經八爺據說曾是清朝台灣總督的貼身保鏢，武功卓絕，尤精輕功，他每夜睡覺不上床，而是飛身上梁，在粱上過夜。董博貴跟經八爺學了5年武功，自己又練了二十年，據說已練得身輕如燕，飛簷走壁如履平地。他有一次在台北縣城有名的“富春閣”喝酒，喝得爛醉如泥，癱在樓上一個角落裏睡覺，店家未發覺，鎖門打烊而去。“癩痢頭阿二”到下半夜醒來，見樓門已被鎖住，遂抱了喝剩的半壇酒，從三樓窗口一躍而下，雙腳落在鋪地的石板上，連個趔趄都沒打！
山下文田接到這條情報，馬上派日本刑警兵部真一郎、中國刑警唐誠、謝穀林三人化裝前往台北縣城秘密調查。三個刑警來到台北縣城，問了路人，知道“癩痢頭阿二”專在城隍廟打拳賣藥。他們便去城隍廟，卻未見有什麽打拳賣藥的場子。唐誠向一個擺水果攤的老頭子打問：
“老伯，常在這裏賣膏藥的董博貴今天怎麽不見了？”
“董博貴？哪個董博貴？……哦，你說的是‘癩痢頭阿二’！嘿嘿，他最近一段時間不會來賣膏藥啦！”
“怎麽的？”
“聽說他新近發了一筆財，想討個婆娘，昨天動身去玉山那裏，想出錢向高山族入買個姑娘。”
“哦！晤，‘癩痢頭阿二’這筆財是怎麽發的？”
“這個可不知道！我隻聽他說新近得了一大筆錢，還有日本人、美國人的鈔票，好像數目很大，上萬呐！”
兵部真一郎聽到這裏，和唐誠、謝穀林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作著無聲的思想交流：日元、美元，尋常百姓是無法獲得的，況且“數目很大”，“癩痢頭阿二”可疑！
兵部真一郎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還帶點閩南口音，當下便開腔問道：“老伯，‘癩痢頭阿二’家住什麽地方？”
老頭說：“他沒家，平時就住在城隍廟的戲台下麵。”
三個刑警便悄悄鑽到戲台下麵去檢查，指望能搜到贓物，最起碼也獲得一件有“癩痢頭阿二”清晰指紋的物品。但是他們失望了：戲台下麵除了一床破舊被褥，什麽也沒有。
兵部真一郎返回台北市內向山下文田報告了調查情況。山下文田立刻去見小磯穀局長，提出向台灣全島各警務機構發出《協查通知》，同時派人急赴玉山，一路訪拿“癩痢頭阿二”。
之後一連三天，盡管偵查本部上上下下忙得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但卻未調查到一點線索。訪拿“癩痢頭阿二”的那路人馬，也無消息。
第三天晚上，小磯穀、山下文田、清河和朔爾斯多夫聚在一起開碰頭會。朔爾斯多夫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朝翻譯嘀咕了幾句德語。翻譯對小礬穀三人說：“他說，被盜竊的物品中有金碗、金幣等古玩，案犯可能會銷贓，是否已對有關店鋪進行了布控？”
話音剛落，山下文田失聲叫道：“哎呀！怎麽忘了這一點哪！”臉色頓時變得通紅。
小磯穀局長也鬧了個大紅臉，稍停下令道：“通知下去，即刻對全市所有的古玩店鋪、典當、錢莊進行布控，但凡發現有人典賣金碗、盒幣的，立刻扣住，急報警察局！”
山下文田將小磯穀的命令下達下去後，幾個人繼續分析案情。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兩個鍾頭，忽然門口一聲“報告”，叫得眾人一驚。山下文田站起來一看，是手下一個日本刑警科長鬆本，他剛想發作，忽然看見對方手裏拿著一塊金燦燦的東西，心念一動，問道：“鬆本，你手裏拿的是什麽？”
鬆本報告道：“我科裏的兩名刑警奉命去通知東條大街上的三家古玩店鋪布控，通知到第三家‘煙波雲海齋’的時候，該店掌櫃錢琛殊說他的店裏10月9日已收購了一枚袁世凱金幣，刑警深感事態重大，就連幣帶人都弄來了，這是金幣。”
山下文田拿來一看，果然是一枚和銀元一樣大的金幣，上麵一麵是袁世凱頭像，一麵是“中華民國元年”的隸體字。小磯穀、清河、朔爾斯多夫三人也拿過去看了看，點點頭，個個臉綻喜雲。無疑，這是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
小磯穀說：“把古玩鋪掌櫃帶進來，對他客氣一點，不要嚇著他。”
錢琛殊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大胖子，廈門人，說一口帶有閩南口音的國語，他坐在沙發上，抽著警察局長給他的香煙，對收購金幣一事作了陳述。所他說，這枚金幣是10月9日下午購進的。前來售出金幣的是一個穿著闊綽、長瓜臉上有著一張略向右歪的嘴巴的年輕少爺，此人說一口本地話，嗓音很響。店裏接待他的夥計不知這枚金幣的稀珍，因不是古玩而拒收，對方便破口大罵起來。聲音驚動了錢琛殊，出來一看，他是識貨的，馬上表示願意購下，開價80元大洋。對方嫌少，幾番議價，最後以200元大洋成交。
小磯穀聽錢琛殊說完，拍著他的肩膀說：“此事的與你關係的沒有，你的協助警察局的找到這個人，將獲利大大的獎賞！”
錢琛殊知道金幣是要不回來了，哭喪著臉道：“獎賞我不敢想，太君抓到那個人後，能替我追回200元銀洋，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小磯穀許諾隻要找到那人，立刻給他200元。錢琛殊大喜，匆匆告辭而去。
偵查本部隨即派人把金幣送往德國領事館，請因還未追回德日記錄本而不能回德國的前總領事萊因霍德.哈尼斯辯認是否是他失竊的。萊因霍德.哈尼斯經辨認，說正是他所失竊的那枚。
偵查本部來了勁，連夜製定了尋找“歪嘴人”的措施。山下文田發號施令，決定次日安排250名警員在台北全市查緝嫌疑人“歪嘴”，連夜讓人刻印關於“歪嘴”體態、特征的材料。
次日上午8點鍾，250名警員在市警察局大禮堂集中，山下文田正準備登台講話交代任務時，忽然接到門口警衛室的電話，說有個名叫錢琛殊的老百姓求見。山下文田一聽，估計錢琛殊十有八九找到線索了，便命眾警員待命，自己去接見錢琛殊。
錢琛殊一見山下文田，便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話不連貫報告道：“太君……太君，那個……那個賣金幣的找到了！”
“哦！”山下文田聞言大喜，轉動著眼眼珠子：“你詳細說說！”
原來，錢琛殊昨天晚上從警察局回去後，想想此事非同小可，不僅僅關係到那200元大洋，還和自己開的店鋪和自家性命相連，日本人如若找不到那個“歪嘴”，惱羞成怒一翻臉，作興就會封店抓人。因此，錢琛殊叫起已經睡下的學徒，命他們立刻去把全體店員、學徒叫來店裏，他有急事交代。一會兒，全店11人來齊了，錢琛殊便把情況攤明，讓眾人明天都上街去訪查那個“歪嘴。”
錢琛殊話音方落，一個姓孫的店員說：“那個‘歪嘴’我時常在小南門一帶碰到，每天早上總去‘萬春茶館’喝茶”。
錢琛殊聞言大喜，隨即又有些懷疑：“你是怎麽知道的？”
“老板，我到您這裏來之前，是‘萬春茶館’的賬房先生。”
於是，錢琛殊便決定明天一早親自和眾人一起去“萬春茶館”附近轉悠。當晚，眾人都擠宿在店裏。
今天早晨，錢琛殊一行便去小南門“萬春茶館”，幾個人在裏麵喝茶，另外幾個人在附近馬路上轉悠。7點鍾不到，果然見那“歪嘴”大搖大擺走進茶館，步上二樓，獨占一副臨窗座頭，要了一壺花茶、幾碟小吃，篤悠悠地享用起來。
錢琛殊覷得真切，確認是出售金幣的那位，便指使孫姓店員去向老茶客打聽“歪嘴”的身份。孫某去了一會便回來了，向錢琛殊耳語悄言，密報結果：“歪嘴”姓秦，是“德泰米行”的小開，人稱“花王秦少爺”，是妓院常客、暗娼密友，另外還霸占著七八個有夫之婦和寡婦。
錢琛殊原來打算當場仗著人多勢眾把“歪嘴”扭送警察局，但一聽此人是“德泰米行”的小開，便打消了主意。此話怎講？原來“德泰米行”的老板泰幅乃是台灣洪幫中的高輩份人士，手下門徒頗多，三教九流都有，連警察局、“鴨機關”裏都有他的徒子徒孫。這等角色，以錢琛殊一個古玩商人，自然不敢招惹。
當下，錢琛殊便吩咐孫某等人暗暗盯著秦“歪嘴”，自己悄悄出門而去，雇了輛三輪車直奔警察局。
山下文田聽錢琛殊一番訴說後，笑道：“幫會的，我們不怕！”遂傳下命令，派12名刑警前往“萬春茶館”拿人。
刑警受命，即刻出動，警車、摩托車一路警報長嗚，風馳電掣直駛小南門“萬春茶館”。下車以後，8名刑替分別把守茶館和外界的通道，4名刑警衝上二樓，直撲“花王秦少爺”，將其掀翻在地，扣上手銬，押了就走。
五、
“花王秦少爺”被押到台北市警察局後，山下文田和清河上尉親自提審。
四名日本刑警把“花王秦少爺”押進審訊室，上麵二位尚未開口，他已經咧著歪嘴大呼“冤杠”了。
山下文田喝問：“你的，叫什麽名字？”
“秦汝男。太君，我冤枉哪！”
“你冤枉什麽？”
“我沒做什麽壞事，我是良民哪！太君明鑒！”
清河上尉亮出那枚金幣：“秦汝田，這個，是你賣給古玩店的？”
秦汝男定睛一看，鬆了一口氣：“是的，是我上幾天賣給‘煙波雲海齋’的，賣得200元銀洋。”
“很好，你的說實話，刑罰的不上。現在你說，這枚金幣是從哪裏來的？你隻要說出是誰給你的，馬上放你回去。”
秦汝男是個五短身材的胖子，一看就知道不是“飛賊”，因此斷定這枚金幣是他從別人手裏得來的。
秦汝男交代金幣是他上個月去福州走親戚時從一個不相識的人那裏買下的，帶回台北後因手頭緊，就賣給古玩店了。山下文田一連問了三遍，他都是這樣回答。
清河上尉哪有這份耐心，憲兵本色畢露，拍著桌子大叫：“秦汝男，你的良心大大的壞！拉下去，皮鞭的抽！老虎凳的上！”
秦汝男挺過了皮鞭，抽得皮開肉綻猶堅不吐口，但是一上老虎凳就求饒，大叫“願招”。
招供內容大大出乎偵查本部的意外：秦汝男稱這枚金幣是他從福州購得的10枚偽造金幣中的一枚，另外九枚尚未出售，藏於家中。
山下文田把金幣在手裏又是掂又是捏的仔細檢查，似信似疑道：“這會是假的？”
秦汝男說：“太君如若不信，可以用刀子剖開查看。”
清河上尉用小刀在金幣表麵試著劃了一下，果真把一層大約1毫米厚的金殼劃開了，裏麵是鉛片。
刑警又趕到秦家去搜查，果然又搜得九枚一模一樣的假金幣。
這樣，秦汝男的疑點排除了。但是，警察局還是沒放過他，以“販賣黃金”的罪名把他關了起來。最後，他的老頭子秦幅花了100兩黃金才把他贖了出去。
偵查工作擱淺了。
這時，距案發日期已經十餘天，柏林方麵惦著那個筆記本，頻頻來電向德國領事館詢問破案情況。東京方麵也怕筆記本泄密招來蘇聯對日本的“不良反應”，所以也拍來電令催辦，急得偵查本部幾人頭頭腦腦坐立不安，六神無主。
這時，柏林來的刑偵專家朔爾斯多夫提出了一個新見解：是否物色一個台灣本地出生的中國偵查高手參加破案？
小磯穀局長請教道：“什麽理由？”
朔爾斯多夫說：“我此刻也說不上什麽理由，但是我有這樣一種直覺：這個案子隻有在中國人手裏才破得了。順便說明一下，在成長期的偵探生涯中，直覺從未欺騙過我！”
小礬穀、山下文田、清河幾個反複討論下來，在找不到其他更穩妥的方案的情況下，終於抱著試一試的心理，決定采納朔爾斯多是所提的方案。
台北市警察局的中國刑警中，沒有一個是偵查高手。小磯穀亭人隻好商量從外地警察局臨時借調，挑來挑去，最後選中了基隆市警察局的鄭宗侃。
鄭宗侃，41歲，出生於台南縣，據傳是鄭成功的後裔。鄭宗侃出身捕快世家，其祖上四代都在清朝台南縣、台北府及台灣總督衙門當捕快頭目。到鄭宗侃的父親鄭寬俠，因中國和日本訂立了《馬是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台灣後成立了各地警察局而受雇於台南縣警察局，擔任探長。鄭宗侃可能受他那些偵探祖宗的遺傳影響，對偵探這門職業情有獨鍾，從台北中級學堂畢業後，考上了東京高等警察學校，專攻刑偵專業。
鄭宗侃從日本留學回台灣後，去距台北四十公裏的基隆市警察局當了一名刑警。十五年中，鄭宗侃參加和獨立偵破了許多刑事案件，其偵查才能引起日本上司的注意和器重，予以提拔重用。
1936年5月，鄭宗侃應東京警視廳之邀，以刑偵專家的身份赴東京參加轟動全日本的“東京灣係列碎屍案”的偵查，以獨特的見解為最後破案提供了方向，被日本報紙譽為“支那神探”。
鄭宗侃從日本返回基隆後，被任命為基隆市警察局刑偵大隊大隊長。他是當時台灣各地警察局中唯有的一個任大隊（科）正職長官的中國人。
鄭宗侃從基隆趕往台北，向“德國領事館盜竊案偵查本部”報到的日子是10月23日。當天下午，偵查本部就向他詳細介紹了案件和偵查情況。
鄭宗侃的第一個觀點是：“癩痢頭阿二”不是嫌疑犯。因為憑特殊技能作案的案犯，他既然考慮到隱蔽手法（如頭蒙黑布套）防止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必然會考慮到“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問題，因此決不會在台北作案，而必定會跑得遠些下手，比如去基隆、嘉義等地。所以，“癩痢頭阿二”肯定與“飛賊”案無關。
當時，除了朔爾斯多夫，其他如小礬穀、山下文田、清河上尉等等對鄭宗侃的這一觀點都不以為然。但是，當天晚上發生的情況就證明鄭宗侃的判斷是準確的——
晚上8點鍾，去玉山追捕“癩痢頭阿二”的刑警向偵查本部發來一份電報，報告“疑犯董某已被捕，正在訊問中”。
心存僥幸的小磯穀正指望“癩痢頭阿二”供認是“飛賊”時，午夜時分偵查本部接到了市警察局值班室轉達的報案消息：“正金銀行”發現“飛賊”作案，保安人員追捕未著。
至此，小磯穀局長不得不承認“癩痢頭阿二”不是“飛賊”。由此，他對鄭宗侃開始另眼看待，所以在下令讓偵查本部派員去“正金銀行”勘查現場時，特地關照要讓鄭宗侃出馬。
偵查本部出動了10名刑警，由山下文田領頭。朔爾斯多夫因勞累加水土不服，病倒了；清河上尉喝醉了酒，在警察局的值班寢室裏沉沉大睡，叫也叫不醒。
路上，山下文田對鄭宗侃用日語說：“鄭君，這回看你的了！”
鄭宗侃也說日語：“盡力而為吧！”
山下文田苦笑，改說中國話：“不瞞鄭君說，對這個案件，借用你們中國人的一句成語，我已經是黔驢技窮了。因此，全靠你了！”
鄭宗侃點點頭，沒有吭聲。
這時，警車抵達“正金銀行”。這是當時日本在台灣開的一家銀行，總經理名叫真光彥四，最近回國辦事去了。也許是總經理不在的原因，或者是該行開張18年以來從未出過任何案件的緣故，晚上值勤的保安人員玩忽職守，擅離崗位，幾個人聚在大門內的警衛室裏喝酒聊天，直到警鈴驟響才慌忙奔往金庫。
金庫位於銀行大樓後麵的一幢獨立兩層小樓內的地下室裏，
有兩個進出口，一個就在小樓內，另一個通過地道直通營業大廳。後一個通常隻作為取款、解款的進出口，平時不使用。一般工作人員出入金庫，都從小樓走。小樓內應當晝夜有人值守，但是今晚由於保安人員離開了，所以給竊賊有機可乘。四名保安人員奔到小樓前，發現樓門已經開啟（後來知道竊賊先光顧總經理辦公室竊取了鑰匙），便直撲進去。然而，金庫的鐵門完好無損，上麵的封簽也依然好好的，表明竊賊還未打開過。可是，竊賊卻不見了！
從時間推斷，竊賊在聽到腳少聲才意識到被發覺時，已經來不及逃出小樓了，因此，他多半是竄上樓躲起來了。四名保安人員遂分為兩路，兩人上樓搜索，兩人出去守候，以防竊賊跳樓逃遁。
上樓搜索的兩人在樓上五間屋子裏轉了一圄，沒見竊賊的影子，不禁覺得奇怪。其中一人走到窗口前問下麵的同伴是否發現什麽異常情況，下麵答稱沒發現。就在這時，那人無意間發現窗台上有一個腳印！他把頭探出窗外一看，窗框右側一尺遠處就是從屋子平頂上伸下來的水落管子，於是恍然大悟，遂大聲叫道：“他在屋頂上！”
話音剛落，一條黑影從屋頂上飄然落下，“噗”的一聲落在地上。底下守候的那兩個保安員定睛一看，“飛賊”是個瘦長個子，身穿玄色緊身衣褲，頭蒙黑布套。“飛賊”雙腳落地後，未作停留，一個側身就往大樓和院牆之間的巷道急奔。保安員一看，一邊緊追，一邊鳴槍示警，大叫：“站住！不許動！”
“飛賊”聽見槍聲，似乎愣怔了一下，隨即把手伸向懷裏，拔出手槍反手回擊。連打三槍，兩槍打在院牆上，一槍擊中一名保安員的右小腿，負傷倒地。另一名保安員見“飛賊”競有手槍，不敢大意，連忙縮到牆角後麵，想打巷戰。不料“飛賊”乘這個當兒直竄到前麵大院（那裏的院牆上未架設鐵絲網），“嗖嗖嗖”踩著牆壁上的2.8米高的牆頭，往下一跳便消失了。
山下文田、鄭宗侃等一行抵達“正金銀行”聽有關人員詳細介紹過上述隋況後，立刻分頭勘查現場。
鄭宗侃帶領四名刑警負責勘查通往金庫的小樓。鄭宗侃仔細觀察過現場後，指示刑警提取了腳印和指紋，對情況初步判斷如下：“飛賊”以鑰匙打開小樓大門後，直奔金庫門口，仍以鑰匙去開門。但金庫門上的是定時鎖，未到預定的時間，即使用鑰匙也無法打開，反倒觸動報警裝置。“飛賊”正在撥弄時，忽然聽到外麵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料想已被察覺，這時他已來不及往外逃了，於是慌忙竄上二樓，順著水落管子爬上樓頂想躲過搜捕後再遁身，不意留在窗台上的腳印暴露了他的行蹤，隻好動槍突圍。
鄭宗侃要弄清的第一個問題是：“飛賊”所用的金庫鑰匙是哪裏來的？他向聞訊趕來的日本襄理打聽銀行一共有幾把金庫鑰匙。對方答稱共有兩把，分別由總經理和金庫庫長掌管。鄭宗侃又問了兩人的行蹤，斷定總經理那裏出了問題，便說：
“你派兩個人去總經理辦公室看一下，估計‘飛賊’先已光顧過那裏了。”
襄理派人去一看，總經理辦公室果然已被撬竊。鄭宗侃便去總經理辦公室勘查，那裏的保險箱已被撬開，金庫鑰匙就從此處獲得，箱內的文件、賬本還在，黃金、珠寶、現鈔之類未見，不知總經理本來就未存放呢，還是存放了而被“飛賊”席卷一空了。另外，屋角的酒櫥也被動過了，“飛賊”和光顧德國領事館時一樣，開了一瓶洋酒（白蘭地），喝了大約半瓶，是倒在高腳酒杯裏喝的。
鄭宗侃勘查完總經理辦公室現場時，山下文田那邊也勘查結束了，獲得了腳印、手槍子彈彈頭、彈殼等遺留物。
淩晨三時，山下文田一行返回市警察局，因要對腳印、指紋、彈頭、彈殼進行技術鑒定，所以定於次日舉行案情分析會。
次日中午時分，技術鑒定結果出來了：現場腳印、指紋與前兩起盜竊案所發現的腳印、指紋相同，係同一案犯作案；彈頭、彈殼係鹽田旅團司令部失竊的那支軍用手槍中射出的。
偵查本部主任小磯穀看了技術鑒定報告，陰沉著臉下令道：“立即舉行案情分析會！”
六、
由於柏林頻頻來電催促，德國刑偵專家朔爾斯多夫從醫院來到市警察局，掛著鹽水瓶參加案情分析會。但是，這位柏林名探並未成為這次會議的主角，主角是中國偵探鄭宗侃。
鄭宗侃在與會刑警紛紛發表並無新意的觀點後，在小磯穀局長和山下文田的再三催促後，總算開腔發言，亮出了一個新觀點：“我認為這個案犯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這個觀點依據是什麽呢？是酒。在10月8日德國領事館案件和昨晚‘正金銀行’案件中，有一個相同的特點：案犯在現場都喝了半瓶酒。我查閱了德國領事館案件的現場勘查記錄和照片，得知萊因霍德.哈尼斯前總領事臥室的酒櫃中，除了幾種外國酒即中國人所說的洋酒，其他十幾種都是中國酒，烈酒、果酒都有；昨晚我在‘正金銀行’現場留心了一下，酒櫥裏所放的酒的品種大致也是如此。這麽多酒，案犯為什麽兩次都選擇‘威士忌’、‘白蘭地’這樣的淡性洋酒喝呢？這是偶然的選擇巧合，還是具有一種必然的規律？”
鄭宗侃轉臉回顧，眼光在眾人臉上掃視，似在尋找讚同者。眾刑警在座位上竊竊私議，山下文田則連連點頭，小磯穀局長興奮地說：“說下去！說下去！”
鄭宗侃微微一笑，繼續從容不迫侃侃而談：“按中國人的習慣，一個人如果在進行作案一類的極不平常的大事時還抓緊機會喝酒的話，那麽這個人一定是個酒鬼，而且是個了不起的酒鬼。但是，一個人如若熬到酒鬼這個稱號了，他的酒量一定很不錯。而中國人的慣例，這種人都是喝烈酒的，他們對果酒、啤酒不感興趣，對洋酒，通常更是不能接受。真正外國釀製的‘威士忌’、‘白蘭地’我都喝過，以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口味，覺得有一股難以接受的異味。所以，在兩個作案現場都喝洋酒的案犯，不是中國人！
“那麽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外國人呢？我估計是一個歐洲人。因為隻有歐美人士，才有在精神緊張的情況下喝‘威士忌’、‘白蘭地’之類淡性洋酒的習慣，藉以幫助安神鎮定。案犯兩次在現場喝酒，原因就在這裏。另外，案犯每次作案都以黑布套蒙住頭部，這是為什麽？我想，他一定想不讓自己的金發碧眼高鼻梁暴露出來，以保護自己。從案犯撬保險箱的手法來看，他是一個慣犯，但是，他在台灣還是首次露麵。他如此頻繁地選擇這類目標作案，估計一是可能急於需要一筆巨款，二是可能是想撈幾把後離開台島回國。”
鄭宗侃一番話語說完，朔爾斯多夫開腔了：“鄭先生的分析不無道理！看來我主張請中國刑警參加破案的主意是準確的。隻有中國人，才知道自己民族的習慣。拿作案時喝酒來說，這在德國的犯罪分子中是不足為奇的，許多罪犯為達到鄭先生所說的安神鎮定的目的，作案前還特地帶上酒，到現場去喝呢。”
朔爾斯多夫之後，好幾個日本刑警也發言，讚同鄭宗侃的觀點。
山下文田也說：“看來，這次找對了偵查方向。”
一向傲慢的清河上尉也連連點頭，不無感歎道：“鄭先生不愧為‘支那神探’啊！”
小磯穀局長說：“大家議一議，應當從哪幾個方向去查找這個‘飛賊’？由於德國領事館的被竊物品中有萊因霍德.哈尼斯前總領事的絕密文本，這個‘飛賊’是不是間諜或者與間諜有聯係的人？”
朔爾斯多夫說：“我估計‘飛賊’與間諜無關，他盜竊文本多半是為了那個裝文本的皮包，他需要皮包來裝金碗、鈔票等贓物贓款，就把皮包裏的文本一起盜走了。”
眾人圍繞這個問題議了一會，都讚同朔爾斯多夫的分析。於是，把議題轉到小磯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上。議了好一陣，最後終於定下了偵查方向——
第一，從目前在台灣的歐洲人中間開展秘密調查，重點是查流浪漢、歐籍工人、大學生。如上述對象中查不到線索，可以擴大到歐籍軍人、技術人員和外交人員。
第二，為防止“飛賊”攜帶贓物離島脫逃，須加強各港口、機場對離島歐美籍人員所攜行李的檢查。
第三，“飛賊”第三次作案未達到目的（“正金銀行”總經理真光彥一已從日本發來電報，稱他的保險箱中無現鈔和其他值錢的物品），估計他仍會在近日內作案，所以宜采取守伏方式擒捕。可抽調警員在台北全市銀行、大商店值夜守伏。
偵查進行到第三天，一個歐籍流浪漢進入了偵查本部的視線。這個流浪漢是白俄羅斯人，名叫安德列.布特朗斯，江湖上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會飛的魔鬼”。沒有人留意到這個“魔鬼”是幾時“飛”台灣島上來的，當人們發現有一個白俄瘦高個子在市內轉悠著拉小提琴求乞時，他已經成為台北地區大約百十名歐美籍流浪漢的頭兒了。
安德烈.布特朗斯表麵上以拉小提琴求乞謀生，但刑警發現，他卻過著富裕的生活，每天四餐都是在飯館裏吃的，而且每餐都須酒，喝的是洋酒。
由於安德烈.布特朗斯的外形、腳碼與“飛賊”相似，所以偵本部決定把他作為重點對象進行調查。山下文田下令：提取他指紋！但是，這個“會飛的魔鬼”的指紋比廣玉和尚難提取：他整天戴著一副白色薄絨布手套，連拉小提琴、喝酒進餐都不脫下來。幾個刑警化裝盯了他三天，竟無法搞到他的指紋。
這是不是“做賊心虛”的表現？偵查本部對他的興趣更加濃了。經過商量，刑警決定另辟蹊徑進行調查。偵查本部派一名通英語、俄語的日本刑警，化裝成流浪漢，和幾個歐洲籍流浪漢起混了幾天，很快就弄清了安德烈.布特朗斯的有關情況——
安德烈.布特朗斯，49歲，白俄羅斯明斯克市人，出身一個貴族家庭，蘇聯“十月草命”前曾做過跳高、跳遠運動員。“十月革命”後，困其家裏遭到衝擊而參加“暗殺團”，殺死過契卡人員，不久遭通緝而逃離明斯克參加反政府軍隊。失敗後，安德烈.布特朗斯逃往法國，參加雜技團，表演高空走鋼絲和空中飛人節目，後因為一個女演員和老板爭風吃醋，殺死兩人後逃來亞洲。他的這段曆史，被人添油加醋說得神乎其神，為他博得了一個“會飛的魔鬼”的綽稱。“會飛的魔鬼”是今年6月中旬從越南河內經香港來台北的。
山下文田聽取那個日本刑警的匯報後，認為安德烈.布特朗斯十足可疑，當即下令拘捕這個白俄流浪漢。這天下午，當“會飛的魔鬼”在市內大川公園門前拉小提琴時，發現被他吸引過來的觀眾特別多，不禁精神大振，拉得特別起勁。不料，當他一曲方罷，正待摘下禮帽討錢時，從圍觀人群中倏地竄出十來條漢子，把他團團圍住。他還沒意識到是怎麽一回事時，一副手銬已經扣在他手腕上。這時，停在不遠處的警車也開過來了，便衣刑警把他推上車，開了就走。
偵查本部抓了“會飛的魔鬼”，卻未提審，因為經鑒定，他的指紋與“飛賊”的指紋明顯不符。但是，警察局並未釋放他，直到“飛賊”落網後，才把他驅逐出島，送往香港。
從10月26日至11月4日這10天中，偵查本部出動上百名警員，在台北全市所有歐籍人士中進行了嚴密的調查，但除了“會飛的魔鬼”外，未再發現其他線索。
偵查本部的幾個頭目把希望寄托在“守伏”的那條線上。守伏線由鄭宗侃負責的，他親自跑遍台北全市，選出了19家估計會被“飛賊”作為作案目標的銀行、商店，每天晚上每家派兩名警員穿了便衣前往蹲守設伏。10天下來，“飛賊”沒有露臉。又過了三天，“飛賊”仍不見影蹤，正當小磯穀等人沉不住氣的時候，11月8日晚上，“飛賊”露麵了！
事後，小磯穀等人十分佩服鄭宗侃的眼力，因為“飛賊”果真撞進了他所設定的圈子裏。這天晚上，“飛賊”光顧的是“亞細亞鍾表公司”，這是鄭宗侃幾經踏勘後，選中的19個守伏點中的最後一個。
“亞細亞鍾表公司”是台北商人黃澤強開的，號稱公司，其實規模並不大，而且和所有的鍾表店鋪均不同的是該公司開在“倍福大樓”的8樓。“倍福大樓”是一幢14層建築物，這在三十年代的台北已是少有的高層建築了，10層以上是住戶，1層至9層是一些不開門麵的公司的寫字間。“亞細亞”不知出於什麽動機，租下了8樓的一部分，開了鍾表店鋪，十幾年來生意竟然一直很好，錢鈔著實賺了不少。正因為如此，鄭宗侃決定把“亞細亞”也作為一個守伏點。
11月8日，距“飛賊”首次露麵正好一個月。這天晚上輪值的是偵查本部日本刑警鬆本和參加偵查的六名中國刑警之一的老黃。兩人晚上8點鍾進入崗位——躲在鍾表公司靠近門口的一個角落裏，從守伏點望出去，可以看清從電梯到公司門口一塊空麵積的全景。按照預先的設想，守伏者是等“飛賊”撬開大門溜進店堂後，出其不意堵住退路，然後再將他逮捕。
在這兩個星期中，鬆本、老黃已經第五次輪到在“亞細亞”通宵守伏了。這種守伏單調而寂寞，人縮在那裏又不能隨便活動，而且重要的是根本不知道“飛賊”是否會光顧，很有可能是白熬夜白辛苦。兩人守到午夜時分，已經精疲神盡，哈欠連連。他們平時都不抽煙，困守伏需要從偵查本部領了一包“哈德門”香煙，這會兒熬不住了就抽了起來，以驅除瞌睡困擾。
抽了兩支香煙，鬆本、老黃又點燃了第三支。剛抽了幾口，忽然，外麵的燈光熄滅了。老黃連忙扯了下鬆本的衣角，兩人幾乎同時掐滅了香煙，黑暗中互相對視了一眼，無聲地向對方提醒：“飛賊”來了？！
兩人朝外麵觀察，不禁暗吃一驚：不知幾時，門口已出現了一條黑影，瘦長個頭，頭蒙黑布套，和曾經幾次出現過的“飛賊”特征相符！
黑影在門外稍一停頓，似是在諦聽動靜，隨即開始撬門鎖。他的手法很熟練，片刻工夫，也沒出多大的聲響，就把門鎖撬開了。大門被推開了一條尺把寬的縫，“飛賊”探進頭，東張西望了一會，無聲無息地閃了進來。反手把門關上。
“飛賊”開始往裏走。後來想想，幸虧“飛賊”蒙了布套，因為這多少影響他的嗅覺功能，使他在走進大約5米距離後才發現不對頭——店裏有一股新鮮的香煙味！“飛賊”象聽到一聲緊急口令似地突然駐步，接著，他大概由此分析出中了埋伏，身體受驚般地抖動了一下，轉身朝門口竄。然而已經晚了，刑警老黃如下山惡豹一般倏地撲向門口，亮出手槍：“不許動！”
“飛賊”似是料到老黃不會開槍，沒理會這聲吆喝，一個急轉身朝裏麵逃去。背後，鬆本叫著“八格牙路”緊迫不舍。“飛賊”輕鬆地一個“旱地拔蔥”躍上一張櫃台，然後輕輕一點，躍下，雙腳還沒沾地，櫃台已被鬆本推翻，他算是讓得快，才沒被砸著。但是，這一著使他打了個趔趄，剛拔在手裏準備射擊的那支軍用手槍被精通格鬥術的鬆本一掌砍在手腕上震飛！
“飛賊”和鬆本似驢牽磨似地在幾十平方米的店堂裏轉奔，一個逃，一個追。老黃按照事先商量的牢牢把守門口，寸步不離。鄭宗侃在踏勘這個守伏點時認為這是8樓，離地麵有20多米，縱然“飛賊”本事了得也斷然不敢往下跳。所以，他吩咐一旦“飛賊”人內，隻消把住大門，就肯定能拿住。
鬆本雖然年輕力壯，訓練有素，但在奔跑方麵的耐力和靈活裎度當然不敵眼前這個能“飛”的竊賊，轉了一會，他的速度明顯慢了下來。“飛賊”利用這個機會，突然打開了一扇靠馬路一側的窗子。
鬆本見了，又好氣又好笑，幹脆停了下來，隔著幾張櫃台，用英語說：“你又想‘飛’了？好啊，我不追你了，有本領你往下跳吧！”
“飛賊”真的探頭往窗外下麵看，鬆本乘機跳上櫃台，猛撲過去。但“飛賊”是何等機警，聽見聲響早已閃騰開去，令鬆本撲了個空。
警察和竊賊之間重新開始一場追逃。但“飛賊”對此似已失去興趣，當他又一次轉到先前打開的那扇窗子前時，突然一躍而起，手在窗台上撐了一下，整個人穿窗而出，往下跳去！
此舉令鬆本、老黃大大吃驚：這家夥難道真不惜冒喪命之虞而拚死一逃？兩人雙雙撲到窗口，往外一看，不禁瞠目結舌：“飛賊”利用剛才探身往外看的極短促的機會，在窗框上係了一根帶來的繩子，攀繩而下；繩子長度僅到四樓，他此刻已下到四樓窗台上，正準備往下跳！
“開槍警告！。”
老黃往下麵打了一槍，子彈在“飛賊”很近的位置掠過。這一槍使他吃驚不小，於是改變主意，猛地一肘撞碎玻璃，鑽進了四樓寫字間。
下麵沒設埋伏，兩個刑警慌忙往樓下去。當他們趕到四樓時，那個寫字間的門敞開著，但“飛賊”已經不在了。
“快追！”
鬆本、老黃趕到下麵，馬路上空無一人，“飛賊”已經不見影蹤了！
七、
偵查本部接到鬆本的電話報告，山下文田、清河上尉立刻率領十幾名刑警驅車直抵“倍福大樓”。
鄭宗侃的那天晚上未在偵查本部值班，住在市警察局招待所，等他接到山下文田的通知騎著一輛機器腳踏車趕到“亞細亞”時，鬆本、老黃兩人正站得畢端畢正聽山下文田大發雷霆訓斥。他們顯然已經挨過“教訓”，一個嘴角流血，一人臉上印著紅杠。
鄭宗侃開口解救了他們：“山下科長，現場著過了嗎？”
一語提醒了山下文田，又罵了兩聲“八格牙路”，一揮手下令道：“上樓去，勘查現場！”
刑警在“亞細亞鍾表公司”的門口發現一根大約尺半長、指頭粗、一頭扁一頭尖的鋼質小撬棒，“飛賊”就是用這根撬棒撬開門鎖的。接著，又在店堂裏找到了那支被鬆本一掌砍飛的軍用手槍，一看槍號，正是鹽田旅團司令部失竊的那支。
第三個發現是係在窗框上的那根繩子。這繩子有指頭粗，白麻擰成的，兩頭斷口處有齊嶄嶄的斷截麵，像是用利器砍斷的。負責攝影的刑警拍過照片後，另一個刑警想解下繩子，鄭宗侃說：“別動！讓我看一下。”
刑警閃開，鄭宗侃湊到繩子前，對著係住窗框的繩結反複觀察，看了又看，好一陣才親自動手解下，把繩子收起來，紮緊了放在一個紙口袋裏，召來那個被山下文田打得嘴角流血的刑警鬆本，對他耳語了幾句，把紙袋遞給他，後者匆匆而去。
由於技術鑒定的原因，加上小磯穀局長和朔爾斯多夫都不在，所以案情分析會延至次日中午才舉行。
朔爾斯多夫在聽鬆本介紹案發時的情況後，拿起那根鋼質撬棒看了一會，說：“記得我剛抵台北所介紹情況時，說過案犯在鹽田旅團司令部現場也遺留過一根這樣的東西，那根還在嗎？”
山下文田點點頭：“在！”遂吩咐助手去隔壁屋裏取來。
朔爾斯多夫將兩根撬棒放在一起，反複比較著看了好一陣，說：“這不是特製的作案工作，而是普通的生產工具。案犯把這東西用過後就隨後丟棄，說明他得來很方便，失去也不會引起懷疑。如此看來，案犯來自哪家規模較大的機械工廠，因為隻有機械工廠才經常使用這種工具，隻有較大的工廠才有很多的這種工具，可以供案犯隨意獲取。”
小磯穀局長說：“言之有理！查一下，台北有哪些機械工廠。”
這時，鄭宗侃開腔了：“不用查了，肯定是基隆船廠！”
基隆船廠？怎麽弄到基隆去了？在場的幾十人都用疑惑的眼光望著鄭宗侃，等待他揭曉謎底。
鄭宗侃站起來，出示一張放大了的照片，上麵是一個係在窗框上的繩結：“諸君請看，這是在‘亞細亞鍾表公司’現場拍攝下‘飛賊’係在窗框上逃離現場時的繩子的繩結。這個繩結的式樣有點特別，通常一般人不會打，更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裏打出來。因此，我懷疑這是一種特殊職業的標誌。從現場回來後，我去救火會，把剛衝擴出的照片給那裏的人看。他們看過後，議論了一陣得出結論：這是海員或者當過海員的人打的繩結。
“勘查現場時，我由於已對繩結引起注意，又發現繩子是舊的，就立刻封進紙袋，交請鬆本即送技術室作鑒定。當我從救火會回來，技術鑒定結論已經出來了。鑒定結論是：繩子中含有鹽、鉀、鈉、氮等成份，說明該繩時常接觸海水，估計是從出海船隻上獲取的。
“根據以上兩個結論，我認為‘飛賊’是一個具有若幹年海上生活經驗的、現在還在當海員的人。因為行前對他的國籍、種族已有比較明確的結論。所以，我又認定他是一名歐洲或者美洲國家的海員。他具有從船上獲取繩子的機會，所以，他所在的那艘輪船在從10月8日到現在的這段時間一直在台灣，不是台北就是基隆。輪船通常是應當在海上肮行的，即使在港口停靠也不過一二天的事，‘飛賊’所在的輪船怎麽會在台灣停泊一月之久？答案隻有一個：這條船在船廠大修！剛才朔爾斯多夫先生的分析又給了我一點啟示，台北沒有大的船廠，隻有基隆才有，所以我斷定‘飛賊’所在的船肯定在基隆船廠！”
鄭宗侃這一番分析真是鞭辟入裏，說得人人點頭。案情分析會決定：立即派20名刑警由山下文田、鄭宗侃帶領，赴基隆開展偵查。
鄭宗侃是基隆市警察局刑偵大隊大隊長，一到基隆就是他的地盤了。當天，他就和基隆船廠的馬來西亞老板取得聯係，弄清楚目前在該廠大修的輪船共有5條，其中10月8日前就已進廠修理的有3條：英國貨輪“克裏斯坦號”、法國貨輪“波拿巴之星號”和墨西哥貨輪“潑賴諾爾號”。這三艘船上的海員全是歐美國家的。
鄭宗侃斷定“飛賊”就在這三條輪船中的一條上。經和船廠方麵聯係，次日，幾名刑警化裝成修理工，和船廠工人一起上了這三條船。他們別的不查，單查船上的繩索，看是否有規格、成色、斷口均和“亞細亞”現場那根繩子所吻合的。這種秘密調查一共進行了兩天，最後終於在英國6500噸級遠洋貨輪“克裏斯坦號”上發現了一根與現場那段繩子完全吻合的白麻繩。
山下文田大喜：“好！‘飛賊’就在‘克裏斯坦號’上！”
偵查範圍從大千世界壓縮到一條輪船上，事情就好辦了。其時，克裏斯坦號”的維修已經結束，隻待油漆幹了就可啟航。船廠方麵在每艘大修輪船修畢啟航前夕，有宴請全體船員的慣例。這次由於偵查需要，船廠應偵查本部的要求，找了個借口提前宴請“克裏斯坦號”的船員。
宴請那天下午，日本國內應台北市警察局的要求，派來了六名刑事勘查痕跡專家，連同台北、基隆雨市警察局的刑事技術鑒定人員，齊集基隆市警察局，等候刑警提取來的指紋進行鑒定。
當天傍晚，基隆船廠宴請“克裏斯坦號”全體船員。三個多小時後，宴會結束。客人剛離開，幾十名刑警就出現在餐廳，把每個客人使用過的刀、叉、勺、杯各用薄紙包起來後，裝進一個個牛皮紙袋，封嚴後對照座位上貼著的姓名一一登記。
半小時後，一輛汽車載著“克裏斯坦號”248名船員使用過的餐具駛往基隆市警察局。經過11名痕跡專家反複鑒定，終於從這些餐具中發現一份指紋與“飛賊”完全一致的。
裝這份餐具的牛皮紙口袋的封簽上，寫著“威廉姆·蘭恩”的姓名。
天明後，山下文田、鄭宗侃在基隆船廠廠長室約見“克裏斯坦號”船長奧尼爾，向對方了解威廉姆·蘭恩的情況。奧尼爾說威廉姆·蘭恩是船上的二等水手，九個月前剛在倫敦受雇於“克裏斯坦號”。奧尼爾船長稱他隻知道威廉姆·蘭恩作為一名水手來說是稱職的，至於是否有盜竊行為那就不得而知了，也沒見過或者聽說過具有飛簷走壁的技能。但這位船長所介紹的關於威廉姆·蘭恩的體態特征與“飛賊”完全一致。
山下文田說：“指紋鑒定已經確證威廉姆·蘭恩是‘飛賊’了，我們決定逮捕他，這一點，船長先生沒有異議吧？”
“是的。”
“謝謝！那麽，請船長先生協助我們。”
山下文田談了偵查本部製訂的逮捕方案：為防止“克裏斯坦號”船員為此發生騷動，請船長找個借口把威廉姆·蘭恩騙到岸上來。
奧尼爾船長點點頭，抓起廠長桌上的電話機送話器（修船期間，船廠給每條輪船上架設了臨時電話，以便聯絡）要通了自己的船，吩咐大副：以給船長搬運船廠贈送的禮物為由，命令水手長叫四名水手上岸來船長室，四人中必須叫上威廉姆·蘭恩，但必須嚴格保密。
對於海員來說，船長的指示就是皇帝的聖旨。不一會，鄭宗侃就在望遠鏡裏看見扶“克裏斯坦號”上下來了四個外國水手。他把望遠鏡遞給奧尼爾船長：“請閣下指點一下，哪個是威廉姆·蘭恩？”
奧尼爾船長看了看，說：“穿灰色西裝、係紅領帶的那個。”
山下文田命令一個刑警：“通知下去，抓灰西裝、紅領帶的那個。”
威廉姆·蘭恩四人走進廠部大樓，船廠的一個職員對他們打了個手勢，說著生硬的英語：“你們船長先生在樓上，請從這邊上樓。”
上樓要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四個外國海員走進走廊後，走廊對麵也走來了四個職員打扮的男子。當他們和外國海員撩身而過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圍住了威廉姆·蘭恩，以熟練的捕俘動作迅速把他製服，扣上了手銬。
與此同時，走廊兩頭各被一群持槍刑警堵住，進口那裏為首的山下文田喝道：“警方逮捕竊賊威廉姆·蘭恩，與其他人沒有關係！”
那三個海員早已大驚失色，哪敢造次？呆呆地看著威廉姆·蘭恩被刑警押走了。
威廉姆·蘭恩被捕後，先被押往基隆市警察局，調換了一副大號白銅手鑄，腳脖子上扣上了一副18斤鐵鐐，然後在幾輛警車押解下，送往台北市警察局。
船廠這邊，鄭宗侃率一批刑警登上“克裏斯坦號”，對威廉姆·蘭恩所住的艙室進行了嚴密的搜查，在皮箱夾層裏搜出了金碗、金幣等部分贓物，又在枕頭裏搜得萊因霍德·哈尼斯的那個皮包，那個筆記本和幾頁匯報提綱均在，裏麵另外還裝著全部贓款。
威廉姆·蘭恩被押到台北後，由小磯穀局長、山下文田、清河上尉三人審訊，新上任的德國駐台灣總領事斯旦戈爾、希特勒派來的刑偵專家朔爾斯多夫到場旁聽。應斯旦戈爾總領事的要求，警察局采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在審訊室外麵安排了雙崗，絕對禁止任何人走近警戒線。
經審訊，弄清了有關情況：威廉姆·蘭恩，46歲，英國人，家住英國伯明翰市第17大街182號。威廉姆·蘭恩的父親是英國皇家陸軍的軍官，曾長期擔任印度占領軍的要職。威廉姆·蘭恩在6歲至14歲這八年間，隨同母親在印度父親處生活。其父對印度的瑜伽術具有濃厚的興趣，為兒子請了一位印度瑜伽高手，讓他習練瑜伽術。威廉姆·蘭恩14歲回國時，已經練就一身瑜伽術中的輕功，平空能竄上2米多高的屋頂，四五米高的牆壁能垂直而上十幾米高處跳下可以不打一個趔趄。之後，他仍時常習練，抓緊不輟。
威廉姆·蘭恩20歲時，父親病死；兩年後母親也車禍而亡。場變故使他家經濟景況一落千丈，他不得不從大學輟學，開始以打工謀生。三十歲以前，威廉姆·蘭恩不知幹過多少職業，飽嚐了人間艱苦。三十歲那年，威廉姆·蘭恩當上了海員，不久和一個理發師的女兒結了婚，在伯明翰安了家。
威廉姆·蘭恩當海員兩年後，由於經濟拮據急於想改變狀況而染上了賭博惡習；差不多是同時，由於老是賭輸，他開始利用自已自幼練就的輕功絕技進行盜竊犯罪活動。在十幾年時間裏，威廉姆·蘭恩利用航海全球的機會，分別在澳大利亞的布裏斯班、新西蘭的惠靈頓、印度的馬德拉斯、馬來西亞的古晉、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墨西哥的蒂華納、希臘的雅典、日本的東京、蘇聯的海參崴、美國的舊金山等三十多個港口城市進行盜竊活動，所竊得的錢財不計其數。
這次，威廉姆·蘭恩所在的“克裏斯坦號”在往台灣運貨後在基隆港停泊，進行大修。威廉姆·蘭恩尋思機會來了，決定大顯一番身手。他是老竊賊了，自然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黑道規矩，便決定不在基隆下手，而去距基隆40公裏的台北市作案。“克裏斯坦號”是貨輪而不是軍艦，大修停航期間對水手的行為不加管束，威廉姆·蘭恩便幾次溜往台北，化裝作案。
據威廉姆·蘭恩供稱，他偷萊因霍德.哈尼斯的皮包是為了贓款贓物，當時未發現裏麵有文件，後來回船後才發現，翻了翻，不識德文，一點也不懂，就仍放在皮包裏，準備回英國休假時請德文的人看後再作處理。
一番話語說得斯坦戈爾總領事頭沁冷汗，背脊抽風，尋思這個案子倘若不是眼下偵破，被這個這個家夥逃離台灣，那就要闖大禍了！
斯旦戈爾總額事當晚便用密碼向柏林拍發了破案、審訊情況，並提出建議：為萬無一失，宜將“飛賊”威廉姆·蘭恩引渡到德國關押、審判。
德國柏林很快來了回電，同意斯旦戈爾的建議，並由德國外交部出麵向日本交涉。幾天後，“飛賊”威廉姆·蘭恩被一架軍用專機載押德國。不久，他被德國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失職外交官萊因霍德.哈尼斯返回柏林後，也被希特勒下令關押，6個月後方獲得自由，降職使用。萊因霍德.哈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居墨西哥，專做藥品生意，於六十年代因心肌梗塞而殳。
鄭宗侃因其傑出的破案才能而引起德國警務界的注意，不久．他被朔爾斯多夫請往德國，供職於柏林警察局。但是，和名探朔爾斯多夫跨洲偵探影響其才能發揮一樣，郝宗侃在柏林搞偵查並無建樹，隻待了一年就返回台灣了。台灣光複後，鄭宗侃退出警務界，在阿裏山辦了個農場，十年後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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