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133：特種部件失竊案

《塵封檔案》拾遺之133：特種部件失竊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一、

1969年暮春。山西太原火車站。

清晨，太陽從東方天際緩緩升起，在車站廣場上灑下了一片金紅色的光芒。電線杆上的喇叭裏傳出女播音員那親切柔和的聲音：“旅客同誌們請注意了：開往北京的596次列車馬上就要開始檢票了。請乘坐本次列車的旅客同誌前往候車室2號門，依次排隊，檢票進站。”

車站內站台邊的鐵軌上，靜臥著一列16節的火車。車頭裏，副司機正做開車前的準備工作，溢汽閥不時“滋滋”地放出白色的蒸汽，彌漫在列車周圍。每節車廂門口，都站著一名身穿鐵路員工製服的列車員，麵露微笑，準備迎接旅客。6點30分，2號門開始檢票，上千名旅客匯成一股人流，從狹窄的檢票口洶湧而出，直奔站台，隨後散向各節車廂。

開車前五分鍾，檢票口的鐵柵門關閉了。就在這時，站台上出現了一輛嶄新的黑色“上海牌”轎車，鳴著喇叭，在送行人群倉惶讓出的狹過道裏急急駛至了3號車廂前，戛然停下。車門打開，走出兩個彪形大漢，一個二十三四歲，臉黑皮粗，絡腮胡子，穿一身藏青滌卡製服，手裏提著一個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另一個年過30，國字臉，粗眉大眼，頭發略略卷曲，穿著一套半新的軍便服，空著手。兩人上了3號車廂，先掏車票對座位。找到座位後卻不坐下，那個絡腮胡子站上坐椅，把人造革拎包放在行李架上，從褲兜裏掏出一根外裹塑料套的金屬鏈條鎖，穿過拎包的拎攀，“哢嗒”一下鎖在行李架上。“絡腮胡子”下來後，“卷頭發”似乎不放心，又上去仔細檢查了一遍，確信無恙，這才坐下。這時，汽笛長鳴，列車啟程了。

車一開，車廂裏頓時熱鬧起來。有人掏出撲克牌，三四人一堆在膝蓋上玩牌，倒也其樂陶陶；有的則兩個捉對，在窗口小桌板上攤了張棋盤紙大戰楚河漢界；有人低聲哼唱樣板戲。唱到得意時，情不自禁來一聲高腔，把鄰座諸君嚇了個哆嗦，卻無人敢指責半句；更多的旅客則在吹有關剛剛結束的“九大”的小道新聞，說者侃侃而談，聽者津津有味。整個三號車廂裏，隻有那兩位坐“上海”轎車來的乘客與眾不同，雙雙正襟危坐，既不打牌下棋，也不哼戲聊天，甚至互相也不吭一聲。周圍如果有比較細心的人，隻要稍稍留心一下，會發現這樣一個細節：不管幾時，這兩個人中總有一位的視線凝然不動地注視著行李架上的那個人造革拎包。
這兩個有與眾不同表現的彪形大漢是什麽人？拎包裏裝的是什麽寶物？且聽下麵細細道來——

這兩個神秘旅客，是位於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單位703研究所的保衛人員。那個“卷頭發”姓秦名家康，是研究所保衛科長；“絡腮胡子”名叫楊曉晨，是秦家康的下屬。703研究所自1967年春天開始，根據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命令，參與我國自行設計的一種新型特種國防部件“TQD自動儀”的研製工作。經過科研人員近兩年的不懈努力，終於研製成功了“TQD自動儀”。經實驗室長達數月的試驗測定，專家認為“TQD自動儀”已經達到設計要求。研究所領導於是決定將該部件送往北京，交國防科委作最後鑒定。這個送交部件的任務，經703研究所革命委員會討論，決定交由研究所革委會常委兼保衛科長秦家康負責。

秦家康這年32歲，山西長治人，18歲參軍入伍，當的是炮兵，28歲轉業到703研究所時是個連職幹部，當了個歸總務科管的膳食股股長。1966年“文革”開始後，這位秦股長帶頭造反，“炮轟”“走資派”，“火燒”“反動學術權威”，成了全所顯赫人物。“三結合”時，他進了革委會常委會，分管保衛工作，於是又理所當然地當上了保衛科長。

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動儀”任務後，對如何送交作了認真考慮。703研究所以前也研製過國防武器部件，運送樣品一般采用兩種方式：部件體積較大，不能隨身攜帶的，裝上專車經公路運往北京，請駐軍部隊派武裝人員護送；部件較小可以隨身攜帶的，由數人保護著乘火車送北京。多年來，這兩種方式交替使用，從未有過閃失。秦家康尋思，“TQD自動儀”體積不過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大小，重量不過十餘斤，可以隨身攜帶，應當用後一種方式運送。派何人負責護送？秦家康決定親自出馬。這倒不是他表現積極露一鼻子，而是想乘機去首都逛一圈。幾個人去？秦家康自信能力頗強，不必像前任科長執行此類任務那樣搬兵點將弄上七八人，他認為隻要帶一個跟班就行。誰當跟班？秦家康把保衛科幾十號人扳著手指頭逐個篩選，選中了會武術能徒手格鬥三五條漢子的科員楊曉晨。

一切都核計好後，秦家康親自起草了一份行動報告，送交革委會常委會審批。計劃獲準後，秦家康親自去車站訂火車票。根據保密條例規定，他直到出發前一分鍾才通知楊曉晨。從703研究所到太原火車站要坐兩小時汽車，秦家康向小車班要了輛“上海”，不料半途上遇一輛拖拉機出車禍，道路阻塞，結果險些遲到。隻好讓“上海”直駛站台，在眾目睽睽之下上了火車。秦家康知道此舉實是下策，所以上車後特別小心。

從太原往北京的這條鐵路叫“京原線”，起點太原，終點北京永定門，全程561公裏，正常行駛時間為13小時44分。和其他省的省會通往首都的鐵路顯著不同的一點是，京原線沿途所過之處沒有一個城市，都是些縣城小鎮。所以，當中午11時許列車駛抵代縣(即古時山西重鎮代州)時，旅客們都把這個三級站當作大站，紛紛下車，在站台上溜達一圈，購買著名的“代縣燒雞”和高粱酒。秦家康臨上路時帶了些饅頭作為兩人的午餐，打算不下車，但此刻經不住價廉物美的“代縣燒雞”的誘惑，還是叫楊曉晨下去買了兩隻燒雞。午餐之後，旅客們開始打盹了。秦、楊兩人未曾喝酒，雖然頗有倦意，但是能堅持不合眼睛，兩人嘀嘀咕咕說著話，總算熬過了一下午。

晚上9時，596次列車駛抵終點站——北京永定門車站。楊曉晨掏出鑰匙，爬上坐椅去開鏈條鎖。不料剛一撥拉鏈條，那玩意兒竟自動脫落，從行李架上“啪”的一聲掉落下來！

“不好！”秦家康大叫一聲，一躍而起。楊曉晨已把人造革拎包抓在手裏，輕飄飄的沒一斤重。秦家康搶過拎包，扯開拉鏈，伸手一摸，哪裏還有什麽“TQD自動儀”？隻有幾團舊報紙！他隻覺得眼前一陣黑暗，耳畔宛若拉響了一門120大炮，震得耳鼓轟然，頭腦脹痛，身子搖晃著似要栽倒，連忙用手扶住椅背方才撐住。楊曉晨更是不行，他頭腦裏縈繞著一個概念：丟失特種國防部件，乃殺頭之罪；耳畔反複響著兩個字：“完了”，終於膝蓋一軟，一個馬失前蹄栽倒在地下。

旁邊的旅客收拾好各自的行李正準備下車，見狀情知不妙，連忙扶起楊曉晨，連問“怎麽啦”，楊曉晨光是搖頭，嘴裏說不出話來，秦家康臉色煞白，嘴唇發紫，聲音顫抖：“快！快去堵住檢票口！！”說著，他用一種和他那魁梧的身軀不相稱的敏捷，從車窗裏跳了下去(車廂過道裏被人堵滿了)。
楊曉晨稍一遲疑，也爬上坐椅，跳了下去。

二、

秦家康、楊曉晨像瘋子一般邊狂叫邊向檢票口衝去的時候，北京市內一幢雅致幽靜的花園洋房裏，公安部長謝富治剛剛洗完一個舒適的熱水澡，披著睡衣從浴室裏走出來。

警衛員迎上來報告：“首長，王大夫已經來了。”

謝富治這年剛滿花甲，但從外形看去，至少要比實際年齡大五歲。他那張有棱有角的長方形臉上，已經過早地出現了淡褐色的老人斑；寬闊的額頭上布著幾條深褶皺，刀刻般的清晰；眉毛粗而濃，直直地朝前衝著，耳朵大而厚，微微佝蜷，就像兩塊沒曬幹的蘿卜幹。近幾年來，高血壓症纏上了他，他經常感到頭暈目眩，走路如在雲中，飄飄悠悠，踩下去不覺深淺。據醫生說，這種現象對一個老年人來說是很危險的，幾時一腳踩空了跌一交，那就會中風腦溢血。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悲劇，謝富治八方求醫，中西療法都試過，今天經一位老部下的介紹，又來了一位擅長氣功推拿的專家。當下，謝富治朝警衛員擺擺手：“請他來臥室吧。”說著，他在沙發上坐下，端起新沏的龍井茶慢慢地呷著。

片刻，氣功專家來了，這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人，大約還是第一次為謝富治這樣的大人物服務，在這位身兼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諸多職務的陸軍上將麵前，神態舉止有些拘謹不安，說話也略帶結巴。謝富治生怕這樣會影響他發揮水平，便顯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和他扯了會兒家常。總算使對方平靜下來，便開始治療。氣功專家果真身手不凡，他猶如彈琴似的用手指在公安部長頭上撫捏了幾分鍾，謝富治便已覺頭腦清新，周身上下有一種說不出的舒適感。他覺得這是一種享受，正想閉上眼睛好好品味消受，電話鈴突然響了，急促的鈴聲破壞了剛剛出現的舒適感。謝富治微嗔，對一旁的警衛員說：

“問一下誰打來的，說我正治病，不接！”

警衛員抓起耳機一聽，沒照謝富治說的回複，用手捂住話筒報告道：“首長，是鐵道部公安局打來的，說有緊急案情向您親自報告。”

謝富治稍一沉思，終於去接電話。電話是鐵道部公安局軍管會主任打來的，他向公安部長報告：半小時前，永定門車站派出所接到報案：兩位來自太原703研究所的保衛人員運送的特種國防部件“TQD自動儀”在596次列車上被盜。派出所民警當即全體出動查緝案犯，一麵向公安局報告。經層層緊急轉報，一直報到鐵道部公安局。經請示部首長，讓直接向公安部領導報告。

謝富治身為公安部長，什麽樣的案件沒聽說過？對這起盜竊案並不特別看重，稍一思忖，說：“按照規定，發生在鐵路上的案件，該由鐵道部公安局管，你們負責偵查吧。需要北京或者沿途公安局協助的，請他們協助。”

說完，公安部長不待對方開口便把電話掛斷了。謝富治重新坐下，讓氣功專家接著治療。哪知王大夫的手剛觸及頭發，電話機又發出一陣急促的鈴聲。謝富治以為又是鐵道部打來的，大怒，說聲“胡鬧”站起來重新抓起耳機，聲音很響地說：“我是謝富治！你是誰？”

耳機裏傳來一個清亮悅耳的聲音：“謝部長，你好，我是總理辦公室。”

謝富治的聲音低了下去：“哦！什麽事？”

“總理請謝部長馬上來一趟。”

“馬上？”

“是的。”

放下話筒，謝富治開始解睡衣鈕扣。警衛員見狀，知道首長要外出，一個去通知司機，一個從衣帽架上取下軍裝。謝富治一聲不吭，在警衛員的幫助下穿上軍裝，戴上帽子，朝氣功專家看了看，點點頭：“王大夫，我要出去一趟，麻煩你明天再來。”回頭吩咐警衛員，“派輛車送王大夫回去。”說著，他大步走出臥室，下了樓，外麵已停了一輛“紅旗”轎車。公安部長一頭鑽進車廂，看了司機一眼，啞著嗓子道，“中南海西花廳。”

司機答應一聲，“紅旗”轎車發出一陣輕微的聲響，沿著水泥甬道“沙沙”地往大門口駛去。

謝富治抵達中南海西花廳時，周恩來總理已經坐在客廳裏等他了。公安部長像往常一樣，右手象征性地往帽簷旁邊抬了抬，算是敬禮：“總理，我來了。”

周恩來點點頭：“富治同誌，請坐！”

公安部長在總理對麵坐下，睜大眼睛望著周恩來那張英俊威嚴的臉，靜候下達指示。謝富治1930年參加紅四方麵軍，抗戰時期曾擔任過太嶽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他在“二野”當三兵團司令員；解放後，一度在雲南軍區和武警部隊擔任領導。這些部門周恩來都未直接領導過，因此，周恩來跟謝富治的關係不算"老”，也談不上私人交情。周恩來對待這種下屬，通常是隨和而又嚴肅，熱情而有分寸，見麵時對方如無意外，一般不拉家常話，直截了當把話題切入本意：

“富治同誌，剛才我接到報告，說太原703研究所運送北京的特種國防部件‘TQD自動儀’在途中被竊，這個案件你知道了嗎？”

謝富治接到電話後，頭腦裏就在琢磨周總理夜晚召見自己的原因，他想了好幾樁事情，就是沒和“TQD自動儀”聯係起來。此刻周恩來一提及，謝富治頭腦裏如同打開了一架高速運轉的電子計算機：唔！此事引起總理重視了，可不得了哇！是哪個部門這麽快就捅給總理了？鐵道部？不可能。他們剛給我打過電話，總理辦公室的電話就來了，不會是鐵道部。因為如果報了公安部，就不會直接報國務院，得由公安部決定是否報告總理。那麽是哪家？對了！特種國防部件失竊，國防科委不會不知道，準是他們報告周總理了！這樣一想，謝富治尋思幹脆來個不認帳，免得因“聞風不動”，而挨總理的批評。這樣想著，公安部長咳嗽一聲，輕聲回答：“有這樣的事？我不知道。”

誠如謝富治所估計的，周恩來的消息確實來自國防科委。秦家康、楊曉晨丟失“TQD自動儀”後，心急如焚，一麵向永定門派出所報案，一麵向國防科委打電話緊急報告。國防科委當然知道這樁事件的分量，幾位領導稍稍商量一下，決定向總理辦公室報告。周恩來聞訊甚為吃驚，稍一考慮便讓秘書向公安部打電話詢問情況。但公安部回稱“不知道”，於是總理便緊急召見謝富治。公安部長雖然是老資格的高級幹部，但畢竟不是演員，他說謊話時眼睛裏一瞬間閃過的一絲驚慌神色沒能逃過周恩來那雙銳利的眼睛。但總理並不想追究這點，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即刻行動，偵破案件，追回“TQD自動儀”。總理眨了幾眨眼睛，說話口吻顯得很嚴肅：

“富治同誌，‘TQD自動儀’是我國正在研製的新型特種國防重要部件，703研究所的全體同誌，為了‘TQD’，整整兩年嘔心瀝血，沒度過一個節假日。當然，該部件被竊的嚴重影響遠不止這點，試想，‘TQD’如果落在敵特手裏，偷運出境，為他們所利用，那該怎麽辦？”

這時，一個工作人員進來，走到周恩來身邊，悄聲道：“總理，計委餘秋裏主任來電話，詢問昨天送呈的那個文件批了沒有。”

周恩來說：“哦，你告訴他，文件我正在看，明天上午派人送去。”

工作人員出去後，周恩來接著說：“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偵破案件，追回‘TQD’。”

謝富治這時才意識到這個案件非同小可，後悔先前不該那樣回複鐵道部，待會兒得趕緊打個招呼，讓他們“到此為止”，否則一旦傳到總理耳朵裏，恐怕不妙。當然，這是小事，重要的是先得把此案接下來。於是，他立即表態：“是的，這個案件應當列為‘特案’(注：即‘特別重大案件’)，我親自抓。”

周恩來點點頭，從茶幾上的文件夾裏取出一張紙，遞給謝富治：“這是有關案情的電話記錄，你看一下。”
謝富治這個年紀，已經是老花眼了，平時參加會議、匯報工作什麽的他都帶著老花眼鏡。但今天來得匆忙，忘記帶眼鏡了，隻好把紙放得遠遠的，借著天花板上射下的吊燈光，紙上的字體不算小，然而他看著還覺吃力。正犯難間，周恩來打開了沙發後麵的落地燈，又遞過自己的老花眼鏡：“富治同誌，這是我的眼鏡，你湊合著看吧。”

謝富治把電話記錄連看兩遍，點點頭：“哦，是這麽個情況。”

周恩來把電話記錄放回文件夾，雙目灼灼似電，望著謝富治：“富治同誌，這個案子就交給公安部了。”
謝富治站起來：“嗯！嗯！我們盡最大努力迅速偵破案件，追回‘TQD’。”

周恩來也站起來，右手一揮，用不容反駁的口吻道：“案情重大，隻恐夜長夢多。給你們十天期限，務必破案！”

謝富治無可奈何地點頭：“唔。”

三、

謝富治離開中南海西花廳後，坐著“紅旗”轎車急赴東長安街公安部。他走進部長辦公室，還未坐下，就邊想邊說地下達了一連串指示——

立即急電通知各邊境口岸、邊防哨卡：加強對出境人員的物品檢查，凡發現儀器類物品及零配件，一律暫先扣下。

迅速通知郵電部：在明晨7時前通知全國各地下轄營業單位：暫不收寄寄往境外的所有儀器類物品及零件。
緊急通知北京市、鐵道部、河北省、山西省公安部門負責人：淩晨2點鍾來公安部參加緊急會議。

通知永定門派出所：即刻查清太原703研究所來京人員秦家康、楊曉晨的下落，予以拘押。

值班秘書筆走龍蛇迅速記下，複述了一遍，轉身出門去隔壁辦公室落實了。謝富治這才一屁股在牆邊沙發上坐下，猛覺得一陣頭暈，連忙取出“降壓靈”，吞服了兩片，看看手表，離開會尚有三個多小時，還可以睡一會兒，遂喚來值班人員，交代了幾句關於準備會議的話，便去休息室躺下了。

淩晨2點整，謝富治踏進小會議室。圍桌而坐的十來個與會者一齊站起來，向部長致意。謝富治揮揮手示意坐下，目光在眾人臉上逐一掃視：北京市公安部門負責人高陽明、河北省公安部門負責人裘為群、山西省公安部門負責人俞午、鐵道部公安局負責人劉靈華以及公安部有關局的幾個負責人。也許他們意識到深夜開會意味著什麽，個個神情嚴肅，會議室的氣氛肅穆中略顯緊張。謝富治認為這種氣氛不適宜分析案情，便微微一笑，瞅著裘為群、俞午問道：

“老裘、老俞是坐飛機來的吧？”

兩人點點頭。胖胖的裘為群說：“部裏派來的飛機先飛太原接老俞，然後來石家莊接我。”

謝富治點了支香煙，抽了一口，緩緩開腔道：“各位同誌，深更半夜把大家請來，是商量一起‘特案’……”說到這裏，他稍一停頓，加重語氣：“這個案件是周總理親自交辦的！嗯，黃碧天同誌，你先把案情介紹一下。”

黃碧天是一位年約50的瘦高個子，他是謝富治的老部下，解放後，他調往某軍校擔任領導，和謝富治斷了聯係。“文革”開始，黃碧天受到了衝擊，有個造反派組織要把他打成“叛徒”，外調一直調查到謝富治那裏。謝富治這才知道這個老部下的現狀，把他保了下來。最近又設法將他調來公安部，未宣布擔任什麽職務，但他有時能參加部務會議。在謝富治剛才休息的一段時間裏，黃碧天已經根據謝的指示把“TQD自動儀”失竊情況大致摸了摸，還和703研究所通了電話，當下便向大家作了介紹。

黃碧天介紹過案情後，謝富治說：“總理給我們十天期限偵破本案，追回失物。為此，決定成立偵查專案組，由黃碧天同誌擔任組長，具體負責抓破案工作。具體如何做，由大家商量後決定。我還有個重要會議參加，就談到這裏。”

謝富治站起來，朝大家點點頭，轉身出門而去。這是他在公安部長任內參加的唯一的一次案情分析會，這個案件也是他名義上“親自抓”的唯一的一個案件。

謝富治走後，會議室裏的氣氛開始活躍起來，有人竊竊私語，互相詢問對案件的見解。黃碧天從衣兜裏掏出一包“中華”香煙，向每人扔了一支：“同誌們請抽煙，清醒清醒頭腦，然後分析案情，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一支煙還沒抽完，鐵道部公安局負責人劉靈華就開口了：“本案發生在鐵道上，根據全國各路局公安處最近報來的刑案比例來看，我認為很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案犯是經常在列車上作案的流竄慣竊分子，所以，建議專案組將最近落網的有‘車竊’前科的盜竊犯作為突破目標，通過審訊摸清目前在京原線上活動的犯罪分子的情況，然後劃類排隊進行重點偵查。”

老劉的意見遭到河北省公安部門負責人裘為群的反駁：“我的觀點和老劉不同，我認為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極有可能是蘇聯克格勃特務。同誌們，請別忘記，就在不久以前，蘇修向我國進行武裝挑釁，‘3·2’、‘3·24’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槍聲猶在耳畔哩！蘇修準備對我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當然要設法竊取我國防軍工機密。因此，我的意見是應當把偵查注意力往這上麵放。”

裘為群的觀點得到好幾個人的讚同，但年近六旬的劉靈華局長馬上發言反駁，重申自己的觀點。這一重申，得到了公安部兩位局長的讚同，發言支持劉局長，裘為群一麵的幾位也發言爭辯。兩種觀點各不相讓，爭了幾輪，花去了個把小時。正爭得不可開交，山西省公安部門負責人俞午開腔了，他在兩種觀點之外另辟了一種觀點，但他不想論爭，因此聲音較低，措詞也很溫和，婉轉地提醒與會者考慮本案是否和台灣蔣幫有關係？或者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關係？俞午雖然不想爭論，但這第三種觀點一發表，立刻得到幾個人的支持，於是他們馬上開辟了第三戰場。

會議主持人、專案組長黃碧天見這樣下去案情分析會將變成辯論會，隻好行使職權，開口定奪：“同誌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好，案情分析就要打開思路，廣泛思考。我剛才考慮了一下，覺得劉局長的觀點可能失之偏頗。為什麽呢？因為據703研究所押運人介紹，‘TQD自動儀’的重量約六七市斤。如果是流竄慣竊犯作案，罪犯經驗豐富，一般不認準目標不會貿然下手的；如果說他們是認準目標的，那很難解釋為什麽對這麽一個不能賣錢的東西產生興趣並甘願冒險。因此，我的意見是暫時把刑事罪犯作案的可能性排除。這就是說，本案很有可能是一起政治性盜竊案。”

應該承認，黃碧天的觀點確實有一定道理。劉靈華幾個想了想，便不再反駁。黃碧天笑了笑，又說：“至於作案對象來自何方，我看同誌們說的幾個可能都存在，目前很難一言定奪。我們隻要有個大體上的估斷就可以了。現在，我們還是把時間放在如何偵查上。”

公安部一位局長看看手表：“對！現在已經3點多了，我們趕快商量如何偵查，時間攏共隻有十天，分分秒秒耽擱不起啊！”

一直沒開過口的北京市公安部門負責人高陽明說：“既然如此，我來談個想法，供大家參考。如果行，咱就這樣定下照辦；如果不行，咱們再商量著辦……“這麽一說，大家都看著他。高陽明喝口茶潤潤嗓子，說：“本案發生在京原線上，從太原到北京的561公裏的每一公裏都有可能是案發地點，如果像以往偵查‘特案’那樣專案組一哄而上，費時太長。因此，我建議咱們是不是分成四個攤子：山西的查山西範圍，河北的查河北範圍，北京的查北京範圍，鐵道部公安局就查鐵路。當然，分工不是分家，有線索應當立即通報，需要協助的一定要全力協助，大家同心協力，爭取在限期內偵破案件！”

黃碧天點頭道：“老高的建議與謝部長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剛才部長找我個別交代時也這樣說過。大家看怎麽樣？”

與會者表示讚同，黃碧天於是宣布：“本案定名為‘TQD案件’，分四個攤子一齊偵查，由公安部進行統一協助。從今天上午8點鍾開始，各攤子每隔兩個小時向專案組長匯報一次關於偵查進展的情況，每24小時將一晝夜偵查工作記錄副本報來。散會！”

四、

“TQD案件”案情分析會結束後，四個攤子隨即開始行動。北京市公安局得“地利”之便，在山西省的俞午、河北省的裘為群在飛機上打盹的時候，高陽明已經指派刑偵一科副科長丁旭昌率兩名刑警驅車前往永定門派出所，向被拘押的秦家康、楊曉晨了解情況。

丁旭昌三人先訊問楊曉晨。這個22歲的小夥子被派出所民警送進辦公室時，由於沒經曆過這等陣勢，麵對著高踞於審訊桌後的三個刑警，嚇得臉色煞白，小腿肚子篩糠。丁旭昌叫他不要害怕，坐下回答問題。他也許自感所犯錯誤性質嚴重，為表示態度好，爭取寬大，死活不肯坐，就在屋子中間站著，低頭彎腰接受訊問。刑警勸了幾次無效，隻好由著他。

這種訊問屬於“調查”一類，因此丁旭昌不問姓名、年齡、籍貫等等，隻問押送“TQD自動儀”的經過。楊曉晨原原本本說出押運自動儀的全部過程，他結結巴巴地再三強調：上車時拎包沒錯，肯定裝著“TQD”；在車上他們寸步不離，一直守著拎包。臨末，他用手掌代刀在自己脖頸上比劃著：“如果我說謊，就讓我挨刀子，殺頭！”

楊曉晨出去後，秦家康被帶了進來。這個靠造反爬上703研究所革委會常委寶座的新貴和他的跟班相比，顯得老練而鎮定，進門朝丁旭昌幾個點頭微笑，口稱“同誌”，然後不請自坐，還架起了二郎腿，不慌不忙問道：“我可以知道您們三位屬於哪個部門的嗎？”

“我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秦家康點點頭：“我也是搞保衛工作的，知道規矩，你們需要了解什麽請盡管詢問，我一定知無不言。”說著他背誦了一段關於“錯誤和挫折是難免的”的“最高指示”，大概是提醒他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丁旭昌幾個是來了解案情的，對屬於哪類矛盾不感興趣，不搭這個茬兒，隻是讓他談運送“TQD”的經過。秦家康於是開始陳述，他這一番話可就說得長了，先從研究所革委會舉行常委會議研究如何運送“TQD”開始，再講如何準備，如何落實，再往下就和楊曉晨說的一樣了，也是反複強調沒有離開過拎包。

丁旭昌聽秦家康說完，眨眨眼睛：“這就奇怪了，這拎包是如何被人調包的呢？秦家康，你也是搞保衛工作的，請你解釋一下。”

秦家康一臉迷惘：“這個……倒真是樁怪事。”他抬臉望著刑警，輕聲道：“可以給支煙抽嗎？嗬嗬，我有個習慣，考慮問題非得抽煙不可。”

丁旭昌滿足了他的要求。他抽著香煙，低頭沉思。一支煙即將抽完，他忽然拍著大腿叫道：“哦！想起來了，那個中年人可疑！”

“哪個中年人可疑？”

秦家康拋開先前強裝出來的“保衛幹部”的風度，激動得滿臉緋紅，指手劃腳，唾沫四濺：“是這樣的，火車在代縣車站停靠時，我們這節車廂有不少人下去了，有的到站了，有的是去買燒雞的。與此同時，代縣車站還上來不少旅客，上上下下，秩序有些混亂。我讓小楊下去買兩個燒雞，小楊剛走開，來了一個中年男子，手裏拎了個包，見我旁邊空著，他就坐下了。我說這座位有人，讓他另找一個。他衝我笑笑，說那就坐過道那邊吧，不過對麵行李架上堆滿了，這拎包就放這裏，說著他就站上座位，把拎包放在我們這拎包的旁邊。放上去後，他從褲腰上解下一根布帶子，把拎包攀紮在行李架上。他放好拎包下來後，我抬臉看我們那個包還是好好的，就沒起疑。現在回想起來，那個人可疑得很！不過……”

丁旭昌盯著他：“不過什麽？”

“不過他那拎包不是黑的，是深咖啡的，大小式樣倒跟我們的一模一樣。”

“那人怎麽個模樣？”

“看上去約摸40歲，頭發是黃褐色的，一張臉顯得很長，眼睛大大的，穿一套半新的藍哢嘰中山裝，說的是帶山西口音的普通話，聲音很難聽，男不男女不女的。”

“他是在哪裏下車的？”

秦家康搔搔頭：“記不得了……好像是平型關吧。這個，你們問問小楊吧，那人下車時他也在，可能他記得。”

於是二審楊曉晨。稍稍提醒一下，小夥子也記起這個中年男子來了，用肯定的口吻說是在靈丘下的車，並說那人的拎包和他們的一模一樣，也是黑色的。丁旭昌問：“你再想想，究竟是黑色還是咖啡色的？”

楊曉晨回答得很利索：“不用想，肯定是黑色的，他上去拿包時，我一直盯著他，那兩個拎包放在一起，都是黑色的。”他說著又用手掌砍自己的脖頸，“我如果欺騙你們，甘願殺頭！”

丁旭昌略一沉思：“你是色盲嗎？”

楊曉晨搖搖頭：“我不是色盲。”

“秦家康呢？”

“也不是色盲。我們都參過軍，色盲是不能當兵的。”

半小時後，丁旭昌把訊問秦、楊的記錄連同那個拎包、鏈條鎖一起送到高陽明麵前。高陽明聽過匯報，看了記錄和東西，揮揮手：“馬上開案情分析會。”

參加案情分析會的有近20名刑警，都是有七年以上警齡且具獨立辦案能力並立過功的“老公安”。高陽明讓丁旭昌介紹過訊問情況後，大家開始發言。不少人都認為代縣上車的那個褐發男子是可疑對象，但對那個拎包的顏色卻覺疑惑，十幾雙手輪流把拎包翻來覆去檢查遍，並無疑跡發現。高陽明用尺子量了拎包各部尺寸，排除了在裏麵套上另一個拎包的可能，皺著眉頭道：“哎！這事兒怪了，一個說是咖啡色，一個說是黑色，究竟是什麽顏色的？如果是咖啡色的，那就要把那中年人的可疑性排除。”

丁旭昌說：“會不會這是一個特製的拎包，表麵鍍上了一層化學物質，能夠變色的？”

“這樣看來，有必要把包送技術處作個鑒定。”

正說到這裏，局辦公室打來電話，說公安部來了位姓黃的領導。高陽明一聽就知道黃碧天來了，馬上出來迎接。黃碧天聽說正開案情分析會，隨即來到會議室。他不愧為老資格的保衛工作專家，仔細聽過情況介紹，拿過包來看了一會兒，馬上說：“拎包是黑色的！就是這個包。為什麽秦家康把它看成咖啡色的呢？是光線在起作用。列車經過代縣的時候，正是中午時分，太陽光從頭頂折射進車廂，映在黑包上，加上列車在運行，而拎包表麵本身又有反射功能，看上去就成了咖啡色。”他看看手表，“現在是10點半，光線角度可以了，大家可以試一下。”

十幾個人一擁而出，來到院子裏，用一輛大客車代替火車車廂，把汽車調整到和火車經過代縣時的同一方向，一試，果然不錯，黑拎包變成了咖啡色！眾人皆歎服。

重新回到會議室，大家對那個褐發男子是嫌疑人已無異議，於是開始作進一步分析。一個刑警把那根鏈條鎖看了一會兒，說：“從鑰匙齒口部位的擦痕看來，罪犯是用鋼絲鉤子捅開鎖的。能在別人的眼皮底下用極短的時間把鏈條鎖捅開，這種手法隻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和慣竊分子才具備。”

另一個年過50的老公安說：“應當把慣竊犯作案的可能性排除，因為既是慣竊，以前必然作過大量同類案件，但長期以來京原線上並沒有這方麵的案例。”

高陽明和黃碧天交換了一個眼色，點點頭：“對！這和昨晚部分析會上的估斷是相符的。”

案情分析會開到中午12點鍾結束，會議決定立即采取以下手段開展偵查：一、將拎包和鏈條鎖作技術鑒定；二、通知鐵道部公安局在京原線沿途尤其是褐發男子上下車的代縣、靈丘車站進行調查；三、不排除案犯已潛來北京的可能性，故應在北京各旅館、車站、機場等進行秘密偵查。

五

北京警方把偵查觸角伸向車站、機場、旅館等處時，負責“TQD案件”山西攤子的山西省公安部門負責人俞午正在他那寬敞的辦公室裏對著電話下達命令，在太原市圍捕一名特務嫌疑分子。

俞午清晨返回太原後，匆匆吃過早點馬上去見公安廳長和軍管會主任，經過簡短商議，決定立即組建專案班子，全力偵查“TQD案件”。俞午親自圈名字調人、下通知，上午10點鍾過後各路人馬方來報到。剛介紹過案情，太原市公安局突然報來一個緊急情況：發現市內潛來一名台灣蔣幫特嫌分子！

線索的發現十分偶然——太原市公安局根據省廳有關規定，每周三次由各基層派出所派員去各大小飯店、旅館檢查“旅客住宿登記簿”，凡是發現可疑對象，即進行詢問；有進一步嫌疑的，則予以“留置審查”。通過這種方式，公安局查獲了不少犯罪分子，對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這天上午9時許，鍾樓派出所的兩名治安民警照例去轄區飯店、旅館作例行巡查。查到第三家旅館——位於東風路、反帝路口的“東方紅旅館”時，其中一名年歲較大的民警在“旅客住宿登記簿”上發現一行與眾不同的筆跡——

司馬遠發 男 25歲江蘇省蘇州市江南機器廠采購員

這行字是用圓珠筆寫的，所填內容符合登記簿上所列的項目要求，與眾不同的是文字均用繁體字寫法。這引起了民警的警惕：自1956年實行漢字簡化改革以來已有十多年，40歲以下的人一般均寫簡化字，這個25歲的青年怎麽寫一手繁體字？這個情況多少顯得反常。於是兩人便請服務員去喚司馬遠發，想當麵了解一下此人的情況。女服務員去了片刻回到帳房間，告知說客人正穿衣服，馬上就到。

這個“馬上”顯得很長，民警抽了一支香煙仍未見人影，想想不好，趕緊上樓去尋，早已人去室空！

情況變得複雜了，卻也明朗了：心中沒有鬼，何必懼怕民警傳喚？民警馬上往派出所打電話，派出所即刻報告公安分局。分局立即派員去各車站布控，同時通過長途電話和蘇州方麵聯係，查詢江南機器廠采購員司馬遠發的情況。一刻鍾後，蘇州市公安局打來回電：該廠查無此人！

情況更加明了了：這個自稱名叫“司馬遠發”的家夥十有八九是台灣潛來大陸的特務！公安分局連忙報告太原市公安局，市局意識到情況嚴重，便即報省廳。

當下，俞午聞訊後，想起昨晚公安部案情分析會上的判斷，心裏一動：會不會此人即是盜竊“TQD”的家夥？於是馬上派人去“東方紅旅館”調查。調查結果很快就報來了：司馬遠發是三天前住進來的，前天上午出去過半天，出去前曾向服務員打聽過往“廉溪坊”怎麽走；昨天天蒙蒙亮就出去了，至晚上10點多鍾才回旅館。調查人員還帶回了一個旅行包，裏麵是司馬遠發未及帶走的物品：幾件衣服、洗漱用具、兩包餅幹和一本紅色塑料封麵的袖珍本《毛主席語錄》。俞午逐一檢查了一遍，很快就發現了疑點：《毛主席語錄》末頁標明是“北京107印刷廠”1969年元月印刷的，而隸屬於一機部的這家專印保密材料的印刷廠已在1968年5月因遭毀滅性火災而解散了。俞午拍拍《毛主席語錄》：“哈，這版本無疑是台灣產品，是蔣幫專為派遣特務印製的偽裝物。”

會議室裏的幾位商量了一下，認為司馬遠發既然打聽“廉溪坊”，那麽有可能去那裏尋找台灣特務機關潛伏在大陸上的“關係”，應當先去那裏查一查。

這個分析是對頭的，偵查人員去那個名叫“廉溪坊”的巷子一查，果然有居民反映說前天有一個長相和司馬遠發一樣的人來問過“葉立本家住在哪裏”。查下去，葉立本住在廉溪坊57號，此人今年58歲，是一家運輸公司的倉庫保管員，解放前當過閻(錫山)軍連長。據葉家近鄰反映，前天有外地人來找過葉立本，葉還買酒置菜招待客人吃了午飯。

專案班子當機立斷傳訊葉立本。經過突擊審訊，葉立本供認自己是潛伏特務。司馬遠發是台灣特務機關派來大陸的“聯絡員”，前天上午潛來他家聲稱此番來大陸身負重任，讓他準備協助。身負什麽重任及準備協助什麽，司馬遠發沒有講。

專案班子一分析，認為從葉立本的供詞和司馬遠發的行蹤看來(昨天有將近20個小時去向不明！)，這個派遣特務自謂的“重大使命”極有可能是盜竊“TQD”，必須立即予以逮捕。於是，俞午便以省廳名義發出“通緝令”，同時調動太原市內市郊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及企事業單位的民兵，在方圓50公裏範圍內查緝司馬遠發。

下午3時，省公安廳接到報告：位於太原市西南郊20公裏的著名風景勝地龍山石窟發現司馬遠發的行蹤。經過研究，俞午下令調動一連武警和100名公安人員火急驅車前往，由當地民兵配合將龍山團團包圍，務必在天黑前將特務緝拿歸案。

龍山山高林密，且又多洞窟，這給搜緝工作構成較大障礙。如果天黑前未將特務逮住，誰也保不準司馬遠發是否會利用黑夜逃出包圍圈。幸虧主持此項工作的副局長頭腦靈活，一到現場便派人和當地老鄉聯係，借了十幾條獵狗(當地老鄉空閑時都打獵，許多人家都養獵犬)參加搜緝，結果終於在太陽落山前把司馬遠發從一個洞穴裏抓了出來。

特務還未押下山，消息已經報到省公安廳。俞午大喜，命令即刻把被捕者押解太原，準備立即審訊，追回“TQD”。哪知這是一場空歡喜，駕駛囚車的司機回城心切，在返回途中出了車禍，囚車翻進一條江中，車內四名公安人員(連司機)都鑽出來遊回岸上，獨獨不見司馬遠發。押解人員急了，重新潛入水底去救撈，不料車內已空空如也，司馬遠發已經“水遁”了！

六

司馬遠發“水遁”後，太原方麵重新拉網兜捕時，北京市公安局“TQD專案組”的警員正在緊張地訊問、查詢被捕的幾個嫌疑人。

這裏有必要提請讀者朋友注意：“TQD案件”發生時正是“文革”時期，當時我國的法製遭到林彪、“四人幫”的粗暴踐踏，偵查案件、緝拘人犯的手續自然不會健全，因此當您對下麵所說的幾位被捕者的被捕原因感到迷惑不解時，請不必奇怪，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的。被捕的嫌疑人共有六名，四男二女，這裏把他們的姓名依次用ABCDEF來表示——

A，男性，鄭州人，盲流。被捕時他在北京火車站附近轉悠，恰被警察發現，看看他的模樣和秦家康所敘述的有些相似，便上去查證件。盲流哪來證件？於是把他請上吉普車，直送市局。

B，男性，哈爾濱人，自稱是知青，使用別人的工作證住旅館，在他身上發現一張昨天的京原線596次車票，此人也被請進了公安局。

C，女性，北京人，在一家飯店當服務員。她是被郵電局職工“扭送”的，因為她往黑龍江省的邊境小城遜克縣郵寄一個沒有標牌的誰也說不出名稱的儀器。郵電局工作人員馬上想起公安部門的《緊急通知》，盡管她不是寄往境外，但遜克和“蘇修”僅一江之隔，轉一轉手就可以到對岸去的，他們認為還是送公安局的好，就不由分說地把她拉上載運郵包的綠色郵車，直駛公安局。

D，男性，江蘇人，江蘇某縣農業局工作人員，在單位和領導爭鬧，被“隔離審查”了半月，還扣發工資，他便進京上訪。中午喝了些高粱酒，不知出於什麽動機在市公安局門前溜達，不時留意進進出出的警員。有關人員為了讓他看個夠，便把他請了進來。

E，女性，天津人，無業，在公共汽車上拎竊他人的行李包，正巧被專案組便衣發現，順手牽羊牽了進來。

F，男性，工人，戴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照規定，這類分子平時的活動範圍隻能是“二點一線”：上班、下班；工廠、家庭。如果有事要越出範圍的，必須經廠保衛科同意。但昨天下了班他卻擅自去了永定門，恰被同廠一個幹部發現，保衛科便以“新動向”報給公安局。專案人員認為他也對得上號，於是通知工廠把他送來。

嫌疑人雖然隻有六個，但“TQD專案組”北京攤子卻花費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分別訊問，每個對象配兩人訊問、一人記錄。訊問之後是“口供匯總”，開會分析，然後分門別類查證，北京的即刻去人，外地的電話、電報。一時間，近20名警察忙得不亦樂乎。到午夜過後，各方回音都來了，結果是六名嫌疑人和“TQD案件”都無關。

高陽明長歎一口氣，揉揉因缺少睡眠而顯得沉甸甸的眼皮，抓起電話機送話器，向黃碧天報告：“偵查工作無進展。”

耳機裏傳來黃碧天語調沉重的聲音：“鐵路方麵查找‘褐發男子’也無進展。”

放下送話器，高陽明點了支香煙，抽著沉思了一陣，自言自語道：“看來，現在隻有一步棋可走了——通過拎包展開偵查！”

技術處關於拎包的“技術鑒定”已經出來了，有以下三點：①拎包係河北省石家莊市紅星人造革製品廠的產品，1968年11月出廠，根據商標編碼經與紅星廠聯係斷定，該拎包是發往河北省淶源縣的產品中的一件；②拎包的拎攀表麵有些油脂成分，係太原市日用化學品廠出品的“紅燈”護膚脂；③拎包上的指紋模糊不清，無參考價值。高副局長現在想出“拎包偵查”這麽一個主意，就是想從河北淶源縣銷出的那些拎包中尋找是誰買了這麽一個拎包。這是一個無異於“大海撈針”的不是辦法的辦法，但對於公安人員來說，當偵查工作無進展的時候，就要“大海撈針”。偵查和打仗一樣，有時就是從在一般人看來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高陽明不是老公安，他是從部隊轉業到公安局的，他對破案不十分內行，但他曾指揮過作戰，懂得這個道理，決定試一試。

當下，高陽明親自起草了一份《TQD案件協查通報》，裝進標有“絕密”字樣的案卷袋，封好，蓋上印章，然後召來兩個下屬，命令道：“連夜把這份緊急密件送往石家莊，麵交河北省公安部門負責人裘為群！”

“是！”

七

一連三天，山西省廳一直在查緝“水遁”的司馬遠發。按照常規情況來說，司馬遠發應當早就落網了——囚車翻進江中不過20分鍾，武警、公安、民兵已經封鎖了以出事現場為中心半徑七公裏的區域。當地都是崎嶇不平的山間小道，又是天黑，逃犯還戴著手銬，按說在20分鍾內是不可能走出七公裏包圍圈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上千人折騰了三天，就是沒找到司馬遠發的一絲痕跡。

第四天，警方想到了一種他們不希望出現的可能性：司馬遠發並非“水遁”，而是鑽出車廂後因戴著手銬不便潛泳而溺死江底了！不過，按天氣、季氣來說，如果死了屍體也該浮起來了。為慎重起見，警方決定將翻車現場攔壩抽水，實地核查。北方的河雖然寬，但隻要不下暴雨，還是比較淺的。攔出的20米長的現場，12台抽水機抽了六七個小時也就見底了，隻見黑糊糊的淤泥漿中翻騰跳躍的魚蝦，不見司馬遠發的屍體。警方鬆了一口氣，卻又把著心：司馬遠發究竟逃哪裏去了？專案組經過反複分析，認為司馬遠發肯定還在直徑14公裏的包圍圈內的哪個旮旯裏藏著。有人提出來個“欲擒故縱”，撤掉封鎖線，讓他自己出來。這個方案得到了俞午等領導的首肯，於是當即實施。

這個主意果然有效。當天深夜，在懸崖上的一個岩洞裏躲藏了三天的司馬遠發看不見篝火，聽不見狗吠聲，料想警方已經撤走了，便決定冒險下山。他鑽出岩洞，忍著饑餓用盡全身力氣攀上岩頂，沿著一條羊腸小道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他的體力因饑餓而大大減弱，走了兩個小時才到半山腰，尋思照這樣走下去天亮還到不了公路，得搞點東西填肚子以增體力，遂壯著膽子走進了附近的小山村。他來到一戶人家前，不敢敲門驚動主人，便繞著屋子轉圈找雞窩，想掏個雞去山林裏生堆火烤著吃。雞窩是找到了，但手剛觸著窩門，背後忽然射來兩道雪亮的手電光，一聲霹靂似的吆喝從頭頂壓下來：

“不許動！舉起手來！”

司馬遠發轉身一看，麵前站著幾個警察，黑洞洞的槍口直指自己的胸口！他這才意識到中計了，歎了口氣道：“唉——共產黨厲害啊！”遂束手就擒。

俞午選了兩個精於審訊的預審員當自己的助手，親自審訊台灣派遣特務。淩晨3時許，戴著手銬腳鐐的司馬遠發被兩個刑警押進審訊室，他剛飽餐了一頓肉絲湯麵，進門連打幾個飽嗝，朝審訊桌後麵的幾位看看，在正中地上的椅子上坐下。俞午目光灼灼逼視著犯人，許久突然低聲喝問：“姓什麽叫什麽？”

特務咂了咂嘴唇：“司馬遠發。”

“這是化名，我問的是真名！”

“程書迪。”

“你屬於台灣哪個部門？”

“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五處。”

“擔任什麽職務？”

“上尉情報員。”

“程書迪，你此次潛來大陸的任務是什麽？”這句話一出口，審訊桌後的三雙眼睛都直直地盯著程書迪的下巴。

程書迪那兩片厚嘴唇嚅動了幾下，輕聲道：“上峰派我來大陸收集情報。”

“唔？！”

程書迪重複了一遍原話。俞午右側的那個助手問道：“收集什麽情報？”

“關於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情報，重點是‘九大’召開以後大陸民眾的反應。”

“還有嗎？”

“就這些。”

程書迪的口供使俞午覺得失望，但他表麵上不露聲色，用嚴厲的口吻說：“程書迪，你要老實交代！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你是奉命行事，罪不該誅，隻要老實交代，在處理時是可以從寬的。”

程書迪說：“我這是真話，上峰確實交給我這麽個使命。”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臉上顯露出一種可憐巴巴的神情，語氣近乎哀告。

俞午吃不準犯人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從主觀願望上來說，他懷疑這是假話，因為從北京通報過來的案情分析來看，596次列車上的那個中年褐發男子是疑點最大的作案者。而無論從作案時間也好，年齡也好，頭發也好，眼前這個派遣特務都和那個嫌疑犯對得上號。但懷疑必須要用證據來證實。審訊進行到這當兒，俞午感到有些犯難，他甚至不知該如何往下訊問。因為“TQD”案件屬絕密案件，在對方未曾供及時，審訊者不能吐露紋絲關於案件的內容；並且，審訊者還不能對犯人的口供表示出明顯的不相信，否則犯人很可能會察覺真正的審訊意圖而另外編造口供，以求蒙混過關，這樣，案情將會越搞越糊塗。這時候，應當發揮助手的作用了，俞午朝他們瞥了一眼。兩個助手是名聞全省公檢法的審訊專家，當然知道接下去該怎麽辦。他們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便開口了：

“程書迪，你是何時潛來大陸的？”

“是十天以前從廣東汕頭偷渡過來的。”

“你把踏上大陸以後的每個小時的經曆都作一個詳細交代。”

這是審訊學中的“反證法”，即讓犯人在毫不知曉審訊意圖的情況下通過交代案情，自己來證明是否參與了同一時間內發生的另一樁案件。當下，程書迪便把自己十天來的詳細經曆作了交代。令審訊人員失望的是，據程犯供稱，“TQD案件”發生的當天他並不在596次列車上，而是坐556次車去了娘子關找一個潛伏特務交代收集情報的任務。程犯供述後，俞午宣布暫停審訊，把案犯押入牢房。

回到省廳，俞午指示助手把程書迪赴娘子關一節另立一份案卷，派員立即驅車前往娘子關逮捕特務。太原距娘子關40公裏，汽車不到一小時即已抵達。那個披著教師外衣的潛伏特務猶在睡夢中，便被破門而入的公安人員拿下，戴上手銬押解太原。原班人馬立刻進行審訊，這家夥倒也供得利索，把自己在解放前夕如何參加“保密局”，如何受命潛伏直至“司馬先生”如何來交代任務的全過程來了個“竹筒倒豆子”。俞午等人雖有意外收獲，心裏卻悶悶不樂，因為這個特務的供詞證明程書迪確與“TQD”無關。

八

山西方麵在龍山一帶大張旗鼓搜捕“司馬遠發”時，河北淶源正在追查購買與“TQD案件”有關的那個拎包的顧客。

河北省公安廳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派專人送來的《TQD案件協查通知》後，根據公安部案情分析會上的決定，立即布置赴淶源偵查。淶源是位於河北、山西交界處河北境內的一個縣城，省廳去的偵查員先往縣公安局。局長和軍管組長一聽省廳辦公安部交辦的“特案”，立即表示全力予以配合。於是，經過一番短暫的商議後，偵查員化裝成工廠質量跟蹤檢查人員走進了縣商業局，要求調查發往淶源的1000個拎包的質量。商業局負責該項工作的百貨日用科科長適逢出差，無人接待。偵查員吃了閉門羹，隻好耐著性子等了一天半。總算候得此公回來，一說情由，那位科長傻眼了：這不是架梯摘月，鏡中折花嗎？咋辦得到？

這個，偵查員早就考慮到了，他們提出了一個方案：由商業局出麵向全縣發通知，稱這種拎包售價有差，每個多收了7角9分，商店決定退款，凡購包者可在三天內憑拎包去原售商店領款。這筆錢，自然由“廠方”出了。這樣，剩下沒去領款的個別數量就可以在小範圍內偵查了。當然，是否查得到很難說，大海撈針是要碰運氣的。那位科長一聽想想也好，便點頭同意，並且當即打電話跟經銷和批發這批拎包的全縣最大的“紅太陽百貨公司”聯係。

放下話筒，科長咧嘴直樂：“嗬！我說你幾位同誌運氣真好，這幾百元錢你們的廠就甭出了，這批拎包都找得到主兒！”

原來，“紅太陽百貨公司”進貨後，還未擺上櫃架，便被本縣一家來自上海的內遷工廠的采購人員覓去。這家工廠有六千多職工，兩個月前召開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這批拎包中的八百個作為獎品發給與會人員，另外二百個至今還鎖在後勤處倉庫裏。偵查員一聽自然高興。當下由縣公安局一位副局長陪同，驅車前往工廠。工廠保衛科密切配合，先去倉庫查看了發剩下的拎包，數了三遍，二百個一個不少；又從廠辦公室找出那八百名“積極分子”的名單，通知所在車間轉告各人將拎包拿來檢查。檢查結果，799個都在，獨缺三車間一位姓王的工段長的那個。據王工段長說，拎包在一個月前被竊了。

偵查員一聽“被竊”兩字，心裏不禁一動，當下便請對方詳細敘述一下拎包被竊的經過。王工段長便敘述了這樣一段往事：王工段長是去年夏天和同在一個單位的妻子作為技術骨幹從上海調來河北的，他有個兒子在黑龍江省呼瑪縣插隊落戶，上個月兒子來淶源探望父母，一同來的還有一個路經齊齊哈爾市時結識的當地青年。兩人來淶源後，東遊西蕩玩了半個月，後來說要去北京看看。王工段長夫婦便給了他們一百元錢，還準備了一些途中吃的鹵菜、點心，就放入那個從未使用過的獎品拎包裏。那天兩人一早就去了火車站，不料火車誤點，便去候車室打盹，醒來時發現拎包已被竊。王工段長的兒子的心情可想而知，言語間說了那朋友幾句，那人一怒之下，不辭而別了。

偵查員聽完王工段長的敘述，對那個和涉及“TQD案件”的拎包(現在可以肯定調換“TQD自動儀”的那個拎包即是工段長的獎品拎包)有過接觸的齊齊哈爾青年產生了興趣，便向王工段長了解那人的外貌等情況。王工段長一說，偵查員暗自吃驚，原來那人竟是一副蘇聯人模樣：個子高大，金發碧眼高鼻頭。他們頭腦裏馬上出現領導傳達過的公安部案情分析會上所說過的“本案可能和蘇修特務有”一節，於是問得更詳細了：他說什麽話？他的單位？他的住址？他的……等等，等等。工段長一一作了解答：此人名叫張大勝，住齊齊哈爾市東大街112號，初中畢業後未去插隊，蹲在家裏混日子。他是混血兒，母親是中國人，父親是蘇聯軍官，1954年回蘇聯了，後來是否有聯係不知道。張大勝說一口流利的東北話。

偵查員記下了王工段長說的每一個字，臨末請對方注意保密。離開工廠後，他們馬不停蹄直返省城。省公安廳有關領導聽取匯報後，也覺得張大勝疑點頗重，當即和齊齊哈爾市公安局聯係，讓火急協助查清張的情況，這裏坐等回音。

午夜時分，齊齊哈爾方麵的回音來了：張大勝確係混血兒，其父現已退伍，在蘇聯雅庫茨克市擔任商場經理，偶有書信來往。上山下鄉時，當地曾動員張去農場，張母不允，遂作罷。最近半月，張大勝未離開齊齊哈爾市。

裘為群看過加急電報，搖搖頭，苦笑道：“看來，這個案子輪不到河北方麵偵破了。”

此時，已是“TQD案件”發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那裏，專案組長黃碧天守著電話機，每隔兩小時就接到來自北京、鐵道部、山西、河北方麵的例行情況匯報電話，每次鈴響去抓話筒時，心裏總充滿了希望，但耳機裏傳來的總是千篇一律的幾個字：“沒有突破。”按照規定，專案組每天晚上要通過電話向公安部長謝富治匯報偵查情況。每到這時，黃碧天便覺得十分犯難，因為他不能像下麵的“攤子”那樣用四個字來概括，便隻好預先將每天傍晚各“攤子”報來的《二十四小時偵查情況記錄》看熟，然後做選擇性的匯報。謝富治本人雖是公安部長，但對具體偵查工作一竅不通，因此做不出什麽具體指示。但他很會催促，每次通電話總是拖長了聲音說一句“今天是第×天啦”，語調一天比一天顯得焦躁。

這天晚上，黃碧天照例和公安部長通過電話後，正悶悶不樂地再次翻閱《二十四小時偵查情況記錄》，想從中發現下麵“攤子”未及注意到的情況，忽然電話機鈴聲大作，抓起耳機一聽，是周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點名要找黃碧天說話。黃碧天頓時緊張起來，聲音竟微微有些顫抖：“我是黃碧天。”

電話是總理辦公室一位秘書打來的，向“TQD”專案組長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要抓緊時間偵破案件，偵查力量如果不夠，可以考慮啟用那些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目前不在崗位上的同誌。

黃碧天逐字記下周總理的指示，反複看了幾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個臨時性的“五·七學習班”，其中不乏具有豐富偵查實踐經驗的“老公安”，何不讓山西省公安廳破例啟用他們？不過，這事若讓謝部長知道，恐怕會生氣……

“文革”開始後，公安部和其他部一樣，也免不了折騰一番。七揪八揪，揪出了一批“叛徒”、“內奸”、“黑手”、“特務”、“假黨員”、“還鄉團”、“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有的被投進了監獄，有的開除公職戴上“帽子”遣返原籍，有的實在落實不了證據，便送往“五·七學習班”。照謝富治的說法，進“學習班”的人都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思已經寬大他們了。據黃碧天所知，“學習班”中大有能人。現在周總理顯然想啟用“學習班”裏的能人參加“TQD案件”偵查工作。黃碧天知道這個設想是頗具實際價值的。但這些人是謝富治圈定後送去山西的，如果要啟用他們參加偵查“TQD案件”，按照組織原則必須報告謝本人。但黃碧天考慮到謝富治有可能會反對，那就麻煩了。他又看了一遍電話記錄，忽有所悟：總理繞過謝富治直接向專案組下指示，是不是暗示我可以“相機處理”？我來個“瞞上不瞞下”，不報告謝富治，以專案組名義向山西省廳下通知，讓啟用“五·七學習班”的能人參加偵查工作！

黃碧天又考慮了一會兒，決定就這樣做。於是他抓起保密專線電話機送話器：“請接山西省廳！”

九

山西方麵接到公安部專案組的通知後，俞午便親自去“五·七學習班”物色能人。俞午在“學習班”看了有關材料，物色了一個名叫郭應峰的“老公安”，當即讓他上了自己的轎車，直駛省廳。

郭應峰55歲，頭發已顯花白，瘦瘦高高的個子，一張普普通通的臉，眼睛較小，而且總喜歡眯縫著，像是一副沒睡醒的樣子。別看他這副貌不驚人的形象，他的偵查本領在全國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的，“文革”前發生的一些“特案”，如“故宮飛盜案”、“盧溝橋碎屍案”、“保定盜槍殺人案”、“阿克蘇盜炮案”等等的偵破都與他的名字分不開的。

當下俞午把郭應峰接到省廳，當作貴賓對待，先給他看過公安部電話通知，又道明用意。郭應峰就像一匹久經戰陣的老馬，聽見讓他偵查案件猶如戰馬聽見了久違的衝鋒號角，頓時昂奮起來，眯縫的眼睛一瞬間睜得滾圓，閃出灼灼的光彩，馬上提出立即去北京訊問秦、楊兩個當事人並查看物證。本來這是偵查案件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俞午和北京一聯係，黃碧天因擔心驚動謝富治而婉言拒絕了。俞午從耳機裏聽出黃碧天那種無可奈何的語氣，情知有因，也不勉強，便把案發以來北京每天轉來的《二十四小時偵查情況記錄》及有關技術鑒定拿出來，給郭應峰安排了一間靜室，讓他專心閱讀，靜心考慮。

郭應峰在靜室中獨自待了八個小時，晚上8點半，他給俞午打了個電話，請他來一趟。俞午知道郭應峰的神通，料想此時讓他去必有好兆，連忙從家驅車急赴省廳。走進靜室，隻見裏麵煙霧繚繞，桌上煙灰缸裏的煙蒂堆得像小山，郭應峰正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一碗涼麵條。

“老郭，分析下來情況如何？”

郭應峰吞下最後一口麵條，點了支香煙，抽了幾口，慢條斯理開口道：“從各種跡象看來，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

“哦？！”俞午大吃一驚。普通刑案？這不是把公安部案情分析會(謝富治也參加了)所作的預測結論徹底給推翻了！他稍一停頓，問道：“老郭，這可能嗎？”

郭應峰嘴角邊上露出一絲淺淺的笑意，輕聲道：“差不離！這是一起刑案，作案者是一個具有稔熟作案技能但不過是初出茅廬的女人，年齡在30歲以下，是山西省境內某小城鎮上的人。”

何以見得？俞午倒要請教了。郭應峰不慌不忙開口道：“根據技術鑒定，那個拎包的拎攀上有少量油漬——‘紅燈’護膚脂，按京原線途經山西各小鎮群眾生活習慣來說，隻有青年婦女喜歡在冬春秋三個季節使用太原日用化學品廠出品的廉價的‘紅燈’護膚脂——農村青年婦女則因經濟原因而用豬油——這說明案犯是山西某小鎮上的青年婦女。她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打開鏈條鎖，說明她具備這方麵的技術；按說具備這種技術的角色不會冒冒失失貿然下手，她得軋準目標，確有油水可撈才下手，但她下手了，這說明她不諳作案要訣，是個初出茅廬的雛兒。”

俞午聽了，發表不同意見道：“我想，正因為如此，她這是屬於政治性盜竊，是看準了目標下手的。”

郭應峰胸有成竹，依舊從容不迫：“淶源那個工段長丟失拎包是在一個多月前，那時703研究所自己也不知道幾時運送‘TQD’，及用什麽方式送，如果說是政治盜案，那麽她從何處得知‘TQD’會裝在這麽一個拎包裏，而照樣去竊了一個來做準備呢？”

這個問題頗有些分量，俞午語塞。郭應峰說：“所以，這是一起普通刑案，案犯手裏有這麽個拎包，她就看準了這樣的拎包作為目標來玩‘狸貓換太子’的把戲。”

俞午沉默了片刻，又說：“可是據分析判斷，作案者極有可能是那個在代縣上車的褐發男子，這又如何解釋呢？”

郭應峰說：“我估摸如果真是那個‘褐發男子’作的案，那麽這是個假男子，是女賊妝扮的。她能化裝得幾可亂真，我想也許曾在什麽小劇團待過。老俞，今天已經是規定破案期限的第七天了，事不宜遲，得馬上行動，朝我所估斷的偵查方向展開調查。現在大體上可以肯定：案犯在山西，而且在鐵路沿線的某地。你盡可放心，隻要捕獲案犯，追回‘TQD’是不成問題的，這種儀器對於刑事犯罪分子來說還不如一塊廢銅。”

俞午似被說動，不再反駁，想了想問：“你打算如何偵查？”

郭應峰顯然已經考慮過了，馬上回答：“立即調查以太原為中心的各條鐵路線上在‘TQD案件’發生前後的同類報案記錄，這一點必須在天亮以前完成。明天上午，我去市公安局看守所提審在押的流竄盜犯，估計能找到線索。”

省公安廳於是立即急電通知京原線(太原——北京)、石太線(石家莊——陽泉——太原)、太津線(太原——天津)、太鄭線(太原——鄭州)、北同蒲、忻河線(太原——河邊)、(忻縣——大同)、南同蒲、介曲線(太原——介休——陽泉、盂原——西安)沿途車站派出所或公安特派員，調集車竊報案記錄。下半夜2點半，各線記錄匯齊，最近一個月裏共有車竊案件42起，其中扒竊案31起，竊包案11起，後類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處，即都是開鎖作案。半小時後，俞午喚醒熟睡的郭應峰，把材料交給他。郭應峰仔細看過，又讓調來最近一個多月來市公安局審訊盜竊犯的卷宗，又是翻閱又是摘錄，忙到天亮，理出了要提審的三名盜竊犯，隨即驅車前往市公安局看守所。

被提審的三名案犯，均是有過幾進幾出犯罪記載的“捉兔子”(即專竊拎包)“朋友”。郭應峰分別提審，不問各人的案情，隻問他們“同行”中的女賊情況，言明如果提供的線索有助破案即算立功，將功折罪，決不食言。這三個案犯都是“老官司”，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立功機會，不須郭應峰費什麽口舌，都乖乖地道出了各自所知道的情況。郭應峰從他們的口供中得知：活躍在以太原為中心諸鐵道線上的“捉兔子”女賊共有五名，現四名已經被捕判刑，剩下一名叫王玲，是大同市人，但她不會開鎖。會開鎖的那位多半是新近冒出來的年輕姑娘，據說她自稱其開鎖本領由北方五省流竊慣盜中有名的“鎖王”賈福坤所授，能在眨眼間打開鏈條鎖；她作案無固定地點，東抓一個包，西拿一件行李，所以同行中給她起了個諢號叫“蝴蝶”。三名案犯中有一人見過這位“蝴蝶”姑娘，據他介紹，那是一個高挑個漂亮妞兒：二十三四歲，鵝蛋臉，大眼睛，挺鼻梁，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樣板戲”來和喇叭盒子裏的幾可亂真。這末一點和郭應峰估計女賊可能當過演員是合拍的。

返回省廳，郭應峰讓俞午請了位畫家，按照那個犯人所說的形象畫了張“蝴蝶”的模擬像，翻拍後趕印出數百份，立即分發給以太原為中心的各鐵道線車站派出所和乘警，另外還專門派出50名精幹刑警，化裝成旅客攜照片上了各趟列車，查訪“蝴蝶”。為防止打草驚蛇，郭應峰特地關照各有關人員，如果發現目標，隻可跟蹤，不可驚動。

郭應峰的這一著棋果然有用——當天晚上7時許，從陽泉市傳來消息：在太原開往永定門的560次列車上，發現一個與模擬像照片相似的年輕女子，於18點45分在陽泉下車，現在住進了車站附近的一家旅館。

郭應峰聞訊，和俞午商議了一下，帶了兩名助手，於當晚23點45分乘558次列車赴陽泉。

十

558次列車抵達陽泉時，已是次日淩晨2點22分。郭應峰三人趕到目標下榻的那家旅館附近，和跟蹤的兩個刑警會合。刑警向郭應峰匯報：目標是從太原坐火車來陽泉的，車上未曾作案，住進旅館後未外出過。郭應峰稍一考慮，做出決定：他和一名助手住進旅館，刑警繼續跟蹤監視，另一助手住進車站東側的“東風飯店”。

次日早晨，目標去旅館食堂用早餐，郭應峰暗暗觀察，發現和那個犯人所說的“蝴蝶”的確相似，便讓助手悄悄拍攝了幾張照片。照片衝出後，立即通過電傳輸往太原。上午10時，太原方麵來了回音：經那個犯人辨認，證實確是“蝴蝶”！俞午讓郭應峰立即將其逮捕。

郭應峰看過陽泉市公安局機要通訊員送來的電話記錄，並未下達逮捕命令。他頭腦裏縈繞著一個問題：目前不過確證這個女人是“蝴蝶”，尚未吃準她就是“TQD”案件的案犯，如果逮捕她後堅決不承認盜竊“TQD自動儀”，那又怎麽辦？看來，目前先不宜逮捕她，而應當設法證實她確是“TQD”案犯，然後再予以逮捕，以證據迫使其承認作案，追回“TQD”。用什麽辦法能達到這一點呢？郭應峰思忖良久，終於想出了一個“釣魚”之計，於是讓助手通知那兩個跟蹤的刑警暗作準備。

當天中午，“蝴蝶”離開旅館，去市裏兜了一圈，12點半走進了一家專賣牛羊肉的清真飯店。化裝成外地采購員(陽泉產煤，采購員特多)模樣的郭應峰一直遠遠跟著她，見她進店吃飯，便加快腳步也走了進去，在“蝴蝶”鄰桌坐下。

此時已過中午市頭，店堂裏顧客不多，十幾張桌上攏共隻有二20來人。“蝴蝶”獨居一桌，要了兩個菜、半斤果子酒。郭應峰和兩個本地知青模樣的小夥子同桌，要了三個菜、一瓶“陽泉大曲”，自顧吃喝，並不搭腔。片刻，從外麵進來一個中年鄉下人，四下看了看，在“蝴蝶”對麵坐下，要了一菜一湯和半斤饃饃。他掏出錢包付款時，不獨“蝴蝶”，連那個青年服務員的眼睛也亮了亮——別看此人一身土布裝束，打扮得土不溜秋，錢包裏卻是鼓鼓囊囊，裝滿了十元大票，估摸足有四五百元，這在當時相當於一個中級技術工人的全年收入。鄉下人吃飯時，“蝴蝶”目不轉睛地望著他，他卻像是沒看見，隻顧低著頭喝湯吃菜啃饃饃。

郭應峰忽然敲著桌子叫“服務員”，讓添一個“三鮮砂鍋”。砂鍋上來後，他卻不喝湯，光用勺子撈裏麵的肉丸子、熏魚吃。當他撈得砂鍋裏隻留下湯水時，同桌的兩個知青喝完酒走了。郭應峰掏出煙盒，抽一支叼在嘴上，卻找不著火柴，把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放在桌上，其中最醒目的是桔黃色的拴有鑰匙的“住宿證”。他皺皺眉頭，站起來走到那鄉下人旁邊，滿臉堆笑道：“老哥，借個火！”

鄉下人把火柴掏給他，他點了煙卻又不走，和對方拉呱了一陣才重新回到自己桌上喝酒，卻調了個方向，將背脊對著“蝴蝶”這張桌子。鄉下人很快就吃完飯，打著飽嗝出門而去。剛過一、二分鍾，他突然去而複歸，滿臉驚慌，並不開腔，來到先前坐的桌子那裏低頭亂瞅，急得團團打轉。片刻，他走到“蝴蝶”旁邊，問道：“同誌，你見到我的錢包了嗎？”

“蝴蝶”一愣，連連搖頭：“沒啊！咋啦？”

鄉下人“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倒在地下亂打滾，邊哭邊泣：“這是俺全大隊的救濟款哪，丟了俺咋活呢！”

這一哭鬧，驚動了全店堂所有人，都圍攏過來。飯店經理也來了，詢問情由，鄉下人一口咬定錢丟在店堂裏了，因為他出門才走了十幾步就發現兜裏空了。店經理於是讓人把大門關上，朝眾顧客掃視著：“同誌們，大家看咋辦？”

眾人麵麵相覷，都不吭聲。經理又問了一遍，郭應峰朝“蝴蝶”瞥了一眼：“這樣吧，他說肯定丟在這裏了，而我們一個都沒出過店門，那就來個互相搜查吧。搜著了，拉派出所去！”

眾人都點頭。“蝴蝶”眨了眨眼睛，也說“中”。那鄉下人也不哭了，坐在地上眼淚汪汪地看著眾人。店經理叫來一個男廚師、一個女會計：“他們不在場，抄起來最公正。”

於是男男女女便分別站在兩人麵前，依次接受搜身。搜身結果：空空如也！“蝴蝶”望了望鄉下人，又朝郭應峰看看，一言不發，重新坐下喝酒。郭應峰朝店經理苦笑一下：“現在清楚了：他這錢遺失在外麵，跟我們在場人都無關。”

鄉下人又哭起來，郭應峰把他扶起來，掏出一張拾元票塞給他：“你快去派出所報案，讓警察幫你找。”

鄉下人出門後，郭應峰又喝了一會兒酒，起身離去。

郭應峰徑自回到下榻的旅館，關上房門，拉上窗簾，從懷裏掏出一個濕漉漉油膩膩的和鄉下人一模一樣的錢包，放在桌上。他點了支香煙抽了幾口，從錢包裏拿出一疊拾元鈔票，小心翼翼地一張張揭開來，依次貼在桌麵上。這就是他的“釣魚計”——根據“蝴蝶”新出道卻頻頻作案的特點，可以斷定這是個貪婪而心狠手辣的女人。對於車竊犯罪分子來說，“捉兔子”(拎包)不如“軋輪子”(扒竊)。郭應峰推想“蝴蝶”如果精於扒竊之道，那她一定“雙管齊下”，廣開財路，而且不久就會側重於“軋輪子”。他不知道“蝴蝶”是在什麽情況下拜“鎖王”賈福坤(賈於1968年被捕，判刑20年，1969年初越獄，不久重新被捕，已於上月判死刑，執行槍決)為師學開鎖本領的，但可以肯定，如果“蝴蝶”現在碰到精通扒竊“技藝”的角色，她是很想學這門“技藝”的。根據這個推斷，郭應峰決定扮演一回“扒竊犯”角色，誘“蝴蝶”上鉤。先前清真飯店的那一幕，全是郭應峰一手策劃的，那個“鄉下人”其實是郭應峰的另一位助手化裝的。錢包一共準備了兩隻，郭應峰和“鄉下人”，每人一個。郭應峰故意先借“找火柴”之由亮出“住宿證”，使“蝴蝶”知道他也住這家旅館，又趁點煙之際在“鄉下人”身邊磨磨蹭蹭，之後把自己身上那個錢包放進砂鍋裏，待“鄉下人”發作時安然應付搜查。按“蝴蝶”這種人的悟性，她完全能察覺是郭應峰作的“案”，如果她想拜師，那她很快就會自己找上門來的。隻要她自己找上門來，郭應峰就差不多成功了。

郭應峰不愧是名探，料事如神。他剛把幾十張鈔票貼在桌麵上，房門被輕輕叩響了。郭應峰知道“魚兒”上鉤了，卻假裝慌張，把床上的毛毯和衣物拉過來蓋住桌子，然後輕聲問道：“誰？”

“我——服務員。”

郭應峰聽出是“蝴蝶”的聲音，便去開門。門鎖剛擰開，“蝴蝶”把門用力一推衝了進來，反手把門關上，朝郭應峰莞爾一笑：“你好！”

郭應峰擋住她，沉著臉：“你有什麽事？”

“蝴蝶”冷不防把郭應峰往側邊一推，一個箭步衝到桌前，掀開毛毯，指著鈔票不無得意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你偷的錢！嘿嘿，朋友，真是人不可貌相，你這一手真是絕活啊！”

郭應峰假裝氣急敗壞，抄起椅子欲砸過去。“蝴蝶”眼疾手快，一手擋住椅子，一手從懷中拔出匕首，低聲喝道：“姑奶奶會飛刀，你敢撒野，一刀紮死你！”

郭應峰眼望著寒光閃閃的匕道，嚇得戰戰兢兢：“你……你要錢，見者一份，拿一半去就是了。”

“嘿嘿，誰希罕這幾張票子？姑奶奶不缺錢花！”

“那你要什麽？”

“蝴蝶”沉浸在初勝的喜悅裏，把匕首一晃，“坐下說話，咱們好好拉呱拉呱！”

郭應峰臉上白一塊紅一塊，眼露驚恐神色：“遵命！遵命！”遂退後幾步，在床沿上坐下。

“蝴蝶”大模大樣在椅子上坐下：“你叫什麽名字？”

“姓郭名忠。”

“郭忠，我問你，你這一手絕活跟誰學的？”

“我自個兒練的，解放前就已經練成了。”

“蝴蝶”翹起大拇指：“佩服！佩服！唔，怎麽樣，你收我做徒弟吧？”

郭應峰沉思片刻：“我得先知道你是誰。”

“我叫奚若蘭，道兒上朋友給我起個諢號叫‘蝴蝶’。”

“哦，我不是這一帶的，對北方‘道兒’上的情況一無所知，‘蝴蝶’也好，‘蜜峰’也好，都沒聽說過。”

“那我自個兒介紹一下，我出道不久，道行尚淺。但我會開鎖，師承‘鎖王’賈福坤。現在在太原一帶鐵路線上混飯吃，有點小名氣。”

“你是賈福坤的徒兒，那你幹的是‘捉兔子’？”

奚若蘭點點頭：“不錯。但我想光‘捉兔子’發不了大財，所以想跟你學學‘軋輪子’。”

郭應峰笑道：“你想發大財，可以‘登堂’(上門撬竊)搞銀箱嘛！”

奚若蘭搖搖頭：“賈師父隻在我家裏住了三天，沒來得及傳授開號碼鎖的絕技。”

郭應峰盯著她：“幹‘軋輪子’這一行，隨時得準備蹲大獄。我是無家無口之人，豁得出去。你豁得出嗎？”

奚若蘭拍拍胸脯：“我也是一個人，怕什麽？”

“如果折進局子了，你能做到守口如瓶嗎？”

“能！”

郭應峰站起來：“你能證明你不是公安局的便衣，而真的是賈福坤的徒弟嗎？”

“可以。你有鏈條鎖或其他什麽鎖嗎？”

郭應峰是以“采購員”身份住進旅館的，況且又要取證，當然備了鏈條鎖，當下拿出來放在奚若蘭麵前。奚若蘭手腕一動，指縫間不知怎的已經多了一枚鋼絲鉤子。這女賊的動作也真是個快，以郭應峰這樣的名探眼光也還未看清，隻聽見極細微的一下聲響，鏈條鎖已經開了。郭應峰讚歎道：“哦！不愧是賈福坤的弟子！”拿過鏈條鎖一看，隻見鑰匙口上已有鋼絲鉤擦痕，他相信經過“金相分析”鑒定，其結果定和“TQD案件”的那根鏈條鎖上的痕跡完全一樣。這已經是確鑿的作案證據，可以逮捕奚若蘭了。但他很沉得住氣，還不動手，笑吟吟道：

“這足可證明你是賈福坤的徒弟了！但不知你膽量如何？”

“膽量？哈哈，別看我初出茅廬，我可是不怕誰的！這一陣子我經常做‘無本買賣’，就是收入有限。”

“這是眼力問題了。‘捉兔子’也好，‘軋輪子’也好，除了要有本領，還講究眼力，否則你本領再高，做的卻是‘小本買賣’，是嗎？”

奚若蘭一拍大腿，不無感慨道：“對啊！對啊！老前輩說得有道理，我上幾天就吃過這個虧！那天我化裝成男子坐596次去河北，碰上兩個‘主兒’派頭蠻大的，小車直送站台，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包，我隻道是裝了滿滿一包錢哩，尋思正巧我的拎包跟他們的一模一樣，正好來個‘狸貓換太子’。車抵代縣，我假裝剛上車，上前去一試就成。哪知把包帶回太原一看，他媽的是用棉花裹著的一個鐵盒子樣的玩意兒，廢鐵一塊！”

郭應峰縱然是老資格，聽到這裏，一顆心在胸腔裏也怦然直跳，一股狂喜像電流似地湧遍全身，臉上顯出幾分笑意：“結果就扔了？”

對方是個“雛兒”，沒覺察異常，點頭道：“可不是嗎，一下子就被我扔進人民公園那個荷花池裏去了！”

郭應峰哈哈大笑：“姑娘，所以要講究眼力啊！”

“我跟你老學唄！”

郭應峰像是被煙嗆了，咳嗽幾聲，開窗透氣。這是暗號，下麵院子裏呆著的幾位隨即衝上樓來，破門而入，亮出手槍：“不許動！”

奚若蘭吃了一驚，卻還弄不清楚來逮“老前輩”還是她，眼光在來人與郭應峰之間來回掃視，直到手銬扣上來才恍然大悟：“他媽的你是便衣警察！”

一小時後，這起一直驚動到國務院總理的盜竊案已經審理清楚：案犯奚若蘭，山西代縣人，原是晉劇團演員，晉劇團解散後她不接受分配，拒絕去工廠報到，終日遊手好閑。四個月前，奚搭識了逃犯賈福坤，賈向其傳授犯罪手段。之後，奚開始在鐵路線上作案，專竊過往旅客的包、袋、箱。“TQD案件”的發生，純屬偶然：奚見秦家康、楊曉晨坐小車來車站，隻道是送什麽專款的，便動了作案念頭。

當天下午，一輛警車駛進太原人民公園，一群刑警跳進荷花池打撈“TQD自動儀”……

無線電波飛越山山水水，直往北京：“TQD案件”已破獲，失物原封不動追回！

這天，正是周恩來總理所規定的破案期限的最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