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固化與價值超越 – 老莊哲學沉沒啟示錄
玄野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老子
關心自己靈魂的人不是為伺候肉體而活著的。他們和那些愛財、愛麵子、愛權力的人走的是相背的路。他們覺得那些人不知自己要到哪裏去呢。哲學家一心相信：愛好智慧能救助自己，淨化自己，他們不該抑製自己對智慧的愛好。不論哲學把他們導向何方，他們總是跟著走。 --斐多篇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中庸
價值體係的固化對於一個文化而言是毀滅性的。這種固化之初一般會達成生產力水平和文明水平的穩步提高，因為人群裏的精英不必再糾結於如何定位文化價值這個永遠沒有最終答案的東西，而是在那個已經固化了的體係內尋找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態宣布了這個文化未來的死亡。這個問題也許過於龐大而高不可攀，我們可以從最切近的生活現象去理解。比如一個孩子，他學習的動力來源於好奇心，因為他對這些事物有興趣，他不知道這個東西有何價值，也不知學了這個東西會給他帶來財富還是帶來災禍。他學習的動力就在於求知欲。這是人的天性，或者說是上帝賜予人的厚禮。如果那個孩子隻要學習自己認識到有價值的東西，很可能他在最切近的日子裏會表現優異甚至出類拔萃，但你就可以很簡單地判斷他的未來將十分暗淡。其實這是一個對許多人都不陌生的現象，你可以回憶一下你在小學裏那些對老師的教導亦步亦趨的優等生，他們在當下的人生境況又是如何。人的預見力是極其有限的，一個孩子幾乎無法預測他未來將麵臨的問題。當下他的需求很有限，而對他有價值的知識也很有限。小學裏乖巧的優等生們所遵從的價值其實並非是他們自己所認定的價值，而是成年人的社會灌輸給他們的價值。更嚴重的是中國過去七十年的教育體係往往有一個以為孩子們很幼稚的前提，從而把灌輸給孩子們的價值幼稚化甚至於反自然反邏輯化。因此，這些可憐的孩子們看似獲取價值體係，實際上卻是畫地為牢。如果我們摒除灌輸的模式，而采用符合邏輯的價值教育，那麽教育主體就處在一個悖論當中，孩子能明白對自己有價值的東西很少，所以可以教的東西就很少。同時將來對孩子有價值的東西很多，但孩子不理解價值何在，也就從其內心裏不明白為什麽要學。問題的解決很簡單，就是教育要從好奇心出發，要從人的求知欲開始。你教給孩子的東西是他感興趣的，至於價值如何則不去管它。如果我們用一個文化來置換這個小孩，就會明白問題所在。實際上人類知識尤其是某個獨立的文化圈，在曆史長河中就是一個小孩的地位。一個文化的發展，其根基也必然不能建立在價值之上，而隻能建立在上帝賦予人的那個求知欲的基礎之上。文化成型之初就固化了價值體係，隻允許價值體係接受的東西，看不到價值的就拒絕。這構成了許多文化的通病，其上千年的發展路徑也明示了我們價值體係固化的危害所在。
我們都知道百家爭鳴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時期，英才輩出。當時眾多大哲提出了許多在當代來看很核心的哲學或者科學理念，但是都因為在當時無法看到其價值所在而被束之高閣，而在以後的價值體係固化過程中更加被排斥為異端邪說或者玩世不恭。例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這是邏輯學的重大理念。正統派則崇尚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沉醉於那種通過思維的短路直接獲取不言自明的結論，更快捷的消弭紛爭，為人們的生活確定準則，從而得到價值的快速實現。正統的價值觀念對嚴密的思辨一般不予理睬。告子曾提出性惡論，當然其結論不一定正確，但從其思辨的邏輯推理而言是很嚴密而很有洞見的。孟子的正統派在辯論中不是通過邏輯推理來辨明是非，而是靠氣勢將對方壓倒打垮。所以這種辯論中大家並沒有將自己的思辨放在中立的位置去聆聽神明賜予的信息，而是先入為主的有一個結論，在辯論之前就將自己綁在那個預設的結論上了。莊子是那個時代中最偉大的旁門左道，後代眾多聖賢因為莊子的才華與其深邃的哲學見解而不敢於武斷摒棄。但是道教的出現對後世發展老莊哲學起到了極大的誤導作用，人們往往在老莊哲學裏玩修身養性，難以繼續思辨開拓。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那個正統的價值體係為道與佛所提供的空間隻有修身養性。需要說明一下的是，此文中提到的正統並非直指孔夫子的儒門儒家，與中國帝王的政治體係所媾和的儒教左派應該算作中國價值體係的正統。應該說，世界曆史上的統治者與各文化信仰圈之中的教條左派合作而構建一個固化的價值體係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居於如此自成一統的區域中的中國社會似乎是腐朽速度相對慢的一個。所以這裏不是貶低或者抱怨古聖先賢，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跳出時代。各宗教各文化的教條派是個普遍的令人頭疼的現象，當然當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當代文化依然有他們對應的教條派。固然當代文化所宗於的博愛自由等普世價值理念十分有道理，而且是人類文明的方向，但是這些東西的泛化庸俗化甚至於扭曲化卻是物極必反的結果，是理性幌子下的教條派所構建的亞穩態理性的罪愆。
價值體係固化的最大的反例就是科學的發生過程。科學不是任何一個務實的價值體係的產物。係統性並且高度結構化的科學並非是文化發展的必然。古希臘雅典對知識的崇尚，對理性邏輯的推崇，是當代科學存在的決定性因素。古希臘的理性之於當代科學，就象是一粒種子之於大樹一樣，可以說沒有古希臘文明就沒有當代科學的出現。知識與理性在古希臘時代本是毫無實際價值的奢侈品。人類探索的本性，人類的求知欲，使得某些族群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物力去追求那些並不能給自己帶來物質利益的東西。那些當年對人類毫無價值的東西生發出了當代主宰人類世界的知識體係。那麽，一個文化圈如何對待那些看似對當時不產生價值而隻能勾起人們的好奇心與探索欲望的知識，就決定了這個文化的長遠未來。
曆史的另一個因緣際會也為科學的出現打開了一扇窗。公元四世紀，羅馬皇帝宣布基督教為國教，教條之下的歐洲逐漸進入相對僵化的中世紀。而奧斯曼帝國的襲擾導致了拜占庭的希臘文古籍向歐洲西部轉移，這些與聖經新約用著同樣文字的書籍對於當時的歐洲人而言就像上帝為他們打開的窗戶。這算偶然中的必然還是必然中的偶然？當年是使徒們遵照耶穌的信仰將基督教看作是普世的宗教而非猶太人自己的宗教，從而以希臘文作為載體。這是宗教傳播需求使然，近乎於使徒們的自救，基督教的自救。而一千三百年以後這一語言現象卻構成了古希臘文明的自救。表象上是載體的統一，而實際中古希臘的理性與精神自由也滲透入基督教的神學體係之中。與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神學體係的獨特之處在於完備的邏輯。神學家們將宗教教條做終極追溯，邏輯上隻有三位一體那個級別的有限的幾個根本公理，其他的一些宗教規則都是從這幾個公理中邏輯推演出來的。其他宗教則不同，處處都是不容質疑不可追溯的公理，教條化很嚴重。因此，歐洲形成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組合，就是不允許質疑的宗教和主張理性和質疑的古希臘文化竟然結合在一起。具體應該算誰同化誰，也很難結論。必須補充說一點的是，中世紀的基督教同樣具備著價值體係的固化問題，即便是當代我們也能真切地體會到基督教裏的價值固化。一個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曆史事件就是布魯諾在羅馬的百花廣場被施以火刑。從中我們能深刻地體味到一個固化的宗教價值體係對異議者的殘酷迫害，另一方麵我們也必須看到當時的歐洲基督教畢竟容忍了這樣一個異端發展壯大到了與教廷叫板的水平，在其他文明那裏文化價值禁錮得連個萌芽都看不到。也許一個萌芽出現後連自己的大門都出不去。這一事件內裏的發微之處則需要宗教史學家的工作了。
基督教中的神學思辨基因來源於古希臘，而這樣的一種基因為科學奠定了十分豐厚的生存空間。既然一切都源於神，一切榮耀都歸於神，神創造了一切又包含了一切，那麽揭示自然的奧秘，探索科學與理性必然也屬於神。所以，那些無法帶來現實利益或者預期利益的科學研究就有了崇高的價值—榮耀神。忠於現實忠於自然法則的科學探索當然就是忠於神了。這一點至少到兩百年前依然是科學得以迅速發展的最大保障。
古希臘文化界對知識的崇尚，不是因為知識能帶來物質利益，而純粹是對知識的的追求。知識不像基督教裏神那樣的無上榮耀，卻是高於欲望和物質享樂的精神追求。蘇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論證過為何精神是不朽的。他認為肉體是必然會腐敗的，而精神正是肉體的反麵，必然是永生而不會腐朽的。在實證手段有限的年代裏，這樣的論證已經足夠有說服力了。在實證手段高度發達的當代，這個論證已經難以說服沉醉於欲望驅使中的人類，但當代的實證也並無足夠的力量去證偽蘇格拉底的理念。從曆史的角度和邏輯理性的角度看，精神的永恒是更可能的自然趨向，雖然人們在物質的迷惑下很容易沉淪，也很容易鄙視那些追求精神的少數個體。
欲望本是人或者動物的內在本能，也是生命能夠延續的基礎。在資源相對稀缺時，欲望是生存之本，生命之源。欲望是神塑造到生命中的核心元素，欲望變得暗淡時，生命何以自我保全，何以繁衍後代並且傳承基因？但資源相對充足時，欲望就成為墮落之源。一切可以追溯到物質利益的追求，其最終對人類的影響都是墮落。這既包括酒色財氣等本能級別的欲望，也包括普通廣義上的愛和宗教信仰層麵的愛。因為愛的目標就在於人類整體的福利，當人類整體具備了充足的資源供應，欲望的放縱就變成無法避免的結局，因為愛的目標就是其他人的福利得到保障。人可以通過各種說辭來說服人們，宣示著愛的無私與偉大。然而在人際關係中對待某個人時是無私的愛，在對待人類整體時的愛就是人類這個群體最有效的自私。當聖人的愛廣布人類之後，這個愛就化作了人類向世界索取的最有效的力量。人類的另一種追求是知識，或者說求知欲。求知在某種角度看是一種無用的東西，是在得到知識的那個時代你無法利用這些知識獲得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看，蘇格拉底等希臘賢哲的最偉大之處並非在於他們的思辨生發了科學，因為他們無從得知自己的思辨會生發出科學還是魔鬼。關鍵是他們對知識的態度，他們對知識的追求並非建立在利益之上，也絕不是建立的行善之上，更不是建立在神對人的愛之上。這一點可能在老子和莊子那裏體現得更加透徹。“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一個國家民族的墮落始於其靈魂的禁錮與墮落。自趙宋以來，涵蓋人類整體並且是關照到可預見的最長遠的利益，也就是最廣闊時空意義上價值，成為世界的終極目標。最典型的就是張載四句教。老莊哲學的非價值化或者超價值化，就變得與主流格格不入。在辛苦勞作的老農眼中，一個醉心於研究鬥轉星移的人縱然不是寄生蟲，也當斥做玩世不恭了。中國最近的一千年之中老莊在文化中的地位逐級下跌，而中國文化的水平也逐級墮落。中國人從賢哲開始就將此類不追求實際利益的哲學思辨定義做玩世不恭。西方世界的最根本的思想支柱在中國被列入不入流的子部，如此而來你不墮落那就是天理不容了。
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何以沒有進入這種死胡同呢？中世紀本是更黑暗的歲月，這個千年之中正是中華文明全麵領先世界的年代。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哪裏？基督教神學的一大根基在於古希臘嚴謹的邏輯推理。縱然科學沒有證明人的罪，也沒有證明神的愛，但科學所揭示的完全超乎人類以前的智力想象的奇詭自然，卻可以證明神的榮耀與偉大，能夠證明神永遠在超乎人類智力理解的高高在上的寶座上。古希臘的理性不單單是幫宗教奠定了神學基礎，同時也將自身的特質保留下來。所以科學家說，“我好像是一個在海邊玩耍的孩子，不時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麗的貝殼而歡欣鼓舞，而展現在我麵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科學是超價值，或者更本質地說是非價值的，隻有在這樣的科學的哲學定位之下才能推進科學的發展。這樣的哲學理念也就完全繼承了蘇格拉底時代思想者們的觀念，區別在於基督教世界的科學家其目標在於神的榮耀，而蘇格拉底的目標在於個人靈魂的追求，或者按蘇格拉底自己的說法就是回憶其那個精神的自我。
性善論和性惡論的爭辯由來已久，而思想自由的年代尤其是熱門話題。老子道：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惡是建立在人類社會價值理念上的基本概念。抽象的善惡是社會的根本概念，但具體的善惡或者說善惡的內容卻往往被宗教教條和民族風俗所扭曲，也就是說何種行為為善何種行為為惡往往是被教條所定義的，與人的自然本性並無必然聯係，很多情況下是與人性相悖的。所以，善惡隨社會形態的不同而不同，其反映的並非是人的本性。善惡是社會的本質概念，卻並非人性的本質概念。比如舉個最敏感的例子，所謂萬惡淫為首，這基本是各個時代各個文化圈的共識。然而放到人性中看卻並非那等邪惡，這是人繁衍後代所必需的本能欲望，過猶不及而已。淫蕩與強迫他人意誌的罪過相比，後者更加悖離人性，是更大的邪惡。
神的主旨應該是超價值的，而人類社會是基於人類價值體係而建立的，然而人類的價值體係必須通過某種方式契合在神的超價值之中才不至於墮落甚至毀滅。賢哲以非價值的心態去追求超價值的神的主旨。無論是福音書所說的神愛世人，還是斯賓諾莎所推演出來了人的最崇高理想就是達成最廣泛人類的福祉，都是基於人類價值的結論。相比而言，耶穌所引用的那兩大誡命之一“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則在適用度上就是另一番境界了。我們可以體會一下這兩種說法的差異，雖然都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但境界差異巨大。一個是以人的價值理念來期待神，另一個則是以神的了無牽掛來要求人。雖然都是個愛字，但愛的內容完全不同。
這裏我們再把其他聖哲的核心理念擺出來，就會驚訝的發現他們所秉持的最核心理念是殊途同歸的。莊子向來被中國儒士描述為玩世不恭的莊生，原因在於他的哲學理念並不能合於普通士人的價值理念，而是以非價值的心態追求神的超價值。老子的理念則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道，而人的社會理念當是法則道而生發出的德。以如此多重非重合印證方式，我們可以認為這種非價值的信仰觀念實際上就是人類價值體係得以循行神的超價值而不至於走向自我窒息的主要途徑。無論是耶穌的愛神，還是希臘三賢的愛真理，抑或是莊子的跳脫價值而在真理中超然飛升，以及近代以來科學家們不問價值隻關心真理，都是純乎信仰層麵的一個誡命。而老子的邏輯更具複雜的結構，在超價值的道與價值層麵的德之間有一個法和則的關係，至於其中的細微處尚有待於審慎研究。
儒教將仁放在了個人修心的最高境界，這與孔子對仁的格外重視有關。老子將道放在首位，其次是德，再是仁。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仁這個境界所涉及的就是人類整體的利益與價值，與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所述比較切近，而沒有觸及神與道。不過，不能以此結論說孔子的境界了了，而隻能說孔子所留下的論述中停留在仁與善這個層麵的東西比較多，而觸碰道的東西因為相對不那麽確信，或者說編撰論語的那些孔門信徒對道這個概念不那麽確信，所以論語中關於道的論述較少。孔子對天與道的認識可能跟老子比較接近，隻是他沒有象老子那樣親手刻下五千言而已。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這種狀況導致了中國曆史上對實利更加重視，而對精神層麵的追求相對更漠視一些。這應該說與孔子的關係不大，更多的是孔門弟子所奠定的底子，更是後世諸儒所積累的偏頗。漢代的儒學發展應該已經是足夠了，而六朝時期人們重視莊子與佛家，“談空空於釋部，核玄玄於道流。”那個四百年應該是文化層麵的補益。至於唐朝對老子的重視也算是運氣成分，都姓李嗎。到了宋朝就是文化的定數與劫數了。唐朝發展儒道並重，佛教也風光，景教都來湊熱鬧，上帝多給了中國三百年。到了宋朝就沒有姓李姓莊那個事情了。而宋代諸儒並起，一時間真正意義上的獨尊儒術在中國出現了，以至於蠻族入侵後同樣被同化，他們的靈魂也喜樂地進入了這個安樂卻禁錮的空間。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這是儒學裏關於認識論的一句話。本身這句話沒問題，蘇格拉底的回憶說也有類似的味道。而現代科學的眾多大的發現或者裏程碑式的進展往往也是科學家首先通過靈感直覺得到結論，然後再通過邏輯思辨何試驗驗證。所以，在中國儒家這邊，不思而得是事情的結束。而在科學的逐次重大突破中，不思而得隻是事情的開始，隻是一個啟發，後麵你必須嚴密的證明甚至於試驗驗證才行，否則其他同行根本不勒你這一套。
整體而言，這依然是一個陰陽問題。文化的價值體係為陰，是這個文化圈在物質層麵得以延續發展的物理承載。人的精神追求為陽，是文化的靈魂，是超價值的存在。所謂超價值就是說其源動力在於人的精神，是人的好奇心在推動，至於這樣的精神成果能否帶來任何物質生產的價值或者社會關係的價值，都不是人們在追求這種精神成果屎所應考慮的東西。一旦某個文化圈被禁錮在價值體係之中，凡事都要問一個價值，對於價值之外的東西都定義為異端邪說或者荒誕不經，那麽這個文化圈就必然地走向自我封閉和自我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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