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安排和三種“虛偽”
總之，以專製手段推行“理想”，無論什麽類型的“理想”都會虛偽化。但從這裏應該得到的教訓不是應該反“理想”，而是應該反專製。因為常規的（即原教旨主義狂熱期之後的）專製與其說依賴於理想主義，勿寧說更依賴於犬儒主義。筆者曾論述過“三個和尚無自由”的道理，而曆史上人人爭當“真小人”的痞風頹習，常常也是與其說消解了、不如說延續了專製弊端，這就是所謂“法道互補”的困境。而為了擺脫這種困境，反而是極為需要理想主義的。
當然由於人性的局限，非專製社會、民主社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虛偽”。但許多深刻的思想家已指出：對“虛偽”也不可一概而論。好的製度安排（例如民主製下的權力製衡），可以使心存不良的人也受到製約而不能為惡，甚而不能不持續“虛偽地”行善（而不僅僅是言善）。極而言之，可以說是“一腦子男盜女娼，成天做仁義道德”。這總比“滿嘴的（說而不做）仁義道德、一腦子男盜女娼”好吧？“小人”長期做“偽君子”，久而久之做習慣了，也就可能變成半真半假乃至全真君子了呢。
反之，壞的製度安排，則可能使不受製約的壞人肆無忌憚地為惡，同時卻通過信息屏蔽而披上“善”的外衣，而此時他所強求於別人的“善”，實際上是要人為他 “無私奉獻”，即黃宗羲斥責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這種“滿嘴的仁義道德，成天做男盜女娼”的虛偽，難道不比“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腦子（想想而已）男盜女娼”惡劣百倍？
而更壞的製度安排，則可能使好人也不能不為惡，而不那麽好的人則為惡更甚，否則就可能在“惡勝善敗”的競爭中被淘汰。換言之，如果說好的製度安排下小人會力求表現為“偽君子”，那麽在這種更壞的製度下君子也不得不做“偽小人”。好的製度使人“偽善”——不僅言善而且行善，盡管心未必那麽善。而更壞的製度卻使人“偽惡”——未必言惡但必行惡，盡管心未必那麽惡。而如果說長期行善到頭來可能由“偽”成真，長期行惡當然也是如此，君子長期做“偽小人”的結果，往往也就成了真小人了。
如果說一般的專製大體屬於上述第二種“壞製度”的話，那麽我國曆史上的法家專製，就基本屬於這第三種“更壞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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