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朋友的兒子參加多倫多教育局舉辦的暑期中國尋根團，我征詢兒子的意見，問他想不想去？兒子說他沒興趣，如果有機會，他寧願跟爸爸媽媽去找他自己的根，也就是我和我先生的出生地。我笑著說，我和你爸爸都不是什麽名人，哪裏有什麽舊居或者長輩的故居讓你參觀。這句話一出口，我自己立刻後悔，生在國外的孩子長大了，他有意想知道父母在中國的過去，是件很好的事情，做父母的應該支持他，於是我答應在適當的時候帶他到上海尋根。
三月的上海並未完全走出冬天的濕冷。那天下午，我們坐上出租車，一路聽著出租車司機“嚓哪，嚓哪”地邊開車邊憤世，在華山路上海交大下了車。
尋根之路就從這裏開始了。80年代，孩子的爸爸在這裏學習九個月後，便由家裏人安排出國留學，這條根便從上海的土囊裏連根拔起，移到了北美洲。 
正門的石獅子微微地歪著它的頭，交大以南洋公學為基礎發展的舊樓經過外表的整修，隻是一個象征性的曆史古跡。
交大的校園早已經擴展到了郊區。建築大學城是中國這幾年來的發展目標之一，廣州等大城市都擁有很壯闊的大學城。這無疑給中國的大學生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也推動各個大學間的橫向交流與學習。
兒子顯然對校園感到十分失望，無聊中他把手裏的小相機對準了一個坐在草坪上的年輕人 ，一個年輕人無視校園草坪上的牌子，踏入草地保養區，這在我們從小的生活環境裏是常有的事，但對一個生在北美的孩子來說，卻是故意違反條例的行為。這可能就是我們兩代人對“法”的敏感性最基本的文化差異。
離開交大，我在廣元路和華山路口站了一會兒，如果沒有路牌，我已經無法認出當年我熟悉的徐家匯地區了。工商銀行的大門從華山路搬到了廣元路上，這裏曾幾何時成了娛樂世界？ 
沿著廣元路走，經過“新利查”西餐館，我欣喜地發現它還在開業。這裏是當年我最喜歡光顧的地方，一碗鄉下濃湯，一塊炸豬扒，一點點麥淇淋當白脫，用小刀在剛出爐的小麵包上刮來刮去，恨不得把刀上僅存的那點奶油刮個幹淨。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裏，在這裏用5元人民幣吃一套西餐，那是相當小資和奢侈的。“新利查”曾經被改名成“新利社”，現在想來，店的主人應該是位聰明人，他把“Richard "這個英文名偷偷地隱藏起來，用最當年最時髦的“社”字來表示它是大眾的飯堂，這招真的很絕！ 
在廣元路上路過婦嬰保健院，左拐轉上餘慶路，這條街依然是那麽的寧靜。右邊的行人道上不時有身穿長軍大衣的衛兵來回巡邏，高牆裏麵便是上海市委康平路辦事處。 
多少年來，孩子他爸提到餘慶路這幢潛伏在小弄堂裏的房子，總會目光呆滯地說，這是我最不想回去看的地方。文革期間，他隻有幾歲大，跟著撫養他的祖母被紅衛兵從原居所趕出來，被迫遷居到這裏。他說記憶中每聽到敲門聲，他和祖母以及比他大20歲的堂哥都會心驚膽戰，堂嫂看不過纏著小腳的祖母在裏弄裏被迫掃街，便替代祖母出去幹活，還要頂著被人批鬥的壓力。
這幢房子雖已經被翻新過，但是它始終無法讓被傷害過的人忘記這段曆史。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我先生的家人都紛紛第一時間離開中國去了香港和北美，而我先生守候著祖母直到80年代，雖然考取了上海交大，家裏的長輩都勸說他棄學留洋。 
從餘慶路退出來，回到廣元路向衡山路走，便來到了衡山賓館。當年我們走過這裏，總是念叨說毛主席在這裏住過。這次我回上海本有過住這裏的想法，但有朋友說上海舊賓館的設備都比較舊，我才打消了這一念頭。 
永嘉路衡山路口，是衡山路地鐵站，這裏也是酒吧集中地。從永嘉路遠望高安路口，我想著當年隱居在高安路弄堂裏的徐匯區少年宮。童年的時候，這裏是我們課餘學習藝術的地方，唱歌，跳舞，繪畫，樂器，全是免費的。不像現在的孩子，學什麽家長都要掏口袋。 
在永嘉路上走過安亭路街口，一個大鐵門裏坐落著兩幢洋房，其中一幢便是我先生的出生居所。當年他的大伯從香港帶回資金，在上海買了這棟洋房，供祖父母帶著他的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子女住，我的公公是家裏最小的，他在北京清華畢業後，回上海結婚生下我先生，交給祖母帶著，便離開了上海去外地工作。當年很多孩子都是在祖父母身邊長大，和父母相處的時間非常少。文革時紅衛兵硬說這幢房子是資產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產物，祖母帶著我先生被趕到餘慶路和別人合住一棟房子，直到文革後期，永嘉路的房子才得到歸還。現在，這幢房子也已經被別人購買下來改成的餐館，門麵開到了衡山路上。
在國外二十年，作為家庭中第一代留學和移民的中國人，我和先生以及孩子住在我們在北美用辛勤勞動建立起來的家中，回想文革中一幢大伯用辛苦工作積攢金錢購買的洋房，居然被造反派定義為剝削勞動人民的產物，豈不會感覺滑稽可笑？其實這段曆史並不能讓所有的人輕鬆地去忘懷和付諸笑談。國家可以是由團體組成，但人最基本的出處卻在家庭。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孩子對中國人和祖國的愛，我和先生隻是很有智慧地向孩子簡略介紹文革這段曆史，不想把我們這代人思想上的陰影籠罩在海外出身的孩子的頭上。
孩子在離開他父親的出生居所時說了這樣一句：“好的記憶讓它保留,不好的記憶讓它忘卻”。
我站在永嘉路和烏魯木齊口禁不住大笑起來，我說，我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是“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嗬嗬，我越來越感到和孩子一起故地重遊交流的快樂！
沒走幾步，就到了永嘉新村。這裏不是我的出生地，是我母親工作的交通銀行的房子，我在小學時隨父母搬入這裏，就讀嶽陽路口的永二小學。當年的老師年紀都很大，對我們特別嚴，我們班的主要學生集中居住在嶽陽路77和79弄，還有永嘉新村和永康新村。嶽陽路77弄裏的孩子特別調皮，我的白襯衣背後，常成了他們鋼筆畫的畫布。我母親解放前畢業於天主教學校，我父親是個無黨派人士，他們倆對我的教育是“少管別人的事，先從自己做起”。現在想起來應該說就是在暗示我“少惹禍，少說廢話，多幹活”，嗬嗬。 
穿過整個永嘉新村，見到裏麵住了很多的老外。在國內，很多人擁有多套房子，自己住到新的公寓裏，就把市區的房子裝修好了租給老外。我們從衡山路出口出永嘉新村的時候，我還特意去拍攝一張永嘉新村幼兒園的照片，除了我先生，北美文學城的很多朋友都在這家幼兒園呆過。現在這裏成了雙語幼兒園啦，北美的幼兒園體係已經擴展到了中國。 
衡山路東平路口，那家俄國西餐館開了很多年了，我從來沒興趣進去坐。東平路上的上海音樂學院附小，被古玩店和泰國餐廳左右包圍，在靖江路三角花園處我差點迷了路，這裏變化很大，全是餐館區。 
繼續右拐到嶽陽路，五官科醫院被翻新了，每次經過生意總是很好。醫院外站著很多無執照的行醫者雇傭的人，向那些病入膏盲的病人發送宣傳單，相信者可以去嚐試別人的祖傳偏方，不信者就勇敢地去麵對死亡。 
終於從嶽陽路繞到了太原路，轉進永康路的時候，我和先生居然找不到我們中學母校的大門。從籬笆細縫裏看進去，市二的原址成了一大塊坎坷的泥地，所有的大樓都不見了。我欣慰自己在母校100周年慶祝那年訪問過她。
一旁的兒子居然學著我常用的語氣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唉，人呀人，講到和自己無關的曆史，總會輕鬆很多。
沿著永康路穿過襄陽路就到了昔日路邊菜市嘉善路，這裏的菜市被集中到嘉善路複興路口了，而整個永康路成了歐洲式麵包店和酒吧的集中地。這裏的老居民都被拆遷到了上海南站。昔日，我們一班女生將搪瓷碗套在媽媽做的毛巾袋裏，沿著這條路拐進裏弄食堂吃午飯，看見菠菜裏一個青蟲，就把整個菜倒出去，被裏弄裏的大媽罵我們嬌氣。
時光如梭，從嘉善路走到複興路口，右手邊一組嶄新的鐵欄杆裏，徐匯區一中心小學以它全新的麵貌向我們亮相。
一個騎自行車的女人在校門口等待從裏麵跑出來的一位男孩，我問：“這是你的孩子？”她笑著說：“我是保姆”。嗬嗬，
想想我們這一代，連父母都沒來學校門口接過我們，就讓脖子上的鑰匙跳呀跳地跳在胸前自己跑回家了，難怪這個一中心小學，還真的需要被翻新了，時代變了呀！ 
6.3公裏的尋根路，在複興路這家尚存的老理發店前終於結束了。 
晚上，姐姐做東，她問我想吃什麽。我選了淮海路東湖路口的辛香匯，本意是不想讓提前從教師崗位上下來的她負擔太多，結果我發現我的選擇是錯誤的，從來沒離開過上海的她和她的家人，根本不懂的吃辣。
一道幹鍋牛蛙上來，兒子問：“這是什麽？”
我答：“牛蛙。”
他說：“是不是我學校實驗室裏殺的那種青蛙？”
我說：“很接近！”
他嚐一口便說好吃。 
二十年的海外生活中我們結識了來自祖國各地的同胞，雖然隨著年紀的增大我們越來越懷舊，懷念我們在國內生活過的地方。但是，懷舊不等於需要守舊，我們的心其實早已經衝出我們的原居地，融合到世界各個地方的人群中去了。
謝謝閱讀，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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