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水滸》的那些瑣事瑣思

20210312

提起《水滸》，自然想到1975年的評《水滸》運動，想起那時埋頭看《水滸》的往事。

 

施耐庵的《水滸》最早是在小學時讀過的。上小學不久，文革開始。從批《海瑞罷官》到批“燕山夜話”；從學“十六條”到“大鳴大放大辯論”，很快又開始了“破四舊”。“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跟著大孩子破四舊是小孩子們當時感到最開心的事，因為可以邊看著紅衛兵們拿著錘子在歐式建築上砸各種雕飾，邊哄搶落到地麵的花紋花飾，有時還會搶到鼻子眼睛耳朵；還可以圍觀成捆的圖書從新華書店各個樓層扔到地麵，在當街燃燒的書籍堆裏撥拉出好看的畫頁；還可以一忽兒為鳥魚花店裏的鳥籠魚缸花盆被砸爛打碎而興奮，一忽兒又為掙紮的魚兒鳥兒和花兒們感到心疼。

 

“破四舊”中有個環節，就是學校對上繳或收繳的舊書設立黃書展，給小學生們講解黃書的大概內容及其毒害。我當書展講解員時，為做好講解而讀了大量黃書，包括《水滸》，大約是七十回金聖歎的那個版本。四年級放暑假時，在山東姥姥家讀過表哥的一本好像叫《武鬆演義》的大書，被武鬆的英武豪俠所深深吸引。表哥身強力大，喜歡拳腳。除了跟他師傅學了些把式外，還根據書中描寫的武打動作，自創了不少把式，直接把我當沙袋來練他的拳腳，搞得我非要學些把式和他拚拚不可。

 

講起這些經曆，是聯想到人生早期似乎都有個“破壞”並 以破壞為樂的階段。兒童期的好奇與破壞，因快樂或不快而破壞，都是與發育過程相生相伴的。美國的一部兒童動畫片《好奇的喬治》（Curious George）對這個階段有很好的詮釋。個體的這個發育過程自然會表現在集體的發育過程中。伴隨梁山泊眾好漢相聚的整個就是一個破壞過程，連我們經曆過的文革都明顯地帶有這個破壞階段。這是一個目標非常明確、無所顧忌（不計後果）的破壞時期，破壞是為了滿足好奇，破壞是因了高興，或者是為了發泄。因好奇而拆壞了鍾表、手表、收音機、玩具，甚至公共場所或父母單位的物品等，是很多人曾有過的體驗。記得小時候和朋友們玩得很開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石子打碎沒人住或沒人看管的建築的玻璃。石子撞擊玻璃瞬間發出的聲響及玻璃破碎時的爆裂聲令人因刺激而興奮。這是尋求快樂帶來的物質性破壞，還有為尋求快樂帶來的心理上的破壞，比如欺負人，調理人，戲弄人（如今似乎都用一個泊來的“霸淩”替代了，降低了漢語詞匯的豐度及表達的多樣性）。因發泄而帶來破壞的事便難以枚舉了。

 

經過一段朦朧與彷徨的青春生長期後，這段破壞期會重新出現在成熟過渡期。這個時期，因無法重複嬰幼兒期的任意性，而缺乏破壞目標，因而極易受到外界導向的影響，尋找破壞目標。比如20世紀初大革命期積極投入反清反軍閥戰鬥中的熱血青年，文革初期積極參與辯論、批鬥直至打砸搶的紅衛兵。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再度興起的“三K黨”除了婦女扮演了重要角色外，男女青少年是主要成員（The Junior Ku Klux Klan），成為該組織以白人統治未來的希望。德國二戰前參與迫害猶太人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人數一度達500多萬，基本也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他們是黨衛軍的主要來源，也是二戰後期因力戰盟軍（比如協同殲滅了蘇格蘭的C師，幾乎全殲了加拿大的皇家溫尼伯步兵A，B，C連等）而聞名的德國黨衛軍第十二“希特勒青年團”裝甲師的骨幹。美國輕歌劇《音樂之聲》裏專門安排了一個十六七歲的郵遞員Rolfe（上校大女兒Liesl的男友），來表現奧地利被德國吞並後，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積極加入納粹的普遍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原先頗有主見，獨當一麵的官員及個體戶，或單獨行走江湖時期的那些個英雄好漢，在聚義梁山泊後，實際上每個人都已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目標，心中的不快鬱悶及破壞力便隻能按照大哥的令旗指向，四處出擊，得以發泄與釋放。

 

過了這個階段之後，人便進入相對平穩的時期。對一個集體來講也如此。接受政府招安代表著梁山泊們的成熟與穩態，反映的是其中大多數原本本分人的願望。“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這是阮小五唱的漁歌，顯露的是底層沒有文化的人們浸淫於骨髓中的忠君報國之心。為官從政者又能有幾位會偏離忠君的思維，死心塌地地一世為寇一生叛君呢？再說，不忿與火氣發過了，該報的仇也報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固然喜歡行俠仗義的英雄，一旦被官府拿住，菜市場砍頭時，看熱鬧的也是老百姓。有機會被招安，得個一官半職，或回歸平民生活，從此安居樂業，乃民心所向。當然也不排除一些人一生都處於青少年心態中，比如那些不願意被招安，不適應常態生活的人，如尋短見的華榮和吳用，回歸佛門的魯智深，入廟的武鬆和戴宗（也許還有李俊、童威和童猛），修道的樊瑞等。

 

文革運動也一樣。到了1975年時，人們心中的文革隨著林副統帥的離去實際上已經過去。人心求穩，社會也自然開始穩定起來。1975年秋開始的評《水滸》隻是波瀾不驚的“批林批孔運動”的一部分。前一年7年級時，我參加了“評法批儒”活動，是我們二十中學“評法批儒”小組的副組長，到各個學校宣講過我們學習《鹽鐵輪》的心得體會。時隔僅一年，雖然也參加了評《水滸》小組，但熱情遠不如從前。尤其有一件事打消了我的積極性。

 

那時，社會上流行的《水滸》版本主要是七十回的，也是我讀過的。七十回本結束於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讀起來蕩氣回腸，仿佛自己也置身於那種俠肝義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環境中（我們很多男生那時依然熱衷於幫派鬥毆）。而此時，為了迎合批判《水滸》的投降性質，專門印刷了一批後五十回的小冊子，裝訂非常簡陋。我們中學裏除了學校圖書館有幾套百二十回本的原著外，我們拿到手學習的都是那種簡裝的後五十回本，專門學習招安後的故事，眼見得一個個梁山好漢未得好死。父親單位也在搞評《水滸》，拿回來家好幾種版本，我都看了個遍，完全毀掉了梁山泊好漢們的原有形象和氣勢，簡直慘不忍睹。

 

還有一點。本來對《水滸》的評價普遍是說它是一部農民革命的頌歌，宣揚的是“忠義”，是除暴安良，是農民反抗統治階級的精神，強調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然後“替天行道”。“九一三事件”後，公開發表了毛主席於1966年寫給江青的信，內中表示林吹捧主席的書過分，同時又大談宮廷政變，讓主席感到不安，有種被“逼上梁山”的感覺。現在，按主席的批語，《水滸》成了一部“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宣揚投降的書。聯係起來看，應該視為梁山“主帥”的主席並不在被招安的行列。給人的感覺，接受招安者或另有所指。這或許是當年有批判黨內投降派一說的根據。

 

前一年指導我們評法批儒的語文王老師繼續擔任評《水滸》的指導老師。王老師不但領著我們細讀原文，講解今意，還領著我們分析毛主席和魯迅對《水滸》的評價。因為毛主席支持新文化旗手魯迅的觀點，王老師又幫我們找來魯迅的《三閑集·流氓的變遷》。魯迅的評價大意是說， 梁山好漢們不反天子，接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即那些不 ‘替天行道’的強盜。在魯迅的眼裏，好漢們不過是些奴才而已。基本上從那時以後，人們對《水滸》的評價便都按這個思路和調子走了。

 

因受到全本結局的影響，看到自己最喜歡的武鬆落得個那樣的悲慘下場，再加上《水滸》被貼上了“投降”的標簽，雖然絕對地相信毛主席和魯迅的話，但心裏很不舒服，對梁山好漢的遭遇有種說不上來的窩囊感，所以抵觸情緒很強烈。又因為八年級開始，學校安排了大量的學農和學工勞動，尤其學工勞動，因為我是物理課代表，對電學這部分學得很好，在工廠裏被安排當電工師傅的助手，每天後屁股上挎著全套電工工具，跟著師傅晃來晃去，在廠子既展樣，又輕鬆，又博得同學和不少工人師傅的豔羨目光，便經常找各種借口逃避評《水滸》小組的活動，待在廠子裏不回學校。

 

盡管如此，每次返回學校，我依然關心小組的討論進展，經常單獨找王老師請教心中的一些問題。那個時候，社會上對文革的概念已經非常淡薄了，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躍，很多以前的黃書都開始流行起來。雖然學校裏還是有工宣隊，但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基本就是負責抓打仗鬥毆的。我們的評《水滸》小組也好像有工宣隊的參與，但他們基本不參與討論，好像隻是掛名，走些官樣過場。所以，小組內部的討論非常活躍，不大受過去“上綱上線”的限製和拘束。

 

我那時跟王老師私下請教的一個問題是關於毛主席說《水滸》是投降路線，接受招安就是宣揚投降，到底是什麽意思，他老人家心底裏到底在發什麽感慨。我們把這個問題一直拉回到文革初期，批判劉鄧的投降主義路線；拉回到批判蘇修時期有些人對蘇修的崇拜屈服；再拉回到抗日戰爭時期黨內有人主張接受國民黨改編，想到政府裏和正規軍謀個一官半職；再拉回到長征時期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路線及其最終投到國民政府；再拉回到蘇區反圍剿時，很多人對共產國際的屈服，跟著李德打壓毛主席等人的曆史環境與可能的心情。所有這些都是文革以來一遍又一遍反複學習的黨內路線鬥爭的內容，那時依然可以倒背如流。我們大體上理出些頭緒，有了點輪廓，但還是不太清楚評《水滸》到底與這些有什麽關係。

 

後來，評《水滸》活動不了了之。75年年底我們進了海港，開始大約半年的學工實習勞動。一月份沉浸在周總理逝世的悲痛中，二月份又在《長征組歌》排演中激昂起來，接著是畢業的彷徨，接著是唐山大地震的震驚，接著是下鄉的忙亂，評《水滸》的事便完全徹底地在眼前在心裏煙消雲散了。

 

20210314

 

如今，有機會回過頭來看《水滸》，不說其固有的文學價值，但就其對人類社會的宏觀敘事來說，與古希臘神話的敘事也有得一比。在古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為懲罰人類從普羅米修斯那裏得到天火，故意讓其兒子造了第一位女性（此前的人類沒有女性），名叫潘多拉（Pandora）。潘多拉的意思是“擁有各種才藝”，因為宙斯命令所有的神都把自己的一個特別技藝送給她。而宙斯呢，則給了潘多拉一個盒子，並警告潘多拉永遠不要打開這個盒子。與此同時，宙斯又給了潘多拉另一份禮物，叫好奇。而且宙斯知道潘多拉是不會遵循他的警告的。結果呢？大家都知道，潘多拉禁不住與日俱增的好奇心的驅使，終於打開了那個盒子，放出了情仇愛恨、貪欲、嫉妒、恐懼失望及疾病等惡魔。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越不讓做的事，越有人想去做”的神話版本。警告其實是一種慫恿的暗示。從此人間不再和諧太平（女性降臨於人世的結果）。不過，宙斯放到人間的惡魔也都是彌漫於奧林匹斯山眾神心中的惡魔，他是沒有能力回收的。

 

而在《水滸》裏，為揭發並教訓朝廷裏貪汙腐敗胡作非為的高官及其弟子，施耐庵安排了洪太尉放出了數百年前被張天師鎮封於地洞裏的妖魔。龍卷風般衝出地洞的那股黑氣，化作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把個大宋王朝攪得昏天黑地。魚肉百姓、爾虞我詐的官員被重重地懲罰了一番。但最終這股攪動社會與官府不安的黑氣還是由朝廷招了回去，並在平叛反亂中發揮了朝廷軍隊不具備的作用。這估計也預示了北宋軍隊終究不抵外敵的狀況，但最主要的是給政府的警示，即貪腐會官逼民反的。而對待反民最好的策略就是懷柔招安，不是強行鎮壓。這被看做是回收惡魔的法寶，而這法寶隻能是在有一個感召民心的主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施放法力。毛主席說過關於民心向背、從大亂到大治的話，既是對中國曆史進程中反複出現的現象的高度概括，又暗示社會本身擁有大治的法力，即對惡魔能放亦能收。《水滸》則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再回到當年與王老師討論的主席關於投降招安的話題。從一次次黨內的“路線鬥爭”焦點來看，從主席在每次鬥爭中所經曆的處境來看，幾乎都是於妥協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完全放棄自己的主導權，所以在李德之後被選入軍事指揮核心小組，在長征之後被推舉進黨的領導核心小組，在抗日戰爭之後被選為黨的領袖，在與蘇聯分裂之後成為黨的靈魂支柱。而在每一個重大轉折關口，他都得與那些提倡妥協、建議放棄自我主張的同誌戰友們做艱難的周旋。特別是建國後，他一方麵看到周圍的人把他捧得越來越高，一方麵又切實地感覺自己被一步步架空。晚年的主席在這樣的心境中讀《水滸》，很自然地會撫今追昔，思緒萬千。回想當年，對自己一次次的堅持，心中定會百感交集。所以，把《水滸》看作一部宣揚投降的書，不會是他一時心血來潮就事論事的讀後感（蘆荻、鄧小平的看法），很可能是他在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中，於披荊斬棘中走出黑暗後的反思與總結，是作為最終的勝利者回首時的不屑一顧。頗有點你們不反皇帝，我反。你們不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馬，我敢。當然，這都是推測，沒人知道主席當時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心裏想反的皇帝在哪兒。

 

換個角度講，甭管有幾個八十萬禁軍教頭，也甭管各位好漢的武藝多麽高強，計謀高人多麽能掐會算，梁山泊那幫人馬的實力，打個方臘都被打散了。期待他們反皇帝，也太小瞧了大宋王朝。而我對梁山好漢們的景仰就是坍塌在招安之後，所以，若要我來批《水滸》，我也會和金聖歎一樣，直接把七十一回以後的章回砍掉，還我梁山好漢“除暴安良”的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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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為交作業寫的，寫完了，也早已過了期限。就在此留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