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倒黴的住處
到了1957年的上半年，爸爸的單位搬到西郊人大。我們可以繼續住這裏，但爸爸需要每天跑，太累了。另一個原因是住樓房有暖氣，一個完整的單元，廚房、廁所在內，生活會方便一點。這時我已上北航，隻有妹妹在女一中上高中。如果搬到西郊妹妹就需住校了。最後思考的結果是搬出城住。
這次的房子在人民大學林園二樓。離校門口較近。是新蓋好四層紅磚、天綠窗框的樓房。爸爸的單元在四層，共四間屋子，其中一間正對樓梯，有兩個門一個通外麵，一個通裏麵。據說這間可作為辦公室接待訪客。但爸爸住在這間。通外麵的門關死，爸爸的大書桌放在這裏，周圍放四個大書櫃，一個卡片櫃，和他的單人床。通裏麵的這個門是通到媽媽的臥室，這臥室是四間中最小的。媽媽的大立櫃、梳妝台和她的單人床放好後就沒地方了。
朝北的房子放了保姆的單人床、一張雙人床、媽媽的大書桌，放我們衣服的五鬥櫃、三鬥櫃。櫃上放全部箱子，箱內是皮子、毛衣。放了許多衛生球，樟腦丸，味很重，我對它過敏。 另一朝南有曬台的房間是客飯廳，鋼琴放在這裏，飯廳的四連玻璃碗櫃、飯桌也放在這裏，還擺了一張單人床。
這四間屋非常小，比城裏住過的任何一個都小太多，所以我們三人的書桌全扔了，取暖火爐和其它東西也都扔了。每個房間都擁擠不堪，雖然擺了六個床位，我們三人沒有明確自己的床，想住就隨便住一處。給我的感覺，這裏不是我的家，是媽媽爸爸的家。我好像是客人。
1956年秋我剛上大學時每周末騎車回城裏家住，因為這裏有我的床、我的書桌，可以方便的練琴。現在我和姐姐在大學住校，運動多，這個新家沒有自己家的感覺，就基本不回家住，隻是周日中午回來吃午飯，看看大家。妹妹在女一中住宿條件不好，她每周末回家住。廚房、廁所非常小。最大的好處是有暖氣，房子暖和了許多。
我在城裏住時經常練琴，還是有計劃練點什麽的。但在這如此擁擠的房裏練琴顯得很吵人，不僅吵自家人，也吵鄰居和樓下的人家。也沒聽到其它家有琴聲，彈琴顯得很特別。所以回家再也沒摸琴，這讓媽媽很傷心、失望。她希望我們練琴，算她沒白花錢培養我們，她當時辛苦掙錢買琴的初衷可以如願。但她不了解我的思想，我們沒有交流。到1962年房子不斷縮小後，沒有和我們商量就狠心地賣掉了，我可以想象她的複雜心情。如果她知道我在美國成為老人中心的鋼琴老師，她對我的培養沒有白費，一定會非常高興。
鋼琴賣後的第四年來了個文化大革命。看紅衛兵抄家，砸鋼琴，把鋼琴當作資產階級的東西掃掉，又慶幸賣了琴還得了一點錢。這時就剩帶陽台的和朝北的兩間。另兩間住另外一家，開始住過一個人，後來是一對夫婦，最後是一家四口。妹妹一家和媽媽住時，兩家共八口人用這個小廁所和小廚房，真是擁擠不堪，兩家不能同時用廚房，必須錯開。
從這住房的變化，反映出我家的巨大變化，這不僅是中國一個具體人家的變化，應當有點代表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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