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是有人寫的，特別是當事人
1、閻長貴（“文革”時曾任江青的秘書，後來,江青誣蔑他盜竊毛主席手稿,說他是安插在首長身邊的“坐探”而送進秦城監獄，關押7年半,於1979年9月“徹底平反”。）對“文革”的事寫得不少，實事求是，闡明真偽。並與王廣宇合著《問史求信集》一書，厘清了一些“文革”中鮮為人知的重大史實，匡正了一些傳聞。閻長貴說：“親曆者的經曆也都是某一階段、某一方麵的事，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卻不一定了解。包括我和王廣宇合作的這本書，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情況、重大的問題是不清楚、不知道的。在這個位置上經曆了一些事，是其中一個環節。所以說‘文革’的研究還是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摘自《鳳凰周刊》2009年第23期吳婷/文）。
2、陳丕顯之子、中國船舶工業股份公司董事長陳小津所著的回憶錄《我的“文革歲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陳小津自稱以個人經曆及所見所聞“真實反映了那個特殊年代”。
3、葉永烈的《“四人幫”興亡》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4、因為拍攝並保存了10多萬張“文革”照片而蜚聲海內外的李振盛，2003年，他的攝影集《Red－Color News Soldier》（《紅色新聞兵》）在英國倫敦出版，被評為當年世界最佳攝影畫冊。1987年，李振盛拿出壓在箱底近20年的《虔誠者》，與另外19幅《文革》紀實圖片作為組照，參加“艱巨曆程”全國攝影公開賽。李振盛這組名為《讓曆史告訴未來》的新聞圖片榮獲大賽最高獎項——“係列新聞照片大獎”。（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5期 徐梅/文）。
5、韓丁（韓丁是美國作家威廉·辛頓的筆名，1948年以觀察員身份生活在山西省，發表了著名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後留在中國經營農場。）的女兒卡瑪出生在北京，“文革”中是中學生，曾經屬於毛澤東主義公社。她用攝影機拍了一些“文革”的資料，回美國後與丈夫一道製成“文革”反思記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展示的是紅衛兵運動，在美國放映，並廣泛發行，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響。卡瑪說：“‘文革’這段一直是我們關注的曆史，不斷地在探討、思考，任何人寫出文章，我們都會找來看，一直沒有離開對這段曆史的關注。汲取‘文革’的教訓是全世界的事。總覺得這麽重要的曆史，這麽複雜的事件，這麽多人流血……，萬一把握不好，弄出些什麽錯誤來，就對不起人，要非常小心。”
6、有作家寫過“文革”的長篇小說，也隻是局部的故事。讀者不知道是寫的哪個省、哪個市，從而避免了省、市的重大事件和是非。
7、有些電視劇涉及到“文革”，僅作為時代背景一帶而過，少惹麻煩；極少電視劇涉及到的造反派，隻是幾個跳樑小醜胡鬧，反正不會錯，但是太膚淺了。“文革”遠非如此，所以鄧小平才說，要去細摳就沒完沒了。因為“文革”涉及的麵太廣，涉及的人太多，涉及的思想、感情、認識太複雜，涉及利益的爭鬥太深。
8、北京紅衛兵四大領袖之一，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對反思‘文革’抱有執著且很清醒的認識，他不希望‘文革’成為一筆糊塗賬，所以他說老蒯（大富）不必花心事賺錢了，應該做點有價值的事。趁活著的時候，把‘文革’的親身經曆寫出來留給後人。”（據“37年後重逢蒯大富”《中國老年》2005年第11期安文江/文）。
9、廣東汕頭市澄海區塔山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文革”博物館。館內牆壁上鑲嵌著漆黑鋥亮的墨石版材影雕，上有係統反映“文革”曆史的1100幅圖片和24萬字；館內各相關書籍現有幾百本，亦涉及諸多領導人在“文革”中的曆史。
10、近年清華大學出版了大批“文革”方麵的著作，有《清華文革紀事》（沈如槐）、《清華文革親曆》（邱心傳、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鶴）、《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劉冰）、《良知的拷問》（孫怒濤）、《清華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葉誌紅）、《雲卷雲舒——清華筆記》（傅培程）、《潮起潮落》（陳繼芳）、《落霞孤鶩》（王克斌）、《明日黃花》（顧耀文）、《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孫怒濤編）等等。（據《為什麽曆史學成為當代顯學——楊繼繩在清華校友2016年校慶座談會上的發言》）
若幹年來，筆者僅在《作家文摘》、《文摘周報》兩份刊物上，看到的有關“文革”方麵的文章，就有近千篇。
四、對“文革”性質的看法
1、“文革”是一場浩劫。被打成地富反壞右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的，被打、砸、掄、抄、抓傷害的，被殺害人的親屬，自殺者的親屬等等,各有自己的觀點和依據；
2、“文革”是抓反動組織（兩派的互相指控、揪鬥、抓捕、槍戰）；
3、“文革”是“動亂”。當權派在幕後指揮，學生煽風點火，機關幹部“文攻”，工人“武衛”。死傷的多半是工人；
4、美國著名記者斯特朗在《中國通訊》中以8頁半的篇幅介紹“文革”,向外國人解釋說,它不是“一場接班人之爭”,而是“改造人的靈魂並建立新世界的夢想!”
5、日本共產黨認為中國的“文革”隻是一次對於本民族“的拷打和掄劫”；
6、阿爾巴尼亞同誌說：反對或讚成中國文化大革命是馬列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分水嶺；
7、“文革”時期是一個人妖顛倒,黑白混淆,壞人當道的年代。一大批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勞改釋放犯靠“造反”奪了各級領導的權,而那些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被當成壞人卻受到批鬥和虐待。(摘自綱絡《曆史重新評說》——民聲著)；
8、“文革”是一場對中國文化的摧殘，其破壞力遠遠勝過“焚書坑儒”；
9、曆史學家何炳棣“文革”時期訪問中國後說,“從曆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革命。隻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據“文革時他們為何回國唱讚歌”）；
10、“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據《季羨林牛棚雜憶》）；
11、“文革”是毛劉的個人權力之爭；
12、張國燾認為，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有兩方麵的考慮，既帶有哲學的思考，也出於權力的考慮，但主要是前者；
13、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14、《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曆史決議》）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證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15中央文件還指出：“文革”中的兩派都是錯誤的，都是繼續革命錯誤理論指導下的產物，沒有一貫正確派。
五、《曆史決議》的突破
鄧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建國三十九年，頭八年好，後十年也好，當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幹擾，情況不大好。”這裏，鄧小平說的“當中那些年”，就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對“當中那些年”，鄧小平說得很幹脆，就是“情況不大好”，在分寸掌握上，明顯有別於《曆史決議》。
沈寶祥（中央黨校教授）認為，近年來有些學術觀點已突破了《曆史決議》。比如，對華國鋒的評價。
鄧小平說，對十一大，不要說什麽路線錯誤。對“文革”，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麽就是什麽。
（以上資料摘自關於《曆史決議》的爭論與突破，李慶英整理，2011年9月26日北京日報）。
“文革”是需要分析研究的，香港就有人研究，香港嶺南大學中文係主任、教授許子東所著《許子東講稿》三卷本裏，卷一卷二分別收錄許子東的“文革敘述”研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外國也有人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學係教授艾愷，曾在北京大學曆史係作了有關‘文革’的講座，會議室裏擠滿了聽眾。”（據“艾愷：因梁潄溟而成為漢學家”，《文史博覽》2009年第2期古川文）。英國學者麥克法誇爾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說：至於中國，我認為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沒有開放。關於“文革”主要的爭論在於，它不是毛一個人推動的。我認為即使承認毛發動了“文革”並鼓動人民擴大事態，還是無法解釋民眾中間發生的大規模暴力。人們為什麽那麽做？對“文革”，應該正視它而不是留下10年的曆史空白。更重要的是，不理解“文革”就無法理解改革開放。（據“不理解‘文革’就無法理解改革”《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6期 李宗陶 王媛發/文）。這位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原主任麥克法誇爾，於1997年春季學期開始教授“文化大革命”課，在哈佛最大的教室桑德斯劇場揭開帷幕。據說，那個學期選修“文化大革命”課的學生共370人，分為27個班。校方為這門課專門聘請了10名助教。在標榜文化多元、學術自由和分散管理的哈佛，有這樣規模的大課，很不多見。麥教授把“文革”課設計為一個概論又二十三講，把“文革”中的主要事件幾乎都講到了。（摘自2013年8月29日《南方周末》李向前文）。
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說：“我們不應該僅僅限於對‘文革’及其群眾運動抱有一種價值上的評判或一種道德上的義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著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為為一場極為廣泛的，曾經贏得億萬群眾認可和積極投人的群眾運動，為什麽是可能的？為什麽又是必然的？”（摘自《中國新聞周刊》趙傑等/文）。
閻長貴在《當代人應當修一部當代信史》中引用中央黨校韓鋼教授的文章指出：當代人記敘曆史，雖然難免夾雜複雜的主觀因素，但是也有後人修史不可比擬的優勢。那些曆史親曆者對文獻檔案缺失記載的史實記憶，對曆史場景、曆史氛圍的細膩描述，是後來人很難“研究”出來的。閻長貴指出：我們搞黨史的個別同誌，不找（或隻有選擇地找）親曆者、當事人談，不僅不組織他們寫回憶錄，相反這樣或那樣地限製他們寫回憶錄，這實在是不明智的。
李向前在前文提到的《南方周末》中之載文還談道:“‘文革’不應遠離我的的視野。當然,我們也不必非到外國人那裏尋找界說。我們要做的是記住‘文革’,分析‘文革’,汲取‘文革’。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是要總結……’這話的意思是,對於‘文革’,回避和淡忘都不成,它已經成了我們走過的路的一部分。如果回避或淡忘它,就會丟掉‘糾錯’的記憶。”
毛澤東搞調查研究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趁一些當事人還健在，把從中央到一個省的“文革”大事擺出來，看看它在一個單位群眾中所掀起的噩浪，所產生的生死存亡的影響、效應和結果，也許能對“文革”史從某一側麵作一補充，供後人研究“文革”參考。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願意用生命捍衛你說話的權力。
——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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