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發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樁，就是包括《科學》雜誌在內的各種學術和主流媒體都報道了的事件，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KU）前化學係教授，陶峰(Franklin Feng Tao)，被陪審團判決有罪。
8項指控中的4項成立——包括3項電匯欺詐、一項作假隱瞞為附屬於中國政府的大學，即福州大學(FZU)工作的情況。
根據????司法部的通告，他將麵臨最高20年的聯邦監獄監禁和高達250,000美元的電匯欺詐罰款；每項有計劃欺詐罪名，都將麵臨最高10年和高達250,000美元的罰款。
通告裏麵還提到一個細節：
“Tao faces up to 20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a fine up to $250,000 for wire fraud, and up to 10 years and a fine up to $250,000 on each of the program fraud counts.”
“2018年12月，被告人陶峰移居中國，將開始在福州大學全職工作；但是他同時向美國這邊堪薩斯大學謊稱，自己去了歐洲”。
一個從師範大學學生開始起步，努力奮鬥到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然後開始大學教授事業生涯的，本該是成功地實現了技術移民美國夢的精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陶峰案相關資料或證據
首先，我們具體看看陶峰教授到底有沒有作假。
這並不難查，即使到今天，互聯網上也有不少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 2019年陶峰被起訴後，國內起碼擁有幾十萬粉絲的著名的知識分子社交媒體平台（名為“知識分子”），馬上????報道了陶峰的案子。 在新聞中，他們明確提到中國教育部新聞，陶峰在2017年被任命為“長江學者”，同時被FZU聘用。報道也截取了福州大學的相關新聞報道和當地新聞????
2. 2017年，福州大學就已傳出好消息，稱陶峰將以“長江學者”教授的身份加入他們，成為他們招收的第一個海外人才。 FZU報道的相關新聞已被刪除，但是，到今天仍然可以從第三方新聞抓取平台找到原始新聞????
3. 如果以上理由，還可以用是FZU等方麵在造勢，單方麵要把生米做成熟飯（這是很多認為陶峰教授無罪的，通用的一種說法）來解釋，那麽下麵這個掛名文獻則給出了很不一樣的一片拚圖：
2019年4月，陶峰在發表於行業內口碑極佳的學術期刊《美國化學會雜誌》上的????一篇研究論文中，列出了福州大學和堪薩斯大學的雙重工作單位關係。FZU還排在首位。
再附上一個記者寫的庭審的????每日報道，如實的記錄了庭審的情況。
“種族歧視”牌慎用
上個月有朋友發來這個《紐約客》雜誌上的長篇抒情催淚文讓筆者看，讀過像看了一個短篇電影劇本似的。
一部分以左翼華人為主的人和組織，遇到這類案件，首先打出的就是“膚色族裔手足”牌；華人圈子之外的美國左翼，也有相當一部分勢力逢川必反——因為陶峰是川普政府期間弄出來的“中國行動(China Initiative, CI)”第一個被起訴的，“川普弄的，哪有不是種族歧視的道理？”這是這類人的邏輯，或者說，他們像信仰一般虔誠的原教旨。
於是，就有了中文英文世界的各種聲音。
但是，這些因為CI被定罪的教授，不僅隻是說點小謊的事，哈佛那位業界大牛教授，用行李箱拖一箱子現鈔避稅；這個陶峰教授，網上也是有很多關於他成為長江學者、千人教授的喜報，包括FZU黨委書記接待什麽的。文章前部分列舉了一些，這還隻是筆者為寫這篇文章，稍微花些時間就可以獲得的實在的證據，那麽立案調查方，有長達2年多的取證，該有更多的指控依據。
法治社會，不會隻講人情（同族護短）而不守規則、法治。
看到一些宣傳從始至終，就定調“陶峰案沒有證據”，是如此嗎？
案件起始原因，是跟他鬧翻的博士後，提供給FBI他與福州大學的合同證明（不過陶峰律師稱他並沒有簽字），還有國內給他驚人經費的證據。
按照KU、美國能源部、NSF等部門的規定，與海外合作是允許的，但是需要在美國的研究經費申請中，注明這些。陶峰則一次又一次地，隱瞞了情況。有些人把這種基本而重要的職業操守看得輕描淡寫，覺得不過是“小事”。
但是，這難道不就跟，一人不能同時在兩家有競爭關係公司兼職，或者說不可以同時有兩個婚姻/有小三，一樣的道理？否則如何保證你不把技術核心要點順給對方，等於拿美國納稅人的錢，給競爭方免費提供技術便利，這當然構成知識產權的流失和經濟損失。
做過研究就該知道，在國內開影子lab，順手牽羊導致技術外流，根本不是多難或者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這些被起訴/定罪的教授，不少都是這麽操作多年，包括陶峰也是17年就開始跟福州大學就有接觸，隱瞞美國方麵至少1、2年。這類事件，很容易越線。簡單邏輯，如果FZU是陶峰對紐約雜誌記者說的那種“國內也隻是排名二三流的大學”，怎麽他一接觸，就幫助FZU化學係發出登上一流領域內期刊的科研成果？真是沒有任何兼職性合作，這種首位署名，怎麽來的。
這些被抓的似乎不少是被檢舉揭發的，實際做這些違規事情的，恐怕未知數，也可能更多。
當我們討論公平的時候，更應該包括對於那些遵守美國法製，也不在灰色地帶遊走的，有職業操守的人——包括很多華人教授和公司中高級人才的公平。
華人做有擔待的社區
最後引用三段來自不同朋友的發言，作為本文結束：
“作為一個社區難道不應該更積極地引導公民遵紀守法，從此吸取教訓嗎？ 胡安明教授不是被判無罪了嗎？ 哈佛白人教授不是被判有罪了嗎？ 種族歧視在哪裏？ 不理解。
當初給陶教授兩次捐款就是為了他有一個公平透明的trial，他選擇了jury判決，這是community的判決，繼續不服就不是個人對政府而是個人對community了。
和陳霞芬的案子一樣，都是有人用來講故事，最後受損失的是當事人和社區的名聲。所以這件事社區應該引以為戒，而不是再不斷強調‘法律不公，有歧視’。 這才是一個有擔當的社區。說這些並不是說社區不該支持自己的同胞，但是支持的目的是有公平透明的司法程序。”
“There are two communities in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the “community” that has produced the jury that has given the guilty verdict is the “local community”, which presumably is consisted of various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Second, the “community” of Asians or Chinese whose suppose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been playing the race cards and continue doing so.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mmunities”. America is supposed to be established upon the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dividual thinking that form a jury and form the “community” that the jury comes from. But more and more “tribalism” is trying to undermine that. That’s my take.”
“不否認種族歧視仍然存在。但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案件上選擇Jury 的過程中律師會盡量避開可能有此傾向的人。據個人經曆，候選Juror要回答大量問題，是個很認真的過程。然後作為一個Juror 必須隻根據法庭上提交的證據，其它一切都不算。而外人看到聽到的往往並非全部。每個Juror 必須根據法庭程序陳述表達意見和討論，非常認真。陶教授被起訴的八項中有四項無罪，說明Jury並非一概而論的。”
完全同意，前KU教授陶峰案，應是華人樹立有擔待社區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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