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

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

原創： MATTHEW STEWART

 

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上篇）

 

 

本文原載於 The Atlantic

作者：MATTHEW STEWART

譯者：朱小釗

校對：楊雪

 

譯讀：T-Read | 取經號：JTWes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百分之九點九，美國新貴族

 

一、貴族的消逝

 

小時候，每年總有一周我會去體驗美國沒落貴族階層的生活。有時在聖誕前後，但更多在獨立日那天，我們會舉家去祖父母的某個鄉村俱樂部住一陣，這些俱樂部位於芝加哥、佛羅裏達的棕櫚海灘或者北卡羅來納的阿什維爾。那兒的自助早餐總是無比豐盛，作為主人，祖父也十分熱情，他總會準備一個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故事，還見縫插針地對我們的俱樂部禮儀進行一定指導。在我十一二歲時，他把我叫到跟前，抽著雪茄告訴我，我們能過上這樣豪奢的一周都要歸功於我的曾祖父——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他曾是老羅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騎兵”，在上個世紀20年代擔任印第安納州的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時發的家。祖父還說，由於某種久遠且令人費解的糾紛，洛克菲勒家族和我們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後我才了解到，這些關於曾祖父以及他與大亨們之間的糾葛恩怨都遠非事實。

 

一周結束後，我們便打道回府。在六七十年代，我們輾轉於美國設在各地的軍事基地並生活在周邊的社區，是典型的中產階級。日子過得還算不錯，不過吃的披薩是超市的盒裝披薩，早餐也隻是 “幸運符”麥片。我們家的高光時刻是我父母把一輛全新的“大眾”牌房車開回家的那一天。我越長大，越覺得這些在假期舉行的浮華愛國午餐會和萬年不變的橋牌活動荒謬至極，甚至令人生厭，像是專門給一群一生隻為出席各種場合的人所舉辦的一場場無休止的生日派對。我是相信“才能至上”的新一代，而我們對“才能”的定義直接明了：成績、等級、極具競爭力的履曆，高超的棋盤遊戲技巧和籃球水平，當然還要能自食其力。對我來說這意味著要幫鄰居做家務，在當地一家快餐店打工，並依靠獎學金讀完本科和研究生。我享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優勢，但錢不是其中之一。

作者簡介：

My father was an officer in the Marine Corps. My mother was a former schoolteacher from Barcelona, Spain. They met in Germany. I was born in Honolulu, Hawaii. We moved every three years or so, to various places in California, Virginia, and the Washington, D.C. area. When my father went to Vietnam for a couple of year-long tours, my mother, brother, sister, and I moved in with my grandparents in Barcelona.

https://mwstewart.com/about/

 

盡管我們聲稱自己是精英社會的贏家，但說白了我們就是新貴族。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忠實讀者，那麽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一員。（如果你並非新貴族，我希望你會覺得這篇關於新階層的文章更加有趣、甚至更加發人深省。）我將我們這群人稱為9.9%，原因下文會論述。當然我們這群人還是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我們不再拘泥於舊貴族在穿衣打扮上的繁文縟節，相信事實，種族和膚色也似乎更加多樣化。並且像我這樣對舊統治階層有一定印象的人仍屬少數，而絕非主流。

 

不論是按照社會學或者金融學的標準，成為新貴族都是好事。成為我們的孩子更是好上加好。在健康水平、家庭生活、人脈關係、教育程度等方麵的優勢都讓我們碾壓下層階級，財力就更不用提了。但我們卻對一個關鍵的問題置若罔聞：在所有人當中，似乎隻有我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個階層的變化有多快，我們最終將何去何從。

 

我們“精英階層”深諳通過犧牲別人的孩子來鞏固財富、傳遞特權的伎倆。在這個財富高度集中的時代，我們不是無辜的旁觀者，而是慢性抑製經濟發展，破壞政治穩定和侵蝕民主製度的一大幫凶。能者至上的幻覺讓我們無法意識到我們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所引發的問題以及背後的實質。我們以為我們的成功隻會影響那些不屬於這一階級的人，但曆史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場遊戲沒有贏家。

 

二、9.9%的低調魅力

 

雖然金錢不過是新貴族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但還是要先談談金錢。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已是老生常談，其中的主要人物也眾所周知：由化石燃料富豪、華爾街大亨、年輕氣盛的科技新貴等構成的1%階層扮演著反派角色，剩下的99%是“平民”或“中產階級”，他們是好人。故事的走向也很簡單：曾經人人平等，但現在分為三六九等。這樣的故事並非虛構，但在故事的人物和情節設定上卻犯了根本性錯誤。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上層0.1%的富人們的確是財富集中的最大贏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和加布裏埃爾•祖克曼的研究表明，在2012年，0.1%階層大約由16萬戶家庭構成，他們掌握了美國22%的財富，遠遠高於1963年的10%。如果你需要金錢賄選，這錢一定是來自這0.1%的人。

 

圖1

 

相對而言，0.1%階層所聚斂的社會財富都來自其他階層。但並非所有99.9%所掌握的財富都遭到瓜分，隻有底層90%的人受了盤剝。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底層90%的人群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達到了峰值。30年後，這一數字下降了12%，與0.1%階層的財富增長比例完全相同。

 

不過處於頂層0.1%和底層90%之間的這一群體生活得也還算滋潤。過去的幾十年中，這個群體在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中保住了自己的財富份額。他們所擁有的財富遠遠超過其他兩個群體的總和。在對三個階層的描述中（見圖1），在其他兩個階層的財富總量此消彼長時，代表這一階層財富總量的線條始終穩定的處在最上方。你現在能看出何謂新興貴族階層了：我們就是這9.9%。

 

那麽我們這9.9%都是何方神聖？我們中大多數並非0.1%階層中那些高調的政治操盤手。更多是舉止高雅、衣著得體的律師、醫生、牙醫、中層投資銀行家、有著唬人頭銜的管理高層、各界專業人士，都是你可能會想要邀請共進晚餐的人。實際上，我們低調到甚至否認自己的存在，而堅稱自己隻是“中產階級”。

 

截至2016年，要有120萬美元的淨資產才能進入這一階層；這一階層資產的中位數是240萬美元；坐擁1000萬美元淨資產就可以進入最頂尖的0.9%行列。（如果你還沒達到，也別緊張，隻要你態度端正，方向正確，我們這個圈子對所有人開放。）“我們屬於99%”聽起來理直氣壯，但這不過是一句口號，經不起具體分析。哪怕是9.9%階層中水平最低的家庭也不會知道怎麽使幹草叉。

 

我們不全是白人，不過大多數是。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指出，在財富排名前10%的家庭中，非裔美國人僅占1.9%，西班牙裔占2.4%，其他包括亞裔和多種族血統群體的少數族裔占8.8%，但上述群體合計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達35%。

 

問題是，我們9.9%階層也碰到了階級流動的玻璃天花板。我們懷著敬畏、嫉妒和渴望服從的複雜心情仰望著0.1%階層，也因此錯過了所處時代的宏大圖景。我們將剩下的90%遠遠甩在身後，並且悄悄地在身後設置重重障礙，他們隻能望塵莫及。

 

假設你位於美國財富分布的中間水平，你要跳多高才能夠到9.9%呢？從財務角度來衡量很簡單，趨勢也很明顯。在1963年，你需要將自己的財富增加6倍。到了2016年，這一杠杆就加長了一倍，你要將自己的財富增加12倍。如果你不滿足僅僅躋身這一群體，而是雄心勃勃地希望達到這一群體的中間位置，那麽你就需要將自己的財富增加25倍。從這一角度看，2010年代和1920年代十分相似。

 

如果你處於有色人種的中遊水平，那麽你就需要實現財產的跨越式發展。據政策研究所估計，2013年，除去家具和家庭汽車等“耐用品”的價值，黑人家庭財富淨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財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達到了11.68萬美元。2015年波士頓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地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是24.75萬美元，而非裔美國人家庭財富的中值僅有8美元。沒錯，這不是筆誤，這點錢隻夠買兩大杯卡布奇諾。要想進入9.9%還得再加30萬杯咖啡的錢。

 

你經常會聽說這些都不重要，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機會魚躍龍門，也就是說，因為經濟存在流動性，所以不平等是無可厚非的，但這一觀點在原則上就站不住腳。就美國而言，這句話也站不住腳，甚至事實與普遍看法截然相反：在美國這個所謂的機會之地，經濟流動性不僅不高，反而在降低。

 

想象你自己站在社會經濟晉升的階梯上，腳踝上捆著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頭捆在你父母所處的階級。橡皮筋的強度決定了你擺脫自己出生階級的難度。如果你的父母處於階梯的上端，當你往下掉時橡皮筋會把你拉回來；如果父母位於下端，你隻要向上爬它就會把你往下拽。經濟學家把這種概念稱為“代際收入彈性”（簡稱IGE或拚爹指數），這一概念衡量的是父母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孩子收入和整體平均收入之間的偏差。IGE為0意味著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間沒有任何聯係。IGE為1表明孩子的命運早在一出生時就已注定。

 

紐約城市大學經濟學教授邁爾斯•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在半個世紀前，美國的IGE不到0.3，而現在約達0.5。在美國，父母一旦確定，大半個人生也確定了。當前美國的IGE幾乎超過了其他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濟流動性這一指標上，美國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非日本或者德國。

譯注：2017年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總體的代際收入彈性為0.6左右，農村內部為0.7左右，城市內部為0.5左右。2016年研究表明中國大陸包含“灰色隱形收入”的基尼係數0.53，財產基尼係數0.66，代際收入彈性0.83。

 

圖2

 

 

而當你看到對後代約束力最大的橡皮筋在哪一社會梯級時，這一情況會越發令人擔憂。以 IGE 約為美國一半的加拿大為例，位於兩國經濟社會階梯中段的家庭，其後代收入的浮動變化都比較可觀，但區別在於兩國階梯的兩端。在美國，位於底端以及頂端9.9%的孩子，最終停留的位置都最接近他們的起點。在這片機會之地上，你的出身越好，你成功的機會越大。 

 

這裏必須說明一點，以上這些對財富百分比的分析報告隻能讓你粗淺地了解美國不斷演變的社會階層體係。人們在不同財富分層中的移動並不一定會改變其所屬社會階層，而且對於所處的社會階層，他們自身的看法可能和別人也不同。然而，即便這些財富數據所反映的趨勢並不能完全說明更深層的變遷，它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當前美國社會正在經曆巨變。

 

幾年前，曾任奧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在回顧國際經濟流動性數據時，發現了當代美國社會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根本性變化。他指出，不斷加劇的經濟固化和不平等現象並非如碰巧出現在海灘上的兩塊浮木，它們往往同時出現。縱觀世界各國，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大（圖2）。似乎人類社會有一種自然分離的傾向，一旦不同階層間的分化太大，便會開始固化。

 

謹慎的經濟學家們在看到這個圖表後會告訴你，這隻體現了相關性而非因果性。這樣的言論對於我們這些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人來說是個方便的武器，因為它幫我們捍衛了美國賢能社會的核心觀念：我們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敗無關。這樣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古今各國，富人階級固化階級的手段總是簡單粗暴。他們沒有把錢投入社會生產活動中，而是用來建立“高牆”。此外，曆史上總有一個上層的社會群體承擔了鞏固和捍衛這些高牆的責任，這個群體曾經被稱為貴族，如今就是我們9.9%階層。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如今我們懂得如何通過偽裝成中產階級來維持自己頂層的位置。

 

克魯格酷愛圖2這張圖表並給它取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這名字取得不錯，讓我有強烈的共鳴。《了不起的蓋茨比》是F•斯科特•菲茲傑拉德寫的一部關於美國夢幻滅的小說，故事發生在1922年，這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錢從標準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個空殼公司的那一年。小說於1925年出版，同年特別檢察官提交了證據，證明那家公司的債券最終流轉到了內政部長手中。當菲茲傑拉德在巴黎的咖啡館喝著咖啡時，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國參議院發出的質詢傳票，拒絕為他在茶壺山醜聞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證詞。當時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在1928年達到頂峰。如今，我們這代也正日趨逼近這一頂峰。但我敢肯定他們當初也以為那樣的狀態能永久持續下去。

 

三、物種起源

 

我祖母認為，光有金錢，還無法成為貴族，但金錢可以雇來私家偵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爾跨界當時尚模特（有點像《了不起的蓋茨比》裏的黛西•布坎南），所以當她的大兒子宣布要娶一名來自西班牙的女人時，她很清楚該如何處理。很快便有偵探向祖母匯報了這個女人的情況：這名未來兒媳來自巴塞羅那，全家以街頭賣報為生。祖母立即宣布全麵切斷兩方聯係。實際上，我母親家裏經營著一家大型紙製品工廠。當我出生後，祖母終於讓步了。為了讓一切都名正言順，她讓這個當時隨軍駐紮在夏威夷的新晉家庭登上了紐約社交名人錄（作者出生在夏威夷的檀香山，父親是海軍陸戰隊設在當地的一名軍官）。

 

社會學家會一本正經地形容祖母熱衷於管理家族社會資本，她不會讓一個西班牙街頭的小屁孩卷走自己家的社會資本。盡管她搞錯了這個小屁孩的家庭背景，但她的確有這麽做的道理。金錢或許是財富衡量標準，但並非財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人脈、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都是財富的注腳。這些非金錢形式的財富並不僅僅是我們作為貴族階層所享有的好處，更決定了我們的身份。

 

優渥的家境、健康的身體、一流的教育、優質的鄰居和出色的工作，我們也許可以自稱“五好”人群，而不是所謂的9.9%。我們與那些條件稍差的人有著天壤之別，甚至已經逐漸開始演化成一個新的物種。就像在我祖母那個年代，“物種”的形成往往源自一段愛情故事，或者你也可以稱之為——性選擇。

 

換個禮貌點的說法，叫做選型交配。這個短語有時也用來形容互聯網時代產生的新奇觀，比如爆米花黃油的終極搭配或者洋基隊球迷終於遇到了同道中人。實際上，當今對於選型交配的狂熱來源於簡•奧斯汀的小說，小說的女主人公們都認為：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會導致富有的如意郎君越來越少，覓得此等如意郎君所帶來的好處被放大，反之亦然。一項研究表明，上一次人們在結婚時如此看重對方的教育水平還是1920年代。

 

所幸，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個配對過程是水到渠成的。倘若你在精英校園的樹下，或是高端專業事務所迎新活動中遇到心儀的那個人，你的財富在不知不覺中就會翻一番。但有時額外的防止措施也很必要，祖母就深諳此道。在這一點上，當今的新技術足以比過那些笨手笨腳的社交偵探。藤校學生想要尋找門當戶對的伴侶可以申請加入一個叫“聯盟”的約會軟件。這個軟件自然設置了很高的門檻：來自紐約的申請人中隻有20%到30%最終能加入。有時人們把它叫做“精英們的Tinder”。

 

選型交配不僅意味著城裏人找城裏人、鄉下人找鄉下人這樣的門當戶對。更準確的說是：富人找到真愛，窮人飽受折磨。事實證明，為生計奔波的伴侶難以長相廝守。哈佛大學的政治科學家羅伯特•帕特南說，60年前，父母學曆在高中及以下的家庭中，隻有20%最終成了單親家庭；現在這個數字接近70%。相比之下，在父母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中，父母最終勞燕分飛的比例也不到10%。1970年代以來，盡管許多人不再選擇走入婚姻殿堂，但在受過大學教育的夫妻中，離婚率顯著下降；而僅僅擁有高中學曆的夫妻最終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則大幅增加。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拉吉•切迪組織的一項研究表明，單親家庭的比例實際上是衡量社會階層固化最重要的指標。

 

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不該去尋找合適的伴侶並組建幸福的家庭。人們應當也總會通過這種方式追求幸福。我們精英階層的人總是有一種錯覺，隻要我們每個人的行為無可指摘，我們所有行為的總和就會對社會有益。我們可能在讀法學院之前就讀過莎士比亞，但仍對人生中的各種悲劇知之甚少。生活中，我們都默默選擇了不平等，而這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惡果。它將婚姻變成了一種奢侈品，把穩定的家庭生活轉變成了一種特權。富豪精英們把這些特權傳遞給下一代，而我們竟然認為這一切沒什麽問題。

 

當今社會，社會階層導致的分異創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家庭分異隻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去你周圍的瑜伽館或是動感單車課上看看，你會注意到同樣的分異也反映在我們的身體上。在19世紀的英國，有錢人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樣。他們不僅擁有更多錢，還比常人高得多。有一項標題矚目的研究——“英國的侏儒和巨人”表明，同樣是16歲的男孩，來自上層男孩個子平均比來自下層營養不良的鄉下男孩高8.6英寸（約21.8厘米）。如今，我們正在從方方麵麵複製這種差異。

 

在家庭收入不到3.5萬美元的人群中，肥胖、糖尿病、心髒病、腎病和肝病等疾病的發病率是家庭收入超過10萬美元人群的2-3倍。在所有發達國家中，隻有美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紀的頭15年中不斷上升。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將這一現象歸結為“絕望死亡”的數量在不斷上升，包括自殺、酗酒及吸毒等。

 

社會學的有關數據也清楚地體現了這種日益擴大的鴻溝。我們9.9%階層居住的社區更安全，上的學校更好，通勤時間更短，接受更高質量的醫療保健，甚至就算不幸鋃鐺入獄，我們也會在更好的監獄服刑。此外，我們的人脈更廣，擁有很多能給我們介紹新客戶、給我們的孩子安排好實習的朋友。

 

這些特殊形式的財富進一步鞏固了我們的優勢。這些優勢難以效仿，而且比起單純的炫富更加穩妥。我們這個階層穿著牛仔褲和T恤，以示我們所謂普通的出身。我們更願意討論吃哪些有機食品來養生、後代取得了那些卓越的成就以及我們所處社區良好的生態環境，以此來彰顯我們的地位。我們已經掌握了如何通過高尚的道德來洗刷金錢的庸俗。

 

最重要的是，我們學會了如何將這些優勢傳給我們的孩子。在如今的美國，判斷一個人是否會結婚、不離婚、追求高等教育、生活在高檔社區、擁有廣闊的社交網絡、健康狀況是否良好，看看他的父母就知道了。

 

我們把90%的人以及他們的後代遠遠甩在身後，他們往往債台高築、被迫做出一連串糟糕的人生選擇。我們往往會忽略：比起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的育兒成本最高，身為人母處境更加堪憂，反對計劃生育和生育權的運動其實是在針對底層90%的家庭，追求所謂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就是為了讓更多下層人民不得翻身。我們寧願把他們的相對貧窮解讀為一種惡習：他們怎麽就不能自己努力點呢？

 

新的生活形態必然會催生新的、獨特的意識觀念。如果你對此存疑，可以看看Monster.com上“個人和家庭服務”廣告。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板塊上掛著一則“忙碌的職業夫妻”尋找“兼職保姆”的廣告。這名保姆（這則廣告非常謹慎地沒有明確要求性別）必須要“樂觀、有愛心、充滿活力、友善、聰慧、專業”，而且要有“出色的書麵和口頭溝通能力”。他/她需要“協助兩個孩子的照顧和培養，滿足孩子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洗澡、穿衣、喂養，而且還要接送這些小孩上學和參加各種活動，所以擁有“早教學位”是一個“加分項”。

 

總而言之，保姆就像一個優秀的、專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當然，保姆本人肯定不是一個真正專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保姆絕對不可能成為我們忙碌的五好夫妻中的一員。她“必須了解一個在專業化管理的家庭中所應遵守的規矩”，並能夠“隨機應變”。她需要有“5年以上的保姆經驗”，就意味著她不太可能有時間去讀法學學位，因而也就不太可能變成雇主了。保姆具備的這些技能、教育背景、經驗和專業程度隻能給她帶來一份“兼職”。

 

這則廣告使用的是標準的21世紀商業用語，但是其實它要找的就是從前的家庭女教師。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中，這類女教師的人物形象充滿矛盾，她在各個方麵都和上層階級看似相差無幾，但卻絕對不是其中一員。保姆要想翻身最好的機會就是像簡•愛一樣和莊園男主人（或者女主人）私奔。

 

在全能保姆與她的五好主人這本還沒展開的小說中，如果你深入挖掘角色所反映的社會現狀，你會看到一個熟悉的景象。無論是社會、生理還是文化資本，蓋茨比曲線都完成了自我複製。更準確地說：蓋茨比曲線正在通過多種財富形式表現出來。

 

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無法用經濟學的某個隱含規律來解釋。雖然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向來頗有見解，但不平等並非像他宣稱的那樣是因為資本回報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率。不平等必然會通過其他非經濟的、令人反感的財富和權力形式進行自我鞏固。在生活中，這些其他形式的資本都反映了我們的優勢。我們站在美德的高地俯視眾生，就如高個子的英國上層階級俯視其他人一樣，仿佛優劣高低是自然產物。這就是貴族作派！

 

四、教育特權

 

我16歲的女兒坐在沙發上，對一個陌生人講述她的夢想。就因為她說了一句：“我的朋友們都這樣做。”於是我們就來到這裏，真是個不祥之兆。有一瞬間我甚至還以為我們無意中參加了某個治療項目。這位穿著幹練休閑套裝的職業女性目光銳利地盯了我一眼：“這時候感到焦慮是很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當成谘詢師了。她不知道其實真正讓我焦慮的是為了這套大學申請谘詢服務，我花了12000美元，而這套服務最主要的目的僅僅是減輕父母的焦慮。不管怎樣，既然已經來試體驗這項谘詢服務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歸。於是我讓她推薦幾個暑假活動。最後我得到的推薦是“10 天法國文化之旅”，在大學申請谘詢業中，這類活動屬於“豐富人生的經曆”。後來我回家查了查，發現這10 天的體驗“售價”11000美元。

 

也就在那時，我聽說了SAT大神的傳說。如果你碰巧開車經過加州海岸的黃褐色山穀，路過科技新貴們用金燦燦的股票堆積出的名宅，你或許會碰到他。他的高中同學在畢業四十多年後仍舊對他記憶猶新，因為他是當時的一個神童。當年他和他同樣早熟的兄弟姐妹們在當地電視台展示了超常的語言天賦和音樂才能。如今，他滿加州飛來飛去，教客戶們十六歲的孩子備考。他兩個小時的周末課程價值750美元，交通費另算（工作日便宜一點）。有些客戶直接預定了每周一次的包年服務。 

 

到這份上，我不由覺得是否過去的日子要更好過些。想要上好心儀的大學，掏夠錢就行了。不過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魯隻撐了一年。當年如果你沒有表現好，藤校會直接把你踢出去。但現在除非學生自暴自棄上了新聞頭條，否則學校不會開除你。

 

這之後我不可避免地開始想該如何教育女兒。我想和她說，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們愛的是你。我們不是那種在車後貼些自我標榜的話來證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為什麽一定要去投行工作或者成為企業律師呢？但是我還是沒有給她這一番說教，因為我太明白這樣講她隻會認為這是父母慣用的鬼話，隻是哄小孩的把戲。

 

如今，美國精英學生群體的膚色和性別都更加多樣化，但他們的經濟背景三十年來卻愈加單一化。1985年，在全美250所頂尖大學中，有54%的學生來自收入排名後75%的家庭；2010年入學的學生中隻有33%來自這個群體。一項2017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美38所精英大學（包含五所常青藤）中，來自收入前1%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後60%學生的總和都多。耶魯大學前英文係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在他2014年出版的《優秀的綿羊》一書中精準地總結道：“我們這套精英教育製度，看似推崇種族多樣、性別平等，卻還是落入了世襲的俗套。” 

 

各種量身定製的平權方案也為富人保駕護航。正如丹尼爾•戈登在《名校的代價》裏所說道，“傳承錄取”政策下，如果父母是目標院校的畢業校友，申請者處境會更加有利。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總體來說運動員錄取政策也對富人家庭的子女有利；他們會去參與私立學校和精英公立學校擅長的曲棍球、壁球、擊劍等高成本運動。而且，至少在最有錢的0.1%中，父母直接給學校捐錢的老辦法似乎也死灰複燃（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畢業的賈裏德•庫什納）。

 

當然，在所有的平權方案中，富人最有利的據點還是私立學校。全國隻有2.2%的學生從非宗教性質的私立高中畢業，然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卻占到哈佛新生的26%和普林斯頓新生的28%。至於其他平權計劃，雖然旨在促進學生群體的多元化，但在某種程度上卻隻是財富固化係統的延伸。它們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讓富人們心安理得地相信這些精英大學是在擇優錄取的基礎上對所有人開放的。

 

雖然精英大學的錄取率降低也減少了9.9%子女錄取的機會。但是9.9%的孩子們，不必擔心！我們為你們創辦了一係列精英大學。在雄心勃勃的大學管理層和US News大學排行榜推動下，現在有50所大學都和1980年我申請時候的普林斯頓一樣難進。這些大學似乎覺得拒絕的學生越多，它們就越像香餑餑。實際上，這僅僅意味著它們沆瀣一氣，利用高額免稅捐款來擴大特權，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眾素質的職責。

 

和拒收率一樣飆升的還有高昂的學費。與全國收入中位數相比，頂級大學的學費在1963年到2013年間翻了三番。更不用說花錢申請谘詢師、請“SAT大神”、上小提琴課、私立學校、送讀小學的孩子去拯救密克羅尼西亞的一個村子。說句公道話，助學金確實縮小了家庭之間的差距，也遏製了平均學費像物價一樣飛漲的趨勢。然而還有個問題：為什麽富人這麽熱衷花錢進頂級大學？

 

一句話：因為值。

 

在美國，大學工資升水率已超70％；教育回報率比1950年高出50％，遠超其他發達國家。在挪威和丹麥，大學工資升水率不到20％; 在日本不到30％；法國和德國大約是40％。

譯注：大學工資升水率：大學畢業生收入與高中畢業生收入的比值。

 

這些數據還沒考慮頂尖學校與其他學校的差距。根據教育部的數據，從進校時間算起，十年後畢業生中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數為68,000美元。然而如果隻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學來統計，這個數字為220,000美元——其中第一名的哈佛大學為250,000美元；其餘30所頂尖大學為157,000美元。（並不令人驚訝，畢竟前10名的平均錄取率為9％，接下來的30所則為19％。）

 

在這個迷信名牌的社會裏，我們仍有可能在一般的學校裏獲得優秀的教育，但野雞學校確實也害人不淺。對投錯胎的孩子來說，我們社會提供了一種“虛擬”的教育係統。該係統中的大學徒有大學之名而全無大學之實，還讓學生們背上了學貸。進入這種大學的學生不但無法收獲大學教育的超值回報，還會成為某種契約的奴隸。

 

那麽，這種我們似乎都心向往之的高等教育的溢價到底是什麽呢？

 

我們告訴自己，高等教育的溢價源於我們獲得知識和技能；酒過三巡後，我們還會大言不慚地說這些其實都是對我們極高天賦的獎勵，而這種天賦我們早就在上學之前就已經有了。按照一些社會學家委婉的說法，我們是一群“智識精英”。

 

這些說法背後隱藏了精英體係的核心觀念。我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教育溢價不斷上升的直接原因在於現代經濟中優質人才的價值在不斷提高。潛台詞就是，不但優秀的人總會出人頭地，我們所得的賞賜是跟我們本身的才華成正比的。

 

但事實是，高學曆人群薪資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於他們工作能力更出色，而在於他們選擇的工作本來就高薪。比如，超過一半的藤校畢業生基本會直接進入金融、谘詢、醫藥或法律這精英薈萃的四大行業。簡而言之，這個世界上其實隻有兩種行業：第一種行業的從業者有集體定薪的能力，另一種隻能獨吞苦果。能進入從事第一類職業當然再好不過，但不出意料的是這類職業已經被大學畢業生們霸占了。 

 

為什麽美國醫生的工資是其他發達國家醫生工資的兩倍？鑒於美國在英聯邦基金會高收入國家醫療係統的排名中連續五年倒數第一，很難說他們治病救人的能力比其他國家的醫生好一倍。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級經濟學家迪安•貝克給出了一個更好的解釋：“任何一位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無論左派右派，都會認為美國醫療體係像一個壟斷組織。”通過控製醫學院錄取人數、駐院實習機會、給外國醫生的執照、給執業護士安排的角色，醫生組織可以有效地降低其成員麵臨的競爭，他們也的確是這樣做的。

 

律師（至少是精英律師）似乎也在玩同一套把戲。即使在所謂的法學院泡沫破滅之後，美國的律師在國際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比他們頭頂假發的英國同僚收入平均高出一倍。2016年，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陶德•亨德森在為福布斯撰稿時直言不諱：“美國律師協會經營的就是一個國家特許的壟斷組織。”

 

設置各種職業準入證書也為各種其他精英行業起到了庇護作用。政策研究人員布林克•林達賽和史蒂文•泰萊斯在《占領經濟》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這種機製。例如，牙醫行業就設有玻璃天花板，洗牙師在有牙醫的監管下才能完成某些工作，這樣牙醫們就能留在9.9%階層。版權和專利法在醫藥、軟件和娛樂等需要較高教育水平的行業內起到了抬高利潤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國民經濟中最強勢的兩大行業——金融與科技相比，這些手段隻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現在我們已經不再相信科技行業這些聰明絕頂的小子一路創新、打破平庸現狀的神話。現實是我們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總計3.5萬億美元，占據納斯達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業的剩餘板塊多為虛擬實體，也基本都在耐心地等著被這些巨頭征服。

 

麵對現實吧：這些錢就像是印著笑臉的“大富翁”遊戲幣。我們的社會很久以前就知道如何應對那些想靠石油等黏性物質壟斷市場的公司，但我們仍對信息市場中通過人脈和規模效應產生的壟斷束手無策。在我們能有所應對之前，超額的利潤仍然會留在走在信息前沿的那些人手中，不用說，那些人都是精英。

 

當今精英階層的龍頭老大當然是金融產業。如今美國GDP中每12美元就有1美元落入金融產業；而50年代，銀行家每40美元抽取1美元就很滿足了。這個遊戲的規則當然比赤手空拳撈錢要複雜，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其本質暴露無遺。承擔風險的是公眾，上賭桌的是金融大亨們；贏了他們賺，輸了我們買單。我們現有的金融係統並不是自然產生的。這幾十年來，權勢滔天的銀行家們將其設計成了為他們自己及其後代賺錢的機器。

 

誰被排除在這個遊戲之外呢？自然是汽車工人，護工，售貨員，家具工人，食品工人等。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國際排名的中段徘徊。美國的高收入神話到那些不需要本科教育的工種這裏就破滅了。

 

你看，當這些頂尖大學畢業的人才聚到一起來保護他們的集體利益時，保證服務質量、創建良好工作的條件、讓人才脫穎而出都是為了公共利益。這就是為什麽我們都喜歡拉幫結派，和其他穿著時髦白鞋的職業人士同行一起搞這些事。當工人階層通過“工會”來做同樣的事情時，則叫做違反自由市場的神聖原則，野蠻又落後。如果工人們聘請了顧問，並且通過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組成的“薪酬委員會”來決定自己的薪酬，他們的下場不言而喻，看看現在CEO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了。

 

低工會參與度的高教育回報同期發生，這並非巧合。1954年，工人中有28%是工會成員，但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降至11%。

 

真正有益的是教育本身，而非一紙文憑。真正的教育可以啟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質。追求高質量教育應當是為了造福社會。然而，在我們這不公正的教育係統裏，教育已經淪為一種私人物品，其價值全靠畢業生工資的增長額才能證明。教育非但沒有團結人民、充實思想，還在製造分裂、加劇貧困。換句話說，盡管我們心懷理想，希望普及教育，但也難敵蓋茨比曲線的大勢所趨。IGE是衡量日益增長的大學教育超額回報最精確的指標。在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溢價越高的國家，社會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正在我為女兒的大學入學申請絞盡腦汁時（入學谘詢師還是算了，SAT大師什麽的想都不用想），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麽這種關於才能至上的錯覺如此根深蒂固。如果我——不對，如果她——能申請成功，不就證明我們當之無愧嗎？如果教育係統其實是可操控的，那麽換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操控能力不就是能力的又一證明嗎？

 

所以盡管把SAT換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隨便什麽吧。沒人會質疑我們不能馬上掌握；我們會很快說服自己隻要沙狐球打得好，榮華富貴都是我們的；我們能迅速完善培養沙狐球天才的模式；不過，我們有誰會關注或關心腳下這艘船的航向嗎？

 

就算我們中的有些人抬頭看到了未來的可能麵臨障礙，我們就會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養“最優秀的兒女”嗎？事實是殘酷的，如果做好父母和做好公民之間存在衝突，我們隻會多帶幾把小提琴上船。

 

五、政府的無形之手

 

在祖父看來，對有產階級的攻擊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就開始了。一切要源於1913年國會通過第十六修正案。為了提醒讀者，這裏特此說明：第十六修正案賦予了聯邦政府直接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權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過之前幾個月出生的，讓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聯係。他畢生大部分收入都歸功於他的出身。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經紀人。我後來才知道他其實主要是倒騰自己的投資項目，花錢進入證券交易行業也是為了這個目的。他也愛好政治，一度宣布打算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選康涅狄格州的副州長（估計隻有俱樂部裏的人聽過他的豪言壯語）。但他真正熱愛的是飛行。對他而言，最重要的經曆是他在二戰期間服役，擔任運輸飛行員的那段日子，還有他和祖母駕駛特技表演飛機徜徉中西部天空的那段經曆。對追求一種擺脫政府束縛、過上擁有無限可能的生活，我的祖父母始終充滿信心。但到了垂暮之年後，由於從上校那裏繼承的遺產日漸微薄，他們終於開始對社保和醫保上心了。

 

在一本關於美國政治思想類的書中有一頁寫到：我們必須在政府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對此祖父爛熟於心。但是如果你再多讀兩遍，你會發現它的真正涵義是在看得見的政府和看不見的政府之間做選擇。貴族們大多傾向於看不見的政府，這樣才能自由地行使特權。我們這些屬於9.9％的人深諳如何一邊讓政府為我們服務，一邊大聲抱怨政府隻為其他人服務。

 

首先，美國的稅負被嚴重誇大了。在此前節日期間舉行的一次專題討論會上舉辦了是否要針對富人減稅的辯論，其中正方辯護人引用米特•羅姆尼的說法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每年平均有47％的美國人不支付任何聯邦所得稅，所以這些人對稅改沒有發言權。胡扯！當然，去年政府征收的1.6萬億美元聯邦個人所得稅是累進計算的。但征收的1.2萬億美元工資稅則涵蓋了所有工作者，卻不包含類似於羅姆尼的投資者，並且由於隻有一定數額的工資需要繳稅，收入較低的人的稅負反而更重。除此之外各州和地方政府還有2.3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其中大部分是來源於累退銷售稅和房地產稅。最貧窮的那五分之一所繳實際州稅率是頂端1％收入人群的兩倍之多，大約是前10％收入人群實際州稅率的1.5倍多。

 

 

 

然而，比起精於享受各種退稅帶來的好處，我們對稅負虛張聲勢的抗議簡直不算什麽。曾讓我祖父窩火的所得稅製度卻無意中創造了一類隱秘的政府支出。它們名義上被稱為“稅收優惠”，但實際上更應該被看做是政府為了避免征稅麻煩而讓出的一筆錢。從理論上講，稅收支出可以用來支持任何有有價值的社會事業，事實上一些稅收支出（如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也確實造福了低收入者。但更常見的是，由於“稅收優惠”是關於個人財富及其邊際稅率的函數，所以這些優惠其實是傾向有錢人的。

 

讓我們數數自己撈到了多少好處吧：聯邦政府每年的稅收支出包括退休儲蓄免稅（2013年達1370億美元）；雇主提供的健康計劃免稅（2500億美元）;房貸利息免稅（700億美元）; ,減免力度最大的來自房產、股票組合和私募股權合資企業投資的增值免稅。2013年聯邦稅收支出超過了9000億美元，這比聯邦醫療保險（紅藍卡）、低收入醫療補助保險（白卡）以及所有其他聯邦社會保障安全體係的成本總和還要高不僅如此，最妙的是，在這個係統裏，51％的稅收支出流向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39%流向了最富的十分之一。

 

對9.9％人群而言，這項逆向征稅計劃最大的好處是底層90%的人對它毫無概念。工薪階層在看到有人拿食品補助券來購買T骨牛排時會火冒三丈；但是在鎮子另一邊，有一戶富人家以自住屋的名義賣了房子白賺了10萬美元，他們卻毫不知情。

 

 

別急，還有呢！別忘了孩子們。如果一個國家的靈魂可以通過其稅法解讀出來，那麽我們國家一定更偏愛富人家的孩子。 2017年，稅法將已婚夫婦可以留給繼承人的免遺產稅數額從可觀的1,100萬美元提高到了2,200萬美元之多。準確來說：後代不僅能享受免稅，還能享受稅收補貼。40年前買的房產到現在的增值部分、已經長毛的股票投資包的增值部分，在傳給後代之後也不用再繳稅了。僅在2013年，這些免除稅款就使國庫收入蒸發了430億美元，大約是兒童健康保險計劃撥款的三倍 。

 

祖父的父親上校先生在1947年去世時，當時的遺產稅封頂稅率是前所未有的77%。稅後財產分到四個兄弟姐妹手中時，祖父那一份還不夠他買一輛賓利車以及繳納俱樂部的會費。政府讓我能在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為此，我永遠心懷感恩。

 

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下篇）

原創： MATTHEW STEWART 譯讀 前天

 

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下篇）

 

 

本文原載於 The Atlantic

作者：MATTHEW STEWART

譯者：朱小釗

校對：楊雪

 

譯讀：T-Read | 取經號：JTWes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百分之九點九，美國新貴族

 

六、寸土寸金的地段

 

從我在布魯克萊恩鎮上的家出發，走路隻要10分鍾就能到理發店。沿途有鬱鬱蔥蔥的榆樹和一幢幢頗有維多利亞時期風采的精品豪宅。這片區域的住宅都有超大壁櫥，木質裝修的客廳和 Sub-Zero 牌的冰箱。除了三兩園藝師之外，你很難看到其他人。就算你碰巧遇到鄰居，你們的談話也不外乎：“我們廚房的裝修費用總是遠超預算，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磚瓦匠請來！” “誰說不是呢！我們整整吃了一個月的泰國菜外賣，就因為修煤氣那人的汽車老是壞掉！” 你一路溜達，精神抖擻地到了“超級剪發”理發店，但那位友善的女理發師看起來卻壓力重重。因為她每天上下班都要在擁堵的高速公路開一個小時。修煤氣的那人也這樣，而磚瓦匠得從另一個州開車過來。他們都沒錢住在附近。租金太他媽高了。 

 

從1980年到2016年，波士頓的房價漲了7.6倍。算上通貨膨脹，房產的投資回報率高達157%。同一時期舊金山的回報率為162%、紐約115%、洛杉磯114%。如果你恰好住在像我住的這種社區裏，你的鄰居們都會自認為是房地產天才。（這也是我們在裝修時有底氣犯那麽多錯誤的原因）。但另一方麵，如果你住在聖路易斯（回報率3％）或底特律（回報率-16％），那麽你就不是那麽明智了。 1980年，聖路易斯的一幢房子可以在曼哈頓換一間不錯的單間公寓。但在今天，這座房子在大蘋果城（紐約）隻能換一間80平方英尺（約7.4平方米）的衛生間。

 

房地產的投資回報（如果買對房產的話）非常驚人，因此有一些經濟學家聲稱僅僅房地產的增值就可以解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財富的不斷集中。各大城市的房價上漲並不奇怪：這些地方是新經濟中的金礦。然而這也是一個悖論：租金太高，迫使人們，尤其是中產階級搬走，不再繼續“淘金”。從2000年到2009年，舊金山灣區的工資水平全國最高，卻有35萬人搬去了工資相對較低的地區。經濟學家兼記者瑞安•埃文特在其《門禁之城》一書中寫道，出於種種原因，許多美國人並沒有選擇生活在機會最多的地方”。經濟學家恩裏科&b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