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色 (譯文舊作)

原文鏈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greatdebate/color-china/looming-stagnation-3791

【這是美國《國家利益》雜誌2009年第二期的封麵文章，由兩篇觀點完全相反的文章組成，兩個作者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預測。兩篇文章之後還附有兩人簡短但針鋒相對的辯論。】

中國令人目眩的經濟騰飛造就了一批它的堅實擁躉，也一直吸引著眾多批評的目光。憑借其規模效應，中國經濟無論是將繼續輝煌還是瞬間崩潰，其後果都會令世界各國膽戰心驚。中國能否有效掌控其經濟的發展？深層的社會矛盾是否會浮出水麵？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裴敏欣並不樂觀，他認為惡化的環境、失控的民眾以及問題叢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負麵效應絕不可低估。安德森卻恰恰相反，他相信中國的GDP仍然能夠強勁增長，甚至有望創造其它國家難以企及的世界紀錄。

危機隱現

作者：裴敏欣

一

預言一個國家的未來與預測一支股票的未來其實沒什麽差別，都是要借助其曆史的表現來進行分析推測。所以說，對中國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並不奇怪，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的表現實在是太好了，很多人相信它能繼續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再增長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這種信心是有理由的，極高的儲蓄率、龐大且逐漸整合的國內市場、飛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及與全球化貿易係統的迅速對接，這些都是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堅強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曾經克服過很多唱衰中國的人認為根本無法克服的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麵的重重困難，其出色表現令一般人很難相信，中國的經濟騰飛會嘎然而止。

固然，中國也許確實能像樂觀的人估計的那樣再增長二三十年，但要注意的是，其經濟麵臨停滯的風險同樣很大。那些由政府發出的半途而廢或根本就是瞎指揮的各項經濟政策造成的結構缺陷很可能會毀掉中國的增長。共產黨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大力發展經濟，但它往往為了換取短期的經濟增長而犧牲社會的根本福利，這種犧牲引起人民的不滿後逼迫它更加求助於經濟的發展以求消除不滿，但追求發展的結果又往往是民眾利益更加受損，如此則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此外，盡管中國政府過去成功回避了一些問題，例如嚴重依賴補貼的工業、逐漸惡化的社會收入不均、嚴酷的勞動環境等等，這些問題其實還一直存在，而且有的還變得更加嚴重。

因為依賴經濟發展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中國政府總是喜歡在那些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大筆投資，比如大規模的工廠和工業園區，但諸如醫療、教育和環境保護等等問題統統被忽視了。這種對“形象工程”的側重實際上造成的社會成本很高，是典型地犧牲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以換取短期的增長。這也是我對中國未來難以保持樂觀的原因之一。

長此以往，這些“社會欠賬”將全方位削弱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也令人民日漸苦悶與躁動不安。聽任這些欠賬不斷堆積而不聞不問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但要減少這些“欠賬”又談何容易，需要大量額外的資金投入和複雜的政治配套改革。

更嚴峻的是，一些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條件將在未來逐漸惡化，比如龐大而年輕的適齡勞動人口、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全民一致的對發展經濟的認同。越來越少的勞動力，迅速老齡化的國民再加上極度惡化的環境，中國除了在“發展停滯”或“徹底變革”中做出選擇外，沒有第三個選項。中國政府如果不能進行某些重大的政策調整的話，“中國快車”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出軌翻車，盡管此前它一直能夠保持危險行駛但卻做到有驚無險。

當然，如果中國政府能從問題的源頭著手，切實進行有效的政治經濟改革，很多諸如經濟均衡發展、返還社會欠賬和爭取更多政治支持等等這些難題還是可以解決的。但是，它能做到嗎？中國的政治結構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和內在張力來抗衡既得利益者反對變革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否有這個魄力來打破目前小心維係的政治經濟各方力量平衡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整個世界正在被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慢慢吞沒，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中國也逐漸顯得力不從心。現在，是到了重新衡量一下風險並且再次審視一下未來的時候了。

二

中國有一句諺語，“一白遮百醜”，高速的經濟發展其實掩蓋了很多嚴重的結構、製度和政策缺陷。發展的高速度常常被理所當然地當作製度優越性和政策英明的證據，但對經濟發展速度近乎偏執的追求使我們忽視了國家大廈下麵那些脆弱的支柱。日複一日，因短視而帶來的洋洋得意的情緒令我們對一些危險的信號視而不見。

中國過去三十年良好的經濟表現有賴於四個重要的因素：極高的國內儲蓄率（為工業投資提供資金），人口紅利（為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全球化紅利（進入全球化市場進行貿易）和對原有計劃經濟進行市場化改造而釋放出的高效率。這四大基本要素自1980年以來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良多，然而，它們也使得政府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采取有效的手段進行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或逐步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幹預，對市場有效的監督機構也沒能建立起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沒有進行過重大改革，它確實做了很多，但無一例外的，那些改革都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驅使下被迫的選擇（90年代末的國企倒閉風潮就是一例）。

這種消極應對的行為代價高昂，因為高額投資、人口優勢和貿易的增長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今天，當中國出口銳減而國內需求不振之時，境況就變得很明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僅不利於中國長遠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削弱了其應對眼前經濟危機的能力。可以肯定，這種不平衡從9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其主要特征包括：對固定資產的過量投資(比如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家庭消費低迷、日益依賴出口來推動經濟發展和服務業的滯後發展。從1992年到2005年，總投資從占GDP的36.6%上升到42.6%，而總消費從47.2%下降到38%。2007年，總消費下降至占GDP的35%，創曆史新低。相應的，出口增長成為GDP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到2007年，出口總值已經占到GDP的25%。

因為中國大部分的投資都投向了製造業，尤其是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持續的高投資惡化了製造業與服務業本來就存在的不平衡，使中國的第三產業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中也顯得十分落後。

過量的投資不僅造成了對出口和工業的依賴，而且也使得投資的經濟產出逐漸減小。1991年至1995年，1億元人民幣的額外投資可以產生6620萬元的額外GDP，創造400個就業機會以及帶來1040萬的工資，而到了2001至2005年，同樣的投資隻能產生286萬元額外GDP、170個就業機會和370萬元的工資。

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威脅著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造成中國長期的產能過剩、偏低的生活水平和頻繁的貿易摩擦，而且還將導致資本密集型企業逐漸增加和勞動密集型企業慢慢減少，使中國難以發揮其在人力資源上的優勢。

三

顯而易見，這些經濟結構上的不平衡都是經濟體製沒有進行徹底改革和長期堅持某些錯誤政策所造成的。盡管改革開放三十年了，無論是通過直接幹預還是間接的政策控製，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決定性影響還在延續。國有企業的產值占到GDP的35%，但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要比這個並不算小的數字所顯示的還要重要得多。所有所謂關係國計民生的產業，如銀行、金融服務、自然資源、能源產業、電信產業和大部分重工業，政府都一直保持其壟斷或半壟斷的地位。這種壟斷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國有企業或由國家控股。

此外，諸如能源、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是由政府製定的，由於政府對生產投資和產品製造的偏愛，這些價格被人為地壓低了。土地的初級市場一直難以建立的原因也在於此：地方政府經常以極低的成本從毫無反抗能力的農民手中獲得土地然後再低價轉賣給開發商或直接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進一出的土地轉讓價格其實都遠低於其真實的市場價格。資本的價格也是如此，中國政府一直憑借它對金融的控製而大量利用居民儲蓄來補貼國有企業。對於國有企業而言，資本的價格幾乎為零，很多企業從銀行借錢的時候根本就沒考慮過還錢的問題。盡管居民儲蓄名義上是受國家保護的，但國有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最終還是需要全體納稅人來買單。

能源、土地和資本，對這些中國本來稀缺的生產要素近乎揮霍式的使用以保持不平衡的經濟增長，這種發展模式顯然是難以持久的，但它卻維持了將近三十年，這是因為中國經濟中一些強健的基礎條件一直在發揮作用，保證了政府主導的這種畸形增長得以持續。遺憾的是，這些基礎條件在未來二三十年裏將逐漸弱化乃至消失，使目前的政策難以為繼。

人口和儲蓄，這兩個條件的惡化最值得注意，因為它們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未來的5到10年內，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消失。從2005年到2020年，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將從32.5歲增長為37.9歲，60歲以上人口的比例也將由11%提高到17.1%。到2030年，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部長表示中國將會有3億5千1百萬人年齡在60歲以上，占總人口的23%，年輕人對老年人的比例將從2006年的5.2比1變為2030年的2.2比1。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比例將從2006年的3比1變為2030年的2比1。迅速老齡化的人口將不可避免地增加醫療保障、退休金和勞工工資方麵的支出，令中國在勞動力方麵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更重要的是，老齡化還將降低中國的儲蓄率。一份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在2025年之前，人口老齡化將導致私人儲蓄大量減少，其減少的金額將相當於GDP的6%。另一份人口報告指出，如果不調整人口政策，中國個人平均收入的增長率將由2000年的5.3%降為2020年的2.9%。這意味著政府將無法繼續挪用私人儲蓄來補貼工業。

社會老齡化再配上糟糕的社會保障，經濟停滯乃至最終徹底的衰敗絕不是天方夜譚。

四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隱含很高的社會成本，例如社會公共服務每況愈下、環境汙染日漸惡化、收入不均日趨嚴重，等等等等。僅僅幾年前還沒什麽人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但現在這已成了無可爭辯的共識。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其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社會代價十分巨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執意將本應投入到教育、醫療和環保上的資源轉移到諸如基礎設施、城市發展和工業園區等等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會欠賬不斷積累。這種短視政策既出於中央政府維係政權的考慮也和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有關。一方麵，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來源於經濟增長，它必然偏好那些能刺激經濟短期增長的政策，哪怕犧牲社會的長遠利益也再所不惜；另一方麵，地方官員們升遷的指標全在那些看得見的發展項目上麵，為了更高的官位和更大的權力，他們當然有動力挪用社會資源去上大項目。

於是，黨中央和地方官對要采取的經濟政策達成高度一致，而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觸目驚心。

官方數據顯示，政府在醫療和教育上的相對投入自90年代以來一直就在減少。1986年，國家負擔醫療總支出的39%，而公民個人負擔26%。到了2005年，國家對醫療的投入下降到18%，而公民個人負擔增長為52%。這種急速的變化明顯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並且相應地減少了有能力維持醫保的人口。從1990年到2006年，醫保支出在個人消費中的比例在城市地區翻了三倍(從2%增長到7.1%)，在鄉村也增長了30%。根據衛生部在2003年做的一個調查，因為交不起醫療保險，約有一半的人患病後選擇不去看醫生。1991年，國家負擔84.5%的教育支出，而到了2004年，這個比例降為61.7%。同一時期，由個人負擔的學費和雜費大幅增長，在1991年，這兩項隻占教育總支出的4.4%，而2004年，他們占到的總支出的19%。國家的教育投入減少導致年輕人受教育的機會減少，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降低就說明了這一點(高中不屬於義務教育)。1980年，農村地區的初中生會有25%升入高中，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為9%。同一時期，城市裏初中到高中的升學率也由86%降為56%。

在自然資源方麵，中國環境惡化的情況已經是人所共知。盡管對汙染造成的損失沒有統一的數據，但大家都知道那絕對不是個小數目。最近一項由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聯合進行的調查顯示，2004年因汙染所造成的損失約占當年GDP的5.8%，另一項由中國兩個政府機構進行的聯合研究顯示，2004年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麵的投資欠費約占當年GDP的1.8%。這也就是說，僅僅為了清理2004年這一年的環境汙染，中國就要拿出2004年GDP的6.8%，也就是1.086萬億人民幣才行(約1580億美元)。中國政府對環境治理的消極態度已令國家的生態係統危如累卵。盡管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其實很少，特別是緊缺而又分布不均的水資源：人均水資源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在長江以北約占國土麵積64%的地區卻隻擁有全國水資源的19%。中國政府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政策令本已緊缺的水資源雪上加霜。2004年的聯合調查顯示，“全國約有兩萬五千公裏長的河流水質達不到水生物生存的標準，城市區周圍約90%的河流都已被嚴重汙染。 ”如果再不采取及時有效的手段，環境惡化不僅將阻礙將來的經濟發展，而且可能誘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政治衝突。

現在我們再來看高速發展的國家都要麵對的頑疾--收入不均加劇。盡管導致收入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政府的失策可能會惡化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收入差距擴大。中國政府不斷削減公共服務的投入，任由窮人獨自承擔公共產品減少的惡果。此外，政府一直不能建立有效的累進稅製來調節收入分配。中國沒有資本利得稅、財產稅或遺產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也極為不力，個稅至今隻占政府收入很小的一部分。目前，中國收入不均的水平已接近拉丁美洲。收入不均總水平從1985年到2006年上漲了39%(平均每年增長1.8%)。如果城市和鄉村分開來看，它們的收入不均雖然還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但也增長顯著。實際上，1985年到2006年，城市中收入不均增長速度兩倍於鄉村(城市是63%，鄉村27%)。相對於收入，中國財富的分配顯然更加不均。調查顯示，中國財富分配的吉尼係數已由1995年的0.40漲為2002年的0.55(吉尼係數越高則表示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越不均等)。金融資產的分配尤其不正常，在1995年，金融資產的吉尼係數已達0.67，到2002年則到了0.74。這種趨勢可絕不是好兆頭，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遏製，痛苦和絕望的人對社會公正喪失信心，中國可能將成為一個社會矛盾激烈、罪案層出不窮的國度。

如果沒有重大政策改變或徹底改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錯誤的經濟戰略、惡化的基礎條件和積累的社會欠賬，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很難令人相信中國有能力保持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即使做出有效的政策調整，中國也不太可能在未來的二十年裏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過去那樣的高增長是通過人為的手段製造出來的，是吹出來的，是以不斷犧牲個人、社會和環境為代價換來的。

如果中國不能有效變革，後果要遠比經濟增長放緩要嚴重的多，精英階層的分化、執政黨合法性的喪失和激烈的社會動蕩都會接踵而至。即使能夠有效變革，經濟減速實際上也不可避免。但是，速度減慢本身並不可怕，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不應該對未來幾十年裏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下降過度擔憂，因為隻要中國能以增長速度的降低的代價換取增長質量的提高，在解決掉過去政策錯誤所遺留的問題後，它應該有能力維持一個說的過去的發展。

以速度換質量，這正是以胡錦濤為首的本屆政府力圖實現的。然後，中國調整經濟戰略的努力目前一直沒有什麽顯著的成果，這恰恰說明了目前的經濟戰略因深植於當前政治製度之中而難以撼動，絕不是簡單靠幾句政治上的訓誡就可以改變。對於那些任期往往隻有兩年半的地方官員，隻要以經濟發展為升遷的標準保持一天，他們對短期經濟增長的癡迷就會繼續一天。此外，如果中國官員隻是對上負責而不是對公眾負責，他們永遠沒有動機去施行有利於人民長遠利益的經濟政策。中國政府在關鍵行業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壟斷也難以改變，因為共產黨相信在這些行業的退出和對這些要素價格的放開將導致它難以對經濟施加有力的影響，也會損害它向其支持者分配利益的能力。總之，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成長和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中國出現一個能提供充足公共物品和環境服務的好政府的機會微乎其微。

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變革很可能最終導致政治自由化甚至現有製度的解體——這是共產黨自1989年以來一直竭力避免的。我很懷疑，中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將黨的前途壓上去放手一博。

不同凡響的中國

作者：喬納森·安德森

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嗎？這麽說吧，如果說我們在過去這糟糕的12個月裏至少還學到了些什麽的話，那就是——這世界上沒有永遠快速增長的經濟發展或永遠成功的經濟模式，舊時良好的表現決不是未來成功的保證。而且，就像很多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發展道路上將存在很多目前看得見或暫時看不見的陷阱，很可能對未來幾年乃至幾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負麵影響。

然而，就像作家達蒙·瑞昂(DamonRunyon)關於賭馬的那句名言所說的那樣，“雖然最快最強的賽馬並不一定老是贏，但下注的時候還是要押它們。”如果要賭現在的新興經濟體哪個會成為富裕的強國，我覺得你最好還是押寶給中國，因為中國大陸崛起的速度目前已經打破了曆史上其它主要經濟體所創造的紀錄，而且，它在未來10到20年裏出現經濟滑坡的可能性其實比大多數人所相信的要低得多。

 

一

 

在往往充斥著不實臆測和武斷聲明的辯論中，我認為堅實的數據是最有說服力的，下麵我們就來看看在宏觀經濟層麵上我能找到的最堅實的數字：從1978年到2007年的這三十年間，中國官方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9%。當然，這個數據的可靠性引起過學術界激烈的辯論，很多學者認為這個數據出於各種原因被誇大了（比如輕視了通貨膨脹因素和計劃經濟統計模式對數據的扭曲）。但是，即使是最具懷疑精神的分析人士也承認，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至少在9%以上。

就算是9%，我們拿這個數字與曆史上其它重要經濟體發展速度做一下對比就會發現，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紀錄保持者。日本在它發展的黃金三十年中也“僅有”8%的年均增長率。從1960年到1995年，亞洲四小龍的年均發展速度分別為香港7.8%，韓國8.3%， 新加坡8.4%，台灣8.9%(台灣是以前的最高紀錄保持者)。不僅如此，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出生率大幅下降以來，中國在人均經濟增長速度上麵也是世界第一。

下麵的一組數據與經濟增長的來源有關。大家還記得大學一年級經濟課上教的東西嗎？在最簡單的模型中，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經濟增長：1、增加勞動力；2、增加資本；3、更加有效地配置勞動力和資本。其中第三種方式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式增長，相對於前兩種而言更能檢驗增長的質量而非數量，可以說是是衡量長期經濟發展最好標尺（注1）。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方麵的研究已經有很多，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估值從同比2%到同比4%不等，大部分的研究報告都認為增長率在3%左右。這意味著，約有三分之一的中國經濟增長來自於生產率提高的貢獻。

這個速度在世界範圍內來看能排第幾呢？我告訴你，這又是個創紀錄的成績。二戰後，所謂的資本主義發展黃金時期，西方工業國每年的生產率提高也才2%；日本和其它幾個經濟迅速騰飛的亞洲國家大概能達到2.5%，至於其它國家根本就不值一提。所以說，中國大陸年生產率提高3%的成績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發展史中絕無僅有，其它國家隻能望其項背。

現在我們來看最後一組堅實數據。1990年，中國平均國民收入以美元現價計算是人均350美元。2000年，這個數字翻了三倍變為人均1000美元，而到2008年，這個數字又翻了三倍變為人均3000美元。如果中國在未來二十年能保持目前8%的同比增長率，則其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將在2020年達到8500美元，在2030年前突破2萬美元。這意味著到了那時，中國將獲得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資格並形成穩定的中產階級，其人均收入水平將超過目前的台灣和韓國，其經濟總體規模將比現在的美國和歐盟加起來還要大。

我總結一下：僅從宏觀經濟學角度考慮，中國無可置疑地是二戰後最成功的新興經濟體。以現在的發展速度，中國的崛起絕不僅僅是東方地平線上那幾縷微露的曙光，而是已經開始了二十年的鐵一般的事實。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在上麵論述的那樣，要在2030年成為發達國家，中國大陸甚至不需要費力維持10%的年增長，8%就夠了。即使增長率降為6%或7%，也最多隻是延遲幾年的發展，無礙大局。

換句話說，如果你想證明中國的發展終將失敗，僅靠證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會放慢是遠遠不夠的。你需要一場規模巨大的危機或混亂把中國經濟快車徹底甩出軌道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證明你的觀點，而且，這場危機最好快點兒來，再晚點兒恐怕都來不及了。

在今天的公共辯論中，中國發展的很多潛在的危險因素總是很容易地被不少人拉出來遊街，比如泡沫經濟破裂啦、全球性衰退啦、社會關係緊張啦、國有企業虧損啦、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低效率啦、政治上沒自由啦，等等等等。其實就像我開頭說過的，沒有什麽證據表明上麵說的某個或某幾個因素一定能夠突然打斷中國發展的步伐、把經濟一拉到底。相反，如果客觀地看看這些風險因素，你會發現它們其實也沒什麽，都還在可控範圍之內。我沒看出中國近期有什麽“隱現的危機”。因為篇幅所限，我隻能在下麵大概論述一下我的觀點。

二

首先來談談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中國在本輪全球性衰退中的命運。2008年四季度中國出口總額銳減，伴隨著國內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下跌，國內建設和工業投資也迅速萎縮，今年經濟增長放緩和失業率上升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時候人們懷疑本輪經濟衝擊可能把中國推到懸崖邊上的想法顯然並不奇怪。

但是，中國在亞洲地區絕對算不上是嚴重依賴出口的外向型經濟體。隻有約8%的大陸勞動力在出口企業中工作，玩具、紡織、電器等等中國為世人熟知的輕工製造業實際隻占中國總投資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出口貿易擴張最快的時期，淨出口也隻占GDP增長總額的六分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什麽以前中國在出口大幅衰退的時候仍然能保持增長的原因（比如2001到02年IT業全球衰退的時候），也解釋了為什麽出口下降不會嚴重影響中國中期的發展前景。

在國內經濟方麵，中國國內的股票市場2005年到2007年間像坐了火箭一樣翻了6倍，在隨後的15個月中又以同樣驚人的速度迅速雪崩。這一上一下不免讓人擔心，中國會患上日本一樣的“後泡沫綜合症”。其實，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的股票市場已經像這樣折騰過很多次了，幾乎每隔五年就會出現一次瘋狂上漲然後瘋狂下跌，實在不足為奇。重要的是，不論是在一般家庭還是多數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股票資產都還隻是很小的一部分。這也就是說，相對於實體經濟，中國的股票市場充其量隻能算個小角色。

房地產市場需要另當別論，美國的例子已經說明，房地產市場的萎縮可能會給整個經濟帶來一場浩劫。問題是，中國不是美國。中國購房者的貸款總額很小，按揭比率也很低，全國平均房價實際在過去的十年中相對於個人收入的增長一直是下跌的，而且，存量商品房數量從2004年起就沒有變過。盡管自去年起中國房地產建設和銷售數量都大幅下降，全國房價也出現普跌，但這些最多隻是周期性的市場調整而已，與美國的次貸危機完全不同。

三

接下來談一下伴隨中國崛起而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論的問題——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至少在名義上)。有一派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央政府那些搞計劃的人無視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用大量資源投入毫無理性地堆出來的，終有一天，自由市場的力量會在中國取得完全的勝利，將舊體製徹底衝垮，就像以前蘇聯經曆過的那樣。另有一派人的觀點基本差不多，但話說得沒那麽絕，認為中國有些過度依賴粗放型增長方式，主政者們擅於大筆投資而拙於贏得利潤，一旦經濟資源耗盡，整個經濟係統將搖搖欲墜。

然而，仔細研究一下數據資料就會發現，這兩派觀點都是杞人憂天。上文已經討論過，對於研究經濟資源分配最好的數據指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蘇聯的這個記錄非常糟糕，在它存在的最後二十年裏，全要素生產率每年增長率為-1%，是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差的，不過，這倒也恰恰證明了這個國家經濟的扭曲程度。與此對照，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不僅不是最差的，反而是是創紀錄地好。這種增長體現在很多金融數據上，比如工業利潤、企業資產回報或投資回報等等。不論你用什麽樣的檢驗手段，都會發現中國至少在過去的十五年裏效率一直在提高，即使在當前全球經濟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邊際收益和資本回報率都幾乎依然保持在曆史最高水平。

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有粗放型的一麵，但在近期看不出有什麽危險。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的前景已經被說得很多了，但我認為那其實根本無關宏旨。中國的經濟發展約隻有六分之一來自於與勞動力的擴充，還有約三分之一來自於要素生產率，其它的全部來自於新生資本。換句話說，中國像它其他幾個亞洲鄰國一樣，經濟的大幅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儲蓄和投資。

中國會不會耗盡它一直用於投資的儲蓄？即使有足夠儲蓄，投資又能否獲得足夠的回報呢？對於第二個問題大可不必擔心，中國生產率和企業回報率一直在提高，而且它國內還有很多值得投資的領域有待進一步開發。至於第一個問題，中國實際目前一直將總儲蓄中約占GDP10%的份額用於出口，這一比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占鼇頭。

四

根據最近的統計數據，中國國有企業產值約占GDP的25%。一說到國有企業，很多人想當然的就認為：國有企業不按市場原則做事，它們依賴政府的指導和資源配給，一直趴在私有經濟身上吸血、躲在保護主義高牆後麵搞價值毀滅（產出價值低於成本投入）；即使私有經濟部門欣欣向榮、利潤豐厚，光靠國有企業這個社會大包袱最後也能把整個經濟拖垮。

問題是，這些負麵印象在中國並不完全是真的。工業統計數據顯示，實際上大陸國有企業平均利潤率高於私有部門，而且即使我們調整了產業區別，也看不到私有部門和國有企業在利潤回報上有什麽顯著差異。除了最近短期的石油補貼外，中國政府也不在向國有企業發放現金補貼。恰恰相反，國有企業對政府的稅收貢獻要遠遠多於私有企業。行業數據還顯示，國有企業為主的重工業部門在過去的十五年中生產效率和邊際收益提高的速度要快於外資為主的輕工業出口型企業。

“這怎麽可能呢？”，很多人一定會問。完全可能！這是因為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其實“國”字色彩非常淡。在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中，你會發現很多獨一號的國有企業，比如唯一的電信服務商、唯一的汽車製造商、唯一的航空公司等等等。中國不是這樣。大陸起碼有幾十家汽車製造商、數百家鋼鐵公司、好多個電信巨頭和能源巨頭，這些公司雖然大都國有，但它們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此外，行業的進入門檻以亞洲的標準來看可以說非常低，而且很多部門對私有資本和外資高度開放。

不僅如此，除了有限的一些超大型公司外，中國沒有那個國有企業有免死金牌。朱鎔基總理在90年代關閉過成千上萬家資不抵債的中小型國企，導致多達2千5百萬人失業。主要的國有企業雖然現在還享受商業銀行的特殊照顧，但這種好日子也已是屈指可數，因為商業銀行也日漸感受到盈利和資產流動性方麵的壓力。國家現在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決策也很少直接幹預，前些年那種政府蓋章、銀行貸款、企業花錢的模式已經一去不複返。

五

再來談談為什麽中國不搞民主也能發展經濟的問題。經濟繁榮必帶來中產階級與中國集權政府的衝突，這一想法曆來被西方人所偏愛。最近一撥又一波的群體事件似乎也預示著這種痛苦的衝突已經開始。然而，盡管中國在未來的幾十年裏毫無疑問會麵臨一些政治摩擦並被迫要作出一些痛苦的選擇，但沒有證據表明那將是一場可怕的危機。

實際上，對於亞洲而言，似乎你應該這樣問：“民主政府該靠什麽來發展經濟？”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裏，亞洲的成功經濟體裏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民主國家(或地區)，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它們都是事實上的一黨製，有的還是像中國一樣的集權型政府。與之對應的，菲律賓、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泰國，這些所謂的民主國都一向排在經濟發展榜的末尾。顯然，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不僅不是亞洲國家發展的絆腳石，它往往還是經濟成功的風向標。

亞洲的經濟強國也許沒有民主，但它們都不缺真正的資本主義。這些高速發展的國家一方麵都極度崇尚市場經濟原則、讚同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麵它們還建立很多強有力的政府機構來承擔部分社會責任。感覺上，它們與國民都達成了一種默契：政府保證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民們就暫時放棄對民主政治的要求直到經濟發展達到擁有穩定中產階級的水平。

那些國家保持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中國卻會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前政治政治秩序提前崩潰嗎？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需要從兩方麵進行論證。一方麵要證明，中國沒有亞洲四小龍那麽“資本主義”，市場扭曲和國家幹預等問題要更嚴重。我其實已經在上文批駁了這種觀點，但現在還是比較地來再談一下。中國國有經濟約占GDP的四分之一，規模與日本和韓國的大財閥不相上下，但中國國企比財閥好像還更接近市場經濟一些：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各行業的比重一直比日本和韓國要大，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也比它這兩個東亞鄰居激烈得多，而日本和韓國企業靠與大銀行千絲萬縷的關係獲得資金的能力與中國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拿錢的本事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一方麵需要論證中國政府更頑固、更不知變通，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已經危及了政治穩定。中國政府自己的統計也承認，近十年來公共群體性事件持續增加，大規模抗議和暴力事件時時見諸國外媒體。但這隻是故事的一麵，另一麵是，很少有收入相對較高的城市居民卷入類似的衝突，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是農民或農民工。換句話說，這不是所謂中產階級對集權統治的反抗，而是國民中最窮困者的憤怒宣泄，事件的誘因也都是經濟問題，而絕非政治問題。

農村現在的問題要從十幾年前講起。1990年代以來中國進行的國企改革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後果——財政預算的崩潰。在最低的時候，中國政府總收入跌到了隻占GDP的10%，簡直像一個非洲國家而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中央政府有限的資金僅夠維持公務員的工資，所以不得不大削減教育、住房和醫療方麵的投入。地方政府更是重災區，鄉鎮一級政府瀕臨破產，不得不靠提高農民的稅收或是賺取出讓土地差價來搞錢。

另外，農產品價格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下跌，在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時，農民收入卻一直不見增長。停滯的收入、增長的稅費、地方政府對農民土地的巧取豪奪，中國農村出現動蕩可以說毫不奇怪。

但在過去的五年中，情況已經有所好轉。首先，財政預算恢複到正常水平，2007年占到GDP的20%，中央政府一下就有錢了。這意味著中央在過去的幾年裏終於有能力向地方進行更多的轉移支付，增大醫療和教育投入，減免一些農業的稅費。其次，中央在土地政策方麵也有大動作，保證了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確保了更透明的土地轉讓製度和更多的土地轉讓收益，這些都限製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上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第三，因為城市消費的提升和農村耕地的減少，從2004年來中國國內農產品價格已經大幅提升。在過去的三年裏，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終於趕上甚至超過了城市居民工資的增長速度。農民工的工資在同一時期也因為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原因而開始上漲。

總而言之，中國已經采取有效措施根本性地改變了農民收入的狀況，盡管要徹底解決那些造成近期社會動蕩的原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今明兩年肯定會很困難，出口市場萎縮再加上國內建築需求的下降，農民工就業問題會很嚴重，但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這些都是經濟周期性的因素，不足以改變中國中長期的發展軌跡。

裴敏欣的回應：

與經濟學家辯論，尤其是像喬納森·安德森這樣博學而又受人尊重的經濟學家，對於我這種搞政治學的來說顯然有些像是學術自虐。但考慮到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狹隘地僅從一個角度看問題--隻關注經濟發展而不關心維持經濟運轉的整體社會的進步，即使注定無法贏得這場辯論，我也要勉為其難地談幾句，哪怕隻是為了給我自己帶來點兒學術上的滿足感。

喬納森用他所謂“堅實的數據”論證了兩個觀點：一，在經濟方麵，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主要來源於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說高質量的增長)，並且國有企業平均來說比私有企業更趨向市場經濟而且盈利水平更高。二，喬納森認為中國經濟出問題的風險因素“其實沒什麽”，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矛盾來源於經濟問題而且中國可以靠發展經濟來解決它(糟糕的公共服務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而且，在亞洲缺乏民主不是什麽危險，反而是“經濟成功的風向標”。

不幸的是，喬納森在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樂觀估計之前至少犯了三個錯誤。一，他所說的所謂“堅實”數據實際上非常主觀，它們最多隻能為中國經濟表現描繪出一幅相當模糊的圖像。二，他低估了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而又高估了國有企業的表現。最後，像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他忽視了一些顯而易見的風險因素--環境惡化、社會不公和腐敗，而且對人口老齡化和隨之可能帶來的社會衝突輕描淡寫。他不僅對經濟的基礎條件判斷失誤，更重要的，對中國社會和政治上的弱點視而不見。

衡量經濟的總體表現十分困難，及時對於經濟學家來說也是如此。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指標，但不幸的是，中國的TFP增值的判斷值得商榷。根據中美兩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研究，中國TFP增長率在過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下降，所以，使用過去三十年的平均TFP增長率作為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增長的依據非常不可靠。這種算法按時間攤平了增長，掩蓋了最近正在下降的事實。

再有，僅用TFP一項指標來衡量中國經濟的表現未免過於草率，甚至有點兒天真。TFP代表了更多的產出，但如果這些產出沒有分給普通的中國公民怎麽辦？如果快速的GDP增長沒有相應的家庭收入與消費增長的配合怎麽辦？而這些正是中國的短板。盡管GDP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年增長近10%，但家庭收入的增長率要遠低於GDP的增長(農村地區家庭收入的加權增長率隻有人均GDP增長率的一半，城市為75%）。簡單來說，普通中國人沒錢買中國貨(特別是他還要因為社會保障不足而必須為醫療、教育和退休等等攢錢)，直接導致了中國消費水平近幾年降到了曆史新低。這些證據表明，中國經濟產出的量也許確實很大，但它沒有將產出轉化為個人福利的提高，這必將造成國內需求不振並且影響經濟的整體健康。

最後，喬納森在預測中國經濟前途的時候應該把環境惡化和社會不公加劇(分配不均和政府腐敗)的衝擊考慮進去。考慮到目前環境汙染的程度以及為降低汙染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任何沒有將環境因素計算進來的對中國未來經濟的預測都是沒有說服力的。另外，也許經濟周期的潮漲潮落可以部分解釋社會上的怨恨情緒，但如果僅從經濟角度去分析那實在是大錯特錯。實際上，在最近的大規模騷亂中，經濟因素明顯缺失。重要的是，當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被其成員普遍視作不公正的社會，就像中國今天這樣，它的統治者就已經坐在定時炸彈上了。

這就是為什麽中國領導人一再號召要建立“和諧社會”。遺憾的是，即使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沒有注意到這種明顯的政治信號。

 

安德森的回應

 

首先請讓我重複一下我的結論：想證明中國的崛起終將失敗，僅僅模糊的指出經濟發展不平衡或斷言其經濟不能以原來的速度前進還遠遠不夠。中國的發展不是“輪子嘎嘎響車子唧唧叫”那種級別的小問題就能摧毀的，我們需要的是一場絕對意義上的能把中國推出發展軌道很長時間的全麵危機。而且這場危機還要快點兒來，最好就在5到10年內。

現在，作為敏欣研究成果的一個狂熱追隨者，我很榮幸地能夠對他的研究做些評述。他顯然清晰地指出了中國經濟將要麵臨的種種挑戰，但他證明了那個所謂隱現的危機了嗎？很遺憾，沒有。而且，大部分的論述實際上有些不著邊際。

敏欣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國家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戲份太重、很不健康，而且政府粉飾了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且扭曲了經濟結構。他斷言政府操縱能源、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價格，嚴重扭曲了經濟。我不禁要問，哪種能源價格被扭曲了？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中國汽油價格多多少少都是按照國際標準製定的，隻在2007年至08年國際原油價格飆升的時候有過短暫的補貼，不僅如此，就像我寫到的，中國的油價實際比美國還要高，這談何“壓低生產要素價格”？電力沒有所謂的世界市場價格，所以很難比較，但是盡管中國控製電價，它並不向電力生產和送配企業發放補貼。

敏欣還說到政府插手企業經營，但是，他說的那什麽長期補貼是從哪兒來的？除了07-08年對石油冶煉業的撥款，中國已經很長時間沒給工業企業撥過錢了。恰恰相反，我也說過了，如今的國有企業相較於私營企業要麵對更沉重的稅費負擔，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政府確實是在以壓低存款利率、抬高貸款利率的方式間接給銀行補貼，但這種方式雖然降低了儲蓄者的回報，也同時抬高了貸款者的門檻。換句話說，這絕不是什麽保證便宜的資本而進行補貼，這更像是一種資本稅。

國有企業有一段時間確實不用擔心償還貸款，這一點敏欣是說對了，但是早在上世紀90年代，政府大規模關閉資不抵債的企業並且嚴格約束銀行的貸款行為後，這種借錢不用還的經濟現象就已經宣告結束。中國主要銀行的大部分不良貸款已經在1997年前重新估值，經過清理，中國大陸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在新興市場中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至於說到中國的投資回報正在減少的問題，敏欣與其說是犯了個錯誤，不如說是有意誤導。“長期經濟發展”的定義之一就是資本的積累，並且必然帶來新進投資回報的下降。如果100塊人民幣的新進資本的產出比以前下降了，這對於一個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來說更像是成功的標誌而不是相反。

我們怎麽知道中國是否符合長期經濟發展模式呢？對於嚴肅的經濟學家而言，要觀察勞動力的回報。如果勞動力效率提高的速度大於資本回報下降的速度，則經濟就是健康的，反之，經濟發展就是不平衡或扭曲的。能夠同時衡量資本和勞動力效率的數據，也是檢驗長期經濟發展是否成功的標尺，隻有“全要素生產率”。我前麵已經說過，任何相關的研究都一致認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值非常高。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過去十年任意一個行業的企業數據就會發現，沒有一個行業的邊際收益、淨資產回報或投資回報平均起來沒有增長，而這十年恰恰是敏欣宣稱中國已經陷入令人絕望的生產過剩的十年。

敏欣還表示人口問題會帶來新的經濟壓力。中國當然最終會麵臨勞動力減少的局麵，但那是個長期的過程，尤其是考慮到中國還有7千5百萬農村勞動力就業不足，他們還在排隊等著進入工業和服務業領域。而且，請記住，勞動力增長隻是為中國經濟發展貢獻2%的比例而已，大部分的增長來自於資本投入和效率提升。所以，人口結構改變也許能降低大陸的邊際收益，但那卻構不成革命性的轉折點。

老齡化社會儲蓄率會走低，這一點敏欣也是正確的，對他那占GDP約5%的儲蓄損失的預測我不想爭論什麽。但就算是5%又怎麽樣呢？中國當前向世界其它國家的出口可是占GDP的10%，減少一半出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任何理性的計算之後，中國將來總儲蓄下降額即使比敏欣說的還多兩倍，中國依然有能力舒舒服服地保持8%或更快的增長。

除了經濟因素，敏欣談了很多社會問題，從社會不公到環境汙染。作為一個長期在中國生活的人，我絕不可能低估這個國家環境汙染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指出空氣很髒、河流很黑是一回事，要證明肮髒的空氣和汙濁的河流將導致經濟危機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們接受水資源是最迫在眉睫的危險的話，那問題就簡單了：中國現在最大的用水單位是農業部門，水資源接近枯竭必然首先導致農業減產，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中國目前還是相當規模的農業淨出口國，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一身份有可能在近期改變。

現在我們來看敏欣提到的過去十年中最嚴重的問題——社會公共投入減少和社會不公加劇。我同意他的觀點，如果這兩個問題不加控製地任由其自由發展，最後完全可能變成不可收拾的大麻煩。敏欣所采用的數據也全是準確的反應了現實，但那卻是2003年以前的現實。我在文章中已經討論過，這兩個問題並不是政府管理失靈所致，而是有現實的經濟原因(90年代末政府收入係統崩潰和農民收入持續減少)。過去的五年裏，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國政府收入已迅速攀升至新興經濟體的正常水平，使其有能力大規模投入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2004年至2008年農民收入增長達到了十五年來的新高，這種增長既有勞動力供給變化和城鎮化發展的原因，也有政府大力支持的因素。如果這種複興能夠持續，再過個五年，五年前那種難解的政治經濟困局就會成為遙遠的記憶。

總結一下，中國市場化程度遠必敏欣預計的要高得多，而且，市場的力量已經開始自行理清中國很多緊迫的難題。

 

作者簡介：

裴敏欣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的高級研究員。他最近的著作是《中國蹣跚轉型：發展型獨裁政府的局限》 哈佛大學出版社 2006

喬納森·安德森是瑞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主研全球新興市場。

 

注1

拿印度和蘇聯來舉例，1970年到1980年兩個國家的發展速度都是4.2%，但蘇聯人為壓低了消費加大了投資，而印度則保持很高的消費率和很低的投資率。要分析這種不同之處就必須借助TFP增長指標（印度是正值，蘇聯是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