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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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的宣傳畫

身為政治喉舌電視台的藝人，下班之後是否還要做聽話的傳聲筒？這個問題因為畢福劍宴席上的一段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裏的選段〈我們是工農子弟兵〉自唱自評的惡搞曲子視頻，懷疑被人偷拍上了網，從而引起了激辯。

畢福劍的罪與罰

山雨欲來風滿樓。央視主持人畢福劍的“酒後辱毛”事件，正好可以用來驗證中國當下的政治生存狀況

畢福劍言論的正確與否，在我看來也是頗為重要的。對中共黨魁毛澤東的褒貶臧否，是衡量一個人有無良知的試金石。文革之後，1981年由鄧小平等中國中共元老強行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標榜“全麵否定文革”，卻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上忤逆了全社會有識之士的認知，謬稱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刻意對其做出正麵評價，並以此作為國人遵循的標準。三十多年來的每一次思想動蕩，都與對毛澤東的態度相關聯。因為毛澤東通過暴力革命所建立的新中國，顛覆了全人類共有的人倫道德，建立了一個權力所有製的國家社會主義集中營，在少數革命權貴安享榮華富貴的背後，是無數正直、善良的中國人遭受著可怕的精神淩辱和肉體折磨，毛澤東與中共以民主自由選舉的幌子綁架了全體祖祖輩輩生息於斯的人民，企圖讓他們永遠安於被奴役的狀況，而異議者和反抗者僅僅要求自己所處的國度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每個人擁有自由信仰、自由生活的權利。

畢福劍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在胸中壓抑了多少年的有良知的人的真話，這種調侃式的真話，充其量也就處於常識水準。從毛時代過來的人，以及了解毛的所作所為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人，他怎樣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以及給每個中國人帶來了什麽。因此，畢福劍的言論並無特別值得關注之處。他能在酒桌上說這番話，僅僅表明他是一個還算正常的人。這或許還不能叫做“白天說鬼話，酒桌上說人話”，但也是令人頗感悲哀的。畢福劍曾經是“紅軍小學”工程的“愛心大使”，——一個為了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的政治教育工廠，他被選作代言人，固然有被組織相中的信任，恐怕也不乏逢迎配合之意。對畢而言，他一定意識到自己是紅色體製一員的身份，在他所主持的那些節目裏，充斥著革命的紅色基因，可以說，他是遨遊於主旋律的大海之中，並從中獲得了名聲、財富以及人脈。

他是這個體製及其所宣揚的紅色革命文化的受益者，照例說，他應該是深懷感激之情的。他之所以被人詬病，乃是出於此點。他好像背叛了“革命”：吃共產黨的飯，罵共產黨的娘。

中國中央電視台選秀節目《星光大道》主持人畢福劍

也正是由於酒後的率性表演，他贏得了人們的某種同情，因為這表明其內心深處還有可愛的一麵。不言而喻，也證明了體製對人的侵蝕難以觸及內心——任何看似從中獲得巨大好處的人，在內心深處都保有自己的那份天真。這或許正是當代政治思想工程的悲哀，你可以收買一個人，讓他假裝服從，但你無論如何也難以從內心征服他。這也是為什麽從央視脫身而出的許多名人，其言論尺度往往大得令人咋舌。正如坊間所議論的那樣，往往是中央黨校的教師言論尺度最為自由、開放。一個身處體製樞紐中的人，才常常會真正明白其荒謬所在。

在此，我們或許還可以做出一個推論：若這些活得滋潤、自在的體製內名流，其內心真實的想法和情感難以為外人所知，他們在公眾平台和私生活領域的言行高度一致，那將是多麽可怕的事情。在我看來，這類人隻有兩條出路：要麽已經成為活化石，要麽成為潛在的深度精神病。

對畢福劍戲謔言論的病毒式傳播，是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惡化的一個範例。每個人無時無刻不處於他人的目光之下，你的一言一行都講被人記錄和傳播，慎言慎行應該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生活準則，不給別有用心的人毀滅自己的機會。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另一個結論，即任何私下的言行都可以如此被公之於眾。那些悄悄拍攝記錄他人言談的人，如果未經當事人的認可和同意，就徑自發表、傳播，是侵犯人權的惡行。在畢福劍事件中，這種傳播顯然是惡意的。傳播者當然知道，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氛圍中，對毛的負麵評價是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的。

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高度行政化的國家，因為沒有足夠充分的對私人信仰的保護，而是要求無條件地服從主流意識形態，這就造成了人格分裂的普遍現實。官方的政治教化以及所尊奉的意識形態，對每個人形成精神上的強大壓製，人們被迫假裝順從，而把真正的思想取向深藏心底。畢福劍敢於這麽調侃毛澤東及其國家機器，正表明這種壓抑的程度之深。在中國，表麵的政治劃一，往往是與私底下粗俗的調侃補充而生的。甚至可以說，官方可以製造自己所需要的任何聲音，但他們卻無法讓百姓從心底裏產生真正的認同。

對畢福劍的投訴、舉報及處理表明，中國距離一個正常國家的距離還非常遙遠。不論是央視的迅速處理、還是紅軍小學的取消“愛心大使”稱號的舉動，都無一例外地表明：執政者不在乎因鼓勵告密而產生的人倫道德的崩潰，他們隻在乎刺耳言論的危害。他們決意造成某種精神恐怖，其實，如此懲罰私域裏的自由言說，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行為。此例一開，個人生活將完全敞開在國家機器的監控之下，奧威爾在《1984》裏所描述的極權製度統治人類的一幕將成為冷冰冰的現實。

如果說，廣州區伯被特務機構蓄意製造的嫖娼事件，證明了以國家麵目出現的代表國家利益的惡勢力，可以無恥到何種程度；那麽，畢福劍私語受罰事件則表明，毒化中國人生活的機製仍舊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國家需要告密者，還在縱容惡、利用惡來遏製人性；人們不以告密為恥，竟公然遞刀殺人。這不是兩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有機體，證明那套六十多年不變的控製術行之有效，以及被扭曲的人性如何持續開出妖豔的惡之花。

毛左們動輒群體呼應，攻擊任何一個他們所不喜歡的人，每次都能贏得當局的默許及支持，並作出他們所滿意的處罰，這才是中國當代的政治奇觀。他們與執政者精神趨向的同構，左右並製約著中國的文明走向，而社會及自由知識分子對此無能為力，這才是中國的悲哀。利用民粹和毛fen的雙重策略，加上有計劃且不惜重金培育的一茬茬五毛，正在讓這個時代充滿詭異的變數。毛澤東曾經將造革命輿論列為取得政權的重要法寶，在互聯網時代，他的後繼者紅衛兵一代將製造輿論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可謂得了真傳。

你們所說的“文革”一直沒有結束，他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

FT專欄作家老愚
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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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視頻：

包括幾名外籍人士的一個飯局上，畢福劍在席間說笑自唱自評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裏的選段〈我們是工農子弟兵〉的內容如下，括號內的文字乃畢的自評：

我們是工農子兵，（弟哦，當兵的啊？）來到深山，（來深山幹啥啊？）要消滅反動派，（能打過人家？）改地換天幾十年，鬧革命南北轉輾，（哦，夠辛苦的）共產黨毛主席，（唉，可別提那個老XX，可把我們害苦了），指引我們向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這啥打扮啊？）紅旗指處烏雲散，解放區人民鬥倒地主把身翻，（嗨，地主招你惹你了？）人民的軍隊與人民共患難，到這裏為的是掃平威虎山，（吹牛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