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掌控公安、國安、檢察、法院等強力機關。在中共權力結構中，政法委是一個超越單一司法機構的綜合指揮中樞，能夠統一協調、直接指揮各類政法機關，包括對敏感案件的偵辦、起訴、審理進行全過程幹預。這種製度安排，使政法委在實際運作中具備阻擋中央某些司法決定的能力——如果公安係統不配合，檢察機關就難以取證立案；如果政法委不下達執行指令，法院的判決即便作出，也可能淪為空文。
相比之下，大陸法院在體製中長期處於尷尬位置：它名義上是獨立審判機關，實則在政治案件上必須服從黨委領導，尤其是政法委的統一部署。法院院長通常兼任政法委副書記，這種結構性重疊，讓司法權缺乏真正的獨立性和抗衡能力。
在中共內部，長期存在著“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在位或退位的高級領導，尤其是常委級別，即便落馬，也多是象征性量刑。但2015年，周永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減為無期徒刑），這一舉動打破了慣例。它不僅反映了習近平對周永康的極端痛恨，更是一次針對政法係統的嚴重警告：沒有絕對安全的高位，任何可能抗衡最高權力意誌的係統或人物，都會被毫不留情地清除。
從製衡到真空
在周永康任內，盡管政法係統存在腐敗和權力尋租，但由於其龐大的係統資源，中央最高領導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與政法委協調和妥協。這種體製遺留了鄧小平時代的一個潛在共識——權力雖集中，但不能完全為所欲為。
然而，周永康的倒台，標誌著這一製衡的徹底崩塌。政法係統被全麵收編，權力在最高層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自此之後，政治迫害案件的數量和力度顯著上升，“司法”與“政治”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709大抓捕：權力失控的信號彈
2015年7月9日，中國大陸爆發震驚國際的“709大抓捕”事件。公安機關在全國範圍內對律師、維權人士及其家屬展開大規模抓捕和騷擾，行動涉及約300餘人，包括王全璋、李和平、謝燕益等著名人權律師。許多人在羈押期間遭受酷刑和精神折磨，案件處理過程缺乏透明度，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
709大抓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周永康下台後、政法係統失去製衡的直接體現。在這一背景下，政法機關完全服從最高權力意誌，對政治異議采取更強硬、更係統化的打擊模式。
其他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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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陽案（2017年）：湖南律師謝陽因代理敏感案件被拘留，其律師會見記錄披露了酷刑細節，引發國際關注，但最終仍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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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誌永案（2020年）：公民運動倡導者許誌永因推動教育平權、呼籲憲政，被判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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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喜案（2023年）：維權律師丁家喜因組織公民聚會，被判刑十二年，創下近年來同類案件量刑紀錄。
這些案件在手法上與709事件高度相似——先是長時間秘密關押與訊問，再通過定性化罪名完成審判，凸顯司法程序對政治指令的全麵讓位。
警告與製度反思
周永康的倒台，不僅是一次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是中國政治體製中“製衡失效”的轉折點。曾經的政法委雖有諸多弊端，但它在結構上形成了一定的權力緩衝，使最高領導的意誌不能完全暢行無阻。周永康被判死刑（雖緩期執行），意味著習近平向全體高層發出的警告：製度中已不再有安全緩衝區。
一家之言：紀念並非美化
我對中共係統高層不存在幻想，不相信其中有完全高尚之人。周永康當然也不是，但相比起純粹的暴君和奸臣，他們起碼維持了朝綱的存在，並為此付出了代價。正因如此，我選擇紀念他們——這並非為其全部行為背書，而是僅以一家之言，為那些曾經在權力洪流中提供過哪怕有限製衡的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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