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鬥“黑幫”
作者：馮敬蘭
師大女附中的領導班子是跟隨“舊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還是“反革命黑幫”？對他們鬥還是不鬥？
這個問題糾結著胡啟立和工作組。
1966年6月19日，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西城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隊長的胡啟立，在女附中的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主要講了三個方麵，一是肯定師大女附中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眾運動開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學校文化革命的方向問題，進行了三個揭發（前市委修正主義黑線，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黨內領導核心內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黨的領導核心。他說，同學們揭發了卞仲耘、胡誌濤，她們是要檢討的，要把這些問題弄清是要經過艱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響不是輕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學率，砍掉政治活動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學、教師給工作組提意見，監督批評工作組，我們是歡迎的，否則工作組就無法把工作進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為工作組的直接上級，胡啟立不同意對卞仲耘、胡誌濤等主要校領導召開全校的批判鬥爭大會。他認為條件並不成熟，已經揭發出來的問題，需要經過艱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給工作組貼大字報遭到大批同學圍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團中央去質問胡啟立，為什麽讓工作組煽動同學圍攻她們？胡不得不承認她們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為首的12個高中學生給江青寫了充滿革命豪情的信並附上控告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的材料。信中說“從現在我校及別的一些學校情況看，有很多理由猜測：這是一個新的有組織地、有計劃地反對文革、反黨的陰謀……而且我們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邊。”梁二同的政治視野顯然已經超越了自己的班級、自己的學校。
其實，6月13日工作組已經開過一次全校揭批大會，揭發出來的大抵是些執行錯誤路線的問題。按照部分激進師生的說法，發言人經事先指定，內容不痛不癢，屬於讓校領導“蒙混過關”之舉，工作組大有與校領導沆瀣一氣的嫌疑。
這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長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袁淑娥因婚姻破裂遷怒於卞仲耘，誣陷卞和她前夫有不正當關係，寫了萬言書上告，對卞仲耘從方方麵麵進行“檢舉揭發”，分別寄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市、西城區和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告狀信在6月中旬轉到了工作組手裏。二是管人事檔案的一位職員貼出小字報，揭發卞仲耘的入黨介紹人是“舊北京市委反黨集團”的第二號人物劉仁，她由此認為卞是假黨員(其實卞的入黨介紹人根本不是劉仁）。兩個人的突然出現，兩條莫須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於萬劫不複的深淵。
急於擺脫困境的工作組，以為組織一次全校規模揭批大會的時機到了。此前胡啟立來校的講話中，強調過大字報不要寫私生活和男女關係，不要寫政治曆史問題，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形勢急轉直下，他的“兩不要”，竟然成為打倒卞仲耘的兩根大棒。
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宣布“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在講話中說，“進校18天了，學校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昨天我們對工作進行了群眾性的總結，我們現在的任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將運動推入一個新的高潮。”他宣布，當天下午2：30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
劉進多年後回想那天的事情，仍舊表示不解，工作組一直按兵不動，強調要繼續揭發，事先毫無跡象、毫無準備的前提下，怎麽突然提出要召開全校批判大會呢？她隻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萬言書轉到了工作組手裏，提供了“炮彈”。可是她從來沒有見過那封告狀信。作為學生代表會主席，運動以來，劉進一直跟著工作組忙忙碌碌，盡管她家與學校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經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麵的木講台上。其實張世棟一周前就看到了萬言書，他沒有讓劉進她們傳閱。袁淑娥也來找過學校，或許是她的“悲情”動搖了工作組？總之，告狀信有勝於無。工作組再不召開全校大會，明擺著將置自己於非常被動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工作組進校後的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會在大操場召開，參加大會的有全校師生員工一千八百多人。當年的操場很簡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個不大的水泥砌的台子。各班學生自己帶椅子列隊進場，火辣辣的太陽下，坐上一會兒就得心煩意亂。當時卞仲耘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身後是手持木槍（體育課用的體操器械）的高三學生，專門挑出來的幾個“貧下中農子弟”。副校長胡誌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麵，也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頭天晚上在團中央，胡啟立當麵承認她們是革命左派，而現在她們顯然被當做了右派學生。看起來工作組正在滿足她們鬥“黑幫”的訴求，然而此刻對她們的羞辱，隻能讓她們和工作組徹底決裂。
大會開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檢查，然後由群眾揭發批判。
袁淑娥聞訊趕來參加批鬥會，還帶著兒子、弟弟和母親。據說工作組不允許她參加，但是聚集在心中發酵的憤怒和怨恨，給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個登台發言，手裏拿著一張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張合影。其實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他們曾互為朋友，袁淑娥進城會住在卞校長家，D先生也邀請卞校長夫婦去軍營參觀。現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兩邊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當證據，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動情處聲淚俱下。除了揭發卞“亂搞男女關係”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過去曾對她說過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話，她順便還給卞扣上“漏網大右派”的帽子。隨後，袁淑娥又叫兒子（小學生）上台念發言稿，控訴卞要“謀害”他的媽媽，袁的弟弟（高中學生）也跳上台按壓卞仲耘低頭。台下，學生群情激憤，振臂高呼口號，場麵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後手持木槍的學生，你一槍、我一槍就把她捅倒了。年屆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平時身體就不好，哪裏經得起這樣的暴力？站在台下陪鬥的四位校領導也一直被強迫低頭彎腰，太陽暴曬下難以堅持。袁的發言前後持續了約一個小時，學生的憤怒情緒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還有六七位師生代表上台發言。
最後，工作組做了小結，認為“卞仲耘的問題，根據大家的揭發，是非常嚴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檢查根本不是檢查，她想蒙混過關，想滑過去。我們絕不能讓她滑過去！為了徹底清算她的罪行，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的職。為了徹底弄清楚，為了清算她，我們要開大會，繼續下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們的主要矛頭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學們，一切革命的師生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其實工作組一進校，校領導就靠邊站了。
6月22日下午一點半，批鬥會繼續，與會發言者繼續揭發卞仲耘追隨前北京市委反黨集團的種種聳人聽聞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學校的各種備戰措施說成是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等等。會場氣氛較前一天更加白熱化，口號聲此起彼伏，逼卞即刻交代現行反革命活動。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強迫彎腰低頭，一時間，她被身後看押的學生用木槍捅來捅去，發言者和臨時跳上台的人們，對她推搡、罰跪、拳打、腳踢、吐唾沫……。場麵幾度失控。卞仲耘事後在給上級寫的材料中說，她從五八年起就不斷患病，幾度長期住院，動過手術，患有心髒病（主動脈硬化症）、高血壓等疾病，在批鬥會前幾天她剛查過血壓，是180∕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毆打折磨，身體實在難以支持，頭昏眼黑，幾度暈倒在地。更讓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僅兩天都參加了會，還上台直接揪她的頭發。劉進對此留下難忘的印象。
2006年2月，張世棟在接受劉進、宋彬彬的訪談中提到，會前他去團中央開工作組組長會，當時胡克實（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嚴肅地說：“如果發生武鬥，你們一定要挺身而出，堅決製止！”他趕回學校時，批鬥會正在進行。麵對突發的暴力行為，他立即予以製止。散會以後，張世棟還給卞仲耘披上風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勸她要想得開，要正確對待。會後，有些學生自動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對她繼續辱罵，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車上有些乘客見到這種情形，都很驚恐。
羅治筆記如此記錄張世棟的講話：今天大家很憤慨，這是可以理解的，應該支持的。打她幾下是不對的，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為了繼續鬥爭，要好好準備炮彈繼續打，提高警惕，準備全殲，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好好貫徹黨的政策。……光榮、勝利歸功於黨，歸功於偉大的毛主席！
卞校長對於自己遭遇毆打折磨，十分憤怒。後來她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團中央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可見，當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
6月23日，袁淑娥帶領幾個學生，去卞校長住處進行“調查”和“發動群眾”。她還動員和攛掇卞家從前的保姆去學校揭發和控訴，遭到拒絕。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學生一批又一批來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樓搜集材料，把大字報貼在大門上和樓道上。自由製片人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提供了大字報的內容，全部是粗野的謾罵和人身侮辱。
這次曆時兩個半天、針對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的批鬥大會，是工作組駐校50多天裏唯一的一次。我們尚可看到卞校長對惡意傷害和人身侮辱的反抗。44天後，工作組撤離的校園，更加無法無天，由高一3班學生發起對卞校長等5位校領導的遊鬥中，她再次被學生毆打折磨，最終死在學生手裏。
時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引起的輿論大戰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義，一樁普通離婚案能產生多麽巨大的殺傷力？
今年早些時候，在母校“老三屆學生和老師見麵會”上我見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師。早就聽說D老師相貌英俊，像電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筆直，五官清臒，頗有紳士風度。我們自然會說起文革，說起袁淑娥，D老師管前妻叫“袁氏”。雖然他們離婚已半個世紀，說起袁氏，D老師的憎恨依舊。一個變質的婚姻，不僅讓雙方成為一世的仇人，還波及到另一個無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長家破人亡。D老師說，他和“袁氏”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同學，D學英語袁學俄語。畢業後“袁氏”留校，D參加誌願軍赴朝。1954年兩人結婚。當時的“袁氏”應該是優秀的，否則不會留校。當時的D更是青年才俊，誌願軍中年輕的翻譯。我沒有插話問，後來“袁氏”怎麽成為大連工學院的俄語教員，而D回到了北京？或許是長期的兩地分居，或許是夫妻間常見的猜疑和誤解，讓他們積累了太多的不信任、厭惡和憎恨。用D老師的話說，他們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與卞校長1958年同住一所醫院而相識，後來彼此好感成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正在北京空軍某部的D也有轉業來女附中教書的意願，於是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集體討論通過，D於1963年初調入女附中。做過D老師學生的校友都記得，那時候的D老師，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說，D老師轉業到一所著名女中，事業、家庭都有了一個穩定的基礎，他們修補婚姻也有了條件保證。然而兩人還是照常爭吵，卞校長多次調解無效，漸漸也失去了信心。來到學校一年後，D老師提出離婚，“袁氏”的態度是寧拖不離。D起訴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決離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學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認為，卞明顯地站在男方一邊，因此一再被激怒。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麵控告，把所有的個人怨恨都換成政治麵孔，無中生有、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展示出登峰造極的惡毒。她的上告信於1966年5月寫成寄出。
胡誌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鬥會十分不滿，為此曾質問過工作組。她表示，卞仲耘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上沒有問題。反對工作組的老師和學生則認為，讓校外身份不明、政治麵目不清的袁淑娥幾乎獨占了女附中革命群眾發言的講台，而李黎黎等同學的發言則數次被強行製止，以致迫使李黎黎等退出會場。工作組迅速把鬥爭矛頭轉向卞仲耘是為了掩蓋鬥爭群眾的罪行，欺騙群眾。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複罪逮捕，後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1989年全國最高檢察院明確表態，支持西城區檢察院的處理結論）
我聽D老師說，袁淑娥還健在，那也是耄耋老人了。在文革中，像她那樣，以革命的名義泄私憤，行報複的人，不計其數。文革像“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了潛藏在人們心中的惡魔。扭曲的心理、偏狹的報複心，嫉妒和仇恨，統統披上革命的外衣，不知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慘劇。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礎，至今依然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