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仲夏的一天，我在上海福州路書城閑逛時，看到了厚厚的《李普曼傳》。頓時，一陣感慨湧上心頭。這本書的第一版出版於1982年，正是我大學的第二年。我的上鋪同學自力討到了這本書，放在他的床邊，我也就這樣第一次接觸到了它。我一拿起它來便愛不釋手，反複閱讀，也因此開啟了我人生中的一種閱讀旅程。從這本書開始，我開始涉獵詹姆斯、桑塔亞納和杜威的哲學著作，而一顆“到美國去了解這些”的種子也在我心中悄然種下。
我在豆瓣網中看到，很多年輕熱當時也有這樣的體驗。於是我想，這本書為何能在二十多年前吸引了那麽多中國學子的目光？為何它能在那麽多人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記？
思想的魅力與生活的可能性
初讀這本書時，我被其中一種既陌生又深具共鳴的氛圍所吸引。書中彌漫著一種理想主義的氣息，帶著令人振奮的力量，揭示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它展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人生圖景：可以進哈佛——這是運動健將的哈佛、一流學者的哈佛，是精英的哈佛；可以通過寫作表達思想；可以與大師為友；可以憑卓越的思想左右輿論，甚至影響政治；可以有波瀾壯闊的愛情與婚姻。這種人生的無限可能性讓我深深著迷。
幾十年以後的今天，一些同學和不少其他人時興謾罵和嘲笑哈佛等常青藤學校，說他們脫離民眾，不去也罷。這讓我心生感慨，精英學校怎麽可能完全與民眾一致呢？如果一致，我當年還會對這些學校那麽向往嗎？曆史上，精英學校都是和民眾一致的嗎？比如美國立國之初，精英們想與英國分道揚鑣，民眾怎麽想？更可能的是，那時的民眾沒有什麽發言權，而今天的民眾則是一人一票。
那本書中的很多話都鮮活有力，充滿著思想的張力。例如，“人今天必須‘靠其所能獲得的真理而生活，又必須準備在明天稱這個真理是謬誤’”；“任何道德的判斷都不能確定生活的價值，任何倫理理論都不能宣告內在的善良。”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這些話，它們也讓我感受到哲學的力量與深度。而書中李普曼與哲學家們的互動，情景獨特，充滿啟發，令人難忘，尤其是這樣一個細節：
1908年秋天的一個早晨，19歲的李普曼在哈佛的韋爾堂聽到有人敲門。他走過來，發現站在門外的竟是著名的大師威廉·詹姆斯。詹姆斯簡單地說：“我是威廉·詹姆斯。”這個每個哈佛學生都耳熟能詳的權威人物，竟親自來拜訪李普曼，隻因為欣賞他的文章。隨後，兩人一起散步，談論溫德爾、社會主義和多元論的講座。這一情節讓我這樣一個彼時遠在中國的年輕人感到振奮，因為我覺得這樣的場景在當時的中國無法想象：既沒有這樣的哲學大師，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同樣，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很多人說這就是教育淪為極左的開端：學者們討論的是社會主義和多元論，而不是後來的哈耶特和弗裏德曼，甚至不是安蘭德。基督教保守主義把杜威的理念說成是把人教育成了工具，而沒有成為具有上帝希望的具有基督靈魂的人。杜威的學生胡適也被他們貶損。當然對這些知識分子最不屑的話語就是：沒有人像知識分子一樣愚蠢，完全不具備常識，做最壞的事。我想，如果不是多樣化，那還談什麽自由呢？如果說，左的過頭了，值得矯正，但是反智，絕對不是我向往和認同的東西。
師生的傳承與思想的美感
李普曼與桑塔亞納的交往讓我感到“詩情畫意”。桑塔亞納的才華和氣質對李普曼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李普曼用三年時間學完了桑塔亞納的課，後來還成為他的哲學導論課助教。桑塔亞納教會李普曼如何寫出優雅而條理清晰的文章，也教會他珍視權衡與克製這些古典美德。從這位詩人哲學家身上，李普曼學到了追求卓越和理性主導生活的最高目標。李普曼引用桑塔亞納的話寫道：“我們必須為最美好的事物獻身。隻有美……具有使事物臻於完美的力量。”
這樣的教育和交流，我當時覺得無法企及。我的老師們雖敬業且專業水平高，卻缺乏這種自由與深刻的思想共鳴。而《李普曼傳》讓我通過文字與思想連接，仿佛親身經曆了那段曆史。那是二十世紀的前葉，雖然開始經曆世界大戰，但人們還崇尚一種古典之美。這包括說話和行為得體、也包括對理性的追尋。與今天人們追求的“俗、準、狠”，形成鮮明的對比。
曆史的縮影與思想的全景
這本書不僅是李普曼的傳記，更是一部二十世紀世界史、美國史與思想史的簡要縮影。從老羅斯福與威爾遜到肯尼迪、約翰遜與尼克鬆，它展現了政治與思想交織的全景圖。那時，還沒有其他書能如此客觀全麵地呈現這些內容，使我對這些人物與事件有了全新的理解。
李普曼一生的寫作成就令人驚歎——千萬字的積累，上萬篇評論，三十多本涉及新聞、政治與倫理的著作。他讓我明白，一個人可以通過思想與寫作構建非凡的人生。在當時的中國，這種生活模式對我無疑是一種全新的啟示。我曾有過一個尷尬的記憶，有一次，有個朋友問我將來想做什麽，我竟然脫口而出：做個思想家。我的朋友以一種微嘲的眼光看了一下我，然我頓時羞赧難掩。之後我也確實沒有成為什麽思想家，我去了華爾街工作接近三十年，思想支離破碎，而且左右兼收並蓄，離思想家的目標越來越遠。但是還是被這本書打磨成一個不同的人：我喜歡寫東西，我追求文字的美，我被理性的魅力所折服，對“理性至上”這樣的批評特別反感。我繼續讀桑塔亞納、想像桑塔亞納在哈佛教書最後一天那樣，把粉筆一扔，說：我與春天有約，於是去了英國，在意大利終了。我和他稍有不同，從英國回來之後，我又去了香港。但總有那麽一點相似之處。
不過我去華爾街，倒也不僅僅是被金錢所誘使，而是對賺錢的這個過程，尤其是能用數學模型以及其它“理性”工具來實現賺錢的這個過程很感興趣。這也是一種理性之美、一種對智力的尊重。所以我至今也對賺錢，直白的說，就是炒股這個事“樂此不疲”。這也是因為，我受了理科教育。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哲學、曆史以及新聞學的研究相對來說尚未受到充分尊重或自由發展的時代。優秀的學生大多流向自然科學領域，比如我們物理係那年就有二十多位全省第一名的學生。然而，我在大學的時候，就覺得這些東西也很有趣。《走向未來》叢書結合了這兩方麵讓我非常喜歡讀。這也是在沒有像桑塔亞納那樣的大師栽培的時候，自己找到的樂趣吧。
思想的延續與人生的回響
雖然我走在數理和金融的路上，《李普曼傳》對我的影響力並未隨著時間減弱。我有這本書的中英文版，有其它桑塔亞納的書，寫了不少關於桑塔亞納的散文。所以，一本書對於一個人的“毒害”真是不淺。
當然我也不是唯一這樣的人。許多人和我一樣，對這本書曾有深深的迷戀。即便多年後，還有人在網上回憶書中的篇章，談論它對他們思想與生活的啟迪。這本書裏也有些愛情的描述，這也是不少人津津樂道的。李普曼的愛情故事，能讓人感受到思想與情感的深度交織。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過去我彷徨在無盡頭的長廊裏，窺視一個個空蕩蕩的房間，直到你突然打開了通向真實世界的大門。”
多年以後，當我在紐約萊克星敦大街的一家銀行上班時，偶爾還會想起離那裏不遠就是李普曼的出生地，還有他曾就讀的男校。沒有誇張地說，李普曼和這本傳記對我的影響，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這本書風格的流暢、以及其中的激情與理想，至今讓我回味無窮。它不僅讓我了解了一位思想家的生活與成就，也讓我發現了哲學與文學的美，感悟到思想自由的可貴與生活的多樣性。
不過，最近我也有一些對李普曼的新的思考。我問ChatGPT：李普曼的理念在當今媒體環境中能否行得通？它像下麵這樣回答我，說李普曼如果在今天，會遭遇很多困難，但它說也是有些結局方案的，我看了一下，都很勉強，感到相當悲觀。不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大眾需求，我很幸運我當時受到這本書的熏陶，形成我的這條生命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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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的理念在當今媒體環境中能否行得通？
沃爾特·李普曼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提倡專業、客觀的新聞報道是民主製度的重要基礎。在其經典著作《公眾輿論》（1922年）中，他指出普通民眾往往依賴於頭腦中簡化的“刻板印象”來理解複雜的現實。他認為，專家和精英應通過事實和專業分析引導公眾輿論，從而幫助公民做出更好的決策。然而，在當今的媒體環境中，傳統新聞報道備受質疑，脫口秀主持人和社交媒體意見領袖成為信息傳播的主導者，這種格局對李普曼的理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那麽，他的理念能否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甚至蓬勃發展？
主流媒體信任度的下降
• 對機構的不信任：當前公眾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是李普曼理念麵臨的首要障礙。調查顯示，許多人認為傳統媒體存在偏見，甚至認為它是與普通民眾脫節的精英機構的一部分。
• 替代聲音的崛起：脫口秀主持人、YouTube內容創作者和社交媒體影響者往往主導輿論，他們將觀點包裝為事實，並迎合觀眾的偏好。這些人以其親和力和“真實性”吸引觀眾，形成了對傳統新聞形式的對立。
• 媒體消費的碎片化：與李普曼時代不同，如今媒體環境高度分散，個體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信息來源。這種“回音室”效應加劇了觀點的極化，而非促進公共討論。
李普曼的理念在當今是否行得通？
李普曼的新聞哲學基於三個關鍵假設，而這些假設與當今媒體現實產生了顯著的矛盾：
1. 集中的媒體結構
李普曼設想的是一個以記者和專家為守門人的媒體環境，這些人負責篩選信息並以客觀的方式呈現。然而，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而缺乏責任機製的環境進一步弱化了“守門人”的作用。甚至，很多信息源本身就是以混淆視聽為目的的。
2. 對專業知識的信任
李普曼強調專家分析的重要性，然而當今的反智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民粹主義話語往往蓋過事實。公眾更傾向於信任憑借個人魅力贏得聲望的意見領袖，而非憑借資曆和知識。
3. 共享的公共領域
在李普曼的時代，媒體創造了一種相對統一的敘事，能夠吸引廣泛的受眾。而如今，媒體領域被分割為各自獨立的“信息孤島”，受眾僅消費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內容。
李普曼對當今的啟示
盡管麵臨這些挑戰，李普曼的一些理念在當今仍具有重要意義，並為我們應對當前媒體環境提供了指導：
• 專業知識的篩選與傳播
盡管傳統媒體的守門人角色已被削弱，但人們依然需要可靠的信息篩選者，以過濾虛假信息並提供可信賴的分析。事實核查機構和調查性新聞正是這一理念的現代體現。
• 媒體素養教育
李普曼認為，公民需要學會批判性地評估信息，而不是被動接受。考慮到假新聞和算法驅動的誤導性內容的泛濫，媒體素養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通過教育，公眾可以獲得在混亂的信息環境中識別真相的能力。
• 重建對機構的信任
李普曼認為，可信賴的機構對民主製度至關重要。為了讓他的理念在當今社會紮根，媒體機構需要通過透明性、問責製以及重新致力於新聞客觀性來重建公眾的信任。
適應脫口秀時代的現代李普曼
如果李普曼活在今天，他或許會認識到，贏得公眾信任不僅需要提供事實，還需要講好故事。脫口秀主持人和社交媒體意見領袖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他們善於與觀眾建立情感聯係，而這正是傳統新聞報道常常忽視的。現代版的李普曼可能會倡導結合嚴謹的分析與生動的敘事，利用播客、YouTube或TikTok等新興平台，在不犧牲新聞完整性的前提下擴大受眾。
此外，李普曼提出的“輿論製造”概念可以在算法和社交媒體的背景下重新審視。他或許會呼籲對科技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以確保公眾討論不被嘩眾取寵和錯誤信息主導。
結論：李普曼的理念仍具現實意義
盡管沃爾特·李普曼所設想的專業、客觀新聞的理想與當今碎片化、極化的媒體格局似乎格格不入，但他的核心思想依然具有價值。人們對專業知識的篩選、媒體素養教育和可信賴機構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然而，為了適應數字化、去中心化的世界，這些理念需要進行調整與再創新。
在一個媒體信任度稀缺、嘩眾取寵屢屢得勝的時代，李普曼的願景提醒我們，新聞報道可以成為清晰、真相與公共利益的推動力量。這是一個理想，值得我們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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