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慈禧登上了大清國的統治中心，麵對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和改革開放的呼聲，清廷以＂自強＂為口號開始了長達三十五年的改革開放，即著名的＂洋務運動＂，力圖從工業，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留學，交通等方麵縮短與世界的距離。
在這段時間中，更多的西方國家無論大小都前來與清政府簽訂了各類條約，其中有挪、德、葡、丹、西、荷、比、意、奧以及日本等。
這些條約中都規定了設立醫院的特權。但是長期閉關鎖國的清政府缺乏衛生主權意識和政策，又無相應的衛生行政體係。 於是各天主及基督新教教會利用條約特權，中國醫療衛生水平極度落後和清朝政府的職能缺陷，派遣了許多年青的傳教士醫生及護士來華。
這段時間教會的醫療傳教及建醫院診所發展迅速，往往是教會選中了某個城市或縣鎮，然後從西方國家選遣傳教士醫生攜資金醫療器械藥品前來一邊學中文一邊建醫院。其代表有廣州博濟醫院，上海濟仁醫院和同仁醫院，福州柴井醫院，漢口普愛醫院，汕頭益世醫院，通州醫院，保定戴德生紀念醫院，沈陽盛京醫院及南京鼓樓醫院等等。
傳教士不僅在條約中指定的通商口岸設立醫院，而且深入到內地許多城鎮甚至遠至雲南、西藏、琉球和台灣等廣大地區。但是條約沒有規定傳教士可以在非通商口岸以外地區從事經營活動，這就顯然違背了條約。
在行醫傳教中還出現了不少從文化風俗到租房或買地建醫院等方麵的巨大阻力及障礙，甚至當地民眾毀醫院教堂殺傳教士之事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淸政府往往將外交事務地方化，“政府悉聽地方人民之處置，與地方官之裁斷，若傳教士個人，蒙官民之寬待，……則北京(清)政府，從未發生異議”。而地方官員為了減少糾紛，對租地建教堂醫院采取了默許態度。主要問題還是清政府沒有服務於社會的醫療行政體係和內地廣大地區的衛生條件非常落後及醫療資源非常缺乏的現實。再加上洋務運動中對西方各國的關係相對寬鬆，從而使教會的醫療傳教事業從通商口岸迅速地發展到廣大內地。下麵是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美國南方監理會在1882年派遣2位剛從美國醫學院畢業的醫療傳教士柏樂文（William Hector Park）和藍華德（Walter Russell Lambuth)到蘇州建立教會醫院，他們剛抵達蘇州，便在城東購地建造名為＂博習醫院＂其中包括門診室，內外科病房（總計30張病床)、戒煙室、宿舍、洗衣房及廚房等一應俱全。第一年的門診量即達到7600人次。1888年，成立醫學班培養華人醫生學生。博習醫院是中國最早使用X光機的醫院，今天這家醫院名為蘇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福建省長汀縣地處武夷山區，清朝末年交通極為不便。來自英國倫敦基督教會的傳教士在城內建成了“亞盛頓醫館”（後改為汀洲福音醫院）其內設有設備齊全的內、外、婦產科、化驗室、急救室和手術室等，藥品和器械均由英國進口，病床30張。為方圓數百裏內的僅有的正規西醫院，於1908年開始造福一方。1929年該地區被紅軍接收時，當時的代理院長是從小就是基督教徒並受過西醫訓練的當地人傅連暲。該醫院被紅軍收編後改名為中央紅色醫院，成為服務於從毛澤東賀子珍到紅軍戰士的紅軍醫院。當時該地區天花流行，該醫院遂為紅軍將士接種牛痘疫苗。該院還開辦了“中央醫務學校”、“中央看護學校”，為紅軍培養了不少醫務人員，1934年該醫院隨紅軍長征。1955年，曾經的基督教徒傅連暲被授予中將軍銜，此為後話。
另外在洋務運動中，有些醫學傳教士還被清政府所聘用：如擔任同文館的生理學教習；如被李鴻章聘用建立中國第一所官辦醫學校；如擔任溫州及杭州海關醫務官等，還有一些醫學傳教士參與戰爭的救護。如查爾斯·衛理(Charles Wenyon)曾在中法戰爭中被中國政府聘為軍醫等，如醫學傳教士達斯維特(A.W.Douthwaite)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救治了不少受傷清兵，戰後，還得到光緒皇帝賜給的雙龍寶星的獎勵。
在教會醫院就診的收費上，為了體現基督的神的愛及慈善和擴大教會影響，吸引更多的民眾信教，早期開設的教會醫院一般不收費或僅收很低的掛號費。一切建院開銷治療花費均由教會負擔或由當地有錢人募捐建造醫院，或者對有錢的病人收取較高的的醫藥費，補貼對貧民醫藥費的減免。
在1898年， 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活動在華北地區興起。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為了宮廷內部權力鬥爭而公開支持義和團，以致義和團迅速蔓延至廣大的地區。義和團對西方文化及先進的科學技術表示出了極大的憤慨，他們拆鐵路及車站焚毀教堂及教會醫院(如北京的倫敦宣教會醫院和在東北最大的沈陽盛京醫院等)、用私刑處死傳教士及教民。最後＂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各家不準存留外國洋貨，無論巨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
1900年初，慈禧準許義和團進入北京城設壇練拳，傳授刀槍不入之神功。因此毀教堂禁洋貨的打砸搶燒事件在京城全麵升級。位於前門外的老德記洋藥行因為出售阿司匹林等西藥便被砸和焚燒。不料火勢蔓延失控竟然將大柵欄及附近的五千多間房屋商鋪燒為灰燼，損失慘重。
6月慈禧下令清軍及義和團攻打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這個僅以幾棟教堂建築為主的彈丸之地被幾千正規軍及義和團圍攻了55天，竟然無法攻破。由此可見清軍和刀槍不入的義和團作戰力之低下。
8月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解救使館區的外交人員及避難的教民。清軍和義和團均作鳥獸散去。而慈禧和皇室則遠逃西安避難。慈禧逃難途中發旨：“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於是昨日還與清軍並肩作戰的義和團傾刻之間就遭到了清軍的鎮壓。各地支持義和團的官員或被處死或被罷官流放。而唯獨不變的是曾經支持義和團的大後台慈禧仍是清朝的國家統治者。後來清廷還下詔列出了全國各地的義和團對外僑“戕害淩虐”動亂最嚴重的45個府縣其中包括順天府(北京)及天津府，並宣布在這些地區停止科舉考試5年。將阻止這些＂扶清滅洋＂義和團的下一代人的仕途之路作為進一步的懲罰。
教會統計顯示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死亡。另外也還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殺害，其數量遠超被害教民（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民眾有數萬人）然而清政府在這方麵卻是缺乏任何統計數字。
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北京期間大肆殺戮搶掠，清政府被迫簽署《辛醜條約》和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俄國也趁機侵占了大片東北的領土，史稱“庚子賠款”。
麵對外國列強的割地賠款和國內許多省欲獨立自治的形勢，搖搖欲墜的清政府也許是最終意識到了為了避免清朝滅亡必須實施政治體製的改變。於是開始了新一輪的改革，其核心為＂學習日本，推行君主立憲製＂史稱新政時期。
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及“臣民權利義務”、“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等，這些都呈現出三權分立的雛形。還規定了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擁有財產、選舉和被選舉議員等的權利。同時亦放寬了對報刊及政黨的限製。與此同時，通過對西方國家衛生行政考察和學習，清朝政府也終於認識到全民衛生保健事業應是政府的職能，對教會的醫療傳教的政策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清廷上諭：“西人入中國已二百餘年，其宗旨本勸人為善，教士遠涉重洋，艱苦卓著，施醫療病，周濟貧窮，無非克己利人”，各地被義和團破壞的教會醫院再次得以保護和發展。
1906年清政府效仿西方政府職能模式成立了民政部，衛生司為民政部五司之一。1907年清廷成立修訂法律館，開始製定大清新法典，其中便有關於醫藥衛生墮胎法規。也出現了地方性的專門醫藥法規，如《浙江醫藥營業暫行規則》包括對醫生營業的注冊，行為規則，價格及醫生犯罪等諸多法則。1906年清政府還在北京等城市建立官醫院(即公立醫院)。如北京的《內外城官醫院章程》第一條規定：“本院係民政部奏請設立，純屬官立(公立)性質，所有來院診治之人，概不收費，惟住院診治者飯食費須由本人自備”。官醫院不僅是治療前來就診的病人，其職能還包括對市民接種疫苗，發現及隔離傳染病，推行城市衛生及防控北京周邊疫情如鼠疫霍亂等。
在1909年，這些官醫院就診人數近29萬人次。而當時北京內、外城的總人數約為1百萬。加上已有的10餘所大小教會醫院也同時提供基本免費的醫療服務。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晚清時的北京及周邊地區居民應該沒有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當時的報紙均稱讚官醫院“於茲數載，貧民頗以為佳＂說明了公立醫院的免費醫療對貧苦大民得益最大。
以政治體製改革為主導的新政時期對已是病入膏肓的大清國來說來得太晚，似回光返照其效甚微。1911年，統治中國長達二百七十年左右的清王朝最終垮台。
至清朝滅亡時，究竟有多少家教會醫院？有多少醫生和護士在華行醫？因為清政府缺乏全國衛生管理體係，難有準確的數據統計。
而綜合各教會的統計顯示：
1876年，中國有教會醫院16所，簡易診所24個，全年就診人數達4萬多人；
1898年，教會醫院上升到61所，診所44個，全年就診人數高達80萬人；
1915年(民國初期)教會醫院330所，診所223個和教會醫學院校23所，在華行醫的傳教士有383人，年治療病人量已約150萬。除西藏和當時仍屬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外，現代醫院已遍及全國各省及下屬的許多中心城鎮。
綜上所述可見這種在中國廣大地區持續百年的醫療資源和服務的無償投入及管理都是西方各教會的財力或募集善款，沒有清政府或西方國家政府分文投資和捐贈。所以現代醫學進入中國既不是清廷為了全民衛生保健的政府職能，也不是西方各國的友好援助，這完全是因為少數來華醫生和醫生傳教士不顧個人安危的個體行為！
出於普世價值，宗教信仰及人道主義，傳教士們還積極參與禁煙運動及反對一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後陋習如裹足等。雖然中美望廈條約中禁止美國商人從事鴉片貿易，但對華鴉片貿易是英國政府縱容下的英國商人所為。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中英天津條約同意＂中國政府不許限製印度鴉片的輸入＂，對英國徹底地敞開了自由鴉片貿易的國門。可是很快清政府就有了＂親民＂的保護主義對策：與其讓國人買印度鴉片，不如讓國人自己種，於是清政府解禁了其在1729年所頒布的禁止種植罌粟法令。很快中國自產的鴉片就占有了國內80%以上的鴉片市場，以大優勢打壓了英國的對華鴉片貿易。在近代史上中英貿易中，這也許是清政府唯一的一次＂勝利＂。
當時從貧窮的下層百姓到衣食無憂的士大夫各階層中除賭博外很少其他娛樂活動，用鴉片引起精神興奮，尋找刺激或解除肉體的痛苦成為了主要的娛樂消閑內容，以致城鄉各處的大煙館如同今天的足浴按摩中心一樣的普及。
1872年基督教美南長老會傳教士杜步西(1845 ~ 1910)攜新婚妻子一同來蘇州宣教。雖然林則徐廣東禁煙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他們看到的仍是鴉片泛濫成災令人觸目驚心，於是杜步西和柏樂文等多位傳教士發起了中國禁煙會(Anti-Opium League in China)。這是中 國最早的禁煙會，他們在國際上為在中國禁鴉片而呼籲奔走呼號，
1899年，該禁煙會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書籍《一百多位醫生對華人吸食鴉片的意見》(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該書闡述了禁煙會的宗旨，陳言鴉片的危害，最終影響了公眾輿論反對這項貿易。他們還征集了一份超過1000名在華傳教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清廷，促成了光緒皇帝下詔禁止鴉片的貿易和吸食。這份詔書幾乎逐字照搬杜步西請願書的內容，最後杜步西獲得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美國國會和萬國禁煙會的支持。1906年，在國際的壓力下，用鴉片毒害了中國一百多年的英國政府終於聲明鴉片貿易是“道德上沒有辯護餘地的”。
很明顯傳教士＂行醫傳教”的最終目的是傳播基督宗教信仰，而慈善行醫隻是深入社會接觸民眾的手段。但是傳教士們始料不到的是教會的醫療實踐在華受到了從民間到官府的廣泛歡迎並且萬眾受惠，可是他們致畢生努力傳播的基督信仰及文化卻遠沒有能替代傳統的儒家文化。基督教甚至也沒有成為今天中國的社會文化的主流構成部分，究其原因自然是複雜多樣，也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在馬禮遜等在澳門辦西醫診所到清朝滅亡近百年的時光中，西方的醫生傳教士們＂遠涉重洋，艱苦卓著，施醫療病＂，以不朽和無私的奉獻使源於西方的現代醫學融入了中國社會及文化。其中還有不少人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傳教士是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者！
當代中國的許多曆史悠久的醫科大學或者著名醫院都可追溯到早期教會醫院的源頭。
當年由傳教士們引入的現代醫學在今天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家醫療衛生體係並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保障職能。
這些奠基者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曆史長河裏，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也被今天社會所遺忘。不僅如此，在長期的媒體宣傳中，近代史上的傳教士被描寫成一夥披著宗教外衣而傳播精神鴉片，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幫凶。當我們有機會讀了當年的文史資料及數據後，就發現那段很複雜的曆史過程，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被篡改了。
費正清先生是這樣評價近代史上的傳教士：“十九世紀時，商人們來中國謀求利益。外交官和軍人來到中國謀求特權和讓步。外國人中間惟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麵上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效勞。"
從清朝滅亡至今天又是一個百年光陰，這期間中國大地上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醫學也一直伴隨著中華民族抵禦外敵侵略，醫治戰爭創傷，維護民族健康。在清末的新政時期有一句口號：“立國以強民為本，而強民以重醫為先”。這種觀點即使放在今天也不算過時，而用這個觀點來審視今天中國的現代醫學實踐也會是一件有益的思考。
注釋:
A. 這篇文章是在2017年應美國華人執業醫師協會(SCAPE)約稿而寫，現在略作文字修改，轉發在此.
B. 參考資料：
1張嘉鳳：十九世紀初牛痘的在地化一一以〈????咭唎新出種痘奇書〉、〈西洋種痘論〉與〈引痘略〉為討論中心。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12月刊
2李誌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3顧維鈞，《外人在華之地位》南京：憲兵書局，1936.
4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約
6Heroism, Hubris, and the Ideal Missiona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p. 14; Hunter, Jane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7李傳斌，晚清政府對待教會醫療事業的態度和政策.史學月刊，2002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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