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剛：另類烈士：大校右派蔡鐵根_愛思想 (aisixiang.com)
父親蔡鐵根（原名蔡澤生，曾用名蔡委心），生於1911年12月，河北蔚縣人。1931～1932年在廈門大學讀書時“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先後爆發，為抗日父親先是加入東北軍，後又投奔紅軍，在紅軍總政宣傳部工作。
“七七事變”後，父親隨所在部隊紅一軍團改編為八路軍115師，被正式任命為115師宣傳部幹事。隨部隊東進抗日，參加了平型關戰鬥。
在林彪與聶榮臻分兵，聶部往山西河北察哈爾敵後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父親隨楊成武獨立團（後擴編為獨立一師）回敵後故鄉開辟根據地。因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當時河北省委組織的冀東大暴動並在霧靈山開辟新的根據地，一師政委鄧華奉命率一師三團去開辟平西地區並組建準備進入冀東的四縱。因為看不慣當時開辟工作中個別幹部的貪腐現象，父親在未得到師長楊成武的同意下，“非組織”跟著政委鄧華去了平西，引得楊成武大怒並派隊追趕。
整個抗戰期間，從隨鄧華開辟平西初期，到後來原120師副師長蕭克奉命來平西組建挺進軍，父親一直在平西，先後任鄧華11支隊的宣傳科長、宛平縣長、抗大四分校教導員、挺進軍九團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後改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1949年後，父親在劉伯承直接領導下籌建我軍第一所正規化最高軍事學府，任陸軍大學籌備處處長，後在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高級係學習畢業。之後在蕭克任部長的中央軍委軍訓部任條令處長、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等職，參與製定編撰我軍第一部正規化條令。
1956年，劉伯承親自點名，將父親調任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並被授予大校軍銜。
一、製定軍隊條令惹禍
就軍隊建設，當時毛澤東號召“團結在蘇共周圍，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在政治要一邊倒……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先進經驗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建設我軍成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軍隊，以利於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建設有“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製度、統一的編製、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和“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的正規化現代化軍隊。（見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的訓詞）
因為正規化軍隊一切行動都要嚴格依照條令來執行，因而製定條令是建設正規化軍隊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同時，產生了一些問題。在當年蘇聯大量援助我軍的現代化武器裝備中，沒有政治工作人員位置，例如坦克、飛機這樣的技術兵器中沒有政治指導員的位置；另外，蘇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我們的編製不一致，他們實行的是“一長製”。我軍的條令製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隊中政工人員的地位與職權，其實就是涉及他們將來在軍隊中的地位和待遇。這引起了政工人員尤其是總政治部的強烈不滿。
1993年出版的《彭德懷傳》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公開：“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製’。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下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他的這一建議，當時有些人認為這是降低了政治委員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顯的抵製。就在這個期間，總政治部起草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送交軍委討論，軍隊是否應當實行‘一長製’的問題，又發生了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彭德懷認為‘一長製’的那種意見‘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注：即父親負責呈審的那部條令）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製’的想法。到5月間，他在同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準備10年之後實行‘一長製’”。（王焰等編寫：《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頁）但是當時大多數人並不清楚這個原因，一些人把對1953年頒布實行的條令的不滿統統遷怒於父親這個條令局副局長頭上（局長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長期養病未到職）。
關於這些，父親在後來給組織的申訴裏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曆次條令呈審是我經手的，據我所知，開始內務條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員職責的，並且在寫法上和行政首長是一樣的，後來總政不同意這樣寫法，並主張按照政工條例的寫法寫。但政工條例的寫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內務條令不同，我們的意見是內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條令，但行文格式上應該和內務條令一致。後經反複研究，最後由總政政工條例研究室提一個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種格式，而且是不準修改的，最後無法，隻好呈軍委審查時，將兩個方案同時呈審。彭（德懷）總在軍委例會上審查時指出：‘這樣寫法大家都是首長，首長隻有一個，哪有許多首長’的意見，肖（華）副主任也不同意條令編撰委員會的方案，而主張用政工條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條例尚未定案。後肖副主任建議、彭總同意決定內務條令中政工人員職責暫缺，並在頒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這部條令的送審程序是嚴格的，一審是條令編撰委員會全體會議，二審是蕭克部長和蘇聯總顧問格拉朱諾夫，三審是分送軍委各部，各軍兵種司令部及軍和師，四審是軍委條令審查委員會，五審是軍委，朱德和彭德懷，最後經毛澤東主席審查並批準頒布執行的。”
為此，父親曾經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信在發出之前，他曾就此請教過蕭克同誌。信中寫道：“……所謂民族習慣、特點，戰爭經驗，建軍傳統，始終還隻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別是由於沒有經過有組織、有係統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煉，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應該把它具體規定在自己的軍事條令中去，是誰也不敢負責的，因為習慣、特點、經驗、傳統的好與不好有用與無用，其唯一的標準是是否適應於未來戰爭的需要。真正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須保持和發揚，否則必須克服、拋棄和改變，無論這些習慣、特點、經驗、傳統有多麽久遠的曆史或曾經起過多麽偉大的作用，戰爭有權改變一切。一切都必須適應戰爭的要求！因此，在沒有經過分析研究、批判提煉之前，一般地說，不宜於籠統地、過分地強調我們的民族習慣、特點和我軍的戰爭經驗、傳統，否則它必然會限製我軍的進步和發展。”“我們要改良一部機器不是不可以，而是應該在熟悉了它，並對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後才能行。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首先把它學會、學通，然後再來分析、研究、批判。‘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與‘不善’，絕不能以我們的傳統觀點為準，必須以未來戰爭的要求為標準。隻有這樣的批判，才是現實的，才不至於丟掉了好的，保存了壞的，才能真正地將我軍提高，才能應付未來的戰爭。並在戰爭中取得勝利。”
這封信中提出的意見，實際上是說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針的檢驗標準就是要服從戰爭實踐的檢驗。條令是軍隊一切行動的法典依據，軍隊的訓練教育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如何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信中所述內容實際上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真理在軍隊訓練教育方針中的體現。父親在那個時代即提出這種觀點，是難能可貴的，但顯然太早了。
這封信被轉給了彭德懷。彭總看過後，立即批示“蔡鐵根同誌給鄧小平同誌的信，應發給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
父親信中鮮明的態度和犀利的言詞，無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對條令的不滿，成為他後來在“反教條主義”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與圍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當時討論內務條令時，曾經提出過條令上是否要規定黨的會議、匯報製度等問題，當時小組不能決定，大組把這個問題提交總政考慮，總政通過閻稚新（當時總政組織處副處長）轉達的意見是：“條令中無權規定黨的問題！”因為父親在向各個部門解釋為何內務條令中沒有規定黨的生活製度時，曾將這個意見重複過幾次，後來這句話也被一些人套在父親頭上，並曲解為“條令中不準寫黨字”，而成為父親的一大罪名。
二、懷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路線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還在此前的南寧和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於是一時間，全國各地、各部門爭相“大躍進”、“放衛星”，鋼鐵要“趕英超美”，糧食則已有畝產10萬斤之說，甚至有人喊出了“兩年後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門國防部會議廳召開了時間長達兩個月之久的軍委擴大會議，會議開始不久後即改到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這次會議由彭德懷主持。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點名批評了主持軍事學院工作的劉伯承和主持訓練總監部工作的蕭克，責問：“軍事學院和訓總究竟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劉伯承同誌把自己的好東西丟了，盡搞別人的東西”，“劉元帥述而不作”；說“蕭克現在又掛出教條主義的牌子來了”，“蕭克說：小米加步槍過時了。”他還針對當時要不要進行原子條件下訓練的爭論嘲笑道：“原子戰爭不見經傳，但在封神榜上見過。”（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記錄）
在會上，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同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而父親寫給鄧小平的那封信被印發大會，他受到了最激烈無情的鬥爭。為了證明蕭克的“反黨陰謀”，有人強迫父親承認信是蕭克授意寫的。他堅決拒絕道：“這封信的錯誤是我的事，信的原稿雖然請教過蕭，蕭也提了意見，但這封信發與不發、改與不改都不取決於蕭，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認為信中有錯誤，無論有多嚴重，應由我承擔，與蕭無關。”（給中央紀委的申訴書）
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的劉伯承和一批從事軍隊正規化建設訓練教育工作的同誌如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郭天民、陳伯鈞、鍾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當時參會的老同誌告訴我：“那時太厲害啦，我們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劉帥都坐在台下的一條凳子上，挨個上去檢查，會場上的氣氛恐怖極了。”還有人告訴我，那是因為“老天爺也坐在台上啊”。
父親難捺心中的痛苦，問軍事學院政委鍾期光：“政委，你說還有沒有真理？黨內難道就不講真理了嗎？”鍾期光苦笑著對父親說：“我的同誌，難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
輪到父親做大會檢討了。關於那天的事，後來一位當時在場的老人告訴我：“我們都做了檢討啦，為了顧全大局嘛，其實哪來的什麽反黨集團啊，可不檢討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說了話啦，我們都知道你爸爸那個脾氣，都替他擔心啊，我們都給他做了工作，他才違心地被迫答應做那個檢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罵開了，罵得可難聽啦，開始你爸爸還忍著，可後來他還是被罵急啦。”在我一再追問都罵了些什麽時，那天參會的老人告訴我：“你知道他們都罵什麽嗎？‘媽了個 × ！反革命！槍斃他！……’”
父親忍無可忍，他放下稿子大聲地對那些起哄的人說：“你們錯了，你們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準的！”對條令中政工人員的職責問題，他說明那是經軍委審查，彭總修改，毛主席批準的！
在台上的彭德懷愕然地瞪著父親，全場一片嘩然。主席台上有人氣急敗壞地喊道：“把他拉下去！”於是有人衝上台來，七手八腳地動手扯掉了父親的肩章領章，把父親連推帶搡地拉下台來。
有人告訴我：“那天，還有人動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親也隻能大聲吼道：“你們還讓人說話嗎？……”這些情景，震驚了所有在場的人，當時不少同誌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熱淚。
蕭克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在黨的高級會議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1978年在為父親冤案昭雪奔波時，我住在總參二所，有一位據說是林彪當年的機要秘書也因為等待甄別在此同住，他對我說：“小蔡，你知道，那時你爸爸上廁所都有人跟著的，那氣氛……”說的時候搖頭歎氣，尤有餘悸。
實際上，毋庸諱言，當年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對，是因為有一部分人對這種變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們對革命勝利後的艱巨的學習任務沒有思想準備，對先進的科學事物產生了排斥和抵觸，個別人甚至感到這些新裝備、新技術、新科學對他們已經取得的利益與位置產生了威脅，一些人認為正規化的條令將要影響他們的職權、地位和待遇。
1958年10月，南京軍事學院奉命對父親進行了“徹底清算”。根據中央批準總政治部關於在軍隊中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的具體辦法第一或第二類實行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為宜，但念其參加革命20餘年，於是“研究決定”對父親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撤職降級（降為行政14級——正團級），調離部隊，轉交地方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總政則在1959年4月的批複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級（降到副團級）……因為對父親的處理無法可依，他們把他補劃為“右派分子”，而其時“反右”鬥爭已過去一年多時間了。
三、蒙難中的思考
父親被冤處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饑荒時期，直到1970年被殺害，他從未停止過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關心，同時在靈魂深處開始了反思。父親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即使在蒙難中仍然堅持寫日記，在遺留下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現選摘其中部分日記如下（以下僅標注日期）：
1.反思大饑荒
實際上的餓，尚好解決，隻要吃一頓飽飯也就可以暫時止住饑餓；而由於實際上的餓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餓，卻很難解決，而且對實際上感覺上的饑餓有著互相促進作用。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吃不飽；越是吃不飽，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
於是，坐在辦公室裏感覺餓，走在街上也感覺餓；白天工作時感覺餓，晚上睡覺也感覺餓；甚至夢中也饑餓的！於是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隨時隨地都在饑餓地發慌！
由於物質上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本來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糧食，無論如何都能吃得飽，都夠吃了的。但在這饑餓的情況下，由於精神上、思想上的餓一餐飯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廠工作中，遇到現場會議或其他什麽機會，因而受到廠裏招待時，我們這些下廠幹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頓，十兩米一碗的飯至少要吃他兩碗！我有幾次一邊大嚼一邊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莊嚴的軍官，曾幾何時如何便變的這樣不顧身份！其實這並不奇怪，而這正是所謂客觀存在決定意識的具體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來由於節約糧食，供應定量減少，全家每月隻得糧食83斤，也就是說全家五口人每頓飯隻得幾兩多糧，距離吃飽那是太遠了。每天隻得吃一些非菜非飯的湯水來延續生命。孩子的媽媽為了孩子們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國通用糧票來補助。但由於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糧票停止通用”，這個補助就也無形中被取消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得不去請求所謂居民委員會幫助解決，為了說明我們的生活情況，我將我們每天吃的非菜非飯的湯水向他說明，不料這卻觸犯了“不準說吃不飽”的禁令，於是一個警察樣的“幹部”嚴厲地威脅我說“要檢查檢查你的反動言論和反動思想，什麽叫做非菜非飯的湯”！並且立即打電話給我所屬的重工業局黨委，要他們檢查我的“反動思想”。於是不僅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鬧了一肚子氣並且招來了許多麻煩。
（1960年11月24日）
中國六億人民正在經受著一種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災難——浮腫病。這種病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
據說衛生界對這種“新時代”病已經得出臨床經驗：從發病到死共分兩期，初期是浮腫（有的人說浮腫又分三期），後期是消瘦，而到了後期就無法治療了！
因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關於這病在全國各地的蔓延和發展情況和死亡率還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則已從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據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關於這種“時代”病的原因，據說是營養不良。明白地說就是長期地饑餓的結果！
“偉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著，發展著。可是還沒有看見“英明偉大的領袖”采取什麽有效地措施！
這無疑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而且是一種慘絕人寰的災難！……
“偉大的毛病”已經侵入到我這苦難的家庭裏來了！頭幾天難兒虛腫，我還未曾注意。近來我的左半個身子浮腫，我還以為是神經病所致。今天看到桂蘭阿姨也浮腫起來了！這可怎麽辦呢？醫療有什麽用，唯一的辦法是加強營養，可是在這連飯都不能吃飽的情況下，哪裏還談得到什麽營養呢？！隻好“苟延殘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注意的小玩藝，竟會使六億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這“右派”二字竟會使得黨內外一切有真知灼見的人閉口無言。
（1959年8月1日聽了常州專署各局長檢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之後）
按理，革命者應該是人性最強烈的人，也就是人類感情最豐富的人，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過去曾經有人說黨性與人性有矛盾，當時未曾深思且以為是謬論，近年來的實踐經驗越來越感覺其可疑。
為了吃飽肚子，而犧牲了最大的自由，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實際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飽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僅僅在常州這個江南魚米之鄉，而且一直是豐收的地區，然而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勝數了。
我的鄰居，一個老太婆（還是個居民組長呢），由於孩子們小，而口糧少，老太婆受到影響很大，因而要自行起夥，卻不料引起了兒子的憤怒，竟自將他生身的母親按倒在地拳腳相加，打了一頓。
那時，我還勉強支持著下廠，就在這懷德橋，三更半夜，曾幾次遇到被生身的親娘遺棄了的孩子。他（她）們被餓的站不起身來，就睡在路的當中，等待著慈悲的拾主。
就在這常州的木匠街，一個木匠，因為發現被下放的朋友帶著二十幾斤糧票就起了不義之心，誘友入室，持斧行凶，砍傷了朋友以至被判處了十八年徒刑。
賈秘書說，在他的故鄉（南陽），在六零到六一年間，農民竟被餓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個在解放軍中當排長的小軍官，因為多年不曾回家，請假回裏省親時才發現合家八口全被餓死了。
據餘科長談，就在附近的宜興西門外，有個老夫婦，他們有一個獨兒子在解放軍中充軍官，老頭因恨這革命的後果，誘騙兒子回家，當這個軍官回來省親時，才發現母親已被餓死，而老頭兒還在。可是當夜老頭兒就乘兒子熟睡之際，用斧頭把他親生的兒子劈死了。
就在這常州市的模範公社——荷花池管理區，兒子因為嫌抱怨父親吃的多，不顧兒子晝夜勞動，老頭兒自縊死了，派出所因此傳訊這個兒子，還沒有決定給他什麽處分，兒子也自縊死了，剩下一個兒媳，無法過活也尋了自盡，幸而被鄰居發現救了下來，乃得不死。據說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聽老李說最近蘇北捕獲了一個人口販子，他由蘇北向皖南販運兒童，價格是人民幣五塊錢一斤。這是因為頭兩年皖南餓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沒有東西而是連人也沒有了），許多地方有地無人耕，可是現在蘇北又鬧“天荒”，所以出現了這種奇跡……
（1963年8月20日）
（各種票證）不僅都有時間地點的限製，而且都是無價證券，但由於平均主義的分配和物資缺乏，這些無價證券無形中都變成了高價證券。因而無形的證券交易市場（也沒有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便應運而生。依靠這些證券交易而且大有橫財可發；當六一到六二中間，糧食最緊張的時候，一斤糧票價格竟達兩元以上，而且買一斤糧食卻隻需一角幾分錢。這就難怪社會主義無價證券交易的興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製度
“整風”有時也叫“整黨”，有時說是“審幹”，有時也叫做“肅反”。（可以肯定，將來還會有新發展的）這是馬列主義武庫中所沒有的，所以說“毛澤東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整風”的內容是隨著各個時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澤東的鬥爭史上，開始最早的反左傾機會主義，其次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再就是反自由主義，反主觀主義，反個人主義，反英雄主義，反宗派主義，反教條主義；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饒，反胡風，反宗派，反右傾，反……
“反”這個字眼，有時會使人害怕，所以在說法上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檢討”，“坦白反省”，“忠誠老實”，“向黨交心”，還有什麽“搶救運動”……還有什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
“整風”的範圍，開始隻限於黨內領導集團，後來擴大到全黨，後來又擴大到黨外，現在則是“六億人民都要檢討”了。
（1960年1月11日）
黨內鬥爭，據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其實並不盡然）而兩條路線的鬥爭又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也是不合實際的）於是黨內鬥爭便成了敵我鬥爭。於是在鬥爭中獲得勝利的集團，便成了正確的，因而也就是馬列主義的。（盡管在理論上也承認，有時多數卻並不一定都正確）而失敗的集團便成了反馬列主義的；於是勝利者集團便給失敗者集團作結論，加封號，戴帽子；於是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分子，甚而至於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隱藏在黨內的壞分子，奸細，特務分子等等名目便應運而生。這都是真的嗎？
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上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一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一些卑鄙，惡濁，不惜一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號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黨時，向黨內也就是向黨員提出來的號召；最早是出於劉少奇的黨員修養。而見諸報紙並成為向全黨全民的號召提出，則是最近幾年來的事。昨日《人民日報》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這是每次整風或整風之後，惟恐整風不透的結尾號召，也就是近幾年來泛於整風的最明確的答複。
（1960年6月16日晨）
幾年來，黨內出現了一批特殊人物，他們無視黨內外的各種莊嚴規定而任意胡為，他們不僅不按黨章規定的程序辦事，而且無視黨內民主，不準黨員有不同意見，也不準黨員保留意見，而且也不準黨員發表意見。他們任意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隨便把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加上各種汙蔑性的封號並把他們排除在領導之外，甚至於黨外，隻要對他們個人有意見，那就是反黨，隻要對他們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見，那就是右派。他們公開地猖狂地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與政治原則，發表了許多反動而荒謬的理論，在國內造成了空前的饑荒，把工農都導向了絕路，任意倒行逆施卻不準黨員有任何意見，這是什麽馬列主義，這是什麽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究竟打算幹些什麽？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隻要國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什麽都要管，（但隻要他們一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客觀上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這政府是對社會主義的強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國，要挽救中國的人民，要挽救中國的革命，就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粉碎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思想傳統！必須徹底地打倒中國的各種形式的“皇帝”！必須徹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須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不準任何“英明偉大”的人物強奸民意！必須在中國實現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徹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財產製度
社會主義革命使一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一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製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
黨內不同意見，分兩派、三派甚至許多派，這是政治活動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個政治組織的章程所允許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冠以右派的名譽卻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但黨內有這麽一派，並且還想把它的隊伍繼續擴大，卻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隻好把他們開除出黨，於是在現代的中國，右派便成了政治組織之外的一種超然的有名無實的那麽一些人。據說這些人已經被發展到三十多萬，按說這個政治力量也很可觀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裏作者在描寫農奴生活時，有這樣幾句話：
“我沒有權力為我自己工作——我沒有權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脫離動物狀態的人寧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饑餓和寒冷，決不願吃的飽，穿的好而忍受別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這麽一所小小的無論多麽簡陋的茅屋屬於自己，或者有一畝不論多麽貧瘠的和荒蕪，總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沒有權力結婚……
“我的精力由於喪失了積極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鋤，每一鍬都需要緊張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這些是作者在描寫十九世紀南美農奴生活而寫的。但這些不是我們中國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嗎？
根據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製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製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
可是自由對於人來說，和財產是同樣的重要，歐洲人說“不自由，毋寧死”，那是因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飯吃，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自由就沒有飯吃，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現代的中國，完全犧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飽。
這樣看來，人們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財產，而要私有財產就不能要社會主義。難道這就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隸，如果人們不願意作奴隸，要自由，那就還是保持私有製度的好。隻有在私有製度下，吃飯和自由兩者才可以兼得，雖然有時兩者並不能夠完美地兼得，有時為了吃飯不得不暫時犧牲點兒自由，有時為了自由，不得不暫時吃的壞些兒或餓些兒，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連吃飽飯這一樣也不能保險。
（1963年6月27日）
饑寒交迫的社會主義好呢，還是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好？是全民忍饑號寒好呢，還是一部分人饑寒一部分人溫飽好？是稍有點兒民主好呢，還是完全獨裁統治好？是稍有點兒自由好呢，還是完全沒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一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六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但共產黨有何能一下子把六億人民的生命財產全部很好地管理起來。於是便在一切方麵都表現出“包而不辦”的嚴重現象來。然而人民卻要處處等待領導，既不肯（也不能）積極主動，也不肯積極負責。於是無人管理和胡亂管理的現象便泛濫起來。
（1962年11月21日）
四、遇難及平反
父親“自由思考，獨立精神”的思想與實踐，在那個荒誕的年代必定給自己鑄下悲慘的命運。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瘋狂的時候，經過瘋狂的“文攻武衛”和奪權，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從很多記錄上看，為了確立這權力，各地都鎮壓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員。3月11日，江蘇常州公檢法召開了萬人大會，公開槍決了“以蔡鐵根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首犯蔡鐵根和另一名部隊轉業軍人吳翼，判決多人徒刑，牽連人員達百人之多。此事轟動一時。父親的死刑判決書甚至被張貼到了他參加革命後幾乎再也沒有回去過的故鄉的土牆上……
父親冤案的產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說，直到今天我還不是十分清楚。常州當年的市委書記牢騷滿腹地對我們說：“我們能隨便說把蔡鐵根同誌的頭殺掉嗎？……”
在他的冤案昭雪後，有一位老同誌親口對我們說：“……你爸爸問題的根子還是在北京！”
有一點是清楚的，記載他自己思想的日記是直接導致他被殺害的原因之一。
父親被捕離開我們時，我才9歲，因為他的思考，我們三個幼小的孤兒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過了14年難以想象的苦難歲月，我們的精神和身體上留下了永遠難以平複的傷痕。限於篇幅，在這裏我就不多說了。
父親被害10年後，在胡耀邦、黃克誠、蕭克、李達等一大批領導同誌的直接關心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父親的冤案終於昭雪，他被定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但隻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們把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鏡放在盒內。因為父親被殺害後，骨灰沒有被保存，他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顧，真正做到了肝腦塗地，乃至灰飛煙滅。
後來，我才知道，在共和國長長的烈士名冊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敵人殺害的，紅軍時期因為極“左”路線被冤殺的他，也是犧牲在“自己人”槍口下的。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據說犧牲的烈士總數約有兩千萬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殺的，大概是一個難以弄清楚的數字了。如果說戰爭時期因鬥爭殘酷，難以分辨而錯殺同誌，那到了新中國建立後，在中共執政的時期裏，也還有著許多同樣的故事，造就了不少這樣的烈士。這樣的烈士人數究竟有多少，恐怕難以統計了。我的父親不過是其中的一名。雖然他是一位出身紅軍的高級幹部。
（作者為《人民日報》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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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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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本文轉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原始出處，並遵守該處的版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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