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是張聞天夫人，中央黨史的親曆者，她生於1905年，逝世於2002年，享年97歲。90年代，她曾應何方之邀，回憶黨史。何方保存了她口述的錄音帶。當時何方已90高齡，便請一同參加采訪的夫人宋以敏著手整理。為此，宋以敏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劉英談黨史》，正文加附錄有九萬多字。在《炎黃春秋》分批選登，後由城市大學出版社印成專冊。以下是節選現選。
左一劉英，右一宋以敏，右二何方，右三張聞天
長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時秘書長是吳亮平，我沒有名義，但做的還是那些工作。那時開會也沒有那麽嚴格，中央開會，我要參加就參加了。在吳起鎮開會，我是參加了的。
長征後期，許多人生了病。我從莫斯科學無線電回來後到福建省委工作時，郭滴人是省委宣傳部長。郭滴人就是到陝北後發高燒，沒有藥治死掉的。我也是差一點死掉。過草地時我就拉肚子，後來就落下了腸胃不好的毛病。我到了保安後也發起高燒，三十九度四十度，瘦得皮包骨。傅連暲來給我看病，說我得的是肺病。他給聞天寫了一封信，說劉英再不治就完了，沒有藥嘛！因為怕傳染給聞天，聞天來看我的時候就站在窗戶外麵，問我好些了嗎，臉怎麽那麽紅？那時政治局委員每人每月津貼五元。任弼時回來，洛甫就批給他五元，他不要，最後還是給了他兩元。我們少共中央一個錢也沒有。聞天從他那五元裏拿出三元交給我，我不要。他就叫他的警衛員彭健把這三元錢買了雞蛋給我吃。我說給首長吃，他說首長叫給你吃。
盧溝橋事變後，同國際聯係的路線已經打通，人員可以經過蘭州、迪化（烏魯木齊）、阿拉木圖到莫斯科去。那時盛世才還支持我們。對要去莫斯科的人，共產國際提出的條件是老紅軍和高級幹部子弟；被捕過、坐過牢的不要。第一批選出我、賀子珍、蔡樹藩、鍾赤兵四個人。以後又有張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們到了蘭州辦事處。蘭州辦事處主任是謝覺哉謝老。謝老之後是伍修權。蘇聯公開是和國民黨政府打交道，暗地裏同我們黨聯係。我們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們的軍用運輸機去的。飛機上沒有座位，條件很差。
我去蘇聯是治肺病，養了一年多。我們到莫斯科後，王稼祥代表國際接待我們。那時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開始我們幾個住在共產國際的康佐夫“ДАЧА”（別墅）區，住進王明原先住的“ЛЮКС”（華舍）裏。這個房子原來是曼努伊爾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別墅並排。這是一棟樓，中間有一間很大的房間。我和賀子珍一人住一間房。吃飯在餐廳，裏麵有一個長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個星期來看我們一次，蠻辛苦的。他說，你們在這裏長期住不方便，你們要看病，天下起雪來，這裏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鏟掉才能走車；我把你們弄到東方大學去住吧，那裏有中國人。所以我們後來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宮醫院，由共產國際派人帶我們去。這個醫院是沙皇留下來的，重要中央人物都到那裏去看病。共產國際看我們是毛澤東夫人、張聞天夫人，還有兩個將軍，就讓我們到那裏去看病了。王稼祥還是常來看我們。
王明1937年11月回國以後，王稼祥在莫斯科沒有什麽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國際的書記，在那裏隻起點聯絡的作用。我們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來了。給這些人跑腿，沒意思。他搞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當時又沒有老婆。過去在蘇聯的好多人都娶了蘇聯工人老婆。他有個蘇聯老婆，也是個工人。他這次到莫斯科後，這個老婆想來看他，他不敢見。他一個人住在“留克斯”，一個星期來國際一兩次。後來到（1938年）5月，任弼時來了。他也是利用機會來治病，就接替王稼祥當了中共駐國際的代表。但是，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時。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專門托付我幫助賀子珍。
賀子珍是井岡山一個商人的女兒。毛主席住在她家裏的時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臥室。兩間房子之間有花格子窗，可以隔著格子親嘴。
我了解賀子珍的情況。毛主席和賀子珍經常打架，大家都曉得。有時就是為一些小事。毛主席愛吃炒雞肉。他牙齒好，就願意吃炒的。賀子珍是按老規矩，雞要煮湯喝。就為這事，兩人吵架。有時吵吵就動手打起來。他們打架，警衛員也不敢去拉架。彭德懷很會諷刺人的，他和我們又熟。他看到賀子珍的眼睛腫了，臉上也是青一塊黑一塊的，就說：哎呀，賀子珍，你臉上怎麽又長包了？
我生病躺在床上時，有一次毛主席來了。他不是來看我，是找張聞天。聞天不在，我就叫警衛員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談這個談那個，我也是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這個人有個好處，很隨和的。不像聞天，不會談閑話，隻談工作、談學習，很清高的。我講：昨晚的戲，是江青演的“打漁殺家”，我很想去看，可是發燒了，沒有辦法去；戲演得怎麽樣啊？毛主席講：不錯，不錯，演得好。我心裏動了一下：老兄動心了。當時我也沒有想得那麽多，賀子珍還在嘛！
賀子珍準備去蘇聯的時候，毛主席又來了。當時林老（林伯渠）是西安辦事處主任，賀子珍住在那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林老打電話來說：劉英，你們幾個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賀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見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個電報給莫斯科。當時電報什麽都是聞天管的，毛主席就來請示聞天。聞天講：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讓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講心裏話，同我可以講心裏話。他覺得我是支持他、體貼他的。毛主席說：賀子珍在西安辦事處老不回來，影響不好，我同意讓她去蘇聯。賀子珍同你一起去蘇聯，我放心。希望你多幫助她。如果她能學習，就在那裏學兩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後。在井岡山，她光是走路了，沒做什麽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責任。我要她工作，讓她學習蔡（暢）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誌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沒有革命熱情。在井岡山時，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傷，傷得不太厲害，那時也沒有醫藥，我讓她給他洗一洗傷口。她嫌髒，扭頭就走。想讓她進步，送她去抗大學習，去聽聽課，她不安心學習，三天兩頭回來。為什麽回來，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這裏來了人，她總要追問我是幹什麽來的，我也不能什麽都對她講呀。她總是和我吵架，其實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則問題。史沫特萊有個翻譯，很年輕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領袖，人家來找我，她都看作男女關係。我說送花是禮貌，她認為送花是愛情。我說不是愛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國人講話。毛主席不能，必須有翻譯。這個翻譯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是愛領袖嘛！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層又一層，還拿給我看過。賀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說的這些。認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學習，就是要甩掉她，不行！結果吵了一架。賀子珍還和史沫特萊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萊派翻譯送東西來了，賀子珍一見到，氣得很，說：“你又來了！”啪的一聲打了她一個耳光。翻譯回去後，史沫特萊也很生氣，跑過來也打了賀子珍一個耳光。
我也跟賀子珍講，這個翻譯就是崇拜領袖嘛！賀子珍還是那農村意識，不知道獻花是外國人的習慣，很普通的事。當時史沫特萊給斯諾寫過信，告訴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講理，打了她的翻譯吳光偉一個耳光。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來中國時提出要找女紅軍談話，楊尚昆就推薦我和李伯釗同他談。索爾斯伯裏想了解毛主席和賀子珍的關係，就問到這件事。我不好回答。我是黨員，談話要有分寸。我就說，這件事我不知道。他又問毛主席和江青的事，我就講是江青鑽了空子；那時賀子珍去蘇聯養病，毛主席身邊沒有女人。江青是在馬列學院學習，她就以講課後有問題去請教為名，經常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和賀子珍的感情也不太好，江青就鑽了空子。索爾茲伯裏說我講江青鑽空子，講得好。
所以毛主席叫我幫賀子珍，我就同意了，說可以幫幫忙。毛主席說，勸勸她，要她學習，提高一點。
賀子珍人已經在西安辦事處。我到西安辦事處就見到了她。在去蘭州辦事處的路上，我一直給她做工作，勸她以後不要再為一些小事吵架。
到了莫斯科，我們幫她找了個人，教她俄文，讓她參加一點學習，學點政治經濟學。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來。我說，老師來了，有鍾點的，你不起來，時間就過去了。她講，晚上睡不著，早上起不來。我說，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電報，為什麽不早點睡？她生活散漫，18歲結婚，學習沒興趣，文化又低，後來又生了個孩子，就帶孩子，更不學習了。俄文學了半天學不懂一句普通的話，連吃飯這些很簡單的話都不會說。她在蘇聯不肯學俄文，我在的時候還有我給她當翻譯；我一走，她又不會說俄文，也夠苦的。
1939年初，任弼時交給我一份電報：是洛甫打來的，叫劉英和蔡樹藩回延安，賀子珍、鍾赤兵留在蘇聯學習。這時任弼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我那時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勸賀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說一年多了，該回去了，毛主席身邊需要人照顧。她說：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岡山，我吃苦吃夠了，我要在這兒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賀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蘇聯前已經懷孕，到了以後生下一個男孩，隻活到六個月大就死了。當時她把孩子抱在懷裏不肯下葬。我離開莫斯科的時候又問她，帶個信給毛主席吧！她說：你看洛甫給你寫信，一寫那麽長；老毛寫，就是幾句話，就是要我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老一套；現在還不來信了，我不給他寫信。到蘇聯後，賀子珍是給毛主席寫過信，把照的相片寄給他看，也收到過毛主席的回信。賀子珍嫌信寫得太簡單，給我看了信，信上寫：“賀子珍同誌，寄的相片收到。身體尚好。望好好學習。勿念。”賀子珍從此不再給毛主席寫信了。後來蘇德戰爭一打起來，她也回不來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賀子珍是有責任的。毛主席還是想挽救她的。
任弼時後來告訴她，毛主席和江青結婚了。為了照顧她的情緒，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裏陪伴她。解放沈陽後，賀子珍帶著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見麵吵架，沒有見她，賀子珍就帶姣姣去上海了。
我頭天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了解情況，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時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講：你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賀子珍扶不起來了，她也不想回來：你身邊應該有個人，好照顧你。我不了解江青，隻覺得她是文化人，演戲演得不錯，又年輕又有文化，由她照顧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聽好高興，說：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誌都反對我，說不應該同江青結婚；你要替我宣傳宣傳。他也不講是洛甫反對。我說，為什麽要反對？江青聽我講了這些，也竭力巴結我，拿東西來請我吃。我回家告訴洛甫我和毛主席談的這些。他講：這個事你不要管，王世英來信，反映江青在外麵名聲不好，浪漫，還拿來白區的出版物；好多老同誌也反對。他又講，我有這個責任告訴毛主席。洛甫給毛主席寫了信，寫得很簡單：建議如果同賀子珍不和，可以另找個老黨員，把你照顧好；同江青結婚不合適，老同誌有意見，她的桃色新聞比較多，《大公報》都登了，為了黨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結婚。毛主席見了信，當著江青的麵拍桌子說，老子就要結婚，明天就結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這是通訊員回來告訴洛甫的。過了幾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結婚了。他請了兩桌客，就是不清洛甫。洛甫說，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陳雲當時是組織部長，找江青談過話，說毛主席已經有老婆，要江青注意點。毛主席知道後生了氣，說你這個組織部長怎麽還管起我的家事來了。後來有人說，毛主席和江青結婚時中央對江青有個約法三章。這是無稽之談。那時毛主席已經大權在握，誰能攔得住他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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