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無數次努力忘掉這段曆史，唯恐它從我的記憶中溲漏出來，以致招來不測之禍。
那時的日記本、作文本、畢業合影，全都銷毀了。在那兩本日記上，有我寫作的詩歌，記有一些校園趣事，還有一些朦朦朧朧的情愫。我的兩位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分別寫過“未來的文學家”、“小說的雛形”的評語，正是老師的這些評語，促成我在輟學之後，默默地踏上文學之路。
當年同學的名字，漸漸遠離了記憶，也不想知道他們會在何方。
漢陽一中——一個令我痛苦難堪，令我恐怖驚悸，令我不敢記憶的學校。我們的畢業合影照片，背景是學校大門，漢陽一中的校名赫然懸在頭頂上，因此必須銷毀它。
然而，有些記憶又揮之不去，那些令人不寒而傈的情景，常常讓我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
今天我又重新拾取那些記憶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拚接縫綴在一起，那一段段往事又曆曆在目。
1956年我於湖北漢陽二中初中畢業，臨近升學考試，我與同村的同學劉成道一起到學校探聽考期消息。班主任周定武老師通知我們，成道被保送到孝感師範，我被保送到漢陽一中。周老師向我們說些鼓勵言辭，隨即將吊在房頂的紙卷取下來，從中抽出一張紙片交給我。我一看，臉刷地發熱了，原來這是我一年前寫的檢討書。那時我是班上年齡較小的一個，一位同學以強淩弱在寢室裏欺負我，我以尖刻的語言回敬他，彼此動用了肢體攻擊。如今，在我初中畢業之時，這份檢討書完璧歸趙了。
這是令我終生感動的一件事。因為這件事讓我永遠記住了周定武老師。被保送到漢陽一中，令我喜憂參半。喜者，無失學之虞，也無備考之累。憂者，此前的漢陽一中隻是一所初級中學，這時所辦高中部隻有一年級，被形象地稱之為戴帽高中，我的直覺是由初中老師來履行高中教學。那時全地區可以選擇的老牌高中有兩所，一所是孝感高中，另一所是鹹寜高中，而孝高、鹹高都與我無緣了，我為讀來讀去走不出漢陽縣境而暗自不悅。更想不到，命運的安排，在一年以後，我成為漢陽一中這所人間煉獄的一名受難者。
漢陽一中的前身為漢陽府晴川書院，漢陽府中學前堂，始建於20世紀之初，位於漢陽府城，後來成為漢陽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於1950年隨同漢陽縣府撤出漢陽城區，遷往漢陽縣蔡甸鎮，成為漢陽縣第一所初級中學。1956年漢陽一中開辦高中，一次招收4個班，我是高一(1)班，學號為59012。這個學號將在以後發生的事件中出現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校園裏響起了槍聲
1957年6月12日至13日，震驚中外的漢陽事件，發生在漢陽一中。
新華社主編的供上層人士開讀的《內部參考》,刊登了當月17日的報導《漢陽縣發生一次暴動性的中學生鬧事事件》,隨後又刊登7月2日的報導《漢陽縣第一中學暴動事件詳細情況》。
此事驚動了毛澤東。195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權延赤在他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1957～1959年中蘇關係紀實》一書中，把從全國各地傳到毛澤東麵前的報憂信息，比做“雪片”。他這様寫道：驀地，毛澤東掀起眼簾，目光從那堆積桌案和床鋪上的“雪片”一掠而過。旋即合上眼。
鳴放和辯論者中，有人不滿足於批評個別弊病，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原則發起了挑戰！特別是武漢發生的規模不小的學生示威遊行，竟呼喊出“歡迎國民黨!”、“歡迎蔣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規模小，性質卻更加惡劣。匈牙利還沒人喊“歡迎法西斯”、“歡迎霍雨蒂”!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撃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直言不諱地警告全黨，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果然，6月12日在武漢近郊的小縣城裏，發生一個“小匈牙利事件”。不過飛到毛澤東麵前的這個“雪片”失真了，沒有人告訴他真相。
漢陽事件，其實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自發性學潮，當時被妖魔化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暴亂，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了3人死刑。在被判處徒刑的師生中，包括一位哺乳期的28歲的女老師，一位年僅16歲的高一(2)班同學。
被處決的3人是：漢陽一中副校長王建國、漢陽一中語文教研組組長鍾毓文、漢陽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他們被稱為“漢陽一中反革命暴亂事件”的首犯或主犯。
那一天是1957年9月6日。號稱一萬二千人大會，在我們學校的大操場上舉行，刑場在我們寢室後麵的土坡上。當3聲槍響(有人聽見4聲槍響),人們像潮水般地湧向土坡，又從土坡上陸續退下來。我來到土坡上時，看客已經不多了，眼前情景慘不忍睹。地上躺著的是我們年輕的校長，年輕的老師，和一位65歲的無辜老人。年輕校長的長褲和鞋，已經被人脫走，雙腿雙腳赤裸著。他的同事回憶說，那是一條灰色的長褲，料子比凡尼丁好些，好像是灰色的畢嘰。楊老頭站在台上時，一直不停地哆嗦，如果沒有兩位警員架著，早癱倒在地上，這會兒一動不動地躺下了。這塊崗地已經被人們踐踏得寸草不留。
我不能在這裏描述我當時看到的一切，那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幕，我無數次想在頭腦中抹去這段記憶，又做不到。上帝在設計人類大腦時，本應該裝上一個Delete鍵，讓人們可以隨意刪除不需要記憶的東西。
那個土坡東麵坎下，有一口小小的池塘，池塘終年不涸，清洌洌的池水，菜農用來澆地。我們那幢宿舍有些同學，每天早晨就近在這裏打水洗漱。有位中年菜農每天早早守候在這裏，用警惕的目光緊緊盯著我們，不讓我們把肥皂水倒在他的菜地裏。自從校園裏響過響亮的槍聲之後，同學們都心照不宣，不再到這裏來取水洗漱，自覺地到校門口去用井水，這位中年農民再也不用早早來這裏看守了。他是一位間接的受益者。
全國各大報紙都報導了這一事件。一些大報連篇累犢地發表了消息、通訊和社論。還攝製了新聞紀録片在全國播放。
漢陽事件在海外必然引起社會主義國家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作了跟蹤報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朝鮮國家元首金日成，先後到湖北秘密訪問了漢陽事件之後的漢陽一中新校長。
當時駐中國大陸的唯一西方記者路透社漆德衛，向全世界發出了漢陽事件的新聞。
當時中美尚未建交。美國青年代表團出席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之後，有十多位美國青年來到中國，專程前往漢陽縣城，到漢陽一中進行實地調查訪問。
《胡適全集》第34卷，收錄有1957年9月8日他在美國寫下的日記，記錄了一則英文報紙的標題——10,000 See 3 Executed In China，編者注釋為：萬名中國人觀看三人被處決。
台灣國民黨當局跟著忙乎了好一陣子。他們以為大陸真的出現了“反共義士”,蔣介石親自題寫了匾額，以示褒獎紀念。
1959年4月的一天，在我們校園裏的大操場上，又一次舉行宣判大會，刑場同様在我們寢室後麵。1957年因漢陽事件被判處10年徒刑的數學老師鄒振距，這次加上越獄逃跑罪，也被處決了。
不知道是為什麽，刑場屢屢選定在這裏。策劃者們的目的，究竟是要讓青年學生們，一個個變得膽大，還是一個個變得膽小呢？
因漢陽事件蒙受不白之冤直接受到懲處的有70人之多，其中教職員22人，學生33人，縣直屬機關幹部14人，城關居民1人。數百名學生的學籍檔案內，裝進了參輿漢陽事件的卡片。除了被處決者外，這些老師和同學以及其他受牽連者，數十年間，家無寜日，禍及子女。當年漢陽一中受到株連的學生，背井離鄉者有之，改名換姓者亦有之。
漢陽事件本是初中三年級學生為提高升學率的一次自發行動，那時我已坐在高中一年級教室裏，與這個事件無涉，而且，在班主任嚴加看管之下，全班沒有參與罷課遊行，連出去看熱鬧的人也沒有。校園裏響過槍聲之後，一場紅色恐怖又席卷校園，我僅僅因為說了“我的心是肉做的”一句話，被批鬥過3次，以致兩年後高考升學無望。
我僥幸地離開了漢陽縣。我小心翼翼地走過來了。我在校時學校的正式名稱是湖北省漢陽一中。我填寫的各種履曆表，從來都是真實的，不過我表述為：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級學校。這様填寫，給人直觀感覺，或許不會馬上聯想到漢陽一中吧。
憑著這類小小的生存智慧，我幸運地避開了可怕的劫難。
到的公正：宣告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無罪
漢陽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早發生的一大冤案。所有被告人沒有一個人認罪。在長達30個年頭裏，上訪上訴的當事人從未間斷。即使在政治高壓的年份，也有寫著“王建國是好人”的紙片悄然出現。甚至有受害學生秉筆直書，匿名向報社投稿，揭露某大報對漢陽事件的不實報導。然而，多少年來，在漢陽縣、在湖北省、以至在北京，沒有人敢於觸動這樁明明白白的冤案。被判刑10年的女教師胡斌，自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向地方到中央各級相關部門寫申訴信89件之多。所有接待上訪者的官員們都諱莫如深地說：這個案子，是中央定的，經過“禦批”的，沒法平反。
所幸，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之時，全力推進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早在1978年9月25日，他剛正直言：“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什麽?是事實，也就是幹部過去的實踐。判斷對幹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總之，對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觀事實，這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耀邦當年提出的“兩個不管”,可謂驚世駭俗之舉，展示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坦蕩胸懷，為中國當代沉冤昭雪鋪平了道路。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漢陽事件終於回到“事實”的天平上，從中央到地方啟動了法律程序，還蒙冤者以清白。
1986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度刑再字第7號刑事判決書全文如下：
原審被告人王建國，男，生於一九二四年，湖北省蘄春縣人，原
係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副校長。
原審被告人鍾毓文，男，生於一九二五年，湖北省漢陽縣人，原
係漢陽縣第一中學教員。
原審被告人楊煥堯，男，生於一八九二年，湖北省安陸縣人，原係漢陽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
上列原審被告人因現行反革命暴亂一案，經湖北省漢陽縣人民法院審理，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57)刑特字第8、9、10號刑事判決，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立即執行。王建國、鍾毓文不服，提出上訴。經湖北省孝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以(57)刑上字第113、114號刑事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仍不服，提出申請覆核。經本院審核，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以1957年度
刑複字第203號刑事判決，核準判決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立即執行。後同案原審被告人胡斌等不服，提出申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後於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報送本院審核。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了重新審理。本庭認為，原判決認定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為首策劃、組織和指揮漢陽縣第一中學的現行反革命暴亂的犯罪事實全部失實，原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不當，應依法糾正。特改判如下：
一、撤銷本院1957年度刑複字第203號刑事判決和湖北省漢陽縣
人民法院(57)刑特字第8、9、10號刑事判決以及湖北省孝感地區人
民法院(57)刑上字第113、114號刑事判決；
二、宣告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無罪。
這個判決書的全文告訴世人——王建國是無罪的。鍾毓文是無罪的。楊煥堯是無罪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判決回到了公正的天平上。
從此壓在漢陽人頭上的一塊巨石掀掉了，漢陽人心頭的陰影從此抹去了，漢陽人的尊嚴恢複了。
王建國的長女文佳原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什麽様的父親，看到這份判決書她寫道：“一個剝奪我父親生命的政治謊言，終於大白於天下了。我終於可以大膽地喊一聲：我愛我的父親!我終於可以大膽叫一聲：爸爸，我愛你！”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說自己是漢陽一中的學生，漢陽一中是我的母校。就在漢陽一中校慶之際，我應約為母校題詞：“愛我母校學生於1959年畢業於漢陽一中，從此以此學曆安身立命而無憾，是母校給我誌，給我識，給我膽。”
我說沒有遺憾，那是因為文學的懷抱接納了我。對於一個躊躇滿誌者來說，沒有經曆高等學府的熏陶，又怎麽能說沒有遺憾呢?
2004年夏天我回到母校探訪，年輕的校長方勇軍一行人，陪同我參觀校史室。我一眼就看見牆上有我的照片。一個曾經被漢陽一中遺棄的學生，今天回來了，回到一個全新的校園裏，回到恢複尊嚴的行列中，母校以此規格表示對我的認可，我當然激動得熱血奔湧。就在這一時刻，還沒等我好好激動一番，我又看見漢陽一中曆任領導人的欄目裏，一張既陌生又熟悉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啊，那是我在校時崇拜的王建國校長，那是曾經教導我們用知識武裝頭腦的先師。刹那間，眼淚奪眶而出，我趕緊轉移視線。當我的目光再次投向這張照片時，還是忍不住流淚。我隻好離開校史室，獨自站在走廊上，一任淚水流淌。
王校長這頓清白的照片，曆經了多少葳月多少風雨，才堂堂正正地掛在這麵莊嚴的牆壁上啊。在這張照片裏，又隠藏了多少尋覓和製作才得以複原的故事啊。
經曆了漢陽事件——
知道了批判語言的一般格式。知道了何謂上綱上線，上掛下聯。知道了人民的名義也有被盜用的時候。
知道了報紙上說的事情，也有很多內容並不真實。
知道了當假的被認定是真的時候，選擇隨聲附和，還是選擇沉默，其結果迥然不同。
知道了英雄的光芒，也可以在記者作家筆下杜撰出來。讓你永遠不知道的是，在某個場合你的表態，給你帶來是幸運還是不幸。
一個帶引號的左字之外
1986年1月2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下達判決書的第三天，中共湖北省委發出了《關於為‘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通知》,明確指出，“漢陽事件”是漢陽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自發地進行罷課鬧事的事件。原來認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沒有根據，是在左傾錯誤思想影響下造成的一起冤案，應予徹底平反。
同時指出，考慮這一冤案是在當時“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造成的，對具體辦案人員不宜再追究責任。
同時又指出，平反工作中，要嚴防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挑唆煽動，要通過對“漢陽事件”的平反，切實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促進和鞏固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當前要抓緊時間紮紮實實做好工作，現在不登報、廣播，在處理好善後工作後，視情況再作適當安排。
漢陽事件的的確確徹底平反了，在政治上沒有給任何人留下任何尾巴。
在平反那年，連年過半百的魏培祖老師，也如願以償地恢複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籍。
在經濟上的補償，也遵從了“適當從優”的原則，主要受害人或家屬，得到人民幣4000元、2000元或1000元的撫恤金。
但是這個公正來得太遅了。有人早已死在了監獄裏，有人盼不到這一天，絕望地自尋短路，當年被處以極刑者的親人再也找不到掩埋死難者的墳墓。
那些撫恤金或補助款，不是太多了，也不是太少了；而是無論多少，都不能買回受害者的生命或青春年華。
胡斌老師走進監獄時28歲，走出監獄時38歲，反革命帽子戴到48歲，隨後便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上訴曆程。等到徹底平反再回到漢陽一中，她已經超過退休年齡1年，象征性恢複工作1年，便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退休的通知。沒有人能夠賠償胡斌老師的青春。沒有人能夠賠償受害同學們的青春。
從平反工作開始，迄今已有20多年了，沒有出現任何“別有用心的人”製造的事端。所有得到平反的人們，如解倒懸，如沐天恩，感戴不盡，並無份外之求。很多人以為這個冤案永遠翻不過來，如今翻過來了，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沒有想到，被平反者或家屬，他們的要求非常之低，他們想到的是國家有困難。王建國之妻受其株連被劃為右派，兩個女兒無人照顧送外婆家寄養，外婆一大家人僅有14平方米住房。王建國大女兒楊文佳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楊煥堯遺孀曹素馨獨身一人，住武昌胭脂路公房，隻有7平方米，也是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被錯判的陳天順死於沙洋勞改農場，遺孀在漢口當小學教員，一家四代六口住17平方米，還是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失去的是一條人命，要求得到的是一室一廳，沒有人提出補發長達29年的工資。
自1986年以來，人們在默默地等待著，將平反的消息大白於天下。但是，“視情況再作適當安排”的這椿事兒，不知道應該由誰來再作安排，所有當事人全都忘記了。
當年可是全國大報小報、紅頭文件、電台廣播、小冊子、畫報鋪天蓋地公諸於眾呀，當年可是境內境外海內海外弄得沸沸揚揚呀，那時沒有電視，可是有胡編亂造的新聞記録片《鐵證》在全國各地播放呀。當年的死刑判決書可是在一張大報上全文刊載了呀。
平反已經過去20多年了，沒有人向當年具體辦案人員追究責任，所有的責任都由一個“‘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全部包幹了，都由一個帶有引號的“左”字完全承擔了。到頭來，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誰也不是妖怪。
漢陽事件是一個無須任何人承擔責任的冤案。
我一直沒有弄明白，究竟是哪個環節出錯，以致釀成如此悲劇。
人們今天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曆史，也無意於追究什麽人的責任，隻是希望漢陽事件的曆史永遠不再重演，隻是希望所有的當事人，也包括一些受害很深亦害人不淺的受害人，都在道德的天平上，檢討自己。這樣做大約不會過分吧。
我研究了這段曆史，結論是發生漢陽事件不是偶然的，在當時的背景下，如果不在漢陽發生這個事件，也會在其他地方發生類似的事件。但是，造成漢陽事件這樣慘痛的結果，卻有著許多偶然的因素：一個決策人的一句話，可以斷送一條無辜的生命；一條不負責任的舉報線索，可以把一個人送上斷頭台；一份違心的檢討書，招來的是數年冤獄之苦。
一批新聞人參與了對無辜者的圍剿。他們道聽途說，捏造事實，公開報導，密送內參，製造了一係列的輿論假象，為決策者提供了錯誤的依據。今天，當然可以不去追究這些新聞人的責任，也從來沒有人追究過他們的責任，但追問一下他們的道德良知、職業操守可以不可以呢?
曆史無情地記錄了一些禍福相依的事實，很多人在政治高壓下違心地整治他人，舉報他人，誣陷他人，到頭來自己遝是難脫幹係，也被整得20多年不得翻身。
當年有人出賣他人，也有人出賣自己，企圖通過假坦白獲得從寬處理，其結果是再想回到真實上來，就不那麽容易了，以致走上不歸路，
從漢陽事件中撈到好處的當然大有人在，但是數十年來他們心靈受到了煎熬，就像那些冤魂時時刻刻纏繞著自己一樣，一位當年的主事人，麵對著漢陽事件複查組成員的調查，嚇得雙手哆哆嗦嗦，因為他清楚他當年扮演了什麽角色。
也有人寧願身受躉刑，卻不願出賣自己的良心。
當年也不是沒有人敢於出麵秉公直雷，也不是沒有人站出來維護法律的尊嚴，但是未能阻止那股執意快辦快殺的勢力，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殃及子女，今天，曆史證明這些人是光明磊落的，是無私無畏的，是真正的人，一位複查組人士說得好：我們不追究責任，不等於不分是非。
複查組的領導人張思卿說得好：不追究個人責任是回事，但經驗教訓要搞清楚。
我們隻是需要理性的懺悔。
讓每個人都明白，從今往後，一雷一行，務必對曆史負責，對自己負責。
在漢陽事件中——
你說過什麽？
你做過什麽？
結果是什麽？
今天麵對昨天，有愧還是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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