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夫的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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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國大冤案——漢陽事件的死難者(劉富道)

(2023-06-25 06:02:18) 下一個

我曾經無數次努力忘掉這段曆史,唯恐它從我的記憶中溲漏出來,以致招來不測之禍。

那時的日記本、作文本、畢業合影,全都銷毀了。在那兩本日記上,有我寫作的詩歌,記有一些校園趣事,還有一些朦朦朧朧的情愫。我的兩位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分別寫過“未來的文學家”、“小說的雛形”的評語,正是老師的這些評語,促成我在輟學之後,默默地踏上文學之路。

當年同學的名字,漸漸遠離了記憶,也不想知道他們會在何方。

漢陽一中——一個令我痛苦難堪,令我恐怖驚悸,令我不敢記憶的學校。我們的畢業合影照片,背景是學校大門,漢陽一中的校名赫然懸在頭頂上,因此必須銷毀它。

然而,有些記憶又揮之不去,那些令人不寒而傈的情景,常常讓我被壓抑得喘不過氣來。

今天我又重新拾取那些記憶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把它們拚接縫綴在一起,那一段段往事又曆曆在目。

1956年我於湖北漢陽二中初中畢業,臨近升學考試,我與同村的同學劉成道一起到學校探聽考期消息。班主任周定武老師通知我們,成道被保送到孝感師範,我被保送到漢陽一中。周老師向我們說些鼓勵言辭,隨即將吊在房頂的紙卷取下來,從中抽出一張紙片交給我。我一看,臉刷地發熱了,原來這是我一年前寫的檢討書。那時我是班上年齡較小的一個,一位同學以強淩弱在寢室裏欺負我,我以尖刻的語言回敬他,彼此動用了肢體攻擊。如今,在我初中畢業之時,這份檢討書完璧歸趙了。

這是令我終生感動的一件事。因為這件事讓我永遠記住了周定武老師。被保送到漢陽一中,令我喜憂參半。喜者,無失學之虞,也無備考之累。憂者,此前的漢陽一中隻是一所初級中學,這時所辦高中部隻有一年級,被形象地稱之為戴帽高中,我的直覺是由初中老師來履行高中教學。那時全地區可以選擇的老牌高中有兩所,一所是孝感高中,另一所是鹹寜高中,而孝高、鹹高都與我無緣了,我為讀來讀去走不出漢陽縣境而暗自不悅。更想不到,命運的安排,在一年以後,我成為漢陽一中這所人間煉獄的一名受難者。

漢陽一中的前身為漢陽府晴川書院,漢陽府中學前堂,始建於20世紀之初,位於漢陽府城,後來成為漢陽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於1950年隨同漢陽縣府撤出漢陽城區,遷往漢陽縣蔡甸鎮,成為漢陽縣第一所初級中學。1956年漢陽一中開辦高中,一次招收4個班,我是高一(1)班,學號為59012。這個學號將在以後發生的事件中出現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校園裏響起了槍聲

1957年6月12日至13日,震驚中外的漢陽事件,發生在漢陽一中。

新華社主編的供上層人士開讀的《內部參考》,刊登了當月17日的報導《漢陽縣發生一次暴動性的中學生鬧事事件》,隨後又刊登7月2日的報導《漢陽縣第一中學暴動事件詳細情況》。

此事驚動了毛澤東。1957年是一個多事之秋,權延赤在他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1957~1959年中蘇關係紀實》一書中,把從全國各地傳到毛澤東麵前的報憂信息,比做“雪片”。他這様寫道:驀地,毛澤東掀起眼簾,目光從那堆積桌案和床鋪上的“雪片”一掠而過。旋即合上眼。

鳴放和辯論者中,有人不滿足於批評個別弊病,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製度的基本原則發起了挑戰!特別是武漢發生的規模不小的學生示威遊行,竟呼喊出“歡迎國民黨!”、“歡迎蔣介石!”,比匈牙利事件的規模小,性質卻更加惡劣。匈牙利還沒人喊“歡迎法西斯”、“歡迎霍雨蒂”!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撃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直言不諱地警告全黨,中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果然,6月12日在武漢近郊的小縣城裏,發生一個“小匈牙利事件”。不過飛到毛澤東麵前的這個“雪片”失真了,沒有人告訴他真相。

漢陽事件,其實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自發性學潮,當時被妖魔化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暴亂,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了3人死刑。在被判處徒刑的師生中,包括一位哺乳期的28歲的女老師,一位年僅16歲的高一(2)班同學。

被處決的3人是:漢陽一中副校長王建國、漢陽一中語文教研組組長鍾毓文、漢陽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他們被稱為“漢陽一中反革命暴亂事件”的首犯或主犯。

那一天是1957年9月6日。號稱一萬二千人大會,在我們學校的大操場上舉行,刑場在我們寢室後麵的土坡上。當3聲槍響(有人聽見4聲槍響),人們像潮水般地湧向土坡,又從土坡上陸續退下來。我來到土坡上時,看客已經不多了,眼前情景慘不忍睹。地上躺著的是我們年輕的校長,年輕的老師,和一位65歲的無辜老人。年輕校長的長褲和鞋,已經被人脫走,雙腿雙腳赤裸著。他的同事回憶說,那是一條灰色的長褲,料子比凡尼丁好些,好像是灰色的畢嘰。楊老頭站在台上時,一直不停地哆嗦,如果沒有兩位警員架著,早癱倒在地上,這會兒一動不動地躺下了。這塊崗地已經被人們踐踏得寸草不留。

我不能在這裏描述我當時看到的一切,那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幕,我無數次想在頭腦中抹去這段記憶,又做不到。上帝在設計人類大腦時,本應該裝上一個Delete鍵,讓人們可以隨意刪除不需要記憶的東西。

那個土坡東麵坎下,有一口小小的池塘,池塘終年不涸,清洌洌的池水,菜農用來澆地。我們那幢宿舍有些同學,每天早晨就近在這裏打水洗漱。有位中年菜農每天早早守候在這裏,用警惕的目光緊緊盯著我們,不讓我們把肥皂水倒在他的菜地裏。自從校園裏響過響亮的槍聲之後,同學們都心照不宣,不再到這裏來取水洗漱,自覺地到校門口去用井水,這位中年農民再也不用早早來這裏看守了。他是一位間接的受益者。

全國各大報紙都報導了這一事件。一些大報連篇累犢地發表了消息、通訊和社論。還攝製了新聞紀録片在全國播放。

漢陽事件在海外必然引起社會主義國家的密切關注。蘇聯《真理報》作了跟蹤報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朝鮮國家元首金日成,先後到湖北秘密訪問了漢陽事件之後的漢陽一中新校長。

當時駐中國大陸的唯一西方記者路透社漆德衛,向全世界發出了漢陽事件的新聞。

當時中美尚未建交。美國青年代表團出席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之後,有十多位美國青年來到中國,專程前往漢陽縣城,到漢陽一中進行實地調查訪問。

《胡適全集》第34卷,收錄有1957年9月8日他在美國寫下的日記,記錄了一則英文報紙的標題——10,000 See 3 Executed In China,編者注釋為:萬名中國人觀看三人被處決。

台灣國民黨當局跟著忙乎了好一陣子。他們以為大陸真的出現了“反共義士”,蔣介石親自題寫了匾額,以示褒獎紀念。

1959年4月的一天,在我們校園裏的大操場上,又一次舉行宣判大會,刑場同様在我們寢室後麵。1957年因漢陽事件被判處10年徒刑的數學老師鄒振距,這次加上越獄逃跑罪,也被處決了。

不知道是為什麽,刑場屢屢選定在這裏。策劃者們的目的,究竟是要讓青年學生們,一個個變得膽大,還是一個個變得膽小呢?

因漢陽事件蒙受不白之冤直接受到懲處的有70人之多,其中教職員22人,學生33人,縣直屬機關幹部14人,城關居民1人。數百名學生的學籍檔案內,裝進了參輿漢陽事件的卡片。除了被處決者外,這些老師和同學以及其他受牽連者,數十年間,家無寜日,禍及子女。當年漢陽一中受到株連的學生,背井離鄉者有之,改名換姓者亦有之。

漢陽事件本是初中三年級學生為提高升學率的一次自發行動,那時我已坐在高中一年級教室裏,與這個事件無涉,而且,在班主任嚴加看管之下,全班沒有參與罷課遊行,連出去看熱鬧的人也沒有。校園裏響過槍聲之後,一場紅色恐怖又席卷校園,我僅僅因為說了“我的心是肉做的”一句話,被批鬥過3次,以致兩年後高考升學無望。

我僥幸地離開了漢陽縣。我小心翼翼地走過來了。我在校時學校的正式名稱是湖北省漢陽一中。我填寫的各種履曆表,從來都是真實的,不過我表述為: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級學校。這様填寫,給人直觀感覺,或許不會馬上聯想到漢陽一中吧。

憑著這類小小的生存智慧,我幸運地避開了可怕的劫難。

遲到的公正:宣告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無罪

漢陽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最早發生的一大冤案。所有被告人沒有一個人認罪。在長達30個年頭裏,上訪上訴的當事人從未間斷。即使在政治高壓的年份,也有寫著“王建國是好人”的紙片悄然出現。甚至有受害學生秉筆直書,匿名向報社投稿,揭露某大報對漢陽事件的不實報導。然而,多少年來,在漢陽縣、在湖北省、以至在北京,沒有人敢於觸動這樁明明白白的冤案。被判刑10年的女教師胡斌,自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向地方到中央各級相關部門寫申訴信89件之多。所有接待上訪者的官員們都諱莫如深地說:這個案子,是中央定的,經過“禦批”的,沒法平反。

所幸,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之時,全力推進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早在1978年9月25日,他剛正直言:“落實幹部政策的根據是什麽?是事實,也就是幹部過去的實踐。判斷對幹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總之,對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觀事實,這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耀邦當年提出的“兩個不管”,可謂驚世駭俗之舉,展示了中國共産黨人的坦蕩胸懷,為中國當代沉冤昭雪鋪平了道路。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總書記任上,漢陽事件終於回到“事實”的天平上,從中央到地方啟動了法律程序,還蒙冤者以清白。

1986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度刑再字第7號刑事判決書全文如下:

原審被告人王建國,男,生於一九二四年,湖北省蘄春縣人,原

係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副校長。

原審被告人鍾毓文,男,生於一九二五年,湖北省漢陽縣人,原

係漢陽縣第一中學教員。

原審被告人楊煥堯,男,生於一八九二年,湖北省安陸縣人,原係漢陽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

上列原審被告人因現行反革命暴亂一案,經湖北省漢陽縣人民法院審理,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57)刑特字第8、9、10號刑事判決,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立即執行。王建國、鍾毓文不服,提出上訴。經湖北省孝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以(57)刑上字第113、114號刑事判決,維持原判,駁回上訴。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仍不服,提出申請覆核。經本院審核,於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以1957年度

刑複字第203號刑事判決,核準判決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立即執行。後同案原審被告人胡斌等不服,提出申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後於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報送本院審核。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此案進行了重新審理。本庭認為,原判決認定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為首策劃、組織和指揮漢陽縣第一中學的現行反革命暴亂的犯罪事實全部失實,原以現行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死刑不當,應依法糾正。特改判如下:

一、撤銷本院1957年度刑複字第203號刑事判決和湖北省漢陽縣

人民法院(57)刑特字第8、9、10號刑事判決以及湖北省孝感地區人

民法院(57)刑上字第113、114號刑事判決;

二、宣告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無罪。

這個判決書的全文告訴世人——王建國是無罪的。鍾毓文是無罪的。楊煥堯是無罪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判決回到了公正的天平上。

從此壓在漢陽人頭上的一塊巨石掀掉了,漢陽人心頭的陰影從此抹去了,漢陽人的尊嚴恢複了。

王建國的長女文佳原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一個什麽様的父親,看到這份判決書她寫道:“一個剝奪我父親生命的政治謊言,終於大白於天下了。我終於可以大膽地喊一聲:我愛我的父親!我終於可以大膽叫一聲:爸爸,我愛你!”

現在,我可以堂堂正正說自己是漢陽一中的學生,漢陽一中是我的母校。就在漢陽一中校慶之際,我應約為母校題詞:“愛我母校學生於1959年畢業於漢陽一中,從此以此學曆安身立命而無憾,是母校給我誌,給我識,給我膽。”

我說沒有遺憾,那是因為文學的懷抱接納了我。對於一個躊躇滿誌者來說,沒有經曆高等學府的熏陶,又怎麽能說沒有遺憾呢?

2004年夏天我回到母校探訪,年輕的校長方勇軍一行人,陪同我參觀校史室。我一眼就看見牆上有我的照片。一個曾經被漢陽一中遺棄的學生,今天回來了,回到一個全新的校園裏,回到恢複尊嚴的行列中,母校以此規格表示對我的認可,我當然激動得熱血奔湧。就在這一時刻,還沒等我好好激動一番,我又看見漢陽一中曆任領導人的欄目裏,一張既陌生又熟悉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啊,那是我在校時崇拜的王建國校長,那是曾經教導我們用知識武裝頭腦的先師。刹那間,眼淚奪眶而出,我趕緊轉移視線。當我的目光再次投向這張照片時,還是忍不住流淚。我隻好離開校史室,獨自站在走廊上,一任淚水流淌。

王校長這頓清白的照片,曆經了多少葳月多少風雨,才堂堂正正地掛在這麵莊嚴的牆壁上啊。在這張照片裏,又隠藏了多少尋覓和製作才得以複原的故事啊。

經曆了漢陽事件——

知道了批判語言的一般格式。知道了何謂上綱上線,上掛下聯。知道了人民的名義也有被盜用的時候。

知道了報紙上說的事情,也有很多內容並不真實。

知道了當假的被認定是真的時候,選擇隨聲附和,還是選擇沉默,其結果迥然不同。

知道了英雄的光芒,也可以在記者作家筆下杜撰出來。讓你永遠不知道的是,在某個場合你的表態,給你帶來是幸運還是不幸。

一個帶引號的左字之外

1986年1月2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下達判決書的第三天,中共湖北省委發出了《關於為‘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通知》,明確指出,“漢陽事件”是漢陽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自發地進行罷課鬧事的事件。原來認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沒有根據,是在左傾錯誤思想影響下造成的一起冤案,應予徹底平反。

同時指出,考慮這一冤案是在當時“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造成的,對具體辦案人員不宜再追究責任。

同時又指出,平反工作中,要嚴防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挑唆煽動,要通過對“漢陽事件”的平反,切實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促進和鞏固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當前要抓緊時間紮紮實實做好工作,現在不登報、廣播,在處理好善後工作後,視情況再作適當安排。

漢陽事件的的確確徹底平反了,在政治上沒有給任何人留下任何尾巴。

在平反那年,連年過半百的魏培祖老師,也如願以償地恢複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籍。

在經濟上的補償,也遵從了“適當從優”的原則,主要受害人或家屬,得到人民幣4000元、2000元或1000元的撫恤金。

但是這個公正來得太遅了。有人早已死在了監獄裏,有人盼不到這一天,絕望地自尋短路,當年被處以極刑者的親人再也找不到掩埋死難者的墳墓。

那些撫恤金或補助款,不是太多了,也不是太少了;而是無論多少,都不能買回受害者的生命或青春年華。

胡斌老師走進監獄時28歲,走出監獄時38歲,反革命帽子戴到48歲,隨後便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上訴曆程。等到徹底平反再回到漢陽一中,她已經超過退休年齡1年,象征性恢複工作1年,便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退休的通知。沒有人能夠賠償胡斌老師的青春。沒有人能夠賠償受害同學們的青春。

從平反工作開始,迄今已有20多年了,沒有出現任何“別有用心的人”製造的事端。所有得到平反的人們,如解倒懸,如沐天恩,感戴不盡,並無份外之求。很多人以為這個冤案永遠翻不過來,如今翻過來了,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沒有想到,被平反者或家屬,他們的要求非常之低,他們想到的是國家有困難。王建國之妻受其株連被劃為右派,兩個女兒無人照顧送外婆家寄養,外婆一大家人僅有14平方米住房。王建國大女兒楊文佳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楊煥堯遺孀曹素馨獨身一人,住武昌胭脂路公房,隻有7平方米,也是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被錯判的陳天順死於沙洋勞改農場,遺孀在漢口當小學教員,一家四代六口住17平方米,還是要求分給一室一廳住房。失去的是一條人命,要求得到的是一室一廳,沒有人提出補發長達29年的工資。

自1986年以來,人們在默默地等待著,將平反的消息大白於天下。但是,“視情況再作適當安排”的這椿事兒,不知道應該由誰來再作安排,所有當事人全都忘記了。

當年可是全國大報小報、紅頭文件、電台廣播、小冊子、畫報鋪天蓋地公諸於眾呀,當年可是境內境外海內海外弄得沸沸揚揚呀,那時沒有電視,可是有胡編亂造的新聞記録片《鐵證》在全國各地播放呀。當年的死刑判決書可是在一張大報上全文刊載了呀。

平反已經過去20多年了,沒有人向當年具體辦案人員追究責任,所有的責任都由一個“‘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全部包幹了,都由一個帶有引號的“左”字完全承擔了。到頭來,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誰也不是妖怪。

漢陽事件是一個無須任何人承擔責任的冤案。

我一直沒有弄明白,究竟是哪個環節出錯,以致釀成如此悲劇。

人們今天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曆史,也無意於追究什麽人的責任,隻是希望漢陽事件的曆史永遠不再重演,隻是希望所有的當事人,也包括一些受害很深亦害人不淺的受害人,都在道德的天平上,檢討自己。這樣做大約不會過分吧。

我研究了這段曆史,結論是發生漢陽事件不是偶然的,在當時的背景下,如果不在漢陽發生這個事件,也會在其他地方發生類似的事件。但是,造成漢陽事件這樣慘痛的結果,卻有著許多偶然的因素:一個決策人的一句話,可以斷送一條無辜的生命;一條不負責任的舉報線索,可以把一個人送上斷頭台;一份違心的檢討書,招來的是數年冤獄之苦。

一批新聞人參與了對無辜者的圍剿。他們道聽途說,捏造事實,公開報導,密送內參,製造了一係列的輿論假象,為決策者提供了錯誤的依據。今天,當然可以不去追究這些新聞人的責任,也從來沒有人追究過他們的責任,但追問一下他們的道德良知、職業操守可以不可以呢?

曆史無情地記錄了一些禍福相依的事實,很多人在政治高壓下違心地整治他人,舉報他人,誣陷他人,到頭來自己遝是難脫幹係,也被整得20多年不得翻身。

    當年有人出賣他人,也有人出賣自己,企圖通過假坦白獲得從寬處理,其結果是再想回到真實上來,就不那麽容易了,以致走上不歸路,

  從漢陽事件中撈到好處的當然大有人在,但是數十年來他們心靈受到了煎熬,就像那些冤魂時時刻刻纏繞著自己一樣,一位當年的主事人,麵對著漢陽事件複查組成員的調查,嚇得雙手哆哆嗦嗦,因為他清楚他當年扮演了什麽角色。

    也有人寧願身受躉刑,卻不願出賣自己的良心。

    當年也不是沒有人敢於出麵秉公直雷,也不是沒有人站出來維護法律的尊嚴,但是未能阻止那股執意快辦快殺的勢力,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殃及子女,今天,曆史證明這些人是光明磊落的,是無私無畏的,是真正的人,一位複查組人士說得好:我們不追究責任,不等於不分是非。

    複查組的領導人張思卿說得好:不追究個人責任是回事,但經驗教訓要搞清楚。

    我們隻是需要理性的懺悔。

    讓每個人都明白,從今往後,一雷一行,務必對曆史負責,對自己負責。

    在漢陽事件中——

    你說過什麽?

    你做過什麽?

    結果是什麽?

    今天麵對昨天,有愧還是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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