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顧維鈞的幸與不幸
—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
我在不同場合曾引用顧維鈞的話：國家是不能玉碎的。此語來自《顧維鈞回憶錄》。這部自述較之一般回憶錄都客觀、冷靜而翔實。大部分涉及民國時期的外交，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珍貴參考資料。多年前我曾撰長文略述本人閱讀心得。現在著重介紹他關於外交的一些觀點，兼及可能從事與列強進行重要談判的中國代表應有的訓練。這是他根據豐富的實踐總結出來的，既有當時的針對性，對後世也有普遍意義。
外交工作原則：從《回憶錄》分散的敘述中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必須非常敏銳，注意每一個細節，看看有否隱藏的含義，遇事決不能想當然，不能僅看表麵。必須非常謹慎，仔細觀察，小心從事，並永遠瞻前顧後，有進有退。”
此話所針對的主要事例是，1919年凡爾賽會議期間，正當中國竭力要求對山東問題做出保留，明確表示如達不到一定程度的滿意就不得不拒絕簽字時，中國代表團卻應會議秘書長的要求，先把代表的私人印章交了出去。要求代表交印章的理由是為了在最後儀式時節省時間，而交出印章的行動造成中國代表已決定簽字的印象，當時的負責人卻沒有考慮到。
2）需要知己知彼。“必須估計對方及自身的實力”。“中國大多數軍人，尤其是軍閥，隻想了解其對手及可能的敵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點，結果造成毫無根據的希望和野心”。換句話說，往往不自量力，在外交上提出過高的目標。
3）“在外交上不能使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那就無法達成協議……‘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為口號，那是永遠成功不了的，那樣隻能把談判搞糟”。
4）“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
3）、4）兩點所針對的情況，一是北洋政府時期南方代表曾自行其是，單獨與外國簽約，更主要是當時的群眾運動動輒以“人民外交”的名義對外交代表施壓。顧說：“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在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比較突出的例子是，1919年巴黎和會時，中國各種勢力都擁到巴黎“觀戰”，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提出激進的要求，對中國代表團施壓，幹擾談判工作。
關於“人民外交”，筆者一向認為應該慎言，不如代以“民間交往”比較確切。“外交”基本上是指國家間關係，此中錯綜複雜，縱橫捭闔，專業性很強，而且談判過程在沒有結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參與，憑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詮釋，提出各種“見解”和口號，越是煽動性強越容易博得擁護，誤導群眾，形成壓力。在顧維鈞時代已經會“產生災難性後果”，在自媒體的今天可能放大不知多少倍。當然不是說外交決策者應當獨斷專行，相反，正如顧維鈞所提，必須“知己知彼”，也就是必須重視真實的資訊，依據客觀情況而不是主觀願望，有足夠的雅量，集思廣益，做出判斷。而外交從業者也如顧所說，應隻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發言表態，考慮的是對外影響，而不是討好國內。如果做不到據理力爭，至少有對決策者全麵匯報真實情況的勇氣。
5）“在會議外交中，一個外交家必須時時注意會議講壇，尤其是世界報刊所代表的輿論。因此老派人士躲避報紙和輿論是大錯而特錯。”顧比較了各國外交官的訓練，認為英、法、荷蘭等最好，美國略差，但正在努力發展並保留職業外交人員（按：現在美國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日本外交官受到嚴格的管理，必須在外務省和軍部之間抗衡，有時過於小心謹慎，不過也正在從傳統向現代的風格轉變，在與各國交往上發揮更大的影響。
外交使節聯名呼籲國內團結
不幸，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內部紛爭不已，國力孱弱，領導渙散。在此情況下，外交受到國內處處掣肘。發生過駐外使節聯名呼籲國內停止內爭之奇事。
那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調查團到中國東北調查，形成《李頓報告》，提交在日內瓦的“國聯”討論。中國外交代表顏惠慶、郭泰祺、顧維鈞三人與會，同心協力，力爭國際同情中國譴責日本。顧又發揮辯才，舌戰日本代表鬆岡洋右，獲得不少支持。然而當時國內形勢雖然號稱南京政府統一中國，實際四分五裂：四川劉湘和劉文輝叔侄內戰，山東韓複榘與劉珍年軍事對抗，北京有帝製複辟運動，還有“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等等。日本乘機大做文章說，不知道中國政府在哪裏，誰是領導。使“將在外”處境尷尬。於是三位中國代表聯名於1932年10月發回電報，呼籲國內各方停止內爭，加強團結，否則他們在外雖據理爭辯“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緊接著，根據外交部建議，中國駐外使節又聯名通電內戰各方首領，呼籲停戰息爭。措辭更為強烈，其中有“中國內哄不已，友我者歎息，忌我者訕笑。”“國將不國，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愛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語。
他們的外交活動確實有了積極的效果，最後結果相當有利於我國。但是東北抗日鬥爭節節敗退，國土一片片淪喪。而他們收到的國內指示卻叫他們予以否認，致使顧自己感到“台上說得天花亂墜，而台下發生的事實卻完全相反”，無法取信於人。
在這種情況下，顏、郭、顧三人聯名辭職，說是“心餘力絀，應付乏術”，要求政府“另委賢能接充”。當然這一辭職是不會被批準的。幾位代表隻好繼續“鞠躬盡瘁”。但是如他們辭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經看透中國政府“勇於內戰，無意對外”，無所顧忌，卒至大舉侵略。誠如顧所預言，“曆時十七個月之外交努力亦將完全付之流水”。僅此一例，可見當時內政對外交掣肘之一斑。當然絕不止此一例。
至於顧最後10年的駐美大使經曆，中心任務就是爭取美國援助國民黨打內戰。為此他以自己的外交長才，使出渾身解數，除到處演講宣傳外，還對美國各黨各派各部門的內部分歧了若指掌，甚至為親蔣國會議員起草發言稿，以及代國會議員提出援華法案中有關段落的措辭，等等，做到了任何外交官都做不到的事。
即便如此，蔣還沒有給予充分信任，曾認為他爭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為專門談判美援的全權代表，以至於顧以一國不能有兩個全權代表為由提出辭職（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而作罷）；還有一段時期蔣下野，李宗仁“代總統”，而實權仍在蔣手中，使“大使”不知聽命於誰，因此他常有“一國三公”之歎。他宵衣旰食，殫思極慮，客觀上卻是為黨派政治服務，正好違背了自己提出的外交原則：“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而且大勢已去，他從代表全中國退縮到代表“偏安”一島的政權。才自清明誌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結論
唐德剛先生著作中說中國一共有兩個半外交家，顧維鈞算半個。竊意以為此說不公。顧維鈞無論如何當得起一個外交家，而且是傑出的外交家。每一個人都有時代的局限性，處百年動蕩的中國而涉足政界的知識分子，更難掌握自己的命運，顧維鈞也不例外。顧維鈞的職業生涯有他的幸與不幸。他本人的愛國心、學識和忠於職守都是沒有疑義的。若論個人名位和際遇，他少年得誌，起點很高，沒有中國多數知識分子“懷才不遇”之歎。他前期服務的北洋政府，領導很弱，隻顧內部爭鬥，在外交上對他倚重有加，幹預較少，因此他反而比一般的外交官有更多的發言權、裁量權，發揮餘地較大，應算得幸運。在漫長的歲月中，他既有經過艱苦努力，為中國爭得權益的業績，也有不得不經曆的屈辱外交。他見證了民國初創到衰敗的全過程，經曆了多次“城頭變幻大王旗”，還有兩次世界大戰。他麵對無法抗拒的內外勢力，與列強周旋，善於提出在當時客觀條件下對中國最有利的方案，有時強硬，有時妥協，一般說來審時度勢，進退有據。其特點是知己知彼，重實際而不憑意氣，在內憂外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另一方麵，畢竟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顧維鈞所處的是一個動蕩不安，支離破碎的中國，大多數情況下事與願違。他自己提出的原則並不能完全實施。以真正為國為民成就的事業計，他的才能和心計多半空拋。
外交官本來就位高而權不重，基本上是奉命行事。顧作為外交界幾朝元老，憑的是自己的專業才能，而並未依附個人，很多次在重大事件中，勇於向上力陳己見，有自己的個性。在近代中國踉踉蹌蹌走向世界，由弱轉強的過程中，高級外交官不知凡幾，後來者所處世勢、國勢已今非昔比，但是像顧維鈞那樣不僅是執行者，尚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在外交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帶有顧氏印記的遺產者，應屬鳳毛麟角。
（2018年）
資中筠先生最新自選集《夕照漫筆》上下卷，收入其2013-2022年間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講座整理稿、訪談記錄。全書共兩卷、八輯，涉及學術思考、公共話題、私人生活等各個方麵。上卷四輯為文化教育、公益與社會改良、閑情與雜感、訪談錄，下卷四輯為曆史與救國、世界觀察、思故人、音樂家園。本文選自下卷第一輯，"曆史與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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