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複談中蘇大論戰：“左”與“極左”的較量
摘自《閻明複回憶錄》，閻明複著
1998年4月6日至8日，由我牽頭，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鎮民福商務中心組織舉辦了“關於20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問題的討論會”。會議參加者多是當年大論戰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其中有外交部、中聯部的原領導和資深外交官，有當年給毛主席等中央領導長期做俄語翻譯的老同誌；還有來自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長期研究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和中蘇關係史的學者。
這次會議實際是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關於“中蘇分裂的由來和發展”討論會的繼續，那次會議的宗旨是弄清曆史事實，從曆史和現實的角度對大論戰進行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並試圖回答江澤民主席提出的在中蘇關係破裂方麵“中國有什麽責任”這一重要問題，所以那一次討論會側重點放在中國方麵。
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是：關於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討論涉及大論戰的實質、內容、後果，特別是我黨當時發表的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等重要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
經過討論，與會者在大多數問題上取得了共識，但在某些問題上還存在不同意見和看法。
一、關於研究大論戰的指導思想
與會者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盡管沒有就對外政策，其中包括對中蘇關係做正式決議，但是，鄧小平在內部談話和在《鄧小平文選》中，總結了中蘇“大論戰”的教訓，提出了一係列精辟論斷和“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處理兄弟黨關係的重要方針：“多做實事，少說空話”、“不搞意識形態爭論”、“永不做中心”、“永不當頭”、新的黨際關係原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這些論斷是我們研究中蘇大論戰曆史的指導思想。
二、對大論戰總的評價
與會者一致的看法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大論戰實際上是一場“空對空”、“左對左”的論戰。由於這場論戰是在兩個最大的執政黨之間進行的，所以帶來的消極後果無論對中蘇兩國來說，還是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都是非常嚴重的，而且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消除。大論戰是曆史悲劇，從總體上應該否定。
1.論戰的大前提錯了
與會者認為，現在研究中蘇大論戰不能停留在具體分析誰對誰錯或者誰對多少和誰錯多少的問題上，因為論戰的大前提就錯了。大前提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大家認為，當時共產國際已解散了二十年，各國黨麵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製定出為各國黨所接受和遵循的“總路線”。但是中蘇雙方卻爭相為國際共運製定“總路線”，這完全脫離了客觀實際。
（2）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中國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共同規律”，實際上是強化斯大林模式，後來發展到“文化大革命”，說明中國並沒有找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赫魯曉夫上台後，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總體上還是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內的小打小鬧。有的同誌說，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認識和運用價值規律，中蘇當時在這個問題上都沒有也不可能突破傳統的框架。實際上，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麵，中蘇當時都處在探索的過程中，但是雙方都自認為掌握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並要求其他黨也遵循這些規律，這不能不引起衝突。
（3）從大論戰的背景來看，大論戰是在中國內外政策“左”傾，最後發展到極左的背景下發生的。蘇聯提出二十年內趕上美國，在國內建成共產主義，實際上是超越曆史發展階段，也是“左”。從總體上來說，赫魯曉夫是“左”，不是右。大論戰實際上是以中國的“極左”反對赫魯曉夫的“左”。
（4）大論戰的立論是蘇聯變修了，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從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在並沒有弄清什麽是“修正主義”的情況下，就給蘇聯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並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這就從根本上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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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篇評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觀點做了教條主義的理解，同時又把一些錯誤的東西附加給馬克思主義。
與會者指出，研究大論戰和係列評論如果從本本出發，還會得出基本肯定的結論，因為這九篇評論中的許多論據都是引用老祖宗的話。但如果從實際出發，聯係當時的實際和我們現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實際，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當年，老祖宗那麽講並沒有錯，他們是針對當時特定的曆史情況得出的結論。這九篇評論的問題在於，麵臨的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對這些情況很不了解，卻又照搬、套用老祖宗很多年前說的話，因此形成了很多教條和僵化的東西。有的同誌說，我們當時對很多問題的認識還停留在戰爭年代，相比之下，蘇聯領導人由於他們的社會處於更高的發展階段，對許多問題倒“有點先知先覺”，例如，他們當時多少看到了戰後資本主義發生了某些變化，提出要緩和蘇聯同西方的關係，把重點轉移到同西方的“和平競賽”上來，同時還提出國內需要改革，等等。當然，赫魯曉夫要其他黨也配合他們的對外政策，那是另一方麵的問題。
與會者還指出，這九篇評論文字漂亮，氣勢磅礴，但是文風也有問題，很多地方不嚴肅、不實事求是。那種搞“言論對照”以及攻擊一點，不及其餘和無限上綱等做法，到了“文革”時期就風靡全國了。
這九篇評論中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之外，還有給馬克思主義附加的東西。例如，強調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是階級矛盾，認為物質利益、利潤原則以及引進外資等，都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複辟的表現，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開展反修防修鬥爭，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從實踐中錯誤地總結出來的東西，並把它附加在馬克思主義之上。
3.大論戰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與會者一致認為，大論戰實際上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論、輿論和政治準備。就中國國內而言，大論戰是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為指導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並且已經在國內開展了以“防修”為目的的城鄉社教運動的背景下發生的。當時提出“反修防修”的口號，國外要反修，國內要防修。大論戰和社教是“反修防修”戰略的兩個重要步驟。“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形成和係統化是由兩個因素促成的：第一個因素是國內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條”。這一文件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個重要概念。與此同時，毛主席反複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警惕中國的赫魯曉夫睡在我們身邊”。第二個因素是《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中提出的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十五條。這十五條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所以，考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同中蘇大論戰結合起來看。國際反修一搞中蘇大論戰，國內防修就搞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者如同兩個輪子，相互配合，把中國最後帶入十年浩劫，全國上下到處抓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因此，有的同誌指出，不能肯定這九篇評論，因為肯定這些評論的邏輯結論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
4.中蘇大論戰的實質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
與會者指出，毛主席壓根兒看不起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逝世以後，他是國際共運的當然領袖。因此，“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第三個裏程碑”等提法就出現了。由於蘇共“變修”，蘇聯“變質”，那麽領導共運的責任當然曆史地落在了中共身上。所以，1967年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社論公開宣布“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中國”。中蘇大論戰形式上是意識形態論戰，實際上是爭奪共運領導權的政治鬥爭。中國企圖通過意識形態鬥爭手段，剝奪蘇共“馬克思主義正統”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從而摧毀它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在這場論戰中，雙方都力圖把對方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下台。
但是，個別同誌認為，關於中國試圖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說法，根據還不充分。
5.就大論戰本身而言，中國方麵的錯誤更多，責任更大
大家認為，中蘇關係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國家與國家、黨與黨的關係；二是意識形態的爭論。
在第一個問題上，中國反對蘇聯的大國霸權主義、大黨主義，為維護國家主權進行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這是對的，不能一風吹。就中蘇從同盟走向分裂的全過程來看，蘇聯是矛盾的主要方麵，應負主要責任。
在意識形態爭論方麵，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國在大論戰中堅持的論點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極左來反“左”，因此錯誤更多，責任更大，難辭其咎。有的同誌說，大論戰是中國方麵挑起的，每次升級也是中國方麵主動的，蘇聯在大論戰中是被動的。但是也有的同誌認為，大論戰更多的是蘇聯主動挑起的。
中國的責任還表現在，一方麵反對蘇聯的大黨主義，另一方麵自己又搞大黨主義；一方麵反對蘇聯作為“中心”，另一方麵自己又企圖當“中心”。在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國家中，搞以我劃線，強加於人，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黨一律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結果，一時間世界絕大多數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都變成了“修正主義”；對於讚成自己觀點的黨統統戴上“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桂冠，也不管這些黨在國內執行什麽樣的路線和政策，有沒有群眾基礎。
6.大論戰的消極後果嚴重
與會者一致認為，中蘇大論戰的消極後果非常嚴重，而且負麵影響是多方麵的：
（1）從中國方麵來說，大論戰害人害己，以害己更重。在國內，一是發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準備戰爭，搞大三線建設，把原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完全打亂。在國際上導致“三鬥一多”，四麵樹敵，處境孤立，為了同蘇聯爭奪影響，對第三世界進行超過國力的援助。
（2）在第三世界，以蘇劃線，同蘇聯互相爭奪影響力，其結果給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民主國家的反帝鬥爭造成許多困難。
（3）在蘇聯廣大黨員和群眾中，我們的係列評論得到的不是積極反響，而更多的是反感。但是我們卻錯誤估計形勢，認為赫魯曉夫下台是我們批倒的。大論戰使中蘇關係惡化進一步升級，最後走向徹底決裂和全麵對抗。
（4）大論戰使各國黨陷入分裂，國際共運進入低潮。中國支持的左派黨大部分都沒有站住腳。
7.關於大論戰的積極意義
一些同誌認為，盡管大論戰從總體上應該否定，但是也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主要是：
（1）使中國徹底擺脫了蘇聯的控製；（2）打破了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一統天下，使各國黨能夠獨立思考，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從此開始了社會主義多元化發展的新時代；（3）促進世界格局的多元化發展趨勢，為中國謀求獨立於蘇、美之外的國際戰略地位的努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另一些同誌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大論戰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上麵所說的所謂“積極意義”是歪打正著。他們認為，為了擺脫蘇聯的控製，推動社會主義的多元化發展，調整同東西方的關係，完全可以選擇別的方式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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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大論戰中爭論的幾個重要理論問題
1關於“時代”問題
時代的理論是其他理論產生的根源。當時，中國堅持認為，現時代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時代的基本內容仍然是戰爭與革命。蘇聯認為，現時代是“以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為主要內容的時代，是兩個對立體係鬥爭的時代”，盡管也強調革命，但同時強調決定時代內容和發展方向的已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世界社會主義體係和其他和平民主力量。
與會者認為，中國的觀點還是20世紀初的觀點。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都沒充分看到戰後時代的新變化，沒有及時看到“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悄然到來，而中國的認識離實際相差得更遠。20世紀上半葉，時代的特征是戰爭與革命，下半葉時代的特征是和平與發展。進入20世紀後半葉，首先是資本主義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際化發展趨勢，已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調整，使無產階級革命失去了經濟和社會基礎，資本主義國家已不存在革命形勢。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基本特征的許多觀點，如不平衡規律必然導致戰爭，關於“腐朽”和“垂死”的論點等，都已過時。第二，新技術革命推動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帝國主義可以不必通過戰爭而通過其他手段獲取高額利潤；此外核武器以及新的交通和通訊手段的出現，對戰爭的可能性和國際關係的發展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三，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互關係來看，朝鮮戰爭打了個平手，決定兩種不同社會製度隻能選擇和平共處和和平競爭的道路。第四，在社會主義世界內部，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逐漸暴露，潛力愈來愈小，客觀需要集中力量於內部的改革和發展。
2.關於世界戰爭與“和平共處”問題
在世界大戰問題上，中蘇原來觀點是一致的，即都認為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盡管雙方都還堅持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不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等傳統觀點。但是在同蘇聯的論戰中，我們愈來愈強調戰爭的危險性。到了1965年，把戰爭的可能性變成現實的危險性，甚至提出希望大打、早打、打核戰爭，打完了再建設。“文革”期間提出戰爭已迫在眉睫，“燕子低飛”，“山雨欲來風滿樓”，實行“深挖洞，廣積糧”，使整個國家都轉到備戰的軌道上來。沒有戰爭危險，卻在全力準備戰爭，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非常有害。
關於“和平共處”，中國在蘇共二十大以前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還強調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要實行和平共處。但是，我們在批判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的時候，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味強調不要怕同帝國主義關係的緊張，不要怕戰爭，說什麽對帝國主義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問題，甚至說即使世界上死了一半人，也照樣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建設美好的未來，等等。類似的“好戰言論”違背民心，授人以柄，使中國丟掉了和平的旗幟。
3.關於“和平過渡”問題
現在回過頭來看，和平過渡在當時並不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就此大做文章。實際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也講向社會主義過渡有兩種形式。關於“和平過渡”問題，赫魯曉夫說，“完全可以設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而且這些形式的實現，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與國內戰爭聯係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可能通過議會道路向社會主義過渡”。其實，赫魯曉夫提出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他的“和平共處”總路線，適應緩和同西方關係的需要。我們批判說，“和平過渡”沒有先例，也沒有現實的可能性，這是對的。但是，我們反對赫魯曉夫“和平過渡”的提法，實際上是要強調實行暴力革命。中國當時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知之甚少，隻是從自己經驗出發，強調武裝奪取政權是普遍的必由之路。我們一方麵批判“和平過渡”主張，另一方麵卻完全否定議會鬥爭，甚至不顧客觀條件支持和鼓勵一些國家的“左派”搞武裝鬥爭，其中有些實際是恐怖活動。後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鼓吹“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這一完全脫離實際的戰略思想正是在撰寫九篇評論的過程中形成和提出的。
4.關於斯大林問題
這個問題討論得比較多，主要有以下一些觀點：
（1）毛主席有一個問題看對了，就是斯大林這麵旗子不能倒，斯大林這麵旗子倒了就會出問題。另一方麵，當初我們對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肯定的，認為這是揭開蓋子，解放了思想。但是，我們後來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似乎斯大林問題是觸不得的，實際上是“全盤肯定”斯大林。毛主席是從更“左”的方麵去總結斯大林的教訓，認為斯大林錯誤在於過早宣布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沒有搞好階級鬥爭，所以才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對於蘇共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我們起初也是肯定的，但是後來卻認為，蘇共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違背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相互關係的學說”。與此同時，中國把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2）認為赫魯曉夫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隻是局限於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作風和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但是對於斯大林的內外政策、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製和與此相適應的理論體係，基本上繼承下來了，他的改革隻是個別和局部的。有的同誌說，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沒有否定到點子上，中國“肯定”斯大林也沒有肯定到點子上。
（3）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產生的消極影響是次要的，積極影響是主要的。過了四十年再回過頭來看，當時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動蕩已經過去，而所產生的解放思想的意義是深遠的，直到現在還繼續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出現停滯和僵化是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的。現在，為了探討蘇聯解體的深層原因，重新振興社會主義，必須對斯大林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5.關於“全民國家”和“全民黨”
我們當時把這概括為“兩全”，認為這是蘇共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政黨學的背叛，並上綱說，“全民國家”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對廣大蘇聯人民實行“專政”的國家；“全民黨”就是要根本改變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把馬列主義的黨改造成為修正主義的黨。“全民國家”和“全民黨”是赫魯曉夫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蘇共二十二大的綱領要在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既然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階級差別，國家和政黨都要消亡，那麽怎麽辦？於是赫魯曉夫就別出心裁，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為了建設共產主義已經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轉變為全民國家”；“作為工人階級政黨而產生的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成為全體人民的黨”。所以說，“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隻不過是赫魯曉夫超階段理論的組成部分，實質上不是右，而是“左”的路線的產物。我們的批判是文不對題。有的同誌說，蘇共力圖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和創新，這是積極的，應該肯定，盡管有時提出的理論觀點不完善，甚至有錯誤。但我們的出發點不對，是從“左”的和教條主義的角度去批判，結果導致自己走得更“左”，堵死了自己在這些問題上進行反思和探索的道路。
四、應該吸取的教訓
與會者提出，關於中蘇大論戰，不僅要給後人留下一個真實的曆史，而且要從中得到啟示，吸取教訓。關於大論戰的教訓和啟示，大家談了很多，這裏隻介紹以下三點：
1.不要當“中心”，不要以自己的經驗去衡量別人
世界非常複雜，而且是千變萬化的。世界各國的事情隻能由各國的黨和人民自己去管，企圖當頭，扛大旗或當“中心”，都是不允許和不會成功的。中國現在沒有資格這樣做，將來強大了，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也不能這樣做。此外，也不要用本國的經驗去衡量別的黨和國家的是非。任何一個黨在本國實踐中獲得成功的理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誇大它的普遍意義。
2.任何時候都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自居
堅持“正統”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完全是兩回事。自從馬克思主義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如何理解的問題，隨之就產生了所謂“正統”的誤區，希望把馬克思主義定於一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使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解決實際問題，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者的使命就在於打破“正統”。中國革命就是打破十月革命的“正統”，才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思想也是打破斯大林理論“正統”，才形成發展起來的。但是，盡管實踐中這樣做了，而理論上沒有相應的結論。在大論戰中，中蘇雙方都爭做“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曆史實踐證明，“正統”實際上意味著“左”傾和固守教條；以“正統”自居，其結果遲早要自食思想僵化和停滯不前的苦果。
3.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處理好同資本主義的關係
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是在經濟和文化方麵比資本主義落後的基礎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盡管經過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仍然同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現實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係而言，不是誰戰勝誰、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能否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其中包括學習資本主義一切先進的東西，以便迎頭趕上的問題。隻有這樣認識和這樣做，才有可能處理好同資本主義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問題。
這樣的研討會實際組織了兩次。專家們的種種觀點和結論，我們上呈了中央。2009年11月，受江澤民、曾慶紅之邀，在中南海第二會議室，我和李靜傑、張德廣、李鳳林，用了三天的時間，向他們陳述了中蘇關係變遷的過程，並形成了文字檔案資料。
（摘自《閻明複回憶錄》，閻明複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138.00元。題目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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