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父親的戰友
作者：馬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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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親的戰友資格很老，官兒不大
看到父親文革中寫的一些交代材料，感覺父親身邊的幾個戰友資格很老，官卻不大，都比較受壓，不官運亨通。
什麽原因呢？
百思不解。
比如馬載，原十分區地委書記，1926年入黨，黃埔四期學員，跟林彪是同學，解放前曾任熱河省委副書記，解放後卻去石油部當基建司司長，以後又調到四川石油學院當院長，級別一直原地不動。
還有侯薪，1926年的黨員，解放前當過中共保定市委書記、唐山市委書記，可解放後僅任商業部人事局長，離休前隻是中國科學院學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辦公室主任。
抗戰初期侯薪曾任阜平縣縣長、縣委書記，而同期擔任此職務的王平，1930年才入黨，解放後卻授銜上將，總後政委，兩人有天壤之別。
還有張平之，父親的好友，深澤老鄉，也是1926年的老黨員，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交通銀行總經理，建設銀行總行副行長，以後一直原地不動。
另外，父親有位在南京工作的好友齊健秋，是1928年的老黨員，河北蠡縣人。
抗戰初期做過張仲瀚部隊的政治部主任，解放後在江蘇省教育廳和省科委當領導，可能因為屬於知識分子幹部，一直受壓，最後也就是廳局級幹部。
這些老幹部為黨工作多年，忠心耿耿，卻始終不被信任和重用，甚至被打壓，如1927年老黨員何朗明。
閑暇，我常常琢磨這個問題。估計有山頭原因，實力原因，還有政策原因。
據中共河北黨史有關資料記載：河北在大革命初期就有了黨組織。
1921年3月，鄧中夏受李大釗的派遣，來到保定直隸高等師範學堂，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了共青團組織。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後，中共北方黨組織又派遣鄧中夏、何孟雄到保定從事建黨活動。
1922年冬，保定已有共產黨員。1923年8月在安平縣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924年，河北建有中共黨支部13個。1925年已增到49個黨支部，中共保定支部也在這年成立，書記先後是史文彬、張廷瑞、張福堂。1926年河北增加到124個黨支部。深澤縣支部就是1926年4月建立的。
書記是王子益。可以說，保定地區是中共早期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到1927年8月，順直省委所屬共產黨員（包括北京、天津）已有2，600多名。不過，這些20年代的河北老黨員解放後全部默默無聞，沒有當太大的官。
原因肯定與黨內派係有關。由於黨內派係錯綜複雜。以井岡山的毛澤東勢力最大。
北方局的曆任領導李大釗、王荷波、賀昌、孔原、高文華、劉少奇等的人脈勢力根本無法與毛的中央紅軍嫡係隊伍相抗衡。
北方局下屬河北省委的幹部自然不是嫡係，不可能擔任重要職務。保定地區的幹部雖然資格老卻進不了核心，這是黨內派係，山頭的原因。
還有一個實力原因。在北方局領導下的黨員均從事地下工作，知識分子居多（當時高小文化就算知識分子，河北較富裕，有小學文化的很多），赤手空拳，不帶兵打仗。
他們沒有隊伍，沒有槍杆子，在黨內缺少實力。而紅軍幹部掌握槍杆子，握有部隊，實力雄厚，在黨內的話語權肯定高於白區幹部。
奪取政權後，各省市主要領導當然要被紅軍幹部所掌握。
但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也是卓有成績的。可以說，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順利創立與河北省20年代就有黨組織大有關係。
由於有黨的早期影響，才能迅速建成了一個那麽生氣勃勃的，全國首屈一指的根據地，被毛澤東讚譽為“模範根據地”。
這其中早期黨組織和老黨員的功績顯而易見。可晉察冀的這些做地方工作的老同誌，除去中途變節退伍的外，多數後來卻不同程度遭到貶抑，這裏就有政策原因。
據知情者披露，毛澤東曾對白區幹部有“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
解放後的曆史證明，這一政策被廣泛地執行。
比如侯薪解放前當過中共保定市委書記，解放後再也當不了保定市委書記。
北方局老領導劉少奇、彭真自然會盡量減少這一幹部政策的消極作用，可對一批20年代的河北老黨員的命運仍然還是發生了影響。
由於極左意識盛行，倘若北方局下屬的同誌再被捕過，那就雪上加霜，命運更加坎坷。文件上固然沒明講，但很多領導心目中都認為凡被捕過，活著出來的人都有叛徒嫌疑，必須提防。
原十分區司令員朱占魁的遭遇就非常典型。他1941年11月被俘後，關進石家莊，後押到北平。在從北平押往保定時，冒險跳火車逃跑成功。
回來曾當麵向聶榮臻司令員陳述逃跑經過，卻不被信任。送到延安長時間審查，為此朱占魁憤而以死抗爭，投崖自殺。跌傷後被搶救過來。
為顧及影響，給他安排個沒有實權的副旅長幹。
多年後，旅日學者薩蘇在查閱日文史料中，發現當年朱占魁的確是“跳火車”逃回來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著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詳細記述了朱占魁跳車逃跑的過程。並承認“要讓堅強的共產黨員變節背叛，是很難辦到的。”
解放戰爭中，朱占魁在戰鬥中再次被國民黨俘獲並變節，後又率部起義投誠。國民黨有關文件寫道“由這件事我們可以深深體認，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其本質總是難以改變的。
這是血淋淋的事實，可作為我們反共鬥爭中慘痛的教訓。”這兩段史料足以證明：朱占魁在日本兵和國民黨眼裏，始終是不肯背叛共產黨的一條漢子。
然而解放後卻判處他無期徒刑。1975年被特赦，坐牢24年，恢複投誠人員身份。
馬載、侯薪估計也是由於多次坐牢，而一直難以獲得信用。
二、父親身邊有多個戰友不幸挨整
感覺父親非常膽小怕事，在官場上安於現狀，不求上進。估計他是被黨內鬥爭的殘酷性給震懾住了。根據他履曆表上填寫的證明人，很順利地找到一些他的老戰友的姓名，可其中很多都遭到了整肅，這似乎驗證了自己的猜測。
1）張明（1905—1938）
母親的好友原冀中婦救會主任趙亞平的丈夫、朝鮮人張明的遭遇，父親肯定多多少少會知道。
因為張明1932年初到保定二師任教，在保屬特委領導下工作，而父親也隸屬於保屬特委（這年被派遣到涿縣籌建縣委）。當時地下黨員寥寥無幾，他們很可能有過接觸。誰曾料到這位參加過廣州起義、海陸豐起義的朝鮮同誌，去延安後不久即被當成日本特務秘密處決。
張明1905年出生在朝鮮平安北道，14歲來到中國。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參加了廣州起義，後又到海陸豐和彭湃一起領導農民運動。1929年定居北平，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
1932年來保定二師工作。8月，保屬特委書記黎亞克向河北省委發出了《保定特委部署蠡縣、高陽遊擊戰爭致省委的報告》，肯定了這個帶有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的報告。張明卻表示了不同意見。
為此，河北省委嚴厲批評了張明：“反對武裝起義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張明不服，獨自去北平向上級黨組織申述了自己的意見，闡明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搞武裝暴動將會造成嚴重後果。
但他的意見又遭到上級黨組織的否定。
在得知高蠡暴動失敗，犧牲了數十名同誌後，張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黨組織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並聯合25位持相同觀點的黨員一道聯名寫了份意見信。
然而上級領導卻據此認為張明是右傾分子，正在走上托派的道路，對他產生懷疑和排擠。
後因叛徒告密，張明被捕入獄，受盡折磨，出獄後仍積極為黨工作。
1936年，張明成為朝鮮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鮮勞動黨駐陝北蘇區代表。由於他明確反對高蠡暴動，又兩次被捕，曾在日本監獄關過，被某些領導懷疑是托派分子、日本特務，1938年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對張明進行了審查，後經康生批示秘密處決。
直到1983年中央組織部才給張明平反昭雪。
張明在延安失蹤後，其妻趙亞平很快就被撤銷了冀中婦救會主任的職務，被調到《晉察冀日報》做編輯。解放後當過婦女幹部學校的副校長。
趙亞平與父母的關係異常密切，是母親能夠推心置腹說話的摯友。60年代，她家與我家離得很近，走路10分鍾。幾乎天天都要串門。
2）賈振峰（1909—1939）
父親的履曆表上記載，在1932年1月到9月期間父親曾在河北涿縣鄉村師範教書，作為保屬特派員從事地下工作。證明人是賈振峰。
根據《保定人物誌》介紹：賈振峰是深澤縣小賈莊村人。1927年參加中共，曾任中共保屬特委書記，參加和領導過高蠡暴動。失敗後躲避起來，最後轉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委書記，後被捕關押在南京蘇州監獄。第二次國共合作後被釋放，輾轉來到延安。1938年4月，由陝北公學介紹到山東工作，任中共山東分局抗日軍政幹校教務主任。1939年上半年被中共山東分局的保衛部門定為托派逮捕處決。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深澤老鄉，老幹部武光特寫詩紀念：《悼賈振峰同誌》
抗戰方酣殺敵忙，生死關頭宜自強；
霹靂大禍從天降，有人誣爾為托幫。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敵手係內戕，
絕世奇冤終平反，遺恨長存永難忘。
3）楊英（1906—1994）、王鬱文（1919—1976）
楊英是父親在十分區的老領導，原地委宣傳部長、副書記。解放後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長。
1954年，隨著高饒事件被揭露，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火青指控楊英和市委常委、市委工業部長馮文彬暗中勾結，進行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團結。
經中共中央批準，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銷了馮文彬、楊英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馮文彬由6級降為8級，楊英由8級降為13級。市委並將這個決定在全市黨內傳達。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又將天津市委對馮楊的處理報告批轉全國黨內傳閱。楊英隨即被下放到天津東郊的雙橋農場當副場長。在天津黨史上這被稱為“馮楊事件”。說他們進行反黨宗派活動。
馮楊被處理後，下麵又倒了一批幹部，其中就有父親的搭檔，老戰友王鬱文。1942年9月父親任十分區第一聯合縣縣長時，王鬱文任縣委書記。
當時他的名字叫王達，河北省安平縣張莊村人，1937年參加中共。有關王鬱文的事跡在網上可以找到。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區委書記、和平區委書記。
在戰爭年代，此人非常勇敢，被老百姓交口稱譽；解放後依舊剛直敢言，結果被打成馮楊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開除黨籍，行政從10級降到14級。
發配到天津紅光農場任副場長。文革中，牙都被造反派打掉。
父親與這兩個十分區的老同誌非常熟悉，不曾想一夜之間他們變成了反黨分子。
4）蘇玉振（1919—2012）
1957年反右鬥爭中，父親在十分區的老戰友蘇玉振也被打成了右派。1939年父親曾任霸縣縣長，而蘇玉振不久就調去霸縣做縣委書記，他們知根知底，關係密切。
解放初期，蘇玉振曾任天津專區公安處長。1952年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被判處死刑後，株連了一些幹部。
天津地委委員8個人中有兩個被開除黨籍、兩個留黨察看、四個撤銷黨內職務。蘇玉振就是四個撤銷黨內職務的之一（1983年處分撤銷，予以平反）。隨即公安處長被罷免，調到省委統戰部任副處長。1957年被任命為河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反右期間，蘇玉振被定成右派，從13級降到15級。據蘇玉振說，文革中，連造反派都覺得他這個右派當得冤。隻不過奉領導之命，在會議上宣讀一下統戰部替民主人士王葆真辯護的意見。
父親多年來一直與蘇玉振保持著聯係。2012年盛夏，我曾與住在醫院裏的蘇玉振老人通過電話。
他聽說我是馬建民的兒子，非常激動，竟然哽咽了起來。當時，他已經93歲，早已從保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來。可能預感到自己來日無多，百感交集。
我們此前素不相識，這是第一次通話，也是最後一次。我不知道說什麽好，承諾有空時一定去保定看他。不料通話後2個月，老人就去世。
5）何朗明（1908—1984)
1965年四清期間，父親的好友何朗明突然被揪出來，逮捕入獄。這肯定對父親刺激很大，十分的震驚。
何朗明也是深澤人，1927年的老黨員，在冀中幹部裏大名鼎鼎。他是光頭，身材魁梧，雙眼炯炯有神，說話洪亮。1942年五一大掃蕩後，形勢極端殘酷，冀中根據地不複存在。
為保存有生力量，經七地委書記張達、副書記張慶春同意，何朗明來到敵占區隱蔽和工作。
但下麵的同誌並不知情，誤以為他叛變投敵。
為此，深極縣委還曾決定處決他。他聞訊後沒有逃跑，反而去尋找縣委。他對前來處決他的縣委書記張亮和王培陳述了實際情況，終於消除了誤會。以後恢複了黨籍。
父親跟何朗明的關係極好。兩家孩子的關係也極好。父親前妻的女兒從農村來城市就是何朗明在龍煙鐵礦當黨委書記時給安排的。我們都叫他何老浪。哥哥還與他大女兒交過一段朋友。
1947年，何朗明在安平縣領導土改時，曾破獲了一個以韓萬堂、高俊英為首的國民黨特務組織，結果引起了黨內個別同誌的不滿。
1953年何朗明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講述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責令劉瀾濤、林鐵處理。
結果河北省公安廳長陸治國、唐山市公安局長李小章、省檢察院處長焦玉珊及深澤老鄉何繩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評處罰。
這些人對何朗明懷恨在心，暗中活動，捏造事實，不斷舉報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務……
1964年開始四清，原中監委派駐的四清工作隊一到建工部就把矛頭對準了部長劉秀峰。
身為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朗明看著不公，曾當麵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爭辯過。後來為此還給毛主席寫了封長信，揭發建工部四清工作隊的一些極左做法，反對把建工部說得漆黑一團，替劉秀峰鳴不平，結果此信惹了大禍。
工作隊對他恨之入骨，利用過去舉報他的材料，把他的曆史問題又翻了出來，硬說他是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
該工作隊推翻了以往各級黨組織為何朗明做的沒有問題的結論，拚湊了三大罪狀：一、投敵叛變，充當日特，出賣我根據地情報；二、利用職權為地主嶽父反攻倒算；三、殘害村幹部、貧下中農和陷害黨員幹部、群眾。
工作隊如此狠整何朗明是為了整倒部長劉秀峰，說他重用包庇壞人。1965年1月何朗明被正式逮捕，並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中央還下發紅頭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務、叛徒、階級異己分子何朗明的情況作為四清運動的重大成果傳達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
何朗明案成為四清期間，被逮捕的黨政幹部中的一個著名案件。
由於何朗明曾擔任安平縣委副書記，幫過河北省委一把手林鐵的夫人弓彤軒的忙，結果林鐵也受到牽連，說他包庇壞人何朗明。
何朗明是父親的深澤老鄉。他為人仗義，經常替別人打抱不平。
但脾氣大，嫉惡如仇，整人也凶狠，冷酷無情，傷了一些人。1964年那時，人們都愛上綱上線地分析事物，寧左勿右。
何朗明又搞過一段公安工作，得罪過一些公安係統的幹部，就成了這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最終在四清中被整成壞人，逮捕入獄。直到1978年才被判處無期徒刑。1979年4月保外就醫，坐牢14年。
何朗明出獄後，哥哥青柯多次去他東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紀委反映，要求徹底平反。黃克誠書記親自接見過他，並安慰道：“我聽說過你的事情，老同誌受了多年的委屈，我們很快就會給你落實政策，回去等著吧。”
可惜黃克誠因病無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來處理他的人手上，認為四清的成果不能否定，堅持不給平反。
1984年何朗明病逝，終年76歲。後來，連當年對何朗明有意見的陸治國（1973年恢複工作後曾任河北省高級法院院長）都說：敵偽檔案裏並沒有查到何朗明投降叛變的記載，我們的地下組織也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何朗明去世6年後，1990年4月經最高法院批準，北京市高院再審，終審宣判何朗明無罪。
判決書說：原判認定：一、何朗明1942年去敵區投敵叛變，充當日特，出賣我解放區大量情報，破壞我黨京津貿易機構是沒有根據的；二、認定何朗明利用職權為地主嶽父反攻倒算，亦缺乏證據，均不能成立；三、原判認定何朗明殘害村幹部和貧下中農以及捏造罪名誣陷黨員幹部和群眾等事實與實際不符。
何朗明在工作中確實有錯誤，但不構成犯罪，不應以犯罪論處。
既然判決書把那三項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無罪，當年建工部開除其黨籍、公職的根據就化為烏有，理應恢複他黨籍和公職。
但建工部說此案是中紀委辦的，黨籍和公職問題必須由中紀委定奪。
可中紀委卻堅持當年處理正確，何朗明的問題不能平反。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給中紀委寫信，托哥哥馬青柯交給101中的同學曾慶紅，曾慶紅批給中紀委。
中紀委在複查後，依然維持原來結論。
四清運動是根據毛澤東1962年9月提出的“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導思想進行的，這個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傷害了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群眾，應該予以否定。
而建工部是四清運動的重災區。打倒了部長劉秀峰、辦公廳主任王應慈、研究室主任王唐文等多位老同誌，株連的更多。
更是絕對應該否定！劉秀峰1971年被迫害致死。1980年被徹底平反。
目睹劉秀峰部長被誣陷，當時的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飛等都曾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對薄一波和四清工作隊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他們均被打成劉秀峰反黨集團成員，但最後都平了反，恢複了名譽。
唯有同樣為劉秀峰說話，給中共中央主席寫信的何朗明卻至今沒有平反，恢複名譽。估計是有幾個大領導都在這個案子上表過態，因此將錯就錯到現在。
何朗明的遭遇對父親的震懾可以想象。昨天還一起吃飯喝酒，今天就被逮捕，進了大獄。
6）鄧拓（1912—1966）、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說：“現已查明他（鄧拓）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入黨內。”
在黨報上公開刊登這樣一篇文章，對鄧拓是致命一擊。
已經挨批很長時間的鄧拓2天後在家中自殺。
父親1946年調到《晉察冀日報》任秘書長，即天天與鄧拓共事。鄧拓的愛人丁一嵐說：當年鄧拓、胡開明、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緊挨著。
解放後父母與鄧拓夫婦倆還一直互有走動。
為此，文革開始後，父母多次在檢查中交代和解釋自己與鄧拓的關係。
老革命鄧拓一轉眼就變成了臭不可聞的壞人，成了全國大小媒體激烈批判聲討的大黑幫。
父親肯定非常恐懼。他立即把鄧拓寫的一副掛在他臥室房梁上的“氣衝霄九”橫幅給摘下來燒掉，並焚燒了兩人來往的所有信件。
7）王亢之（1915—1968）
隨著文革的深入，1968年春天，父親的深澤老鄉王亢之自殺身亡。抗戰期間，王亢之曾被敵人抓住過，但冒險逃脫，這就成了他的一個汙點。
1947年，王亢之調到《晉察冀日報》任總編輯，父親曾與他短暫共事過。
解放後，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傳部長，後又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
1968年2月28日，江青等接見天津市各方代表時，硬說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支持方紀這夥人”。
在場的王亢之自然不能同意。江青在大會上氣勢洶洶說：“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務，你領過帕司（通行證），你要老實交代！”亢之當場站起來辯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務，更沒領過帕司。”
頂撞了江青之後，他預感到自己沒有好下場，隔了一天，於3月1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由於王亢之是深澤人，深澤縣是個老區，老幹部很多。江青惡狠狠地說：“深澤縣有一個很大的叛徒集團”。隨之天津市抓了307個“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
深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也先後揪出了1500多人叛徒。
所以，深澤老鄉王亢之被打成叛徒後，父親極度緊張，在家裏說話聲都跟蚊子叫一樣，好像聲音大了會把造反派給招來。很快各單位都開始響應江青指示，積極追查深澤縣的叛徒。
父親作為老幹部被三結合進北師大革委會裏，立馬給從革委會清除出去。他被視為有叛徒嫌疑，終日坐在小馬紮上反省和交代。在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實在沒什麽可交代的，為表現態度好，竟把母親的入黨時間有所隱瞞的問題也交代了出去，導致了夫妻之間最深最深的裂痕。
……
在耳聞目睹了身邊這些熟人的最後結局，不是被殺就是自殺，或是蹲大牢，父親自然變得謹小慎微，唯唯諾諾。
官場如墳場，說完蛋就完蛋。黨內鬥爭你死我活，血腥而無情。
父親領教了革命不但會被敵人殺害，還會被自己人處決——他自然害怕，失去了早年的熱情和鬥誌，不求上進，但求無過，保住自己不挨整變成了生活的首要任務。
何朗明得罪人，導致蹲大獄的教訓讓類似我父親這樣的幹部越來越多，幾乎都成了驚弓之鳥，在外麵誰也不敢得罪，畏首畏尾，唯領導是從，見了掃大街的也點頭哈腰，畢恭畢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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