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內戰[編輯]
戴鏡元生於民國八年（1919年），是永定縣岐嶺鄉竹聯村人。民國十七年（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青團。同年，參加永定農民暴動，並曆任鄉兒童團團長、區兒童團團長、共青團金豐區委書記[1][2]。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紅四軍第二次入閩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2][3][1]。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調任共青團龍岩縣委書記。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調任共青團連城縣委書記。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春，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1933年3月，戴鏡元到中革軍委二局工作，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技偵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3]。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0月，在中革軍委電台當譯電員的戴鏡元隨部隊參加長征。當時，中革軍委代號“紅星縱隊”，電台代號“第四分隊”，分隊隊長是曾希聖，副隊長是錢壯飛，黨支部書記是戴鏡元。在長征中，電台擔負通信聯絡以及偵聽敵方情報的任務，受到中共中央的關注[1][3]。在中革軍委二局，戴鏡元曆任中革軍委二局黨支部書記、研究員、參謀、股長[2]。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月，依照中共中央決定，戴鏡元隨同李克農（中共代表團團長）、錢之光到洛川和東北軍張學良、王以哲會談。同年4月，隨周恩來、李克農在延安和張學良再度會談，仍然負責機要工作。這兩次會談為日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
抗日戰爭[編輯]
抗日戰爭時期，戴鏡元曆任中央軍委二局副科長、科長、處長、係主任、第一副局長、代局長，二局黨總支書記。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春，出席中共七大[1][2]。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遵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中央軍委二局自1938年夏開始破譯國外密電。該局先後自外訓班調來一批人，在戴鏡元領導下，經一年多努力，在1939年7月1日首次將破譯所獲成果報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參謀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聯名向戴鏡元等人發來一封嘉獎信，並特派參謀長滕代遠前來慰勉。這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第一次聯名寫信嘉獎一個工作單位。在獎給戴鏡元的大日記本上，有毛澤東1939年7月9日的題詞：“步步前進，就步步勝利！”[3]
1939年夏，戴鏡元等人破譯了日軍一套密電碼，從而使中央軍委得以掌握日軍情報。同年11月7日，晉察冀軍區第一分區楊成武所部在黃土嶺戰鬥中擊斃阿部規秀。戰鬥結束後，楊成武把繳獲的阿部規秀的軍大衣從前方送至延安，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決定將其獎給戴鏡元[3]。
1939年秋，毛澤東坐車自延安到真武洞參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一個會議。途經中央軍委二局駐地時，因汽車陷入河中，毛澤東決定在中央軍委二局駐地過夜。當晚毛澤東與戴鏡元談話。次日上午，毛澤東看望了中央軍委二局全體同誌[3]。
第二次國共內戰[編輯]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戴鏡元任中央軍委二局代局長、局長兼政治委員、二局黨委書記，中央後方委員會委員。參加了中原突圍、進軍大別山、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進軍西南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1][2]。
1945年冬，東北民主聯軍發起本溪保衛戰。本溪戰役結束後，戴鏡元將對此次戰役的意見寫成《本溪戰役之管見》，匯報給毛澤東，他認為未集中優勢兵力全殲敵人是個教訓。毛澤東在報告第一頁批示：“很有見地。”[3]
1946年6月，中國國民黨軍隊圍攻中國共產黨方麵的中原軍區，全麵內戰爆發。當時，中原軍區部隊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實施中原突圍。1946年7月3日，中央軍委二局代局長、黨總支書記戴鏡元致信毛澤東，匯報了中原突圍前後的敵軍動態以及該局的工作。1946年7月5日，毛澤東親自複信嘉勉[3]。
1947年9月，在毛澤東關懷下，周恩來、任弼時召集機要、通信、情報工作負責人到陝北佳縣神泉堡匯報並研究工作。1947年12月中旬，戴鏡元準備回晉綏地區臨縣三交鎮駐地時，毛澤東、周恩來特來看望[3]。
1949年初，中共中央準備在西柏坡舉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此時，戴鏡元等人也在開工作會議。1949年2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來看望大家[3]。
1949年4月，戴鏡元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同年9月，作為候補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2]。
共和國時期[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戴鏡元曆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副部長、中央軍委技術部部長、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1][2]。
1950年春，戴鏡元所在單位召開工作會議。會前，戴鏡元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進行了綜合報告。毛澤東批示：“已閱，很好。應予獎勵。”工作會議召開前兩天，毛澤東要戴鏡元來中南海參加一個晚會，中間休息時，戴鏡元向毛澤東匯報了會議準備情況，並請毛澤東接見與會人員。1950年4月9日，毛澤東接見了參加工作會議的人員。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又給戴鏡元等人題詞：“你們的工作很有成績，配合了正義戰爭的勝利。希望你們繼續努力，為爭取完全的勝利而奮鬥。”[3]
在營房建設中，戴鏡元擅自挪用了進口楠木為自己裝修住房。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此事被人揭發。材料上報後，有人建議嚴懲戴鏡元。按當時的懲辦條件，該案可以移送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責任。朱德調閱案卷後，親自找戴鏡元談話核實情況。鑒於戴鏡元的貪汙數額處於違紀和判刑之間，且戴鏡元屬初犯，認錯態度很誠懇，按照中國共產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朱德與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人員研究後決定，對戴鏡元作出留黨察看的紀律處分，以及免去職務的組織處理，收回其住房改為公用，同時取消其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參評資格，下放到北京市崇文區一家工廠勞動改造[4]。後來，戴鏡元出任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處書記、區長等職[2]。
文革後期，中共中央軍委恢複了戴鏡元的職務和工作[4]。戴鏡元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部長、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委員會書記。他還先後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中共十二大代表[1]。離休後，為副大軍區職離休幹部[2]。
2008年4月3日，戴鏡元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