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我在生活中曆來相信原則。
第一一個法則是把複雜的事變簡單。如果一個人、一個單位、一個學校的領導把簡單的事兒變複雜，就很難有大成就；如果把複雜的事兒變簡單，前途就很光明。第二個法則是做一個明白人，我覺得最大的明白人就是幹大學這種事。我非常喜歡學校的氣氛，很多年輕人在這裏無知、衝動、莽撞，跟我有點像。如果有知識了，還來大學幹什麽？所以我能不能做好教授不知道，但成為大家的哥們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三十幾年前，1978年，我也像大家一樣，是附近“小學校”的同學。
當時我們班中有五十多位同學，三十幾年過去了，有四位同學已經去世了，有十幾位同學已經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去年年底，我們班最漂亮的女同學從美國回來了。我們的班主任把在京的同學組織起來吃了頓飯，當時我在河南的鄉下沒有趕上。事後，我覺得沒趕上也好，對於女同學的記憶，我寧願停在三十幾前。
78年入學的時候，知道一些老先生，尤其像遊伯恩先生、王力先生、王楊先生、吳組緗先生，這些老先生在國學方麵和文學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每天給我們上課的是孫玉石老師、嚴家炎老師、謝冕先生，還有袁行霈老師。他們都是非常有學問的人。我當時聽過吳組緗先生的講座，他是馮玉祥的老師。馮玉祥下野後，在泰山的時候，有聽過吳先生講課。
我記得吳先生，總是邊講話邊抽煙。他曾經比較過他和老舍先生的區別，他和老舍先生是同一輩的作家，也是好朋友。他說，“老舍先生49年之後一直受挫，我一輩子都沒有受過挫。”吳先生說自己沒受過挫。他說，“比這個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臉的，我是不要臉的。所以他投湖自盡。”
他說，“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的時候，我在北京大學打掃廁所。”他說，“我是北京大學打掃廁所打掃得最幹淨的人”。這就是吳先生。
嚴家炎先生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孫先生也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孫先生在給我們講課的時候，曾經比較過魯迅先生跟趙樹理先生的區別。他們都寫過中國鄉土作品，塑造了中國鄉土文學的頂峰。他說，趙樹理先生是從一個村莊來看一個世界，所以他寫出了像李有才這樣的人物；魯迅先生是從一個世界來看一個村莊，所以他寫出了像阿Q和祥林嫂這樣的人物。
嚴家炎先生在給我們講課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例子，就是林衝的例子，我覺得他是最能理解林衝的人。他說，“你們知道世界上有‘逼上梁山’這個詞，你們不知道世界上有‘逼下梁山’這個詞。”
林衝上了梁山，王安仁說，你應該下來，逼下梁山。他說，林衝一輩子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是找了個漂亮的媳婦。另一個是他的手藝——殺人的手藝——八十萬禁軍教頭。
謝冕先生研究詩。他給我們講課的時候，一上課就哆嗦，他哆嗦並不是因為我們而是因為課，是因為詩。謝先生有一半的時間並不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詩的世界中。
袁行霈先生講詩講得特別好，尤其他給我們講白居易——“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同學們，哭多少回才會把青衫哭濕，一個落魄的文人和官員，不是衣袖和手絹濕，是“青衫濕”。跟我們講這個的時候，袁先生眼裏充滿了淚光。
我覺得他不愧是一個好老師。當時，我上學的時候，一個宿舍六個人。我們宿舍的老大已經去世了，我們老二是一個山東人。老二沒上大學前是一個木匠。一個宿舍上下鋪，上鋪三個，下鋪三個。老二不願意睡上鋪，他是一個木匠，所以自己打了張床，放在宿舍唯一的空地上。
我們五個人對他都有意見，但是我們確實是魯迅先生筆下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對老二說，你這樣是不對的，沒有。所以老二就在下鋪——而且他的下鋪還有上鋪，他的下鋪上麵沒有人——安然地睡了四年。
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碰到了老二，我就跟他說：“二哥，你四年下鋪睡得怎麽樣？”他理直氣壯地說，“睡得很好。”
我們老三現在在哈佛當教授。當時上大學跟現在的條件非常不一樣，整個北大就隻有一個澡堂。那個時候男同學的頭發都特別的短，女同學的頭發都特別的長，而且不是現在的發型，是大辮子。那個時候也沒有洗發液，隻有海鷗牌洗發水。所以到了禮拜六的晚上，燕園充滿了海鷗牌洗發水的香氣。
我穿行其中，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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