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給江青做秘書（六）
·閻長貴·
（上接ｚｋ２００５ｃ）
十六、江青最嫉妒和忌恨王光美、宋慶齡兩位女士
嫉妒和忌恨是醜惡的人性。這仲人性在女士中往往表現得比較明顯。江青作為女人就是這樣。嫉妒和忌恨有個前提，就是地位相同或接近。據我看，在在中國江青最嫉妒和忌恨有兩位女士，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慶齡。宋慶齡是從前的國母（孫中山夫人），王光美是當時國家元首劉少奇的夫人，論起來，她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地位，絕對“應該”低於身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為止，江青反而從來沒有享受過像宋慶齡和王光美那樣的在公眾麵前耀眼的榮光，所以她非常嫉妒和忌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權力，她就要發威、逞凶、施虐。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江青在文革中嫉妒和忌恨王光美與宋慶齡的一些情況。
王光美以國家主席夫人的身份，於１９６３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訪問東南亞幾國，這作為國家外事活動，是很正常的。出國路過上海，在一次舞會上，王光美見到毛主席，問他給在上海的江青帶不帶信。毛主席托她給江青帶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幾次約見王光美，除了談文藝界的這種或那種情況外，還就她出國著裝提出建議。王光美沒有接受江青的意見，出國訪問時還是按自己的意願和國際禮儀變換服裝。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對此，江青是十分不滿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呼風喚雨，對她過去的“仇人”或不滿的人一一實行報複，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報複的一例。
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我對清華大學策劃批鬥王光美等人的大會，事前毫無所知。就在這個會召開前兩、三天的一個深夜，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剛剛開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叫到釣魚台十一樓她的住處。不一會兒王力和關鋒回到十六樓辦事組住地，他們把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叫到小會議室，向他布置一項緊急任務，並要他立即執行——而這時已經是午夜了。
關鋒向他交代說：聽說，最近幾天，清華要召開批鬥王光美的大會，清華的造反派學生要在批鬥會上給王光美戴什麽木製的一串項鏈，這樣不太好，要講政策嘛！你現在馬上去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傳達我們的意見：王光美前幾年出國訪問時，不是穿著漂亮服裝嗎？為什麽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國時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項鏈參加批鬥會呢？這正好還她以本來麵貌！你去傳達這個意見，盡量說服她們不要戴木頭製的項鏈，叫王光美穿上出國時的那套行頭參加批鬥會。關鋒強調：跟他們傳達這個意見時，不要說這是誰的意見，我們隻是給他們提出建議，叫他們以自己的名義提出來。關鋒接著說：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來辦，他不大聽招呼，辦事也不牢靠。他對王力說，清華大學井岡山勤務組的潘某某，這個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辦事又認真負責，通過她向井岡山總部提出來比較好。王力點頭。關鋒對王廣宇說，你馬上就去清華找小潘，這件事要注意保密。
關鋒急如星火，叫王廣宇馬上去清華，這時已經是淩晨兩點左右了。他隻能照辦，立即要車去了清華。深夜的清華大學校園一片寂靜，空無一人，學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兒找小潘？他又不知道宿舍，特別是女宿舍在何處？為難時他正好發現了一間亮著燈的屋子，找到幾個學生，讓他們把他帶到井岡山總部辦公室，又由辦公室值班的同學到女生宿舍找來了小潘，王廣宇告訴她有緊急事對她講。小潘把王廣宇帶到另一個小辦公室，他原原本本地向小潘傳達了關鋒的話，但他沒說關鋒的名字，當時也沒有別人在場。小潘認識王廣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小潘一再向王廣宇解釋：我們總部並沒有主張給王光美戴用木製的項鏈，我們是把乒乓球串起來做成的“項鏈”，這並不重，不會傷著她。王廣宇再三叮囑她，向總部勤務組提出讓王光美穿出國服裝問題，千萬不要說這是中央文革的意見，就以她個人的名義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辦，並答應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給王廣宇打來電話，她說井岡山兵團總部同意了她的提議，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裏，怎麽才能取出來呢？王廣宇去問關鋒，關鋒說，王光美家裏的東西需要周總理批準才能取，讓小潘直接去請示周總理。
就在當天晚上，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接見某省兩派代表。會前，周總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已經先到，在安徽廳旁邊的休息室等候開會。事先王廣宇與小潘約好，叫她當晚到人民大會堂找周總理。小潘按時到後，王廣宇叫辦事組會務組的周占凱把小潘帶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總理，提出要在清華大學開的批鬥會上給王光美穿出國的服裝和配飾，當然也說了幾條理由，如群眾的要求，不算武鬥，還“她本來麵貌”之類。周總理開始時不讚成這麽做，認為用這種方式讓她參加批鬥會不好。小潘一再申明這是群眾的“要求”，堅持要給王光美穿出國的衣服。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表示支持這個“要求”，周總理無奈，隻好同意讓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國穿的衣服和行頭。周總理最後說：“你們一定要堅持給她穿，能給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這一手十分陰險，把她的報複行動經過周總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對她自己的小兒科把戲很得意，開批鬥會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兒肖力（李訥）就出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江青還指使新聞電影製片廠派人去現場拍攝批鬥王光美等人的新聞紀錄片。同時，在批鬥會那天江青還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去看看。中央文革辦事組隻好派車把她的警衛員、護士和服務員等四五個人送到清華去看熱鬧。王廣宇隨著江青工作人員一起去了清華，也想看看給王光美穿出國服裝落實的情況。當他們到達清華時，批鬥大會已經開始，３０多萬人的會場他們這些人也進不去，隻能在會場後邊的空場，看了一會。果然王光美出場時兩個紅衛兵扭著王光美的雙臂，穿著緊身的旗袍，戴著洋草帽，掛著乒乓球製作的項鏈，並強迫她做“噴氣式”接受群眾批鬥。
關鋒叫王廣宇找小潘傳達這個“主意”時，沒有提到江青，隻強調說：“不要說這是誰的意見。”但王廣宇推測這是江青的主意，理由是：
一、王力、關鋒是從江青那裏回來後馬上向他交代任務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連夜辦妥。
二、據他的觀察和了解，以王力、關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地位，他們沒有這個膽量幹這種事，因為這是對國家主席夫人采取醜化和侮辱行動；如果頂頭上司江青或陳伯達有不同意見他們承擔不了；別說王力、關鋒就是陳伯達當時也不敢獨自出這個主意。不言而喻，王力、關鋒是奉命傳達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鬥會召開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華，這時她已經從中央文革辦事組調解放軍報社工作了，她去清華顯然是領受了她媽媽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清華大學看批鬥王光美的熱鬧，這不正反映著她的陰暗心理嗎！？
五、江青沒去參加批鬥會，可就在當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釣魚台十七樓放映廳看了批鬥會現場紀錄片。
基於以上幾個理由，王廣宇斷定醜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陰謀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訪談錄等書籍和文章裏也談到這件事的曆史背景：１９６３年夏王光美隨劉少奇主席出訪前，曾在上海見江青時談到了出國著裝問題，王光美沒有采納江青的意見，這就種下了江青懷恨王光美的種子，江青得勢後就進行報複。
關於這件事情，我在關鋒生前曾問過他。我問：“批鬥王光美時給她穿上出國服裝是不是江青的主意？”關鋒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說：“可能吧！”。關鋒雖然閃爍其詞，隱去了他布置的情節，但他實際上是承認了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這裏順便說一下，王廣宇還告訴我，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勤務員小潘的情況。小潘當時僅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學生，文革開始時，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過工作組的反，後來被選為勤務組成員。小潘多次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接見，在會上的發言很“得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特別是關鋒很欣賞她，認為她講道理，處理問題踏實，關鋒之所以叫把這件事交給小潘去辦，而不交給蒯大富，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小潘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勤務組會上就是以她個人名義提出給王光美穿出國服裝的，一直沒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授意，甚至連蒯大富也蒙在鼓裏——據說，不久前蒯大富還仍然認為這是小潘的主意。在這件事情上小潘沒有什麽責任，她不過和我一樣是那個瘋狂、邪惡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下麵，我再談談江青嫉妒和忌恨宋慶齡的情況，其最突出的，就是江青激烈反對出版《宋慶齡選集》的事情。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是孫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該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從江青住的釣魚台１１號樓回到１６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住地），跟我說：應該找哪個學校的紅衛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質問他們紀念孫中山誕辰，為什麽要出《宋慶齡選集》？戚這樣說了一下，但並沒認真責成我去做。當時諸事繁雜的我也就沒有“貫徹落實”。幸虧這件事沒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論對戚本禹還是我，都是又一樁孽債。戚這樣說，肯定是傳達的江青的意思。江青為什麽要出這樣的損招？我認為，這是她出於嫉妒和忌恨宋慶齡的陰暗心理。
關於這件事，其情況是這樣的：
人民出版社為了紀念孫中山百年華誕，重印了１９５６年版、宋慶齡題簽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新編選的周恩來題寫書名的《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這兩部書各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１１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在釣魚台１６樓開會，辦公室趁機發書。當工作人員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到江青麵前時，她一眼看到封麵上的書名，就像發了瘋一樣伸手把《宋慶齡選集》扔到地板上，抬起雙腳踐踏。江青一邊用勁踩，一邊喋喋不休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哼！”同時，咬牙切齒地咒罵宋慶齡。（參見陳延一《宋慶齡全傳》青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９６頁；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３５頁）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也談過這件事情。他說：“有一次，江青走進我的辦公室裏，到我的書架跟前查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精裝的《宋慶齡文集》，就拿下來摔到地上，用腳踩。她知道宋慶齡在解放初時曾托人問候過我，就故意在我麵前這樣做，簡直就像發神經。”（參見《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０８頁）
經查證，１９６６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慶齡選集》，不是《宋慶齡文集》。江青在這件事情上歇斯底裏，確如陳伯達所說，“簡直就像發神經”！
江青為什麽對出版《宋慶齡選集》這樣歇斯底裏和“發神經”，深刻原因和遠因，我們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開始不久，即紅八月“掃四舊”和“打、砸、搶、抄、抓”過程中（或之後），江青奉毛澤東之命，去向宋慶齡解釋文革，宋向江青說了令江青（和毛澤東）不滿的話引起的。宋慶齡究竟說了什麽令江青不滿的話？據說，江青到宋慶齡住所，經過簡單的寒暄，就滔滔不絕地講起文革的興起和“偉大意義”。當江青誇誇其談地一味吹捧紅衛兵時，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製，不應傷害無辜。”江青聽到宋慶齡這樣指責和批評紅衛兵，態度一下子變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參見陳延一《宋慶齡全傳》青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９５頁）眾所周知，當時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領袖的熱烈和高度讚揚，江青也稱紅衛兵為“小太陽”，江青對宋慶齡指責和批評紅衛兵，顯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總之，不管什麽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對出版《宋慶齡選集》，即她這樣報複宋慶齡，是她權令智昏、公報私仇的醜惡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現，也是她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某些女性負麵心理的反映。
十七、江青和子女關係及其他親屬關係
江青和子女關係及親屬關係，我知道的很少，所談的也隻能叫做“拾零”。大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天，我陪江青坐車從釣魚台去中南海，江青在車上跟我們說：主席說了，我們家三個孩子（指李敏、李訥和毛遠新，遠新又叫李實），他們怎麽樣，是左派，中派，還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驗和表現。她接著說，李訥、遠新還可以，李敏就比較糊塗，她同意“炮轟”的觀點，就是說對主席也可以“轟”。李敏是賀子珍和毛澤東的女兒，江青是她的繼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關係不很親密。我在江青身邊一年的時間裏，她讓我給江青轉過信，信放在中南海豐澤園我的辦公室或叫人轉給我，我沒見過她本人，到現在我也不認識她。關於她的情況，我隻是聽別人說，和從文字材料上看到。據江青的護士許春華等人說，逢年過節，江青和李敏從來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開去，單獨去。李訥、遠新和李敏的關係還好，記得有一次，李敏帶著兒子從上海回來，他們二人還到車站去接。據我感覺，李訥和江青關係還是好的，畢竟是親生母女關係嘛。李訥的工作單位是《解放軍報》，她所謂回家，就是回到釣魚台江青所住的樓裏，中南海豐澤園也有她的住室。
李訥、李敏、毛遠新他們一般不和毛主席、江青一起吃飯，都是到大食堂吃飯。在中南海這樣，在釣魚台也這樣。偶爾江青叫李訥一起吃頓飯，李訥都高興得了不得，跑來告訴我們：“今天媽媽留我吃飯了！”我們也為她高興。李訥到大食堂吃飯不方便，一般是警衛戰士幫她從食堂打回來。江青不隻一次囑咐我們：“給李訥打好飯。”這“好”不是說要給她買好吃的東西，而是做好給她打飯或帶飯這件事情。我們和警衛戰士也都把這件事情當作重要的任務盡心盡力做好。
江青對李訥在《解放軍報》造反，對李訥主持《解放軍報》，無疑是支持的，具體情況我說不清楚。
在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說：“你是寫文章的，你也可以寫一篇嗎！”我說：“太忙，沒時間。”江青說：“抽點時間嗎！”——我想江青叫我寫這篇文章是要我支持李訥主持的《解放軍報》。當然，對江青給我這個任務，我感到是對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榮，下決心寫一篇，也在江青麵前表現表現；說實話，沒有江青這樣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寫這篇文章的。當我把文章《資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略》寫好後，江青叫我送給陳伯達和姚文元幫助修改，修改後交《解放軍報》發表。陳伯達說不看了，姚文元給看了，並做了修改，具體做了怎樣的修改記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題目改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個字，其印象是很深的。這篇文章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７日《解放軍報》發表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還一再表示感謝我對軍報的支持。
當時，江青參加的會很多，什麽接見造反的群眾組織啦，什麽處理哪省或哪個單位的問題啦，這樣的會，江青有時讓我通知李訥也去聽聽，看看。毛主席家有個規矩，其子女，對毛主席和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稱叔叔、阿姨。許春華告訴我，她給江青當護士後，李訥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訥說：“你比我還大，怎麽能叫我阿姨呢？”李納說：“這是規矩；你們工作人員是和我父母同輩的。”許春華說：“那也不行！”此後，她才不叫許春華“阿姨”，而直稱“小許。”
我當江青秘書，但我並沒享受過這種“待遇”，對我是直呼其名。大概因為我們曾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一起工作過，很熟，雖然後來我當了她媽媽的秘書。總起來說，當年我對李訥的印象還是比較好的，覺得她樸素、大方，沒有架子；不過有不少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反映她有點霸道，也有人讓我勸勸李訥，叫她注意一點，但我沒有去做。
毛遠新和江青的關係又是一種情形。毛遠新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的兒子，１９４１年生。建國後，他媽媽朱丹華把他送到毛澤東身邊，成為毛澤東家庭的一員，在北京的小學、中學讀書。高中畢業後被學校推薦去“哈軍工”，毛澤東說：“推薦算什麽本事？！”毛遠新就參加統考，考上了清華，後來還是轉學去了哈軍工，哈軍工畢業後，被分配到雲南某炮兵營。文革前，毛遠新和江青的關係我不清楚，我看到的，隻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況。文革開始三、四個月後，毛遠新從雲南回到北京，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母校哈軍工參加造反，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為一個有名氣的造反派頭頭，他還到延邊造反，並參加過那裏的武鬥。他從東北回到北京，也多是住在江青在釣魚台的住所。
毛遠新和我們工作人員相處很好，我們工作人員都很喜歡他。而江青當時對他似乎不很“感冒“。一次，江青從外邊回來，問警衛員孫占龍：“李訥住這裏嗎？”孫占龍答：“李訥這兩天沒來，遠新在這裏住呢。”江青不高興地說：“他在我這裏住幹什麽？”孫占龍沒說什麽。當孫占龍告訴我們這件事時，我們都不理解為什麽江青這樣說。大概是１９６７年的５、６月份，毛主席叫毛遠新不要回東北了，留下來做聯絡員，幫助處理東北兩派的聯合問題，即宋任窮一派和陳錫聯一派的聯合問題，因為毛遠新和宋任窮、陳錫聯都很熟。有一天，毛遠新在我辦公室正和我談這個問題時，江青從外邊回來，也到我的辦公室裏，見到毛遠新，高興地說：“你是好孩子，這個聯絡員一定能當好“，等等。江青也許是剛從毛主席那裏來，聽到了叫毛遠新當聯絡員的消息。很顯然，江青對毛遠新的態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態度為轉移的。
人們隻知道毛遠新在文革後期做過毛的聯絡員，這一次大家還不了解。也可以看出毛對他的信任和栽培，畢竟是一家人。
毛遠新２００１年退休後，來京時，曾到我家做客。他告訴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聯絡員期間，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險櫃裏的文件給登記一下，以便她查找。這件事沒法拒絕。我就把她保險櫃裏的文件，按目錄一一登記下來。交她看後，她說，這樣我還是隻知道題目，不知道內容，能不能每個文件都搞個內容提要。我覺得這樣做，很費時間，很難做，我沒答應。江青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還是要求我給她搞每份文件的內容提要。在這封信上毛主席畫了一個圈，沒批語。我不知是什麽意思，我怕江青拿著毛主席畫了圈的這封信找我，就去問毛主席。毛主席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和她娘家人似沒什麽來往。我經曆過一件事。１９６７年冬天江青的嫂子來北京，給江青寫信，要見江青。這是她同父異母哥哥李幹卿的妻子，家在濟南。我拿著信報告江青，江青沒好氣地說：“我不見她！”我問：“那怎麽辦？”江青斬釘截鐵地說：“我不管！”我感到無奈，不知怎麽辦好。我隻能請示我的頂頭上司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當我向他一五一十地報告了這個情況後，汪東興笑著說：“她嫂子不用她見，也不用她管；她嫂子來無非是想要點糧票要點錢，由我處理就行了。這件事不用報告江青同誌。”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按照汪東興的囑咐，我沒報告江青；而江青後來也沒問過這件事情。江青為什麽對她嫂子這麽冷淡，我一直到現在也沒弄明白。
十八、我被江青誣為“坐探”，關押八年
我萬萬沒想到江青會把我關起來。起因是一封群眾來信。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一位女演員或工作人員寫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工作忙，對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幾次陸續看完的。在這封信中，這位同誌講了她的從藝經曆，說她也曾經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就是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還說了讚揚江青的話，等等。她寫這封信的目的，無疑，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去她正在受到的衝擊。我感到這封信很難處理，還誤以為這封信的內容和江青有什麽關係，便去請示江青。我把這封信附上一張條子送給江青。條子上寫的是：“江青同誌：這封信有您的名字。”是說信的內文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問信上說的事是不是與她有什麽關係。這完全是由於我的大意而產生的誤解。其實，寫信人和信的內容與江青根本沒有關係。但是，我萬萬沒想到，這一誤解，竟使得一場滅頂之災從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麵，板著麵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嚴厲責問我：“為什麽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麽？”一下子，我嚇呆了，不知怎麽回事。低頭一看，是我“請示”她的那封信，我膽怯地問她：“來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麽關係？”江青怒氣衝衝地說：“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沒動動窩，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在受到江青嚴厲斥責後，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講到，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上麵並沒講到江青的名字。
盡管江青聲色俱厲地斥責，但由於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後的幾天裏，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對我的態度卻變了。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江青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發文件。恰巧這個星期和我一同擔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回家奔喪了；待楊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晚回來，１月９日上午江青起床到辦公室後，我領著楊去見江青。楊是１９６７年國慶日後調來的，還未單獨直接見過江青。我向江青報告說：“江青同誌，楊銀祿同誌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麽？！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誌。”我悻悻地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
晚上八、九點鍾，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他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他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曆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的一間屋裏，汪東興就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汪東興；文革後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從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這時我發現有兩個警衛戰士看守我。一個在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一夜之間就變成被警衛戰士嚴密看管的“政治要犯”，這天壤之別的變化讓我簡直無法接受！這一天對我來說終生難忘，因為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的身邊，也是１月９日，屈指數來，與江青為伴的時日不多不少，剛好是一年——３６５天！也許這是曆史的巧合，是鬼使神差吧！我雖然被看管在釣魚台警衛連連部所在的樓上，但並不知道還需要“反省”，而開始認真地讀《毛選》和曆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曆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
其他什麽結果，當時一點都沒意識到！大概是被隔離的第三、四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我：“你在幹什麽？”我說：“看書。”陳伯達操著濃重的閩南腔嚴厲地說：“還看什麽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著慢聲慢氣地說：“王、關、戚都是壞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把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的姓連在一起並稱為“壞人”。姚文元立即指著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都炸了！怎麽也想不通，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麽都成了“壞人”？我怎麽是他們安在江青身邊的“釘子”？這樣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心想，江青以及陳伯達，你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又把和你們一起“戰鬥”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個一個打倒，這不是自折“股肱”！？……我的心緒亂極了。
稍微冷靜後，轉念一想，“胳膊擰不過大腿”。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盡管盡心盡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讓江青滿意，叫檢查就檢查吧。於是我苦思冥想、搜腸刮肚地做起檢查。
又過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１月２３日），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個人一起找我談話。一開場，姚文元對我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指陳伯達了，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這是指謝富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這是指楊成武了。姚文元沒說自己。他說這些話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這麽一種陣勢，對你要采取什麽措施了。麵對著這樣的“陣勢”，我瞬間感到泰山壓頂，五雷轟頂——我這樣一個僅僅２２級的小幹部究竟犯了什麽“天條”，居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負責人？一下子腦袋脹得很大，嗡嗡作響……謝富治裝成紅臉，麵對著我：“江青同誌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麽問題就交代什麽問題。”我也沒怎麽聽清，模模糊糊地覺得他是勸我老老實實交代問題，於是我連連點頭，說：“是啊，有什麽就談什麽。”接著，陳伯達又讓我按著他的口授給我愛人寫了一封信……當時我愛人和兒子，剛從山東農村來北京不久，住在釣魚台北麵警衛連戰士的家屬宿舍。就在這四位“大人物”和我談話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給換換地方，——這一換就換到秦城監獄中去了。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深夜，我由荷槍實彈的兩名戰士押著乘一輛吉普車駛離了釣魚台——這個留下我特殊記憶的地方，在凜冽的寒風中駛往一條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裏有一座黑森森的監獄——秦城！從此我就在這裏度過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創造業績的八年時光。
關於我愛人和孩子的情況，我８年後，從監獄開釋又流放湖南一農場，和從山東老家趕來的妻子、兒子見麵後，才知道，在將我押往秦城的時候，陳伯達等還布置了一次抄家活動，到我愛人和孩子臨時住的警衛連家屬宿舍，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等等，實際上，他們一無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陳伯達為了讓此次“抄家”能有所獲，前麵我已說到，他逼迫我給妻子寫的那封信，內容是：“××：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裏了，現派來人前去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很可能也是在陳伯達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之後，警衛部隊又把他們連夜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的招待所軟禁起來。５月，即麥收前，根據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把他們送回了山東老家。後來，他們在農村人民公社裏成為”反革命家屬“，孩子初中沒畢業就不叫念了，年齡僅僅１３歲勒令參加農業勞動，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視，哭訴無門。
我到秦城監獄後，換了黑色囚衣，代號“６８２０”，大概我是６８年第２０個關進來的“犯人”吧，成了秦城監獄單獨幽禁的“要犯”。最讓我難以應付的並不是審訊，而是無邊的孤寂，自把我投進秦城以後就再也無人過問了。終日坐在牢裏無所事事，因為連一張報紙也不給，甚至我帶去的還是林彪贈送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都給沒收了。我每天隻能以喃喃自語，或反反複複數床頭前暖氣罩上的”孔“來打發漫漫的時光，真是度日如年——不，簡直是度時、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監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隻要能和人聯係、接觸，幹什麽髒和累的活都可以，覺得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因為有與人對話的機會，單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我這個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怎麽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惱，但又沒辦法不想，真難受死了。實在難以應付這空寂的時光，無奈，我除了數暖氣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複背誦從前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和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填詞。這種折磨死人的境況一直到１９６９年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改善。這一年，監獄開始發給一份《人民日報》、一本《紅旗》雜誌，又把入監時沒收的《毛選》發還給了我，這樣我就有報紙、雜誌可看，有書可讀了。我除了“一張報紙看一天”外，就是翻來覆去地讀《毛選》。幾年下來，《毛選》從頭到尾我讀了三十多遍，有的文章，如《論持久戰》甚至讀了一百遍以上。剛出監獄時，毛澤東２００字以上的語錄，隻要是《毛選》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鍾的時間可以找到，——現在老了，不行了。
我在秦城監獄關了七年零五個月，八個年頭。提審沒幾次。我說，“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這是沒蹲過“單身牢房”的人體會不到的。在監獄裏的一切活動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襲”，不給你一點思想準備。連釋放也是這樣。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專案組來監獄，突然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念了兩遍。我沒想到終於有出獄的日子了；對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雖然專案組要我馬上離開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動改造，而且擺在我麵前的仍將是艱難的環境，可是我格外振奮、激動，因為我又見天日了，可以跨出這牢籠了，可以見到太陽，見到天了。
我蹲監獄七、八年，精神沒有萎靡，沒得精神病，這是值得欣慰和慶幸的。我走出囚禁七八年的監獄，才知道我兒子已經長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話，出獄後本來可以允許我在北京住一個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東，所以我提出要取當年存放在《紅旗》雜誌宿舍裏的衣物和書籍時，專案組的人告訴我：“東西都讓你的兒子取走了，他已經是中學生了。”我聽說兒子已是中學生，心裏有一種特別的滋味。我對兒子的印象還停留在七、八年前……
江青誣我是“坐探”，她有什麽根據？說實在話，我不清楚。除了我和關鋒是師生關係，以及我曾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其他別的，連猜都猜不到。直到文革結束很久很久，到了２０００年前我才找到一個原始根據。
江青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接見中央直屬係統文化部、學部（即哲學社會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隊代表時講話，在講到我時，她說：
六七年我差一點叫他們整死，因為我那兒派了一個坐探，我從來不管鑰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發現了，我報告了主席，後來叫汪東興同誌，給派了個機要秘書，來了就被他們支走了（“他們”是指我和戚本禹，所謂“被支走”是指楊銀祿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批準回家奔喪，而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筆者）。後來我發現丟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沒有鑰匙，他們把東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開的，裏麵什麽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襲擊，帶現在的秘書、警衛、坐探閻長貴回家，找他要鑰匙，他說這就是對我不利囉。我說：“為什麽非要對你有利？”……
這就是江青誣我為“坐探”的一些話，完全是編故事編出來的，栽贓陷害，血口噴人！
現在人們看到江青這些話會覺得可笑，而江青當時是在大庭廣眾場合連眼都不眨一下說的，我也因此——確確實實因此，沒有什麽別的原因——被關了七八年，你說荒誕不荒誕？而這就是文革時期的政治和法律！
１９６７年夏天，我在聊城三中讀書時的班主任牛其光老師，來京看我們班的同學，致我一信，告我他住的旅店，希望我見見他，我時任江青的秘書，實在抽不出時間，我托在京的郵電學院畢業的同班同學魏茂梃代我去看牛老師，他回來後告訴我和牛老師相見的情況，他特別提到牛老師在談到我時說：“……我很為長貴擔心，‘伴君如伴虎啊！’”，對牛老師這句掏心窩子的話，我因為年輕沒怎麽在意，然而恰恰被牛老師言中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江青就誣我為“坐探”，投入監獄關押起來。——古今皆如是，這也算一條曆史警示吧！
十九、所謂江青車隊軋死人的問題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４日胡喬木在《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中談江青的“殘忍“時，說：”我可以告訴你這樣一件事。江青陪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莊參觀。她認為小靳莊是她的一個代表作。他們的汽車在路上撞死了一個人。馬科斯夫人要求趕快停車，但江青拒絕停車。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她也是多麽殘忍！“（《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１８頁）
江青確實非常殘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殘和迫害了數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殘和迫害致殘、致死；但胡喬木把這件事情作為江青殘忍的例子和證明卻不符合實際。
１９７４年８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來中國訪問時，江青確實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莊。關於“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當時的汽車司機李子元和護士趙柳恩作了調查和詢問，他們說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李子元說，江青陪馬科斯夫人去小靳莊，有一個很大的車隊，北京去了很多車，天津也有很多車。關於“撞死人”的事情，我開的江青的車及其前導車和後衛車絕對沒有這個事。至於是否其他車，如地方的車，撞沒撞人，我沒有什麽印象了。趙柳恩說，江青陪馬科斯夫人去小靳莊，我去了，在車上就坐在江青旁邊，肯定不是江青的車及其前麵和後麵的車撞死了人，如有這事我印象一定會很深刻。模模糊糊記得（到小靳莊後聽人說）前麵有車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車也沒讓停就過去了。
她又說，這件事情中央警衛局二處去的人一定清楚，因為他們是專門做警衛和保衛工作的。熱心和負責的趙柳恩接著又幫我詢問了中央警衛局二處的有關同誌，繼而告我：中央警衛局二處的同誌說，是走在前麵的天津的車撞死了一個人，善後工作也是天津的同誌做的。情況就是這樣。至於說為這件事，“馬科斯夫人要求趕快停車，但江青拒絕停車“，李子元和趙柳恩都說，這是沒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因為江青和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輛車。恐怕江青，更別說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這件事。
李子元和趙柳恩都說，江青雖然是壞人，但對她也要實事求是。我也覺得應該如此。不知道胡喬木同誌根據什麽材料告訴外國記者“這樣一件事”。既然事實不是這樣，盡管出自胡喬木之口，也不要再繼續以訛傳訛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