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筆者不是學經濟專業出身的，我學醫學科學以及科技史，但有幸數次坐在林毅夫教 授 (Prof.Dr.Justin Yi-Fu Lin)經濟學講座和茶座的聽眾席上。今天鬥膽來點評下林教授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主旨，下麵附上他自己詮釋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發韌之作中英文版。
先 介紹林毅夫教授這個人－－他的經曆，兩岸三地同胞盡人皆知，這裏不多說了，我們說說人。他有一米九左右身高，高大且魁梧，膚色黝黑，雖然年過半百，但頭發 濃密，腰杆筆直，不失軍人本色。他演講的聲音仿佛自丹田而出，娓娓道來，即使不用話筒也能令大教室的最後一排聽得十分清晰，富有感染力。
作為炸藥獎得主，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大牛之一舒爾茨的關門弟子，林毅夫教授時常被媒體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傳人。實際上這是個謬誤。
林 毅夫，作為一個中國寒門農家子弟，自學成回國後一直致力於建立發展經濟學的中國學派。這門學問，概括起來就是說，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參與者和觀察者，探索 一個勞動力密集的，農業人口依然占極大比例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何利用比較優勢 (在當時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主要是勞動力，缺乏的是資本和技術，包括硬技術以及金融等學科的策略技術實力的等等) 保持穩健而高速的發展。
這門學問的入手和毛澤東當年的人民戰爭策略一樣，都是從農村入手，農村包圍城市，林從新農村建設入手探討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跨越式發展。
當然，芝加哥經濟學派格外強調政府職能對市場的維護和催化的這個原則切合中國大政府的體製以及當時中國經濟體係實際狀況，林當然積極引入。
這裏插一句，總見網友為小政府大民主自由體係還是大政府體製爭論不休，我先說最近我的德國老板問我的一個問題。
他 問，你們國家有麵臨宗教和民族衝突造成社會安全的危機嗎，德國現在有啊！其實我們德國本身做得很好，可是我們受很多利害關係牽扯，還是逃不過為蘇聯解體以 來的中亞巴爾幹民族獨立乃至美國驅趕打壓那些穆斯林國家衍生出的社會安全問題買單，誰讓都６０年了，美國軍隊依然駐紮在德國領土上呢。
我回答說，有的，當然有，在中國的青藏高原以及帕米爾高原危機一樣存在。
老板說，啊，你們不用擔心，你們的軍事完全擁有主權，且你們有一個強勢的大政府，什麽都好辦。
我再引用科技版wagen老師原先和我們探討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交叉領域裏給出的背書理論，很有意思的，大意如下:
"一個“獨裁”係統是一個低熵值係統（相較於“民主”係統而言）。例如，當年的波蘭共產體製解體後，政府實現了民主化，國會中出現了130多個政黨。結果隻是為了確定在華沙市大街兩旁究竟應該種什麽品種的樹的議題，爭吵了幾個月都無法定案。
對於一個“獨裁”的決定層而言，出現這種情形是根本不可思議的。因此，獨裁是一種將管理層的信息負熵可以迅疾並強製地傳達並有效驅動係統中每一個子的一種管理方式。
其實西方的民主體製的基本構成單元——資本實體（公司或私營個體）卻恰恰都是“獨裁”性質的，毫無民主可言。
而共產體製在基本構成的層麵上看，才真正是非獨裁性的、全民的。
因此，作為一個總的係統來看，民主體製國家的子係統的熵值低；而共產製度國家的總體係，由於計劃經濟導致了總體係的各種掣肘層次，結果是總體係的熵值反而高。
也 正因為此，在遇到係統麵臨現重大變故，例如國家麵臨重大災難時，由於被驚動的是整個總係統而不隻是那些子係統，因此一個獨裁的領導體製將能夠十分迅速的做 出有效反應，處置問題。此時那些民主體製的係統反應就必然會因負熵流消耗在各個子係統的利益分配之間而呈現總體的低效率。 "
中肯地說，林這門學問不是沒有走過彎路－－筆者青少年時代一腔熱血，就質疑過林參與的１９９０年代國企改革，特別是讓那些高科技軍工企業，重裝備和重大生產資料生產行業讓位於當時盛行的，以珠江三角區為代表的成衣，電子等勞動密集，貼牌加工企業的做法。
我 感覺那個時候，包括林在內的大陸經濟學者，頗有些受出身中國大陸，宏觀思想和微觀數學建模能力雙優，諳熟東方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和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兩 大體係，且如林一樣在政治和人生經曆上頗具傳奇性的，一樣令人尊敬的，已故澳大利亞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那著名的所謂"對後來者的詛咒"理論影響。
盡管林也曾與這位同道，莫逆之交論戰或受其思想啟發，但最終林決定，發誓要找出一條路讓所謂對後來者的詛咒在中國變成後來者居上，讓世界對中華民族的經濟能力刮目相看。這個工作，直到他在日理萬機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副行長位置上，他從未停止過。
林毅夫的國學尤其曆史學學養也是深厚的，他善於在中國的經濟史中尋求中國當代經濟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參考策略。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也。
他基本上通讀過２４史裏麵所有貨殖列傳，貨幣誌，食貨誌等篇目，講課時候時常信手拈來。更不用說酈道元的水經，徐霞客遊記以及宋應星天工開物等對於研究中國農業發展經濟尤其重要的曆史經典。
他的經濟學思想，腳踏中國堅實大地，日臻成熟,深受國學及先賢影響－－－他把國家發展經濟學看作一個仿佛大禹治水的學問，基本原則就是疏導，因勢利導，充分發揮地域人力等比較優勢。
他對早先的比較優勢策略作了修改，形成了如今我們所見的結構經濟學體係－－
第一，中國是勞動力密集國家，但中國由於計劃生育等策略影響，５０年內也必然麵臨銀發社會，人口老齡化，所以中國應該不再拚那些以勞動力的數量取勝的行業，而致力於勞動力質的優化，即教育，尤其應重視職業技能教育，注意製造業技工出現的斷層。
第二，中國必須重視裝備製造等高科技行業的硬技術硬實力，以及金融自主能力的保護與創新，兩條腿走路，立足於關起門來自主創新，但也不排斥利用自己的資本優勢投資買斷。
這 一條也是和當今中國的崛起及國際形勢切合的。如果２０年前，您絕不會想到，如今歐盟兩老大法國德國會撇開老美，獨自探討如何讓高科技軍事產品解除對華禁 運，以獲得中國支持，度過歐洲經濟危機。如今德國已經提出，高技術換貨幣的對華呼聲，２０１０年中德簽訂中國與西方有史以來第一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雙 方更是把國家關係上升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第三，中國要一邊重視銅，天然氣，石油等重大資源的海外拓殖，同時也要重視輸出對當地自身發展有長遠利益的基礎建設行業，包括通訊，鐵路，公路，航運，建築等，一句話，在世界範圍內彰顯比較優勢，同時能建立並鞏固與在駐國的長久關係。
我從幾個方麵來解讀一下這第三條。
之 一，軍事版的朋友不是一直摩拳擦掌，仰天長問，我兔何時寶劍出鞘，劍指大洋啊 這不就來了嗎，林不愧是軍人出身！－－這個經濟宣稱實際上是一個巧妙的和平崛起下的軍事宣言，為實現這個目標，順理成章地，應該是我兔先突破第一第二導 鏈，迅速形成泛太平洋－印度洋軍事體係，為我兔橫跨亞非拉歐的新經濟圈保駕護航。
之二，經濟版的朋友不是一直發愁，我兔那些過熱的地產 業，蕭條的航運業等在失去國家優惠資金鏈條支持政策後如何度日。這第三條就是告訴大家，我之砒霜，彼之良藥也。我們過剩的基建力量和資本包括人力資本，世 界上有的是稀罕它的地方，而這些地方還恰巧是我兔必爭之資源利益所在地。任大嘴也好，潘石頭也好，王石頭也好，哪個建築巨頭勇於為國在海外開疆拓土，國家 肯定會支持他。
從曆史上看，我們可以比照馬歇爾計劃－－當年，美國在兩次大戰中很是發了戰爭財。可貴的是，戰爭和經濟危機年代走出的領導 人懂得富而不驕的道理。由馬歇爾元帥提出，艾森豪威爾總統推動的低息貸款歐洲複興的馬歇爾計劃，遠不隻是輸出當年在美國國內市場已經趨於飽和的一些行業， 實際上是把美歐各種進行資和資源高強度整合的一次成功戰略洗牌，又把各國成功地綁在美國戰車上幾十年，且美國以此策略繼續發財和繁榮直到１９７０年代開始 危機初現。
我們再想得遠些，１９世紀末，德皇威廉把他優秀的鐵路工程師們派往亞洲腹地，比如說波斯，中亞等難道沒有戰略上考慮嗎
之 三，通過這種策略可以反向激活一些老化產業。譬如說，挪威，加拿大，德國都是老牌工業國家了，但其傳統木材加業一直是重要的支柱產業，且受貿易壁壘保護。 通過與鄰近的歐亞大陸橋上的這些老牌工業國家進行資本合作，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換取其技術，也必然使得我國東北的林業等傳統行業振興。
這樣向歐洲和中亞腹地進軍的新經濟嚐試，華為做得最好，中海集團也不錯，最近在波蘭高速公路上敗陣的海外建設是反麵教材。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麽，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麽。"這是林毅夫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對民企和國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老問題。
最後，筆者說點趣聞－－
在德國，筆者遇見不少台灣同胞，也在攀談中問起他們對林的看法
收集如下:
１大人物的事情，不好評說;
２ 愛拚才會贏啊，會不會是本省籍的劉銘傳啊(注，劉是第一代台灣巡撫);
３ 南人北相，牛!
４ 現在還不讓他回家是有法理問題，回來要坐牢的，跟阿扁會住一起啊;
５ 難以想象，那時候冒死遊過的大小金門如今都差不多都通了.
林教授自己說他是標準的原鄉人，他的遠祖可追尋到河南林州，就是女航天員劉洋的故鄉，是比幹的後裔。
二零一二年 六月廿一日完稿
搭上開往複興的高鐵 原作者： 林毅夫 (英漢對照)
勒緊褲腰帶救不了全球經濟。大興土木還有希望?
譯者： winter 2011年10月07日 21:25 原作者： 林毅夫
卡森·宰恩（QASSEM ZEIN）/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賈斯汀·林毅夫是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
現 在大家越來越擔心增長前景，這不僅是2008年金融風暴的惡劣影響所致。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新增崗位仍然少得可憐。部分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仍在低於危機前 的水平徘徊。美歐經濟中期前景黯淡。這非但為發達經濟體克服國內財政和就業問題出了難題，更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前景，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東和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結果呢？數百萬人民不聊生，為社會動蕩孕育了肥沃的土壤。盡管大西洋兩岸國家政府都在竭力削減預算，但實際上當 前全世界最應該做的就是促增長。
經濟不增長，發達 國家要增加就業並大量減輕債務負擔是會極為艱難困苦。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何才能推動經濟增長呢？解決的辦法可以是通過設立全球基建投資計劃，這項 計劃內容主要有兩點。首先，發達經濟體需要花數十億美元用於興建基礎設施項目，無論是升級改造現有設施也好，新開工建設工程消除阻礙經濟發展瓶頸也罷。可 是就算如此也不足以拉動增長和創造充足的就業機會。因此，決策者、企業家以及投資者還應促進並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在這些地方有著數不盡的投資 機會。但是基建投資也不能算作是單方麵受益的慈善工程：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入擴大了對資本商品的需求，比如說多由歐美生產的渦輪機組和挖掘機。
提高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是G-20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此舉在促進高收入國家出口、創造就業機會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將減輕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推動經濟增長。這是一種雙贏的解決辦法。
但 是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發達經濟體要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的力度，以便創造工作崗位和推動經濟增長。當前經濟形勢如此蕭條，豐厚的私人投資機會有如大海撈針。工 廠一直開工不足，住宅和寫字樓空置。基礎設施投入正好可以彌補這個缺口，給受到危機重創的建築業帶來大量工作崗位，並刺激對工業製成品的需求。升級現有基 礎設施並興建新的傳輸結點，如果我們選得好的話，可能提高未來的生產率，競爭力和增長率，從而增強將來各國收回投資的能力。由於遭到金融危機的重創，美國 十年期國債交易價格已經跌到了曆史最低點。因此我對我的同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觀點再讚同不過了。他最近寫道:“至少對於像美國這樣能用極低利率獲得貸款的國家，答案很簡單：用這筆錢進行高回報的投資。”
但 是會有人擔心債務負擔越積越多，正像現在西方國家政府正不斷的想辦法削減預算來償還以前拖欠的巨額債務那樣。當前來看，經濟不增長才是債務負擔最嚴重的威 脅，削減用於推動經濟增長的開支完全是削足適履。再說，有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事實上是可以自行收回本息的，比如說收費大橋或者收費高速公路。而且通過日常維 護保持道路等基礎設施完好的成本比進行一次大修要便宜許多。
國 庫囊中羞澀，甚至虧空，這就需要有創新機製來吸引私營部門來投資基礎設施項目，比如公私合營（PPP）。在當前低增長、高風險的環境下，精心設計的基礎設 施投資計劃能夠為私營部門帶來安全和豐厚的回報。大西洋兩岸的政府官員已經起草了方案，鼓勵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實行公私合營。例如，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 馬政府推動成立全國基礎設施再投資銀行，借此發行基建債券、為達標的基建項目發放補助，並為聯邦及地方政府提供債務擔保。歐洲正商議落實新的《歐洲 2020項目債券計劃（Europe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該計劃將為私營部門向非傳統投資者（如養老基金）融資提供公共擔保。
但 是創新國內投資渠道不一定能夠幫助高收入國家擺脫危機。全球基建計劃還應該把目光投向發展中國家，在那裏開展基建投資完全可以改變當地的麵貌。美國經驗就 是最好的借鑒：1919年，年輕的陸軍中校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在汽車運輸部隊（Motor Transport Corps）的護衛下從華盛頓特區開車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全程３２５０英裏，耗時５６天，每天前進十小時，平均每天才走５８英裏。 回到駐地，他報告稱運輸車隊破壞了橋梁，下雨時卡車動彈不得，有些道路完全不能滿足便捷通行的要求。後來，當選總統的艾森豪威爾提出1956年聯邦援建高 速公路法案時，高瞻遠矚地預見到該法案“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法案在製造業與建築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它所開辟的偏遠地區——無可計數。”如今，類似的改造 經濟現狀的機會在發展中國家仍有很多。
發展中國家 基礎設施之落後令人發指。大約有14億人生活用不上電，8.8億人飲用不衛生的水，26億人缺乏最基本的衛生條件。在全世界範圍內，大約有10億農村居民 從家裏出發步行2公裏以內（相當於走25到30分鍾）找不到能適應各種天氣情況的公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耗電量（包括南非）每年僅124千瓦時， 勉強夠每人每天點亮一盞電燈6小時。缺乏基礎設施不僅對芸芸眾生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還令企業更加沒有競爭力。斷電跳閘和停水成了家常便飯，令生產難以為 繼。比如說，坦桑尼亞的企業每年斷電63天。世界銀行近年來在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調研中發現，由於受停電的影響，這些企業的總銷售額損失約3%到 10%。還有很多企業因為缺乏基礎設施而根本無法開工。例如，發展中國家缺乏基礎設施常常是吸引外國投資的一大阻礙，尤其是在地方上。無怪乎20國集團會 議希望“切實、顯著改善人民生活，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興建基礎設施。”
投 資基建項目強有力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結果，從2001年到2005年，僅開發基建一項對發展中國家的年均增長貢獻率相比1991年 至1995年提高1.6個百分點。其中成效最顯著的要數南非，平均每年拉動2.7個百分點。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國家對基礎設施投入的比例達到印度 尼西亞的水平，西非低收入國家的年均增長率會提高1.7個百分點。如果非洲經濟體的基建水平達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一半，中部非洲低收入國家年均增長率將 提高2.2個百分點，東部和西部非洲國家則會提高1.6個百分點。以此類推，如果每個拉美國家能達到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基建水平（例如土耳其和保加利 亞），將拉動整個拉丁美洲的年均增長率2個百分點，安第斯國家甚至更高，達到3.1個百分點。
最 近一篇世界銀行文章也回顧了大規模基礎設施投入對中國的影響。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投入了約6000億美元升級改造其道路交通體係，重點是建設 總長達41,000公裏的全國高速公路網（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建設目標是將全國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連接起來（全世界範圍內僅有美國的洲際高速公路總長超過該路網）。最近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高速 公路網使得中國2007年累積實際收入水平提高了大約6%。
我 再強調一下，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並不是做慈善，盡管對這些國家來說是件大善事。在發達國家，它同時還創造就業、促進增長。搭建電網、汙水處理廠 和道路的多數資本商品由美國和歐洲生產。因此，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基建將提高對發達國家工業製成品的需求。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每獲得投資一美元， 就會增加50美分的資本商品進口。發展中國家中大約70%的可交易資本商品來自高收入國家。這麽算來，發展中國家每得到一美元基建投資，就會令高收入國家 的出口增加35美分。
據世界銀行估算，從2010 年到2020年，為了滿足發展中國家最初級的基礎設施需求， 必須每年向這些國家投資1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所有發展中國家GDP的7%）。經濟曾經高速增長的國家——例如中國、日本和韓國——數十年來每年堅持拿出 相當於全國GDP的9%以上投資基建項目。假設發展中國家的基建融資水平保持在長期以來的水平，從中期來看，這些國家每年還有5000億美元的基建融資缺 口無法填補。
全球基建投資計劃就是要填補這個空 缺。一旦填補這個缺口，僅投資基建一項，在全世界範圍內隨之而來的進口資本商品需求每年將增加2500億美元，其中超過1750億美元將來自高收入國家。 所有高收入國家在2010年的全部資本商品出口將近2.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實施了全球基建投資計劃，可以使高收入國家的資本商品出口提高7%以上，在 發達經濟體內的製造業部門創造急需的就業崗位，從而減少失業率，擴大消費。入不敷出少了，投資水平就會回升。此外，全球氣候變化威脅也提高了基礎設施抗自 然災害、更環保並且能夠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樣又為發達經濟體投入研發相應解決方案提供了新的良機。經濟隨之恢複增長、財政收入增加，最終削減減輕沉重的 公共債務負擔。
而且，擴大發展中國家基建投資的好 處還不止這些。隨著發展中國家逐漸走向繁榮，它們對於全世界的進口需求也會上升。由於生產網絡越來越先進，基礎設施之間迅捷可靠的聯通就愈發顯得重要。提 高地方聯通水平不僅有助於提高地方內部的貿易水平，還能打開此前尚未開發的市場。刺激發達經濟體出口還減少了對外舉債的必要，從而釋放更多全球儲蓄以促進 向發展中國家投資、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這又反過來擴大投資機會，打開新的市場。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形成全球儲蓄盈餘支持發展中國家投資和增長的局 麵。
可是如何在不額外增加那些資金上捉襟見肘的國 家的負擔情況下，填補基建項目的融資缺口呢？沒有單一的解決辦法。這就要求有潛力的行業支出的效率更高，回收成本速度加快。同時還需要雙管齊下，同時打開 傳統和新興的融資來源：通過公私合營吸引私人投資主體，尤其是放開地方資本市場以容納國內投資客進場。此外，充分調動來自中國、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 金融家參與融資至關重要。
基建投資說到底不是由納 稅人買單，就是由受益方買單。不過還有其他各種融資渠道：政府撥款、多邊機構的貸款或贈款、雙邊債權人以及民間借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內公共融資平台 一直是基建項目融資的主要來源。2009年，由捐助國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中，專門用於基礎設施項目的部分約達900億美元，這是援助機構作出了巨大努力用 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對抗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但是將來這種援助極有可能削減並恢複到危機發生前的水平。
但 傳統援助國不再是唯一的途徑。近年來，巴西、中國、印度以及許多阿拉伯國家等非傳統援助國紛紛湧現為非洲基建項目的主要融資實體。據統計，這些國家向非洲 國家提供的基建資金從20世紀初的年均10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將近100億美元。2010年，中國僅在非洲基建項目骨幹工程的投入金額一項就達到了 創紀錄的約90億美元。
私人資本也能在填補許多發 展中國家投資缺口方麵大有作為。下麵就是做法：政府與私人投資實體通過簽訂長期協議實行公私合營。投資實體至少參與投資的一部分，並在項目建成後收取用戶 的相關服務費用作為回報，甚至可以獲得政府的補助。民間資本在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投資中越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已經達到1600億美元， 但是僅限於少數幾個重量級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土耳其。對民間資本開放的領域僅限於區區數個，尤其是電信業。
大 幅度擴大民間資本參與投資範圍需要解決一係列問題。首先，執行項目計劃的公司及其個體股東通常會冒巨大的風險，比如預期收益縮減、匯率風險以及政治風險。 基建項目需要墊付高額的資金，而且往往要幾十年之後才能收回投資，預備開工階段和工期通常長達數年，在這期間公司分文未得。其次，找到稱心如意的基建項目 並推向民間資本市場需要有非常專業的知識水平，還要準備高額定金。這些條件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不具備的。
降 低民間資本參與基建投資的風險是全球基建投資計劃成功重要一環。解決方法之一就是將民間融資與公共融資相結合，或者通過捐助。發達經濟體提出的計劃，如美 國的全國基礎設施再投資銀行以及《歐洲2020項目債券計劃》就是這方麵的極佳範例。二者都為民間資本融資提供公共擔保。不過盡管政府擔保能抵禦項目所遇 到的風險，但是它不可能緩解投資者對政府自身所帶來風險的擔憂。世界銀行集團因此提供了政治風險擔保，針對的就是諸如匯率無法兌換、擠占挪用項目資金、戰 爭、恐怖活動、內亂以及違約等情況。世行提供此類擔保逐漸增多，以加速民間資本融資。但是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至 於專業人才的問題，應大力推廣建設創新知識樞紐，為發展中國家政府輸送合格的金融和技術人才和相關領域專家。2010年11月，世界銀行與新加坡政府合作 創辦了基建英才融資中心（Infrastructure Finance Center of Excellence），為公共部門培養善於處理公私合營事務的管理人才。與此同時，世行與伊斯蘭開發銀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合作成立的阿拉伯基建融資平台（Arab Financing Facility for Infrastructure）旨在為阿拉伯國家興建基礎設施籌措10億美元資金。
從 其他投資主體，如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縮寫為SWF，即投資國有資產利潤）等的集資前景看好。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截止2008年底，全世界主權財富基金共持有3.2萬億美元 資產，而且未來幾年這些資產還將迅速升值。有的主權財富基金已然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中非發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投資中國企業與非洲合作的股權基金。據稱，該基金已經向非洲27個項目投資了將近5.4億美元，預計2010年的總投資為36億美元。卡塔爾 投資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計劃向南非的基建項目投資4億美元。
目 前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基金還隻是滄海一粟。自2007年以來，在全球範圍內已經有166家基建基金意向投資1100億美元，但是僅有15%的資金投向發展中 國家。要克服這些不足，世行集團中涉及民間資本的部門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啟動一基建基金，規模10億美元，準備從主權基金和養老金等機構投資者中籌措。
投 資基建項目對促進增長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也許當前更為緊迫。這種辦法可能是讓發達經濟體走出經濟蕭條最快的辦法。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是改變他們國家經 濟麵貌的有力工具，如此一來，他們的企業就不會因為電力短缺而影響經營，自由溝通、擴大市場份額並最終向著技術階梯的高端攀升。需求是明確的，資金是充裕 的。把資金投入到用來促進高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業崗位和經濟繁榮的道路、港口、鐵路和電廠等正當時。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