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吉爾和我有幸在布朗斯通研究所的一次靜修會上與《未縮水：精神科抵抗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勞拉·德拉諾共度了一段時光。這本書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回憶錄，講述了她作為一名精神健康行業長期患者的曆程，也正是這段經曆促使勞拉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書中探討精神健康-產業複合體。
勞拉的經曆觸動了吉爾的心弦。你看，吉爾成長在一個飽受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精神衛生機構長期摧殘的家庭。這是因為她的姐姐早在吉爾出生前就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
吉爾的父母年紀大得多，吉爾是“意外”出生的，出生於1960年。所以她的兩個姐姐分別比她大17歲和18歲。兩姐妹都出生於二戰期間的英國。戰後，吉爾一家於20世紀50年代末移民到美國。
吉爾的大姐克裏斯汀在十三歲左右被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症（如果換成現在的她，很可能會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並服用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製劑（SSRI）類藥物）。在20世紀50年代，“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是對那些出櫃的同性戀者的標準標簽。
當時，“精神分裂症致病母親”理論認為，兒童的精神分裂症是由母親過度保護和排斥行為造成的。精神病學家弗裏達·弗洛姆-賴希曼是這一理論的傑出支持者，她認為這些母親專橫跋扈，對孩子的需求漠不關心，最終導致他們精神失常。
這一理論延伸到了更廣泛的育兒實踐中。格雷戈裏·貝特森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了“雙重約束”理論，認為父母之間相互矛盾的信息傳遞可能導致精神分裂症。該理論將精神分裂症的發生主要歸咎於父母的教養方式，尤其是母親的行為。這種係統性的精神健康醫療事故給家庭造成的損害已經持續了好幾代人。
長話短說，克裏斯汀年輕時結過一次婚，生了一個比吉爾小幾歲的女兒。吉爾的父母最終成為了法定監護人，因為州政府要求克裏斯汀在女兒四歲左右時將她的孩子交給吉爾的父母撫養。因此，在吉爾的家中，她的父母既要為姐姐的“疾病”負責，又要承擔州政府強加給他們撫養孫輩的責任。家庭關係緊張！克裏斯汀既指責父母導致自己精神失常，又指責他們奪走了她的女兒。這種州政府強製安排，導致家庭幾代人都無法正常運轉。
吉爾的母親始終無法釋懷內疚，也從未停止自責。這位舉止文雅、和藹可親的女人始終無法原諒自己，也無法停止思考自己的養育方式對女兒精神疾病的嚴重影響。
早在吉爾出生前，克裏斯汀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女時，就被送進了加州州立精神病院卡馬裏奧，並因各種“治療”而飽受折磨。其中一種治療就是讓她睡在冷凍的床單上，以此來電擊她擺脫精神疾病。
十幾歲時，醫生給她開了香煙來鎮靜神經，還給她注射鋰鹽，以及不知什麽其他藥物，她整個青春期都在藥物的熏陶下度過。這導致她在加州洛杉磯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
大約三十五歲時，她完全無法融入社會，隻能靠永久的社會保障生活。我想，在那之前，她從未工作過，因為她服用的精神藥物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坦白說，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簡直可怕。他們給她服用的藥物導致了遲發性運動障礙（TD），這是一種運動障礙，其特征是手臂、手、臉和嘴唇不自主地重複運動。當她開始意識到醫療機構對她造成的傷害時，她也產生了強烈的憤怒。
她的女兒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因為她深愛著母親，隻想和母親一起生活。我想她不會介意我寫下這段痛苦一直伴隨她到成年。
勞拉的書之所以能引起吉爾如此深刻的共鳴，是因為勞拉放棄精神衛生機構的個人經曆與克裏斯汀的類似決定有相似之處。
大約35歲時，克裏斯汀意識到自己並非瘋了，而是她服用的處方藥正在毀掉她的生活。她去了父母家，徹底停掉了所有精神類藥物（注意：不建議“徹底停藥”；強烈建議采用逐步戒斷方案）。戒斷症狀非常嚴重。負責她病例的精神科醫生隨後“解雇”了她——因為她不負責任地決定停藥。
此後的幾個月裏，克裏斯汀逐漸恢複了正常生活。比她十三歲被送進精神病院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正常得多。
不久之後，克裏斯汀找到了她的靈魂伴侶，一位前修女。她重拾生活，成為一名職業藝術家，創作出優美而令人難忘的作品。她人生的最後十年，與之前飽受折磨和痛苦的二十五年相比，是幸福的。
盡管克裏斯汀多年前就戒煙了，當她停止服用處方藥時，她還是在 1993 年因肺癌去世，享年 52 歲。沒錯，就是因為很久以前“醫生”給她開的那些香煙。
吉爾應對姐姐“精神分裂症”的經曆，促使我們很早就開始研究心理健康行業。因此，我和吉爾作為夫妻，很早就對醫學化的心理健康“行業”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直到今天，吉爾仍然很難去看醫生。
因此，當吉爾遇見勞拉並聽到她的故事時，兩人立刻產生了共鳴。
勞拉十幾歲時就被診斷為“躁鬱症”，多年來一直遭受著我認為是精神健康產業的虐待。她被灌輸越來越大的劑量和各種藥物，這讓她越來越無法麵對現實世界。《未縮小》的前半部分講述了勞拉多年來因接受各種治療方案而身心俱疲的故事。
但我發現這本書的後半部分特別鼓舞人心。
和吉爾的姐姐一樣，勞拉也經曆了一次改變人生的頓悟。她意識到，正是那些被醫療化的精神“健康”機構讓她“病倒”了。勞拉也戒掉了所有藥物，開始了自我療愈之旅。她花了數年時間才完全恢複正常。
她寫下了意識到自己遭遇的一切時的憤怒，以及她生命中失去的歲月。她也寫下了重拾自我的喜悅，學會了如何應對，並意識到沒有痛苦的生活幾乎等於沒有生活。我們都會經曆痛苦和憤怒，而學習如何處理痛苦和憤怒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應被麻木。
隨後，勞拉開始了她的研究之旅，最終促使她創立了“內在指南針倡議”，這是一個國際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幫助人們在戒毒之旅和精神病後生活中尋求指導和支持”。
勞拉·德拉諾的序言如下：
我的青春歲月被精神病診斷的語言所塑造。它那細致的症狀清單和清晰的分類定義了我的青少年和二十幾歲，也決定了我的未來。我相信我的主要疾病——躁鬱症——是一種無法治愈的腦部疾病，如果不服用藥物、接受心理治療，甚至偶爾住進精神病院，情況隻會惡化。每當我聽到有人因為認為自己可以戰勝疾病而停藥，最終導致悲劇性的毀滅時，這種信念就更加堅定了。我欣然接受精神藥物療法的承諾，欣然接受我服用的藥物療法，希望它們能給我帶來穩定、可靠和功能。希望它們能讓我體驗快樂，或者至少能讓我獲得一些內心的平靜。希望它們有一天，甚至能讓我有機會感受到接近正常的感覺。
我把這一切都視為客觀事實；我有什麽資格質疑？我不是醫生。我讀研究生的目的並非成為腦生物化學專家。我不知道如何解讀科學研究，也不懂如何理解深奧的藥理學信息。畢竟，醫生們宣誓，首先要不傷害他人。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我功能障礙的痛苦，我肯定會聽說的。我的父母經濟條件允許，讓我在全國最好的醫生和精神病院接受一流的治療，所以我們一頭紮了進去，迫切地想要找到答案，渴望讓我得到所需的解脫。我們接受了像躁鬱症這樣的疾病所帶來的嚴峻現實：難以預測的病情起伏，無法承受過多的壓力或責任，在無法控製的發作期間，我會犯下許多衝動的錯誤和破壞性行為，還有自殺的風險。十四年來，我一直堅信我的大腦已經壞了，並圍繞著修複大腦這個唯一目標重新設計了我的整個生活。
如果你當時告訴我，有一天我會決定直麵自己痛苦的情緒、扭曲的思維和尋求解脫的衝動，而不是把它們轉化為需要用處方藥治療的症狀，我會說你瘋了。如果你告訴我，我最終會決定拋棄“我患有嚴重精神疾病”這個觀念——這曾經是我理解自己情緒和行為的唯一框架——我會感到被冒犯，因為我堅信，隻有通過醫療手段才能真正承認我的痛苦。如果你遞給我一本這樣的回憶錄，我會瞥一眼書封，然後立刻把它還回去，因為書中僅僅暗示我十四年來自我毀滅的瘋狂可能根本不需要藥物，或者根本不是腦部疾病的症狀，我就怒不可遏。
最簡單的說法是，我在十三歲到二十七歲之間成為了一名職業精神病患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最貼切的描述是，我決定拋開所有的診斷、藥物和專業人士，回歸自我。這個故事中沒有“反藥物”或“反精神病學”的寓意；需要明確的是，我兩者都不是。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精神藥物有幫助，尤其是在短期使用的情況下。我發現“反對”任何事情都是適得其反的。事實上，在這個我們笨拙地稱之為心理健康係統的迷宮般的生態係統中，我有很多支持的東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身體，我的選擇，以及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做出充分、準確、因而也有意義的選擇。本書講述了一個關於明智決策的故事：在精神病診斷和藥物方麵做出真正的選擇需要什麽，當你沒有必要的信息時會產生什麽後果，以及當你意識到你認為自己所做的選擇根本不是真正的選擇之後會發生什麽。
在我決定放棄精神病診斷和藥物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掙紮求存，麵對未知的威脅，我被原始的情感所淹沒：如果不使用精神疾病的語言，我該如何解釋我痛苦的掙紮？如果不接受正確的治療，我該努力什麽？如果我不能再將我的傷害行為解釋為大腦缺陷的症狀，這對我意味著什麽？在持續的恐慌中，我應對著停用精神藥物後的殘酷後果：沒有藥物我真的能活下去嗎？如果認為我不需要它們是一個糟糕的決定怎麽辦？如果我永遠無法穩定下來怎麽辦？如果我真的患有躁鬱症並且情況變得更糟怎麽辦？如果那些醫生是對的，我無法獨自應對怎麽辦？如果我自殺怎麽辦？我不確定真與假，對與錯，甚至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但在那場風暴的中心——自我瓦解的頂峰——我意識到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著我前進：好奇心。如果我沒有患上那種需要終生服藥的慢性嚴重精神疾病，我的人生將會變成什麽樣？
自從我上次服用精神藥物或照鏡子時看到一長串精神症狀以來，已經過去了十四年——這並不是因為我不再經曆強烈的情感痛苦和偏執、使人衰弱的焦慮和無益的衝動，我仍然會這樣做。現在，如果我查看《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DSM），即精神病學的診斷聖經，我會符合其中幾項診斷的標準。但事情是這樣的：我不再將這本教科書視為關於我自己的合法或相關信息來源，它告訴我的各種診斷也沒有任何用處。雖然由於我的大腦和身體從精神藥物中恢複，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兩耳之間發生的很多事情仍然像以前一樣黑暗和混亂。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更多。）當談到我的內心運作時，主要的區別是我不再害怕在那裏發現的東西。
我曾經患有精神疾病，現在好了，這不是因為我被誤診了。我沒有服用不恰當的藥物或過量用藥。我也沒有奇跡般地從一些美國頂級精神科醫生告訴我會伴隨終生的所謂腦部疾病中康複。事實上，我得到了正確的診斷和治療，並遵循了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治療標準。我不再患有精神疾病的原因是，我決定質疑那些我曾認為是事實的關於我自己的想法，並拋棄那些我所了解到的實際上是虛構的東西。
這本書記錄了我的精神科治療、我對治療的抗拒，以及一路走來我對自身痛苦的體會。我決定超越標簽和分類框框，拒絕美國精神衛生產業在塑造我們理解人性的方式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這本書——這些紙頁，這個故事，我的故事——是一份未曾被壓縮的記錄。
勞拉·德拉諾。《未縮小：一個關於精神病治療抵抗的故事》（第xi-xiv頁）。(功能出版社)。Kindle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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